“……那个什么老师，食堂的那个谁谁，你们说他们这么干有没有点脑子？完全就是二球，就是二球！”刘老师继续启发同学们，颇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意味。

“二球”这个词算是陕西话里面比较粗俗的俚语，老师这个文化人群体里，如果一定要表达同样的意思，通常只会说“二货”或者“二杆子”。顶多也就是几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骂男同学的时候用一下，学生们还真的第一次从刘老师嘴里听到这个词。

“要我说，最最二球的是咱教研组的那个谁，也是教数学的，我就不说他名字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跟着小年轻一起二，简直就是老二球。”

这次轮到项英先笑了，整个年级一共就两个数学老师，除了刘老师不就剩下一个老师了，说不说名字有什么意义，学生们谁不知道啊。刘老师这种骂人的技巧，其实在家属院骂街中很常见，只不过难得在教室里面听到。

可能真的是累了，刘老师连着清了两次嗓子，还是觉得调门有点上不去，干脆拿起板擦在讲桌上敲了敲，算是给自己起了个调。

“这位老二球，他自己去参加上街活动就算了，看到自己的学生参与不制止也算了，他居然……”说到这里，刘老师顿了一下，说评书似的卖了个关子。

“居然给那些小年轻送吃的送喝的！他这是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每说一个重音，刘老师手里的板擦都会在讲桌上重重的拍一下。连拍了两下，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算是回来了。

“这是给改革开放抹黑，给四化建设拆台，而且不是自己拆，是怂恿别人拆，是鼓励别人拆，是教唆别人拆。说句不好听的，他这样的行为，提前十年是要判刑的，弄不好就是个反革命罪！”

每说一句，刘老师手里的板擦就在讲桌上重重地拍一下，腾起一阵白色的粉笔灰。刘老师拍的铿锵有力，完全没注意到第一排的同学无奈的捏住了鼻子。

说完这一段，连续的拍击可能体能消耗很大，刘老师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自己的罐头瓶子，语气也变得真挚而诚恳。“这些我也就是说说，我说了也不算对不对，我也不跟他计较。但是，他不能把我劝说他不要去的话当耳旁风，把我去街上拉他和学生的事情当作不存在。对不对？我话说错了吗？去阻止他们是为了谁？”

刘老师一只手按在胸前，好像是痛心疾首的说不出话来，另一只手拿起罐头瓶子猛喝水。

“你记这个干什么？”项英疑惑的看了看池杉，见他的本子上把刘老师的话基本上原样抄了一遍。

“回去对比一下！”池杉没有抬头，把最后几个字写完，然后才对项英继续解释，“和上学期刘老师说的对比一下。”

项英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上个学期因为某个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提前一个月放假，连期末考试都没有考。放假前，也有这么一堂数学课，刘老师也是一个数字都没有讲，反而讲了一大堆别的乱七八糟。具体是什么，项英当时就没太记住，隔了一个暑假肯定更想不起来了。看起来，池杉当时也做了笔记，就是要把两次内容比较一下。

“当时她说什么了？我就记得有个牛奶什么的。”项英回忆了一下，完全想不起来。因为那个暑假特别长，爸妈怕她乱跑，把她送到了乡下爷爷奶奶家，过了一个爬树摸鱼掏鸟蛋的暑假，开学以后差点原地退回小学重修。

“上次刘老师说，她送了一箱牛奶给二球们，当然那会还不叫二球。”池杉见刘老师不再继续讲，把钢笔插进笔帽。

“对！想起来了！刘老师说她也参加了，就是身体不好不能每天去，看那些学生在太阳下面晒，特别同情特别难受，就送了一箱牛奶给他们。”说到这里，项英突然醒悟了，“不对啊，刘老师说的怎么跟上一次完全相反啊！”

“你小点声，让刘老师听见，你就等着数学不及格吧。”池杉拽了拽项英的袖子。

“刘老师说的二球，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好像是表扬他们勇敢来着。”项英的疑惑越来越深了，她对数学老师的理解应该是，和数学一样的清晰、确定、没有歧义，就像一加一永远等于二。对的就是对的，错的不可能变成对的，就算有一天错的变成对的，也要加上一个说得通的前提。比如负数不能开平方，但是虚数里面，负一的平方根等于i。

池杉学着电影里外国人的样子，两手一摊耸了耸肩，眼睛看向天花板，活脱脱一个汤姆猫。

谁家的儿子上前线，谁家的儿子搞政变。

谁家的儿子倒彩电，谁家的儿子卖彩券。

这些顺口溜不需要任何媒体，其实早就在学生们之间传开了。在暑假前的数学课上，刘老师还是给学生们绘声绘色的学了一遍。等学生们不解其意笑声之后，刘老师认真的解释了怎么批条子倒卖钢材、彩电、冰箱这种当年的紧俏物资，好像倒卖的人是她儿子一样。

项英还记得，那天课后有个同学说，刘老师说的根本就不对，一听就是没见识过倒卖物资，因为他爸公司就干过这个，只是没干成而已。真有刘老师说的那么简单，他爸早就该发财了。

“池杉，你对比完了打算干什么？”项英把池杉的作业本拿过来，上面把刘老师的话分门别类的一条条记得很清楚，比数学课笔记还要清晰。项英实在想不出，这个东西除了图一个乐子，还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留着写作文啊，多好的素材，以后肯定会遇上《一堂难忘的课》之类的作文题目。”池杉拿回作业本，抓了抓自己的脑袋，“好像还差点什么。”

“差点什么？”项英想不出来，这个内容写成作文有什么意思，比那些写拔草、大扫除、解难题似乎是更有意思，但也就停留在“更有意思”层面。

池杉打了个响指，距离下课也就是一两分钟了，这时候刘老师已经彻底不管课堂纪律了，坐在讲桌后面等下课。教室里面已经吵成了一锅粥，每个人都在收拾书包，准备第一批冲出校门回家吃饭。

池杉没去理会周围收拾书包的同学，重新打开文具盒拿出钢笔，换了另一只纯蓝钢笔水的，在作业本上写下：

“测不准原理：你永远无法同时准确预测一个人是善良还是邪恶，因为他们的本性在被观测时会发生改变。”

“牛顿第三定律：每当你觉得你做了件好事，总会有人觉得那是一件坏事，有时候这个人甚至是你自己。”

“莫比乌斯带：一个人的观点可能是连续而不可分割的，你从一端开始，最终可能会回到起点，却发现自己的立场已经颠倒了。”

“还真是数学和物理啊！”项英拿着作业本感慨了一下，这几句话，她看得有些半懂不懂，有点道理但又似乎比较牵强，“可是，你真的要把这些内容写进作文里吗？语文老师会告诉刘老师的。”

这时候下课铃声响了，刘老师应声站了起来，项英和池杉也站了起来，池杉手里还抓着他的书包。同学们一起喊了“老师再见”，这堂最难忘的课就算是正式结束了。池杉开始把桌面上的东西往书包里塞，项英拿起书包但没有走，她想等着池杉一起走，顺便听听他的回答。

“我没那么傻，等到高中再说吧。”池杉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然后站起身和项英一起向教室门口走去。就在这么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整间教室已经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其实我大概能猜到，刘老师今天说这些话的目的。”走廊上还没有一个人，其他班级教室里陆陆续续传来板凳课桌摩擦地面的声音，然后是整齐的“老师再见”。

“什么目的？”项英第一次这么想。

“教育局在搞审查，要求调查老师们过去几个月的表现，每个人都得写报告。”池杉和项英快步走下台阶，他们的教室在四楼，等会人群从教室里面涌出来，就快不起来了。

“这有什么关系？”项英还是不懂，她的成绩比池杉要好一点点，但是这会她觉得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追不上池杉的思路。写过去几个月表现这事，其实她是知道的，父母单位每个人也都在写。实际上，全国但凡是有个单位的人，都在写。

池杉对项英的困惑感到无奈，只好停下来解释：“你想啊！刘老师这么一说，回头写报告的时候，她就可以写了。我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课堂上同歪风邪气进行了斗争，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向学生宣传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批评了身边同事朋友的错误言行。如果上级让她拿出证据，那不是有好几个班的人都听过她说的，我们都可以作证啊。”

“那这有什么用呢？”项英觉得池杉才是莫比乌斯带，刚才说的他在含沙射影说刘老师两面派，这会怎么就给刘老师当上证人了，果然是回到起点但观点颠倒了。

池杉深深的叹了口气，对项英的愚钝表示无能为力。大批的学生从他们身后冲出来，裹着两人向校门口走去。

项英一边走，一边回忆今天的这堂奇怪的课。如果没有池杉的笔记以及那些话，她根本不会把今天的课堂内容，和暑假前的刘老师联系起来。但一旦被池杉推了这么一把，她也觉得这堂课非常难忘了。

“我走了啊！”池杉先找到了他的自行车，向着项英挥了挥手，跳上车向着安远门的方向去了。

项英朝池杉挥了挥手，反正过两个小时还会见，没必要进行什么复杂的告别。

联想到池杉写的三个数学和物理定律，项英觉得，应该是那条测不准原理最为贴切。不可能同时精确确定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因为测量会干扰粒子的表现。也不可能同时精确一个人的好和坏，因为观察者的角度会影响好和坏的定义。

“算了，想这些也没用！想得再多也不如回家看看，爸妈单位上个月的工资开出来了没有。”项英把书包扔进自行车前面的框子，她家里已经吃了几个月的包谷珍。爸妈承诺过她，只要工资开出来就去吃羊肉泡馍。

“今天是不是还继续吃包谷珍？”项英左脚踩着自行车踏板，右脚一蹬地，借着自行车滑行的时间跨上车，朝着池杉相反的方向去了。

范老师的声音在1991年夏末的教室里回荡，“作文课上这么写写就算了，高考一定不要这样别出心裁”，尾音拖得有些长。就在那个“裁”字将落未落之际，空气忽然开始震颤。他的身影如同浸了水的墨迹，在午后的光柱中缓缓晕开、模糊。木质讲台的轮廓开始软化，黑板上的作文题目像被橡皮擦抹过般淡去。当视野再次凝聚，依然是在一间风格相似的教室，时间来到了1989年秋天。

“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讲台上，刘老师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念着《人民日报》社论。讲台下，大部分同学们要么处于催眠状态，小部分在悄悄地闲聊，给整个教室里制造了嗡嗡的背景噪音。但是，今天刘老师完全不在乎这些，她似乎只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你居然还记笔记？”项英歪过头去，看了一眼同桌池杉正在写的内容，确实是刘老师刚才讲过的几个关键词。

“简单记一下，免得忘了。”池杉云淡风轻，抬起头继续看着刘老师。这时候，恐怕他是全班唯一认真听讲的，连班长都在和同桌小声聊天。

项英疑惑地眨了眨眼睛，她长得黑瘦，唯独眼睛很有神，所以池杉经常叫她“像老鹰”。

“你说那个什么《中考试题集》可以不买吗？”项英显然不相信池杉在认真听课，因为这节课根本不是政治课，而是一节数学课。

池杉想了想，侧过脸去小声说：“我估计你就不交钱，学校也拿你没办法，老师也就是个传话的，他犯不着因为这个找你麻烦。非要问你，就说爸妈工厂都停工了，生活费刚够吃饭。”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项英把课本竖起来，躲在课本后面用弱不可闻的声音回答：“我爸工厂确实停工了，只发基本生活费。我妈也就好一点……”

项英爸以前是秦川机械厂的汽车车间，后来被分出来成了秦川汽车厂，实际上是被变相推出了国企体制。但这个汽车厂的日子相当的难过，据说生产一辆汽车才赚四十多元，而且每年也就卖出去五百来辆。用小学数学算一下都知道，这点利润给几千人的厂子，别说发工资了，交水电费都不一定够。

“这两年抢购那么厉害，就没好点？”池杉知道，好些停工停产的厂子，还有些积压商品的商业企业，跟着这两年的几波抢购，都重新开工或者处理掉了库存，不少同学家长因祸得福拿到了拖欠的工资，有些厂子甚至又开始发奖金了。

项英瞪了池杉一眼：“抢购的那是轻工产品，我妈厂里的电视都卖断货了，连次品仓库的都卖空了。但是谁见过抢购汽车的？不过……”

“不过什么？”池杉放下笔，刘老师念的这段社论，他知道是人民日报上的，也就不用记具体内容了，回头找来看看就可以，这学期政治考试百分百要考这个。

项英叹了口气：“我妈说，她们最近又开始停工了，说是库存又上去了，她们工厂都盼着再来一波抢购风呢。”

“可千万别！”池杉赶紧制止项英的危险想法，虽然他也不知道抢购风的深层次原因，但全面涨价他还是知道的。池杉父母一起攒了半年工资想买台电视，好不容易攒够了，到商店一看又得回去攒三个月。为了贼不走空，池杉妈买了一套英式茶具回去。回到家才回过味来，这英式茶具，放在中国人家里能有什么用？谁家喝绿茶的时候，还要加奶加糖。

“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

池杉也跟着叹了口气，不生产工人就没工资，生产了卖不出去企业受不了，但市场上汽车和电视看着还是一天比一天多，那多出来的汽车和电视都是哪里来的呢？对了，都是日本车和日本电视。邻居家买了一台日立电视，据说价格是自家金星电视的三倍，但邻居一点都没有不开心，反而挺自豪的。

“你爸厂子生产的不也是日本车吗？怎么会卖不动呢？”池杉突然想了起来，秦川汽车厂生产的就是奥托，只不过不能叫这个名字而已。

项英挠了挠头，这个问题明显也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可能……可能……”

项英头皮都快挠破了，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又不是他们一家厂子这样，你听说那个顺口溜没有？就是海燕折翅，黄河断流，秦川父老不如意。”项英开始转移话题。

池杉兴奋了起来，彻底把记笔记这事给忘了：“我听过一个更长的，让我想想……黄河断流，长岭垮塌，海燕折翅，双鸥纷飞，如意破碎，孔雀东南飞。”

池杉说完，两人一起笑了起来，声音有点大了，以至于刘老师朝着他们看了一眼。不过刘老师也没有维护课堂秩序的动力，稍微停顿就把社论的最后一段念完。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作为学了两年政治，甚至还有一门叫做时政课的初中生，几乎所有学生们都在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这几句话是社论结束的标志。也就是说，刘老师读完了，是继续上数学课？还是念点别的？于是，教室迅速的安静了下来。

池杉和项英对视了一眼，也停止了说话。池杉重新拿起了笔，他猜测下面的内容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

刘老师是个不到五十岁的中年女教师，算是在年富力强的年龄，平时上课很少在座位上坐着，就算是随堂测验都会一直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看学生做题。但今天，她显然没打算站起来，估计也不会切换到数学了。

果然，刘老师拿起套着毛线外套的罐头瓶子喝了几口水，刚才念社论时毫无表情的脸上，挂上了些生动的表情，开始讲这堂课真正的内容。

“同学们啊，这几个月我真是夜不能寐，操碎了心。那个什么老师，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不要参与那些破坏安定团结的事情，他就是不听，上街去喊口号。喊口号有用吗？喊几句口号就能把那些倒卖物资的吓住？还是能把那些投机倒把分子的赃款追回来？可是呢，他就是不听，你们看看，现在结果是什么……”

池杉一边记录一边频频微笑，好像听的很开心，项英在一旁看的莫名其妙，忍不住伸头过去看了一眼。

“这有什么好记的？”项英疑惑的看着池杉，全班没有一个人像池杉这样认真。就连数学课代表，这个公认的刘老师狗腿子都心不在焉。

“别说话，等会告诉你。”池杉把手指放在嘴唇边，做了个噤声的动作。

“……食堂得那个什么师傅，每次中午打饭都要跟别人说。这个月粮食价格又涨了，下个月还得涨。都是某某人的儿子在搞，把返销粮拿出来到市场上，当作议价粮来卖。我跟他说，没有证据的事情不要乱说，这么说可属于造谣传谣。你们看看，他不听得结果是什么，上了《人民日报》……”

教室里零零星星响起了一些笑声，项英跟着咧了咧嘴，想笑但不知道该笑什么。身边的池杉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得很是开心。项英疑惑的看着他，虽然有些同学笑的也挺大声，但是她能感受到，池杉的笑点明显和其他人不一样。

“……这是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刘老师的声音今天第一次铿锵有力，仿佛在讲三角形内角和只可能是一百八十度。

“我承认，这几年投机倒把，特别是官倒现象比较严重。这几天电视上也放了时政片，说了某些人和某些公司怎么倒买倒卖钢材、水泥、煤炭，一到手价格翻倍再倒手再翻倍，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刘老师停住了话头，用热切的眼神扫视了全班同学，启发式的发问：“人民群众该怎么办？”可惜，迎接她的是一半同学迷茫的眼神，显然这部分同学的革命觉悟不及格。还有一半同学，压根就没有在看她，还在自顾自的聊着天，这部分同学已经不是觉悟问题了，而是应该被打成右派。

可惜刘老师没有认定右派的资格，所以她只好尴尬的自己来回答自己：“把这些投机倒把分子揪出来，就跟三反五反那会一样，揪出来批斗，该判刑判刑，该枪毙枪毙。但是上街去喊口号，有用吗？要求公安局加大打击力度可以，但没必要用这种破坏式的方式，反正我是一开始就很不赞成的，可以说是坚决反对！”

刘老师把罐头瓶子砰的一声放在桌上，要不是之前已经没有多少水了，肯定要溅第一排学生一脸。

池杉暗想，这才是刘老师平时的风格，刚才她坐得四平八稳念社论，一点都不像是刘老师本人，差点以为是六耳猕猴变的李鬼。可能，不，应该是肯定，因为刘老师累了。现在是上午第四节课，刘老师带了四个班的数学，弄不好已经是她今天第四次讲这些东西。情有可原，情有可原。

想到这里，池杉忍不住又笑了起来。

隔壁的项英又一次投来疑惑的目光，今天刘老师的数学课讲的奇怪，池杉这个听课状态更奇怪。

吴红卫带来的烦恼并没有持续太久，苏木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小学同学的婚礼，她不可能去参加，因为那一天是高中开学报到的日子。这两个同学长什么样子，苏木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对她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度过开学前最后一段自由时光。

苏木买了一张地图，每天选择一个听说过但是没去过的地方。早晨和王强一起出了医院大门后就分手，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过去转转，然后赶在父母中午下班前回家，装作预习高中课程的样子。

时间久了，苏木发现西安这座城市，实在是太适合骑自行车了。道路宽阔，有独立的自行车道，法国梧桐可以给自行车道提供绿荫。除此以外，道路命名十分地简单粗暴，非常适合没有GPS时代的人肉导航。以钟楼为坐标原点，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定义了基本坐标系。和这几条主干道平行的路，就用方向加数字来命名。

比如，和东大街平行的路，从南到北依次命名东一路、东二路直到东八路。与此对应的是，西一路、西二路直到西八路。掌握了规律之后，只要听一下名字，大概就能猜出来在地图上哪个位置，距离自己有多远。

有一天晚上，苏木听父母说起西北三路这个地名，根据名字里面的两个方向，猜测应该是和西大街垂直的走向，交点应该靠近西大街中部。第二天苏木没有看地图，很顺利地就找到了地方，果然又西又北。也是这一次冒险，让苏木知道了和西安中学对应的，还有一个西安小学。

转的地方多了，苏木也发现，这套命名规则在城墙内的传统城区比较靠谱，但是一旦出了城，路名就变得百花齐放，没有任何的意义起来。比如苏木有一次骑自行车去了西军电，也就是后来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路上经过的路段几乎没有遵循城内的命名规则。

太白路、朱雀路是继承自唐长安地名。劳动路、友谊路一听就知道是五六十年代的风格。意义不明的昆明路，不知道是不是附近有从云南搬迁过来的工厂。

如果暑假再长一点，迟早有一天，苏木会发现西安那些平实无华的地名，往往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起源。比如来自唐朝一百零八坊的塘坊街、纸坊村。来自古代专业市场的碳市街、竹笆市。来自民间传说的香米园、洒金桥、药王洞。还有带着革命气息的星火路、八路军办事处、革命公园。

以此为开端，苏木在未来有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者文学家。但是，欢乐的日子总是过不长，苏木觉得好像刚刚从初中这个看守所放出来没几天，一转眼就被亲爱的爸妈，扭送到了西安中学这座更高等级监狱。

在九十年代以及之前更早的年代，这个能在“西安”和“中学”这两个名词之间什么数字都不加，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学校的特殊之处。重点中的重点，地位堪比另一个圈子里的提篮桥和秦城。

作为省属重点中学，西安中学在那个年代的占地面积确实不小，初中部和高中部各有一栋教学楼，另外有一栋行政实验楼，和苏木初中那个寒酸的校舍相比，真的是高大上了不少。

高中部教学楼有六层，每个年级八个班，占据两层楼。据说以前的规矩是高一年级在一二楼，高二年级在三四楼，高三年级在五六楼。听早些年毕业的校友开玩笑，高中三年就是个不断爬楼梯的过程，高考后要么鲤鱼跳龙门，要么自己跳楼。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跳下去，这个传说中的规矩并没有兑现。苏木和王强都被分在了三班，一楼从左到右的第三个教室。高三因为分班换到了二楼，整个高中一直都没有搬教室。

教室没有什么好说的，典型的社会主义性冷淡风，黑板、白墙、绿窗框。唯一的装饰品是黑板上方的标语，前面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后面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全国的中小学里，除非没有标语，只要有就是这两条。

这种毫无新意的八股宣传口号，在三年的高中生活中，竟然成为了同学们绞尽脑汁发挥想象力的工具，为高中生活增添了不少的调剂。比如：团结不举手，紧张等下课，严肃做早操，活泼说小话。

那时候曾经流行过一段俏皮话：“上辈子杀猪，这辈子教书。上辈子杀人，这辈子班主任。”

苏木的班主任，简直就是为这段话而生的。他是个满脸横肉的矮胖子，怎么看怎么不像老师，反倒是像个杀猪的屠夫。更绝的是，这个走错场子的杀猪匠居然姓“文”。因此，学生们从开学第一天起，私下里就把班主任称作“文屠”。

文屠给学生的第一印象是惊恐和幽默交加的，第一次见面，他自我介绍之后就在黑板上画了一只脚印。

“家长都说进了西安中学，就有一只脚进了大学校门。”看着全班同学因为莫名其妙的专注，文屠顿了顿继续说：“我想说，能不能进大学，主要看你们的另一只脚。”

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一阵哄笑，这比大家耳朵听出茧子的套话生动多了。在大家的笑声中，文屠扫视了一下全场，脸上的横肉还抽动了几下，似乎屠夫看到了猪仔的条件反射，全班一瞬间似乎又被吓傻了。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文屠还是个挺好相处的老师，为人处世对得起他的姓氏，而屠夫的外貌，也对班里不听话的男生有足够的威慑力。因此，苏木班里的六十多个同学，全都老老实实当了三年乖孩子。那些学校里的奇人奇事，全都出在其他班，不可谓没有文屠的功劳。

文屠对班级的管理，绝大多数时间是简单粗暴的。这里说得简单粗暴，并不是他有多凶，而是说很多他不在乎的小事，往往采用出人意料的方式处理。

比方说，安排座位这件鸡飞狗跳的事情，放在其他班里就各种麻烦不断。谁谁谁近视需要照顾，某某某学习不好需要一个学习好的同桌挽救一下，还有那个谁和那个谁有早恋倾向需要拆开，诸如此类的狗血多到无法累述。

而文屠处理这件事的方法，简单粗暴到令人目瞪口呆。他在做完自我介绍以后，就让所有学生出了教室。男女学生各一排，按照身高排序，然后就依次进入教室坐下，其他因素全都不考虑。最后文屠宣布，任意两个同学只要自己协商一致，就可以对换座位，而无需他的同意。

最后，文屠对他的安排还补充解释了一下，“都在一个教室，再远能有多远，坐对角线该早恋一样早恋。”这个解释引起了哄堂大笑。

“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跳大神。”

这是文屠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这句话的陕西话版本很多，苏木从小就从不同的老师那里听了多次。文屠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这句话后面总是加上一句，“要跟谁你自己决定”。正如文屠对座位的管理一样，把权力交给学生自己的时候，强调了责任。

在初中的时候，苏木身高只比班级里的平均值略高。不知道是因为重点高中学生平均身高降低了，还是苏木突然长高了，她竟然成了女生中最高的一个。幸好男生比女生多了五六个，占据了最后一排的一半座位，苏木才幸免坐在最后一排。而苏木身后的课桌，长期空置着，成了插班生和听课老师的座位，说她是最后一排也不算冤枉。

西安中学的教室条件不错，每人都有一张独立的课桌，独立的靠背椅。虽然还是那种傻大黑粗的款式，但总算是一个人独享，不再是小学初中的双人课桌和长条板凳，需要照顾另一个用户的使用习惯。

由于单人课桌，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苏木并没有同桌。但和大部分学校一样，西安中学的座位也是男女搭配两人一组，挨在一起并排摆放，因此大家都习惯把隔壁这个人称为同桌。

苏木同桌男生叫做池杉，他是本校初中部直升来的。池杉给苏木的第一印象很是普通，除了身高比苏木高一头，其他方面都很平平无奇。长相大众脸，衣着朴素，说话时候目光总有点躲闪，显得很没有自信。

比外貌更普通的是池杉的学习成绩，高中部对本校初中部降50分录取，才让他勉强混进西安中学的高中。如果全班拿中考成绩来排名，大概他要倒数了。说实话，得知池杉的中考成绩时，让苏木对全省重点中学的滤镜，碎了一地。

坐在苏木前面的是女生袁丽，和苏木一样从外校考进来，成绩也和苏木差不多算是班级里的中游。男生们普遍认为，袁丽是个相貌平平的普通女生。但苏木认为袁丽属于那种文艺女青年，越看越有味道。

袁丽被男生轻视的主要原因是：她完全不打扮。一个短发维持了三年就算了，穿着永远是灰色和蓝色，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让苏木最不能理解的是，在西安40度的夏天里，袁丽居然还穿着长袖长裤，是“心静自然凉”的至高境界。

袁丽的同桌，是个比池杉还高半头的男生叫做李涛。不知道为什么，李涛坐到了池杉前面，很大可能他俩在排队的时候站错了顺序。只要不是班主任文屠的课，李涛总是侧对着黑板斜靠在座位上，为的就是和后面的池杉小声聊天。

李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时髦，苏木第一次在电影之外，见到有男生穿红色体恤衫。在大多数学生一年四季都是白色衬衫的年代，李涛绝对是个叛逆者。他的衬衫要么是格子，要么是条纹，反正就没有穿过一次白衬衫。和李涛的鲜亮正相反，池杉永远都是灰色或者白色衬衫，坐在李涛身后简直就是活动的背景板。

不过要是从穿着来认定李涛性格乖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李涛性格随和，行事风格倒和普通学生别无二致。每次苏木看到他慢悠悠地转向池杉，黑框眼镜和乐呵呵的表情，总让苏木想起了熊猫。

有人命犯桃花，苏木可能是命犯王强。这位王强同学，如同狗皮膏药一样又跟着苏木一起成了同班同学。拜他一米九的身高所赐，他和几个大高个男生组成了全班最后一排。

作为省重点中学，除了从全省掐尖招生以外，西安中学的规模在当时也很吓人，每个年级8个班，每个班都塞得跟春运的绿皮车似的，超过六十人。于是结果就是，班里实际上分成了多个小团体。

最初的小团体是按照各自的初中，组成各初中驻西安中学办事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组织很快就崩溃了。

真正长期存在的，是按照各种爱好构成的组织，比如篮球之友、乒乓爱好者、武侠片狂热粉丝、琼瑶姐姐应援会、寒羽良崇拜教等等，甚至“不回家吃午饭”也成了一种组织。此类团体大多生命力有限，不断分化和合并才是常态，活像《正大综艺》里的“世界真奇妙”方阵。

曾经在小学和初中。单位子弟和社会生的圈子在这里消失了，但并非所谓的平等意识，而是高中里的单位子弟占了九成，压倒性优势下也就谈不上圈子了。而单位子弟这个大圈子，在潜移默化中分解成了各种小圈子，比如教育系统子弟、军工厂子弟、铁路子弟等等。毕业多年以后，其余的团伙早已灰飞烟灭，唯有这种组织甚至愈发稳固。

在如此复杂的组织架构里，一直到高三毕业，苏木和大部分同学还都是点头之交，还没到大学毕业，苏木就已经无法叫出全部同学的名字。

如果用现在的互联网语言来形容，苏木是个伪装成社牛的社恐。外人看起来，苏木是个对谁都挺热情友好，笑起来声震全班的外向型女生。但事实上，除了池杉、袁丽、李涛和苏木组成的这个小团伙，苏木几乎和其他所有人的交流，从来没有超过“这道题怎么做”和“作业什么时候交”的深度。

为什么苏木等四人能成为一个小团队？可能除了大家有个共同的敌人叫做考试以外，苏木四人都有两个共同点：天资愚钝，干什么都不出彩；性格上内敛，不喜欢出风头。因此，四人时不时会一起撑起隐形衣来降低存在感。

每次班干部竞选提名的时候，四人组差点把头塞课桌下面，生怕有不识趣的同学乱点鸳鸯谱。除了苏木当过一个学期英语课代表以外，其他时间四人组都是班级里的平民百姓，地位堪比教室后墙上贴的《中学生守则》。

老师眼里的香饽饽尖子生和头疼的差生，四人组一个不沾边。成绩稳得跟老式挂钟摆锤一样，苏木和袁丽在中游荡秋千，池杉和李涛在下游摸鱼。四人各科最高分凑一块儿，连班级前十的门框都摸不着，但不及格？不存在的，就像暑假作业总能在最后一天糊弄完。

什么为兄弟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类的江湖戏码，四人压根不沾。有男生在外头惹事喊帮手，池杉和李涛直往女生身后躲。女生间的爱恨情仇，苏木和袁丽也会装作一无所知。

碰上有男生来搭讪苏木，总有袁丽作为代理人出面。而女生来搭讪……这个绝无可能，池杉和李涛这样毫无特点的路人甲，正常女生是不会喜欢的。

当然，四人组也都不是给老师添堵的人，最大的罪过也就是上课说话、不用心听讲之类的小毛病。抄作业和自习课打牌这种轻微犯罪，四人组一半出于自觉性，一半出于小心谨慎，也从未被人赃俱获。

体育明星，四人组里面一个没有，李涛篮球打得不错，也算是班级篮球队的主力，但除了体育课以外从不在课间去争抢篮球架。池杉说他打排球，为了练习弹跳还会跳台阶。但是西安中学就没有排球场，无从验证他是不是在吹牛。而苏木和袁丽则属于四体不勤的范畴，体育活动仅限于上下学骑自行车了。

四人组还有个奇妙的共同点，在还需要学校官方推广普通话的时代，在老师都没能完全普及普通话之前。苏木四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说陕西话，任何一个人的普通话，都比大部分老师还标准。“皮干”“砸势”“聊咋”之类的陕西方言，仅在需要表达讽刺意思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因为这几个人在学校里毫无存在感，苏木给四人组起个名字“The Loseres”。这是谭咏麟早年玩的乐队名字，但是这个名字被其他三个人抵制，他们说不吉利。

四人组的透明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一些课少的老师都记不住这几位。有一次，教政治的康老师点名答题，先点到了池杉又点到了李涛，康老师的表情不是欣赏的笑容，不是失望地摇头，而是诧异。这人是谁？这是我们班的学生？什么时候转学进来的？

苏木对自己的这个同桌，有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这种感觉甚至比从幼儿园开始同班的王强更强烈。

这种感觉源自开学的第一天，当数学老师在黑板上讲出那句经典的“注意，我要变形了。”苏木听到隔壁座位传来一阵轻微的“酷酷扣扣夸夸”，这是用嘴模仿出来的变形金刚变形声效，和苏木脑海中正在放映的“汽车人变形出发”完全同步，默契的跟生活了大半辈子似的。

于是，在第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苏木好几次偷偷地盯着池杉的侧脸，认真地回忆在哪里见过他。

少年宫的舞蹈培训班？

电视上的小发明节目？

出游时遇到的其他学校队伍？

答案依然是毫无印象，不知道是不是两人在产房当过室友。

稍微熟悉了一些以后，苏木政审一样地审查了池杉的经历，发现他确实和苏木不可能有任何的交集。池杉虽然是西安小学、西安中学一路根正苗红长大的西安小伙，但他祖籍却是在广东。

池杉从出生就开始全国漫游，跟着他那个当军官的父亲跑过不少的地方。上地理或者历史课的时候，池杉时不时就会洋洋得意地炫耀，这地方我去过。但多问几句，他就一脸尴尬的说不下去了。原来池杉确实去过，但都是幼儿园以前的事情，他对那些地方的了解仅限于名字，有些甚至仅限于读音，地名写出来都是错的。

因此，苏木对池杉最早的评价是：吹牛不打草稿的路人甲，露脸不看场合的匪兵乙。

池杉父亲退伍安家在了西安，他才算是过上了稳定的日子。池杉住在小北门以外，铁路线的北边城乡结合部，广义上的道北地区。据池杉自己说，小学的时候，再向北走十分钟就能看到农田，每年春天挖野菜回家包饺子也是传统节目。

解放前中原多次发生灾荒，大量河南灾民逃难到西安，正赶上修建陇海铁路有一定的用工需求，大批灾民跟着铁路建设留了下来。很多人在陇海铁路的北侧搭建棚户居住，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叫做道北的区域。

在八九十年代，道北是西安治安最混乱的地区。很多的西安人，都对道北有着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苏木妈从小就教育苏木，对来自道北的男生，或者说话带着河南口音的男生，一定要随时保持警惕。苏木妈总觉得道北学校的男生，书包里装着钢管，后腰上别着刀子。

苏木对道北的偏见，并没有被池杉这个文文弱弱，还带着点羞涩的男生改变。苏木固执的认为，池杉是被西安中学挽救的道北异类。直到高考结束，班里同学吆五喝六地组织各种聚会，今天去这个同学家玩，明天去那个同学家玩。苏木才惊奇地发现，班里浓眉大眼老实本分的大高个王伟，才是正儿八经的道北男生。

王伟家住在道北的棚户区里，传言中对于道北的所有描述，五湖四海的口音、狭窄的小巷子、拥挤的大杂院、气味逼人的旱厕和上着锁的自来水龙头，苏木在去王伟家的路上，都逐一验证了。然而，传言中对于道北人的凶恶描述，被王伟和他三个姐姐的热情好客打得粉碎。

让苏木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王伟作为家里唯一的男生，实在无法和三个姐姐同住一屋。不得不在小院里给他搭建了一个只有三个平方米的房子，而这个阴暗闷热的房间里，居然有一棵树。若干年后，苏木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看到了惊人相似的场景，第一反应是这个作者刘恒不会就是王伟吧。

自此以后，当苏木走过很多地方，接触了各种肤色的人，听到了各种某某人都是些野蛮人或者低能儿之类的歧视言论，苏木总是想起了从小对道北男生的恐惧，还有王伟和善地给苏木讲数学题的画面。

说回到池杉，苏木对他最早的深刻记忆是身高一米七六。为什么这件事能记得这么多年，是因为苏木最喜欢的香港明星刘德华，也是这个身高。

“刘德华就只有这么高？你站起来给我看看。”

苏木四人在课间聊天的时候，苏木随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想象中的刘德华的身高，大约比李涛还要高半头。苏木的这个想象，被李涛和池杉两个人一起嘲笑，李涛身高一米八六，比李涛还高就要奔着王强那个傻大个去了，这是苏木万万不能接受的。

班里有些女生迷恋追星，弄个小本子记录明星资料，贴着明星的不干胶照片。在一起八卦的时候，会拿出小本子相互交流，我的刘德华喜欢吃意大利面，她的周润发爱自己在家做鱼。苏木虽然也喜欢几个明星，但仅限于影视歌作品，对明星本人兴趣一般。

不过刘德华身高一米七六，和池杉正好一样高的事实，依然让苏木大吃一惊，这让刘德华的形象在苏木心里大打折扣。

“你看，我和刘德华一样高！”池杉站在哪里洋洋得意。

苏木不屑的瘪瘪嘴：“应该说，刘德华居然和你一样矮！”

贬低和讽刺池杉，是苏木的一贯行为准则，她以此为乐，好像池杉也乐在其中，从来没有因此翻脸。

不过一次语文课上的作文讲评，让苏木对池杉的印象有了些改观。那天作文的题目是《一堂难忘的课》，几乎所有同学写的都是几个八股范式。比如某节课上，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难题，在老师的讲解和同学的帮助下解决了。再比如，某些特殊的活动，全班同学一起拔草、植树、大扫除之类的。范老师连着读了三篇，只把全班搞了个昏昏欲睡。

后来范老师抽中了池杉的作文来做讲评，结果是作文的内容差点把可爱的范老头噎死，从此，苏木对池杉有了些不一样的看法。

指尖划过的手机屏幕，光滑的玻璃上瞬间泛起涟漪，阅读器里的汉字如退潮般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泛黄卷边的《西安晚报》报头在眼前浮起，空气里葡萄酒的香气变得有些甜腻，带着点橘子香精特有的气味，那是冰峰汽水被打开一瞬间的味道。手机屏幕向下滚动，时间来到了1991年的夏天。

苏木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要写本回忆录，那么这本书的起点应该是1991年9月1日，苏木进入高中的那一天。当苏木站在高中的门口，回望过去的15年，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部喜剧电影。

这部电影的主角自然是苏木，剧情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如何在一个以第四军医大学家属院为圆心的圈子里，从小婴儿变成大姑娘的故事。而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就是生活本身。如果非要在导演和编剧后面写上一个名字，苏木觉得可以写“西安”。甚至连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苏木都已经选好了，那就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

苏木在家属院内的幼儿园，度过了小学以前几乎所有时间。然后她走出家属院的西门，过了一条没有名字的马路，进入建筑小学，在这里从小朋友变成了小姑娘。接着苏木又走出家属院北门，进入了建筑三中。这一次距离比小学还近，连马路都不需要过，苏木在这里又从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

不管从家属院的哪个门出去，走不了多远都会有一大片小吃店。拉面、扯面、刀削面、油泼面、棍棍面、𰻞𰻞面……你能想到的面食基本上都能在这里找到。

除此之外，面条的各种亲戚，包子、饺子、馒头、羊肉泡馍、葫芦头泡馍、水盆泡馍……也都应有尽有。

对了，别看写了一堆的面食，那都是中午和晚上的正餐。甑糕、油茶、豆腐脑、油饼、油糕、油条、胡辣汤……这些东西过了早餐时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总之，总有一家小吃店会拦住你走出这个圈子的企图。

于是对那时的苏木来说，世界只有这么大。这个小世界熟悉苏木，苏木也熟悉这个小世界的每一个细节。

西门的门卫大爷来自河南……

吃乾县豆腐脑，要到北门外的自由市场……

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一年级的时候少给了苏木一根圆珠笔芯……

家属院里的法国梧桐，春天会挂着吊死鬼……

中学花坛里的一串红，吃多了会拉肚子……

就连小学校门口的那只绿色邮筒上有几个坑，掉了几块油漆，苏木都能数得出来。苏木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曾经一头撞在上面，贡献了一个不太明显的划痕。

在这半径一公里的世界内，苏木每天的生活如同老式闹钟。

每天早上伴随广播中的“现在开始播送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苏木开始洗漱和早餐，等到“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送完了……”的结束语出现，苏木准时出门上学。

中午十二点，报话大楼整点的东方红音乐响起，苏木就像完成了半程马拉松的选手一样，准时地踏着音乐声落下那一刻进门，然后伴随着田连元的“上回书说到……”，和傻小子罗士信一起共进午餐。

下午的生活稍微有些变化，苏木放学后可能会去某个同学家玩，或者几个人凑在一起，在医院的食堂做作业。不过，每天晚上六点半，是苏木万万不会错过的时间点，苏木对动画片一点都不挑食，无论是男生喜爱的《恐龙特级克塞号》，还是女生青睐的《花仙子》，苏木通通来者不拒。

唯一能打破这规律的，就是生病。但即便是病了，也得经过父母的“专业评估”。

每当苏木说“我不舒服！”，苏木的父母立刻抛弃父母的伪装，变身为冷酷无情的医生，一脸严肃地询问：“哪里不舒服？体温多少？张嘴…没发炎……不发烧，带两片感冒药去学校，自己掂量一下要不要吃。”

如果真生病了，父母不会让苏木“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去上课。他们会像普通医生一样，听心跳、看舌苔、量体温，最后完成开药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卧室完成的，最后的结果总是：“退烧药，第一次吃加倍剂量，没事的死不了。”

那一刻，苏木深刻理解了，“医者父母心”这句话对于普通患者和医生子女，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苏木的父母都是医生，一个内科一个外科，因此苏木可以享受看病不出门的VVIP待遇。就算是需要验血这种事，母亲也会开好处方，让苏木自己拿着去检验科找对门的张阿姨。

有一次苏木好奇地问：“妈，你咋不直接给我动个小手术呢？”

苏木妈白了苏木一眼：“手术可以等，你的作业可不能等！”

这个半径一公里的圈子，是孙悟空给唐僧画下的保护罩。保护罩外的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比如苏联解体、两伊战争、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春夏之交的风波，虽然或多或少地在苏木身边掀起了一丝涟漪，但丝毫没有实质性地影响苏木的生活。

当然走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也不少，除了逢年过节的串门和走亲戚，学校春游最远去过几十公里外的南五台，但对于苏木而言，这些出去一下又回来的活动，更像是监狱的放风。相比而言，苏木反而更喜欢陪着父亲去买蜂窝煤之类的家务劳动。

那时候，家里烧的都是蜂窝煤，隔上两三个月，就必须去煤店买蜂窝煤。从苏木上小学开始，苏木就取代了母亲成为父亲的助手。买煤需要煤本和煤票，零零散散一大把，苏木负责用书包来保管。父亲去煤店办公室交钱开票的时候，苏木负责看管三轮车。等到工人们把蜂窝煤搬上三轮车的时候，苏木则负责计数。

从煤店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大上坡，三轮车别说是骑上坡，就是推上坡，也只能如同蜗牛一般蠕动。这时候，苏木也必须帮着推车，站在车尾把身体弓起，用不发达的肌肉对抗地球引力。这种反差对比，经常会引得路边有人议论。

“木有男娃，女娃子当男娃子使唤。”

回到家，苏木爸还要把蜂窝煤搬到4楼的家里。老苏有一个空的大抽屉当做工具，每次可以搬20块蜂窝煤。苏木力气小，只能用一个簸箕装上3-4块蜂窝煤往楼上搬。

每次碰到楼下王强他爸，都要打趣一下苏木爸，“老苏你这是把女儿当儿子用啊，要不要让我儿子提前实习一下女婿的工作？你喜欢哪一个，我都叫来，先用后付。”

1976年开始在全国普及计划生育，但抓得不算太严，苏木两岁前苏木爸妈还是有机会再生一个的。但当时两人一犹豫，苏木就成了家里的独苗。不像王强家，人丁兴旺，每天都热闹的跟菜市场似的。

从幼儿园开始，王强就阴魂不散地和苏木同班，就连考到西安中学以后，苏木都没能甩开他。王强还没上高中就已经超过了一米九，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承包了买煤的重任。王强的哥哥，比王强还要壮实，因此王强家壮劳力真的是产能过剩，急需对外输出。

不知道该说老苏男女平等思想太强，还是他太想要个儿子。老苏从小就把苏木当儿子养，他宁可和王强他爸抽烟吹牛，也不会真的叫王强来帮忙，而是非要拉着苏木一起干。除了买煤以外，夏天买西瓜，冬天买萝卜大白菜，都是苏木必须参与的家务劳动。

除了买煤这件事，算是走出保护罩的自由活动外，其实纯粹的旅游也不是没有。父母曾经不止一次告诉苏木，借着医疗下乡的机会，他们曾经带着苏木去过韩城、商洛、富平等周边县，看过破破烂烂的司马迁之墓，吃过树上摘的商洛火晶柿子。但是，苏木的记忆中完全没有印象，也许这个保护罩附带记忆清除功能。

苏木在保护罩，或者说小世界中的生活，终于在中考后被打破了。苏木成功地考上了当时西安最好的重点中学，陕西省西安中学。终于从围城中假释出狱，每天可以到另一个被称为西安中学的监狱里面换换心情。

按照现在的标准，西安中学到苏木家不过五公里，用任何交通形式都不会超过一小时。但是放在1991年的西安，这段距离想要按时到达，只有骑自行车这一个选择。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二天，比苏木还心急的苏木爸，就带着苏木在上学时间测试了一下公交路线。从苏木家出门到进入校门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出头，其中坐车不过二十分钟，其他时间都是在等车和步行。

其实最让苏木不爽的，倒不是等车花了多少时间，而是公交车的行为艺术。和现在的公交车相比，那时候的公交车次实在是太少了，半个小时来一辆是常态。因此上车全靠挤，座位全靠抢，每次到站，售票员都要把身体探出车外，用手上的票夹敲打车身用最大的声音喊。

“上车的往后面走！没上车的等下一辆，马上就来！”

但是所有人都往车门挤，没有人把“下一辆”的话当回事，因此每次停站的时间都特别长，还特别吵。售票员的叫喊声，上车乘客的吵闹声，还有被堵在车门口下不去乘客的脏话，加上公交车换挡时压倒一切的轰鸣声。

等乘客们都上了车，售票员就火眼晶晶地从人群里把刚上车的乘客识别出来。

“到哪里？”

“北大街商场。”

“北大街商场一毛！中间的乘客帮忙递一下。”

公交车的票价不贵，五分钱起步，按路程计费，大约是每四站加五分钱。五分、一毛、一毛五、两毛……不同价格的车票是不同颜色。但每个乘客是在哪里上车的，就全靠售票员的记忆力了。

“那位女同志到哪里？”

“我买过票了。”

“你买的一毛钱的票，就只能到安仁坊。过站要补票。”

“那我到五路口。”

“五路口再补一毛……”

因为逃票和买短乘长的人太多，售票员会抓紧一切时间来查票。为了节约时间精力，乘客和售票员产生了一种神奇的默契。乘客把公交车票贴在嘴唇上，远看一车的山羊，没有胡子的就成了售票员的重点检查对象。

“车票买了吗？打开看一下。”

公交车上有一套不成文的秩序体系，比如座位是要靠速度和身体对抗抢来的。肩膀抗住对手，趁着对方重心不稳调整，抢先坐下这是合理的。但要是伸手去阻挡，这就是犯规了，更不能在失去先机的情况下拉拽，这多半会引起对方的强烈抗议。

但是不管谁抢到了，碰到有抱孩子的妇女，或者是明显身体虚弱的老人，绝大多数情况都会有人让座。如果碰上没有人主动让座，售票员就会出来指挥。

“那个小伙子你站起来一下，把座位让给老人。”

如果有人胆敢不遵守这套秩序，肯定会引起车上所有有座没座的乘客一致讨伐。苏木遇到过一次，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因为抢了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座位，被乘客骂的逃下车去。

公交车上最后一条规则，是要防小偷。西安的小偷多，公交车上的小偷更多，但是最多的还是经过火车站的公交车。

“下一站解放路，大家注意钱包。”每次售票员这么说，其实多半是已经有小偷在车厢里了。

“那个男同志，你到哪里？车票看一下。”如果售票员无缘无故地查票，很大可能是你已经被小偷盯上了正准备作案。

“哎，看着点，你挤我干什么？”乘客里面有人大声地抗议，除了被真的挤了，多半是也是暗示你，有小偷正要向你下手。

不过，除非车上有警察下手抓贼，否则售票员和乘客多半都不会承认看到了小偷，他们就是在查票或者抱怨。每个西安人都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有个孩子勇敢地揭穿了小偷，结果并不是小偷束手就擒，而是一车成年人的沉默。小偷在下车的时候，把刀片夹在指缝之间，摸了那个孩子脸一把，给那个孩子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伤口。

刚刚从小世界走出来的苏木，实在是无法习惯公交车的各种潜规则，所以苏木最终还是选择了骑自行车上学。

苏木的自行车技术只能说是，可以勉强上路。在这个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自行车王国中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里，苏木毫无疑问地低于平均水平。应该说，严重地低于西安市平均水平。因为苏木的小世界，小到让自行车的效率都低于步行。

苏木的小学和中学，都近得根本不需要骑自行车。小学的时候，有一部澳大利亚电影《小轮车历险记》，讲的是三个喜欢骑小轮车的少年智斗劫匪的故事。电影里炫酷的自行车追逐戏，在西安引爆了一场自行车热潮，家属院里的孩子们，经常模仿电影里的镜头，做出骑着自行车上下台阶等特技动作。

也是在这场热潮里，苏木随大流地跟着院子里面的孩子，一起学会了骑车。但苏木对自行车特技并无热情，从不参与他们的骑车打仗等游戏，因此车技就一直停留在新手阶段。这种情况，和现代拿了驾照但很多年不开车的女生相似。

为了能够骑车上学，苏木在高中之前最后的一个暑假生活，是从补习开始的。只不过这个补习班，不是现在常见的那种初升高衔接班，也不是收费如同拦路抢劫的兴趣班，而是“不要钱所以不要谈服务质量”的王强自行车补习学校。

王强就住在苏木家楼下，据说两家的友谊源远流长，有战友还有同事的双重加成，恨不得指腹为婚的那种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王强也考上了西安中学高中部，在一众大高个中学习成绩算是最好的。

鉴于高中三年，苏木每天都需要骑自行车上下学，因此老苏和王强他爸在楼下一起抽了支烟，决定把苏木卖给了王校长，每天早上跟着他骑自行车到省体育场去打篮球，以此提高自行车技术。

实话说，王校长除了有点黑得看不出丑以外，也算是一表人才。苏木初中时候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得上身材高挑。但是苏木往王强身边一站，只能勉强顶到王校长的下巴。

王强自己吹嘘身高已经过了一米九，苏木觉得这个牛吹得不算太离谱。王校长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主要原因是他的爸爸。每次王强爸爸到苏木家串门，打开房门都只能看到他爸爸的半张脸，还有半张在门框上面。后来苏木知道，王强他爸原来有机会进男篮省队，可惜学习太好被淘汰了，才被迫当了医生。

苏木家里原先只有一辆自行车，不是买不起，而是没必要。父母上班都在步行距离内，根本没有骑自行车的必要，还多了丢自行车的风险。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在当年可是妥妥的豪车，永久的28大杠，放在今天至少是奥迪A6以上了。

小时候每次全家出动，这辆28大杠都会承担MPV的作用，苏木爸骑车，苏木坐前面横梁上，苏木妈坐后座。买的菜放在车头前面的篮子里，或者用网兜挂在车把上。最夸张的时候，苏木妈手里还会抱个箱子或者包裹，搞得跟印度阅兵似的。

苏木上中学以后，横梁无论如何都坐不下了，全家出行就不得不坐公交车。这辆28大杠就变成了老苏的专用买菜车，周末老苏会骑着车去炭市街批发市场买冰冻带鱼和八珍烤鸡。

初中毕业的时候，苏木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五，在那个时代的成年人中都不算矮了。但永久的28大杠，苏木还是不能骑的。一个是身高还是差了点，二是28大杠太重了，万一摔车苏木可能自己扶不起来。

可是新买一辆自行车骑到学校去，爸妈又有点舍不得。几百辆自行车放在校门口一起风吹雨打，新车也很快就成了旧车，再别说学校也是个丢自行车的高发地带。

最后，小姨帮苏木爸妈解决了这个烦恼。刚刚转正升级的姨父，豪爽的给小姨买了辆新的金狮女车，原来那辆旧梅花车就给了苏木。苏木爸又花了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把所有活动部件拆下来清洗上油，然后给这辆旧车加了个前车筐，换了气门芯，调整了刹车松紧。这样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不难看也不惹眼，坏了不难修理，丢了也不心疼，很适合苏木这样的低龄新手女司机。

让老苏没想到的是，暑假的第一个星期还没结束，苏木和王校长都对这个补习活动厌烦了。苏木的个子虽然不矮，但是毫无运动细胞，运球走步，上篮跑路，投篮三不沾，严重地拉低了王校长打篮球的乐趣。

临时组比赛时，和苏木同一队的男生，以及和苏木做对手的男生，刚开始还因为有女生加入而兴高采烈，结果还没几分钟就脸上都挂满了绝望。因为苏木不分敌我，谁的球都抢，而且防守态度还特积极。至于防守技术，那简直就是蒙古式摔跤的加强版。时间一长，苏木也对这种活动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苏木和王校长一起骑车出家属院大门的时候，在水果摊碰上一个小学同学韩江。准确说，应该是碰上了正在摆摊卖水果的韩江。韩江不是家属院子弟，而是附近胡家庙的社会生。

胡家庙这个名字，据说起源自元代的胡人聚集区，到解放的时候依然是四面打着土墙的村子，就算到了八十年代，依然算是城乡结合部。这里的学生家庭出身复杂，有些是村民，有些是手工业者，或者是小商贩。

八十年代的小学，采用的是一种有条件的分区入学。每个学校都有一些对应指标，比如给某单位多少个入学指标，给某厂多少个入学指标，剩下的才对社会公开报名。因此，来自单位家属院的子弟，和来自五花八门家庭的社会生，就在学校里形成了若隐若现的两个阵营。

小学里，孩子们对这种阶级划分并不敏感，绝大多数时候大家还是一起玩的。只不过由于家庭背景差异，以及游戏规则的差异，能玩到一起去的时间不多。到了初中，这种圈子变得明显了许多。就算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些社会生的家里还是没有电视没有收录机，想和同学们聊聊昨晚的电视剧、最近流行的歌曲都没条件。老师布置的课外书阅读，能够完成的学生大多也来自单位子弟，因为这个圈子里更容易借到书。

韩江是小学里，和苏木王强关系比较好的社会生之一，特别是和王强还有些篮球场上的友谊。他分享给两人一个大新闻，他们的两个小学同学，最近要结婚了，邀请所有知道消息的同学去参加婚礼。

“谁啊？”苏木的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她还在成天想着电视剧和动画片的年龄，居然就有同学谈婚论嫁了？这让她有些三观尽失。

“王竞和于海，你们不知道？我们早就知道了。”韩江回答的很平淡，好像这件事是个常识，就跟班长和副班长通常男女搭配一样。

“反正我没看出来！”，苏木脑袋摇的像个拨浪鼓，王强立刻也跟着摇头，和苏木站在了统一战线上。

韩江若有所思的看了两人一眼，猜到的原因立刻开始解释：“他们两人其实倒也真没什么，看是肯定看不出来的。只不过，他们爸妈从小就订了娃娃亲。我们以前去于海家玩的时候，他妈告诉我们的。”

娃娃亲这种形式，苏木是知道的。在苏木爸妈和同事的玩笑里，苏木早就被一女二嫁三嫁四嫁了，王强也没少在其中扮演过新郎角色。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开玩笑。但这次，苏木才知道，有些人可没有当作玩笑。“封建糟粕”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苏木的脑海里。

“9月1日办婚礼，你们能来吗？酒席就在南张家村。”韩江可没想那么复杂，看到苏木和王强没有回答，又补充上了一句：“咱们小学同学来得不少，连吴红卫都来，你们应该没啥问题吧。”

“吴红卫？他一个小儿麻痹还能去吃酒席？”这次轮到王强惊讶了。

吴红卫什么时候患上的小儿麻痹，王强和苏木都已经不记得了，好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这样。一只脚严重外翻，几乎是用脚背着地，只能靠另一只脚和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路。不但走路有问题，他的一只手也是像鸡爪一样抽着，看书写字时的姿势非常的别扭。

小学有学雷锋做好事的任务，这一个任务在苏木班里，永远是超额完成的。男生们被分了班，轮流接送吴红卫上下学。如果赶上下雨，还要增加一个女生去打伞。每次轮到王强的班，他觉得吴红卫走的实在太慢，总是背着他走。因为这个关系，苏木也跟着王强去送过几次吴红卫回家。

苏木请教过爸妈，吴红卫的这个病最好结果，就是维持现有的样子，而且很难活到成年。因为他说话也不是很清楚，明显是脑干也受了损伤。讲完科学道理，苏木妈义愤填膺的丢下两个问题：“他怎么没吃免疫糖丸？哪个幼儿园这么不负责？”

不过，后来听到吴红卫是社会生，苏木妈的火气立刻就全消了，再也不提这件事和这两个问题。过了很久，苏木才间接了解到，社会生大部分其实都没有上过幼儿园，就算上过也不是那种正规的幼儿园，而是一些街道办或者小工厂开设的托儿所，管着孩子们吃喝拉撒就算是能力上限了。

免疫糖丸这种东西，别说管孩子的大妈没听说过，甚至小儿麻痹这种病她们都不见得听说过。幼儿园和托儿所，听上去是一回事，实际上在这些细节上是天差地别。

韩江对王强的问题感到了一些不解，抓了抓脑袋反问：“吴红卫为什么不能来？他不就是腿脚不方便吗？我们去把他抬过去就是了。”

王强和苏木尴尬的点了点头，他们虽然也帮助吴红卫，但多少还是出于学雷锋的需要，并不是真的有多关心这个人。不过韩江并没有注意到，他依然顺着话题往下说：“吴红卫这两年情况好一些，走路还是不方便，但学习成绩还行，这次中考居然考上了铁路技校。”

“不可能吧！”苏木的惊叹脱口而出，顿时觉得这话大大的不妥。吴红卫写的作业她是见过的，顶多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能够上到初中可能是学校要照顾残疾人，怎么有可能还参加中考。

幸好，正在给路人介绍水果的韩江，没有看到苏木的表情。等买水果的路人离开，韩江这才接上了话题。

“吴红卫又不是傻子！人家小学后面两年成绩还可以，反正比我强，你们不知道？”韩江的视线在苏木王强脸上扫来扫去，迷惑中渐渐变成了一种不屑，然后他对两人摆了摆手，“你们单位子弟学习好，可能就没关注过我们。反正我话已经带到了，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吧。”

韩江说完，借着另一个路人问价的机会，就不再理会两人，自顾自的忙活起了生意。

苏木想不起来，自己和王强是怎么离开的，离开前有没有再和韩江说什么，这些对她似乎一片模糊。但是那天晚上，她非常认真的回忆了有关吴红卫的一切，他的步态、他的相貌、他的学习成绩……说实话，那是一片的模糊，只有几个送他回家的片段。

“难道我老年痴呆了？”苏木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她记忆中的那个吴红卫绝无可能上中学，更别提考上一个技校，和自己一样再去读三年书。如果不是因为碰上韩江，吴红卫这个人很快就会被自己彻底遗忘。也许正如韩江所说，她可能从未真正在意过吴红卫，甚至连韩江、于海、王竞这样的社会生，她也没有真正在意过。

大约是几天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星期后，袁丽正在Costco购物，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袁丽掏出手机一看，是一个微信消息，对方正是苏木。

“在吗？”很平常的开头。

“在”，袁丽同样平常地回复。

“我写了点东西，发给你看看”，然后就是一个文件飞进了聊天窗口。

“我们相遇在西安（1991-1994）.docx”

那天是会员特价日，要买的东西还特别多。购物车上光是特大号的洗衣液就有好几瓶，10磅装的特价牛肩肉几大包。袁丽一边推着购物车，一边在货架上寻找着特价的车用润滑油，实在没有时间来看详细内容，只能腾出一只手发了一段语音过去。

“苏木，你这是要写回忆录吗？”

苏木的信息隔了一会才回来，袁丽差点以为她发完文件就已经睡了。

“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为了写这个我前两天去了一趟西安，回西安中学看了看。”然后，又是几张照片叮叮咚咚地涌了进来。

袁丽先把带着特价标签的五升装润滑油扔进购物车，然后随手点开照片，西安中学的正门、后门、操场和主席台。

袁丽翻看了一下照片，不走心地回复了一些类似“还是老样子”、“都变得陌生了”之类的感慨。高中时代，从时间上来看，已经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正门、后门和主席台，除了操场已经被硬化并且铺上了人工草，其他似乎一点变化都没有。原来自行车棚，已经变成了彻彻底底的遗址，一点痕迹都没有。当然，袁丽知道，照片上的学校，其实已经不是西安中学了，在名字里多加了两个字。原来的西安中学，搬迁到了另一个地址，从感性上来看，袁丽并不认可这个所谓的正统。

说实话，这些照片在袁丽的回忆里，似乎什么浪花都没有激起。从感性上，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苏木没有再回复袁丽，这个时间中国应该是半夜2点钟了。

袁丽的全职家庭妇女做了几年，虽说家务效率已经很大提高，但好不容易省出来的时间，又被新的客户需求挤占了。就在睡前两个人躺在床上各自刷手机的时间里，杨勇突然亲昵的抱住了袁丽的胳膊。

“老婆，岐山臊子面你会不会做？就是《舌尖上的中国》里面那种，看起来很好吃。”

每次杨勇提出什么非分之想，都是这样一脸的谄媚。网上有人说这叫小奶狗，袁丽觉得根本就是狗腿子样。

“不会，我在西安想吃岐山臊子面，也得上街去吃。”袁丽实事求是地回复，其实她要在西安说这话，多半还是她妈下厨。但如果没有她妈，袁丽确实没有信心在家做岐山臊子面。这种看起来简单的面食，光是各种蔬菜丁就有四五样，餐馆可以切一大盆慢慢用，家里准备起来可就麻烦了。

“你不是西安人吗？”杨勇继续锲而不舍。

“岐山离西安还好远呢，你不是安徽人吗？怎么没见过你给我做一回臭鳜鱼。”找机会日常拌嘴，也是最近几年在加拿大生活开发出来的新技能，没有职场上的斗智斗勇，袁丽都快觉得自己大脑退化了。

蒙特利尔生活的绝大部分，袁丽都是很喜欢的，唯独不喜欢这里的中餐。味道不够正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贵，贵到肉疼的那种。有一次袁丽和杨勇在一家小餐馆吃了两碗面，算下来差不多20加币，换成Costco的牛排袁丽全家三个人能吃一天。所以，来蒙特利尔这几年，出去吃饭的次数屈指可数。如果再扣除Tim Hortons那些完全没有味道可言的西式快餐，外出就餐一只手就能数得出来。

更加要命的是，杨均一这个“生于枫叶下长在西风里”的加拿大孩子，居然有个顽固的中国胃！杨均一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舌尖上的中国》，时不时就来问袁丽：“妈妈，这个你会做吗？”。

因此，袁丽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空余时间，又被拿去开发做菜技能了。这几年，袁丽在下厨房APP上积累的菜单已经有上百个。倒退三十年，袁丽自己是绝对想不到，从小学到研究生培养的学习能力，居然全点在这方面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就应该拿当年刷题劲头的十分之一，去上个新东方厨师学校。

第二天是周末，全家睡到自然醒，吃完早午餐已经十二点。放下碗还没有一分钟，杨勇居然又把昨天的非分之想给捡了起来。

“老婆，我记得有一次在你妈家，我感冒了，你妈几分钟就给我做了一碗酸汤面，太好吃了。这个你会不会？”

“不会！”居然还学会了退而求其次，袁丽一边收拾碗筷一边继续抵抗。

“要不你请教一下咱妈？”杨勇在一边挤眉弄眼。

袁丽看了看杨勇，心想这家伙是不是怀孕了，这么想吃酸的。眼角余光扫到杨均一。他看上去是在看电视，但眼睛盯着电视上的CNN新闻，表情却忍不住的傻笑。不用猜就知道，两个人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

“好，那我去客厅给我妈打电话。明天早上，杨勇你负责全家早餐，杨均一负责煮咖啡。我呢，就负责早餐后，准备给你们两个家伙做岐山臊子面。”杀手锏一出，世界就安静了，两个姓杨的男人又跑去书房嘀嘀咕咕，然后传来一阵大笑，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不过袁丽知道，岐山臊子面这个技能点，还是要抓紧时间点出来。一切莫名其妙的需求，最初都来自一个合理的想法。但是下午是万万不能给国内打电话的，因为时差中国还是凌晨。一个电话打过去，还不得把老两口吓个半死，以为袁丽出了什么大事。

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请教，苏木。当然也不能打电话，但是发个微信总是没问题的，等她早上起来有空回复袁丽就行了。

“亲爱的，我突然想起来，你在巴黎给我做的酸汤面。求食谱！越详细越好！”

出人意料的事情来了，信息发过去还没几分钟，苏木就发来了很长的一段话。

“番茄和芹菜切碎，炒成酱，然后加酱油、花椒粉、味精和盐调味，咸味差不多了就放醋，千万不要怕放多了，多了还可以加水。另外起锅煮面，煮面的时候下一把芹菜叶子。最后根据口味加辣椒，不够味还可以加别的调料。简化版的酸汤面也就这样了，想要更好吃就得放岐山醋肉，但没有一两个小时做不出来，我都是提前做好的，估计你就没注意过。”

紧接着苏木又发来一个链接，打开一看是下厨房APP里的一个醋肉的食谱，发布这个食谱的用户叫做“巴黎的太阳锅巴”。两个袁丽熟悉的元素叠加，估计这个用户就是苏木本尊。

“多谢，你怎么还没睡？”

“睡了，但没睡着。”

“这都要天亮了吧，明天还怎么上班？”

“还好，我工作比较自由。”

“什么工作这么爽？还招人不？”

“我是唯一的员工，你说呢？”

“哎呦，是老板娘啊！”

“呵呵，你这是‘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揍’，我这公司跟卖房的也差不多，自己养自己。最近没生意，我都想去中关村路边发小广告了。来个人，我就低声问他：专利要么？带劲的那种……”

“那也比我这个家庭妇女强。”

“池杉帮我找了吗？”

袁丽的兴趣来了，这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老情人、红颜知己……那个孩子是谁的？袁丽的八卦火焰瞬间被点燃了，怎么都管不住不往歪了想。

“你什么时候有空？很久没跟你聊天了。”苏木这话，还真像是深闺怨妇和寂寞小三。

“我这里两张嘴，等着岐山臊子面，我现在就得按你的食谱准备醋肉，你那边也太晚了。要不等周一中午，也就是你的晚上12点，我每天中午其实都还比较闲。”

“好！”苏木的回复简洁，然后真的去睡了。

当天的晚餐就是一顿苏木风格的岐山臊子面，其实袁丽觉得好像还差点什么，醋肉不够酸，或者是西红柿放少了，最大可能还是芹菜货不对板。但杨勇似乎非常满意，满意到主动请缨洗了碗。

收拾完了厨房和洗衣机，杨勇带着孩子到书房去上中文课的时候，袁丽终于再次有了点个人时间，从冰箱里抓出一瓶葡萄酒给自己倒了一杯，坐在餐桌前想要看一会电视。

就在关闭冰箱门的一刹那，随着冰箱灯的熄灭，一些场景如同电影画面般从袁丽眼前闪过。同样格局的厨房，同样颜色的冰箱，同样的葡萄酒，苏木笑盈盈的把一杯葡萄酒递给袁丽。袁丽想起来，这个喝葡萄酒的习惯，就是苏木带给袁丽的。

袁丽没有像平常那样打开电视窝进沙发，而是再次掏出手机，翻出苏木的微信。苏木的朋友圈没有更新，袁丽仔细端详了一下小女孩的面孔，实在想不起来池杉长什么样子。又切换到了和苏木的聊天记录。

“我们相遇在西安（1991-1994）.docx”

袁丽看了看这个文件，从名字上看是关于苏木高中时代的事情，也就是苏木和袁丽做同学的时代。于是袁丽点击了文件图标，微信的下载进度飞快地转完了一圈，然后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

“高中时代的开端……”，袁丽一目十行的看完了前面几段，还真是回忆录，袁丽该说她有闲工夫呢，还是说她文艺呢。

上年纪的另一个标志是老花，比较小的字就看不清楚，比如手机上的文字信息，袁丽就得摘掉眼镜凑近了看，或者把手机拿远一点。即便如此，多看几页眼睛就有点受不了。

袁丽揉了揉眼睛，四下里看了看，算是稍微休息一下眼睛。可惜大晚上的，也没有个风景让袁丽远眺。

袁丽的高中时代，自然和苏木一样起始于1991年的夏天。那年的中考后，袁丽从庆安中学毕业，以全班最高分考入了西安中学，可以说那是袁丽人生的巅峰时刻。

在进入西安中学之前，袁丽的生活过得非常简单，三五零七厂就是袁丽的一切。袁丽的父母都在三五零七厂工作，袁丽的幼儿园是在三五零七厂附属幼儿园，身边的小朋友都是父母同事的孩子，连老师都和父母算是同事。

升入小学，对袁丽来说就和喝凉水一样自然，三五零七厂附属小学。袁丽的同学还是那些幼儿园时代的小伙伴，只不过加入了一些非三五零七厂子弟，有几个还成为了袁丽的好朋友。

初中对袁丽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三五零七厂没有自己的初中，袁丽只好到几公里以外的庆安附中去读初中。

庆安厂和三五零七厂一样都是军工系统的单位，只不过一个是航空器材一个是军服棉被。那个年代，很多企业之间都是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合作，比方说庆安厂的子弟可以到三五零七厂附小上学，反过来三五零七厂的子弟也可以去庆安附中上学。

有了初中的经验，其实高中对袁丽的改变不算是很剧烈，无非是上学的路程从十五分钟变成了五十分钟，从大部分同学都认识，变成了大部分同学都不认识。

不过总的来说，袁丽的高中生活过得非常普通。能够通过残酷的中考，进入西安中学的每一个学生，可以说都是以高考和大学作为唯一生活目标。因此，整个高中时代对袁丽来说是压抑的，记忆都是带着灰色的，所以袁丽一直不觉得这段时间有什么可值得回忆的。

袁丽曾不止一次梦到这么一个场景，阴暗的天空和水泥灰的建筑，袁丽站在穿着灰暗的人流里，向着一个方向蠕动。唯一有点颜色的是，袁丽手里抓着的一小束白色的小花。不知道为什么，梦里袁丽知道那是高三的冬天，但袁丽不知道在哪里和为什么。

时至今日，袁丽的初中同学还时不时搞个聚会，微信的初中同学群每天都和菜市场一样热闹。每天上映着国际政治、股票走势、美食和时尚，还曾经爆出过一次同学间的婚外情。但高中同学们，高考之后就作鸟兽散了，袁丽几乎和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系。

人生是一段又一段的旅行，走过之后就只剩下了回忆。如今，回忆也没有了，这样的人生和没有发生过又有什么区别。

而今天，苏木这个高中时代为数不多的好朋友，居然写了这么多字来纪念这几年，让袁丽觉得……怎么说呢，人与人的悲欢离合是不相通的。也好，高中那几年的时间，袁丽几乎无法回忆起什么成型的事情。苏木的回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算是袁丽的回忆。

袁丽把目光重新投向手机屏幕。

“苏……木？”袁丽重复了这个名字，感觉思想上有些混乱。

“是啊，你不记得了？”对面的声音有些惊讶，可能袁丽的这个问题有点过于愚蠢，那个声音似乎都没有了刚才的生气和无奈。

“苏木？”袁丽又重复了一遍，似乎抓到了什么，似乎又什么都没有抓住。

“你是真不记得我了，还是在跟我开玩笑？”对面的声音似乎真的有些生气了。

“我年纪大了，最近记忆力有些不好……”袁丽头脑中混乱似乎到了顶峰。就像是你在搜索引擎里面，搜索一个朋友的姓名，偏巧你这个朋友和美国总统同名同姓。满屏搜索结果都是美国总统又说了什么、制裁了什么、轰炸了什么……你一眼扫过去全是你朋友的名字，但不用看也知道，不可能是你朋友干的。

“我们同一年的好吧，你比我还小一个多月呢！”对面的声音充满了娇嗔，和她的自称的年龄非常地不相称。

“哦……”袁丽还是想不起来这个名字后面的人，只好继续拖延时间，脑袋里的搜索页面已经翻了几百页，但这位总统先生阴魂不散的继续霸屏。

“我的天哪！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对面的声音夸张地笑了起来，似乎她觉得对袁丽无需礼貌和客气，“我说袁丽，咱们确实有好些年没有联系。我算算看，差不多……16年了，但你还不至于忘了我吧。”

16年？16年前我在那里？袁丽仔细地回忆了一下，从最近一个清晰的时间点往回数。2016年在多伦多生下儿子，2014年从北京来多伦多，2010年因为认识杨勇从广州搬到北京，2008年从巴黎回国到广州，……每在心中默念一个年份，思维的迷雾好像突然散去，那年遇到的人和事情开始一点一点的浮现在了眼前。

所以，16年前是2008年，袁丽从巴黎回国到了广州，那么这个名字是在巴黎遇到的？巴黎上学时候，有叫这个名字的同学吗？那个学校里的中国学生很少，那会不会是在华人圈里认识的？

正当袁丽拼命地搜索巴黎的那几年时间，然后重新展开在脑海里，那个声音已经非常不耐烦地继续说了下去。

“你还真是老年痴呆了，咱们是高中同学，前后桌就坐了两年，又在巴黎一起待了差不多三年。你都忘了？生孩子的时候打包一起送给你老公了？”

然后，电话那边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

“苏木！西安中学，我坐你前面，你旁边是池杉，我旁边是李涛！高考之后，咱们四个人还一起骑车去了沣峪口。”记忆一旦找到了起点，后面很多东西就水到渠成了。

“对啊，你还没傻啊。”那个叫做苏木的声音也愉悦了起来。

“你没带泳衣，还打算直接穿着衣服下水游泳，差点走光！”有一个模糊的镜头从袁丽眼前闪过，两个女生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还有两个身影在旁边的河里游来游去，自己伸手拉开另一个女生的领口往里看。

“喂喂喂！这个你记那么清楚干什么？”苏木的声音尖利起来，揭老底的行为飞速拉近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你在巴黎住在伊西镇，我经常去你宿舍做饭来着。”袁丽的眼前，或者是脑海里的屏幕，继续播放着模糊不清的画面，像是在看一部90年代家庭摄像机拍摄的录像带。

“你那时候最喜欢我做的酸汤面，说比你妈做得都好吃。”苏木洋洋得意。

“对对对，你那时候每到周五就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玩一起做饭。害得我在巴黎读了几年书，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因为所有法国同学都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杨勇总问袁丽，为什么在浪漫之都，没有找个法国男朋友。为这事，袁丽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还没说这事呢，你就好意思说！我同事都觉得我是拉拉，男同事看我那个眼神，哎呦……好像在说，鲜花怎么能插在鲜花上呢？牛粪很失望！”

袁丽爆发出了一阵大笑，电话那边也传来了苏木的笑声，似乎两个人都很久没有笑得这么畅快了。当年在巴黎一起做饭、逛街、看电影和蹭罗浮宫免费票的画面又从袁丽眼前闪过。

记忆就是个这么神奇的东西，有时候你怎么掘地三尺都无法找到，但只要有人从里面抽出一根丝，再轻轻地一拽，时间就会从里面倾泻而出。但是再低头看看洒落一地的碎片，似乎每一个都那么的不真实。

袁丽和苏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活，然后袁丽留在西安，苏木去了北京，再然后两个人又在巴黎相遇。不过，记忆中能够找到的画面，似乎只有苏木高中时代的面孔，有点模糊像是隔着一层纱。即便如此，袁丽还是能依稀辨认出，苏木标志性的长长睫毛，还有微笑时脸颊上的酒窝。

“我回国以后你还在巴黎？”袁丽毕业后就回国了，苏木当时是工作外派在巴黎，从这里开始两个人就失联了。

“我又待了几年，后来就两边跑，直到疫情之后才回国的，现在定居在北京。”苏木说的轻描淡写，好像法国和中国的距离，就像是西安到北京一样。

“那你现在怎么样了？我说的是……”袁丽没有说出口，袁丽记得当年之所以她们一起混在巴黎，自己是受不了深圳一切为了搞钱的生活方式，去巴黎读了个研究生。而苏木是因为离婚，为了逃离原来的生活圈，找了个外派的工作。

“我又结了一次婚，不过又离了。”苏木的语气很平静，好像说的是点了一块九块九的牛排，结果端上来咬不动一样。虽然有点遗憾，但实际损失并不大。

“不过这次婚姻也不是没有收获，我有了一个孩子，女孩，长得像我。”苏木的声音从平静变成了幸福，以至于袁丽直觉是，苏木是为了那两颗西兰花才点的牛排。

“那她一定很漂亮！”，袁丽一直认为，苏木是全班里最漂亮的女生，甚至比公认的班花丁昕更漂亮。

苏木和丁昕都是那种大眼睛长睫毛的美女，性格上也都是热情奔放。只不过苏木的热情奔放是有条件的，仅对部分同学有效。对大多数男生来说，苏木总是一副医生看患者似的表情，彬彬有礼中带着冷漠。加上她坐在最后一排，处于大部分男生们的视觉死角，至少上课时候不像丁昕那样依然牵动男生的目光。

“对了，我找你是问问你……”苏木迟疑了一下，似乎这个问题很难说出口，“我想问……你有没有池杉的联系方式？”

“池杉？”这个名字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这个名字和苏木一样都深埋在袁丽的记忆深处。熟悉的是，几秒钟之前袁丽还说出过这个名字。

“他应该跟你最熟啊？你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袁丽觉得这事有点不可思议，苏木和池杉是同桌，而且后来两个人都考到了北京去上学，说起来相处时间可比袁丽要多了四年。

“我没有”，苏木没有解释原因，但语气低沉了下去，好像这个名字在她的记忆里，犯下过什么滔天的罪行。

“那我找找看，好像上次见他是……我真想不起来了……要不是你说，我都快忘了还有这么个人了。”袁丽顺着时间轴向前寻找了一下，迷雾中袁丽去巴黎读书前，去池杉家里坐了坐。记忆中似乎有四个人一起打牌的场景，池杉在其中面目模糊，反倒不如他的两个大学同学印象深刻。

“谢谢啦，这个号码就是我的手机，也是我的微信，等会你加我一下。这边已经后半夜了，改天再找你聊天。什么时候回北京一定要找我哦！”

那个声音变得调皮了起来，在袁丽的眼前刻画出一张笑脸，然后和记忆中的那张脸慢慢地融合在了一起。苏木！那个明艳大方，经常爽朗大笑的女生，终于回到了袁丽的记忆中。

袁丽的手机叮咚地响了一下，收到了一条短信，是刚才那个号码发过来的。

“这是我的手机号码，苏木。”

袁丽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很快通过验证，苏木的头像出现在了袁丽的通讯录中。

袁丽点开苏木的朋友圈，全是晒娃的照片，最近的一张照片是苏木和女儿的合影。苏木戴着一顶巨大的草帽，墨镜遮住了半个面孔，蹲在一个五六岁小女孩的身后。即便知道是苏木，袁丽还是很难将照片中的妈妈，和记忆中的高中生对应起来。倒是小女孩稚嫩的小脸上，依稀能看到苏木年轻时的影子。

袁丽在这条朋友圈下面点了个赞，顺便留言：“和我儿子差不多大，预约个儿媳妇”。

很快，朋友圈里出现了回复：“请各位候选婆婆有序排队缴纳报名费，按时参加女婿资格考试。”

袁丽笑着关掉手机，看着秋风吹过圣劳伦斯河面，掀起一阵阵浪花，思维的迷雾突然又把袁丽的时间吞没了。刚才袁丽笑过的，回忆过的事情，好像一部精彩的电影，无论电影有多精彩，只要过去的时间足够长，你能记得的只有大概的故事和几个模糊的画面。除此以外，好像一切并不存在。

一个人上了年纪的两个标志，一个是容易怀旧，另一个是足够健忘。袁丽这些年健忘的程度与日俱增，有一次成都的表姐来加拿大旅游，袁丽受父母之命接待。这个表姐比袁丽大几个月，八十年代袁丽全家去成都旅游，曾经住在她家里，因此袁丽和表姐也算是有一段不太长的童年友谊。可是，饭桌上表姐大谈童年往事的时候，换来的只是袁丽不住地尴尬挠头。明明是有照片为证的童年，袁丽就是没有半点印象。

在河边还没吹够了风，袁丽就赶去学校接孩子放学。今天孩子没有课后活动，三点半就可以从学校接走。袁丽带着他去Costco买了日常需要的各种物资，然后赶回家做饭，晚上又和父母打了一个视频，就把苏木的求助忘了个干净。

潜意识里，也许在袁丽看来，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找一个更久没有联系的朋友，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实在谈不上有多重要。

信封被拆开又重新合上，就在这开合的瞬间，时间的河流悄然改道。当泛黄的信纸被小心翼翼地塞回信封，窗外的景色在眨眼间完成了更迭。科技园里方盒子般的建筑消散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法式建筑优雅的轮廓。空气中弥漫的味道也从尘世的烟火气，变成了异国他乡清新的草木芬芳。远处隐约传来的不再是轰鸣的车流声，而是有轨电车驶过轨道时规律的哐当声。信封被轻轻放在胡桃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2024年夏天的蒙特利尔，就这样在时空的缝隙中悄然落定。

袁丽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随遇而安，且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人。但前几天过生日的时候，袁丽回头一看，这辈子上半场竟然如此的折腾，简直可以用事与愿违这个词来形容。

在来加拿大之前，袁丽在西安度过了人生的前20年，然后先后在深圳、巴黎、北京转了一大圈，终于在40岁的门槛前，决定还是搬家到了加拿大。即便如此，袁丽的加拿大生活也不安分，先在多伦多漂了几年，买房生子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安定要素都完成了以后，又选择了全家搬迁到蒙特利尔。

“咱家的姑娘，小时候在院子里圈的太久了，放出去就野了！”

父母是这么评论袁丽的。袁丽觉得，他们可能是对的。

和号称广州郊区的多伦多相比，蒙特利尔在国内就不怎么出名了。在中文搜索引擎里面搜一下，大多内容都是关于蒙特利尔的冬天。

蒙特利尔的冬天确实恐怖，动不动零下30度，还要配上时速超过60公里的寒风。不要说行人要被风吹走，就算人坐在车里，都感觉车都要被风吹跑了。

每次遇上大风天，袁丽都尽量不出门，如果实在必须开车出门，袁丽都会死命抓紧方向盘。时间久了，她这个驾驶习惯，在国内开了几次朋友的车以后就出了名。

“袁丽！放松点，这不是你家的F1赛车。”

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气温跌到零下38度，还飘着大雪。可是袁丽作为一个母亲，还是只能战战兢兢地开车送孩子去学校，车外寒风呼啸，隔着车窗都能觉得脸生疼，真的是刺骨寒风。

下雪天开车，袁丽从不敢超过时速30公里。远远看见红灯，离着上百米就已经开始踩刹车。这不是袁丽不会开车，而是蒙特利尔的驾驶经验。雪地是绝对不可以急刹车！否则有一半概率刹车变漂移。早踩轻踩，时不时还得松一下刹车，这是雪地刹车技巧的高级版本。优点是稳妥，缺点是用比龟速更慢的蜗牛速挪到路口，绿灯已经过去，又变成了红灯。

下大雪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雪花粘在车窗上进一步遮挡了视线，所以只能不停地喷玻璃水，一整瓶玻璃水用不了几天。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天气，遇上暴雪的日子，早上还要铲雪挖车。

小时候在西安，袁丽冬天穿棉大衣。后来在法国的时候，袁丽喜欢上了羊毛大衣，因为确实轻薄保暖而且好看。在巴黎和北京，除了个别日子，羊毛大衣都已经足够御寒了。可是，自从来了蒙特利尔冬天，袁丽的衣柜就只剩羽绒大衣。

在蒙特利尔过冬，需要一件足够厚的羽绒服，而且必须是能到脚踝的羽绒服大衣。刚来的时候，袁丽穿的是国内买的短羽绒服，结果是冻成狗。因为室内外温差太大，不能穿太厚的裤子，穿短款羽绒服在室外简直跟裸奔没什么区别。

蒙特利尔的冬天太长，雪太大，风太冷，所以就得不断地除雪融雪来保持公路通行。等到第二年开春，冰消雪融，公路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而加拿大悲剧的基建效率，在蒙特利尔也没有特例，交通干道基本上常年维修状态。反正只要修好了第二年还得坑，那就不如留着第二年再修好了。

坑多了，蒙特利尔人都习惯成自然了，只有新移民和游客才会大惊小怪，然后给蒙特利尔起了个粤语名字“满地可”，其实就是满地坑的意思。

蒙特利尔是在加拿大的法语区，这里几乎所有人都以法语作为母语，工作场所更是要求必须使用法语。袁丽的大学专业是法语，后来从事的一直是法国外贸，还在巴黎混过不短的一段时间，因此法语差不多是袁丽的第二母语。

但是袁丽的丈夫杨勇很不适应，因为他留学美国又在多伦多工作，一直把加拿大当作一个英语国家来看待。受袁丽影响，杨勇多少还是可以说一点法语，但是仅限于你好、再见、多少钱、太贵了之类的日常词汇。

杨勇和袁丽，从说英语的多伦多搬到说法语的蒙特利尔，是因为杨勇在康考迪亚大学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作为蒙特利尔唯二的英语大学，杨勇可以在学校里面讲英语，可以在家和袁丽说汉语，但是逛街买菜之类活动，就不得不说法语了。最后杨勇和袁丽决定，袁丽像其他加拿大主妇一样，全职照顾家庭和孩子，而杨勇可以专心于工作。

对于这个分工，袁丽整体上来说是满意的，除了偶尔嘀咕一下：什么专心工作？就是懒得学法语的借口罢了。其实，从多伦多搬家到蒙特利尔，也让袁丽从重新学习英语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因此袁丽还是很理解杨勇不想学法语的心态。

全职家庭妇女的生活是规律和无趣的，袁丽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做好了早饭后叫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起床。饭后杨勇去上班，袁丽送孩子去学校，再回家收拾早餐的残局洗洗涮涮，差不多也就快到午饭时间了。

蒙特利尔的小学下午3点钟放学，袁丽通常已经等在学校门口，接了孩子顺道买菜购物，然后回家做全家的晚饭。

晚饭后等袁丽洗完碗，处理了垃圾，每天计划内任务才算是结束。袁丽洗碗的时候，杨勇会在书房教孩子中文，或者像国内家长一样的鸡娃。这时候，袁丽就会在餐厅偷个懒，自己喝点葡萄酒放松一下。

喝葡萄酒这个爱好，袁丽还是在巴黎养成的。那时候袁丽还不认识杨勇，而且还在上学没有收入，因此除了食堂以外，周末的几顿饭只能和朋友一起做。既然做饭省了钱，有时候就会想喝点酒补偿一下自己，一来二去袁丽就学会了喝葡萄酒。

其实家庭妇女想要忙里偷闲，也是很容易的。前提是，午餐尽量随便对付一下。这样下午孩子放学前，能有一段空闲时间，袁丽经常用这个时间去一个人看风景。

夏天的蒙特利尔，特别有味道，平均20度的气温让袁丽想起西安的春天。被压抑了大半年的蒙特利尔人，特别珍惜夏天的好时光。年轻人们会在街上弹吉他跳舞唱歌，路边的咖啡店里坐着轻松惬意的人们，慢慢品尝着法式面包和咖啡，鲜花小铺里很多顾客光临。

英语区的加拿大人，对外界文化和信息的接受度远高于法语区的人，显得开放和多元。作为法国后裔，蒙特利尔比多伦多和温哥华更加的自由散漫，审美更加独特，也更有艺术创作的兴趣。这就显得蒙特利尔人更加关注本地，自己发生了什么，更加偏向自我和保守。

蒙特利尔的生活，就像是坚硬的法棍，加上番茄、奶酪和火腿，吃起来寡淡无味，更是对牙齿的挑战。喜欢的人不多，但喜欢的人自得其乐。如果要用国内的城市来形容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袁丽觉得应该是西安和深圳。

入夏后连着几天的中午，袁丽都是坐在路边，用法棍加咖啡对付了午餐。然后什么也不想地看着跳舞的年轻人，画肖像画的街头艺术家，自娱自乐演奏大提琴的女孩。

最近袁丽突然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成了小时候家属院门口的老人。小时候，袁丽每次经过家属院大门，都能看到几个老头聚在一起聊天下象棋。小学的时候，棋盘前总有包花生米和秦川大曲。等到中学，花生米和秦川大曲变成了茶水。再后来，随着袁丽在大院的出出进进，老人们变得越来越老，然后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总是不相通的，袁丽的伤感没能影响任何人。跳舞的年轻人不知道，背着双肩包拿着纸杯的游戏公司程序员不知道，三步一自拍的中国游客不知道，给袁丽端来咖啡的服务员不知道，甚至杨勇也不知道，这让袁丽感到更加地伤感。

其实袁丽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也很奇怪，明明在杨勇和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又盼着有人来主动安慰自己。没有人来岂不是很正常，或者说明自己演得好，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对杨勇咬牙切齿呢？

后来袁丽不再去街头看热闹，而是去皇室山徒步，或者去旧码头的河岸边找个没人的地方独处。这就是书上说的，在热闹的地方才会感到孤独吧。

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独处的时候袁丽总是会有点走神，不自觉地回忆过去，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过程，朋友、同学以及被自己爱过或者爱过自己的人。这种奇怪的感受，一定要打个比方的话，有点像手机空间管理。手机的内存空间不足，必须删除部分文件，在删除之前总是需要看一遍有没有特别重要的。

然而，可能是袁丽大脑这个硬件已经老化了，很多人和事袁丽怎么拼命地回忆，都一点都想不起来。

小时候都有哪些亲戚？

过年经常来的那个是表哥还是表弟？

小学那个一起跳皮筋的女生叫什么来着？

中学是不是有个特别帅的男老师？

大学偷偷喜欢过的那个师兄叫什么来着？

……

似乎，袁丽是从天上掉下来到蒙特利尔，或者如同《盗梦空间》的梦境，你不可能想起来梦开始之前的事情。

这时候，袁丽就在想：“该回家翻一翻搬家时打包的箱子了。”旧照片和信件都被封在箱子里，收藏在储藏室的某个地方，有些跟着她已经环游了整个地球，有些箱子至少十年没有打开过了。

就在袁丽靠在旧码头岸边的栏杆上出神的时候，袁丽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中国号码。奇怪，谁会从国内突然打电话给袁丽？还经常联系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多半会从微信上找袁丽，或者拨打语音过来，很少会有人打电话。

人到中年，还有一个神奇的体验，就是朋友数量和质量断崖式下跌。理论上，朋友还是那些朋友，躺在手机通讯录和微信通讯名单里，绝对数量依然庞大。但是不算那些工作群、家长群，不算卖保险之类的销售式聊天，能够点对点交流的人数，真的已经没几个了。微信已经这样了，电话就更惨了，通话记录里，除了自家的两个人，基本上全是各种垃圾推销和电信诈骗。

袁丽等了一分钟，那个电话号码倔强的持续响着。“我就帮你完成一个电话销售的KPI吧”，袁丽暗自想着，接起电话。

话筒中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是一个略带陌生的女声：“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

“对不起，想不起来，你是哪位？”对于这种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电话，袁丽还在国内的时候已经接过多次，原先的国内号码多半也是这个原因而放弃了。因此袁丽没有一点点好脾气，如果下一句话她再不说话，袁丽就打算挂掉了。

“我是苏木啊！”对面的声音很清脆，好像有些生气，又有些无奈。

几天后的深圳。

“蛇口、南头、世界之窗……五文一位，上车就走，靓仔你走不走啊！”售票员身体挂在车厢外面，举着一块写满了地名的塑料牌子，朝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大声吆喝着。

有些人目不斜视地盯着公交站牌，一心要等公交大巴。

有些人则动了心，凑上来试探地问：“大冲，到不到？”一张嘴就是普通话，很明显就是个外地人。

“到到到，上车就走。”操着广东普通话的售票员赶紧让出车门位置，让外地人上车，似乎为了验证售票员说的话，小巴车颤抖了一下发动了，然后以蜗牛的速度向前挪动了起来。

“大冲六文”，等外地人坐好，售票员从车门口探过身。

“不是五元吗？”外地人立刻警觉了起来。

“世界之窗五文，大冲还要过去很远一段的。”售票员的广东普通话听起来铿锵有力，透着一股子淳朴，外地人只好不太情愿的付了钱。可是，几乎在他掏钱的一瞬间，小巴再次停了下来，熄火了。很快，售票员的声音又在车厢外面响起。

“蛇口、南头、世界之窗……五文一位，上车就走，靓仔你走不走啊？”

池杉看了看公交站牌，虽然有两趟车都可以坐，但是要等多久他真没有信心。因为其中一辆公交车，就在他看站牌的时候走了，也就是说他已经错过了最近的一班。

“科技园，到不到？”池杉也学着其他人的样子，直接问等客的小巴售票员，也同样暴露了他外地人的身份。

“到到到，上车就走。”操着广东普通话的售票员，又是同样的回答，同时把手里的塑料牌子向池杉亮了一下，一堆地名里面有个“科技园”。这时候，小巴车再一次应景的发动，以蜗牛的速度向前挪动了起来。

“科技园多少钱？”池杉没有贸然上车，他有几次坐小巴的经验，知道有些售票员会漫天开价。

“科技园六文”售票员一边招手一边侧身让出上车通道。

“一口价的了！都是行规，没得讲了。”见池杉没动，售票员继续解释，同时继续招着手，仿佛是一只招财猫。

池杉探头往车里看了看，还剩下三四个位置，估计几分钟也就能坐满。又抬头看了看小巴的外观，虽然车有点破旧，但是绿色上半截车身表明这是一辆关内运行的小巴，不至于一不小心出了关回不来。相对来说，关内的小巴车也比较规范。这个规范，是相对于关外运行的红顶小巴，而且也只是“比较规范”而已。

池杉刚找好位置坐下，小巴车仿佛是一只被人踩了尾巴的猫，蹭地一下窜了出去。池杉重重地摔倒在了座位上，找座位的动作再晚零点一秒他估计就得摔在地板上。刚才还挂在车厢外的售票员，不知道何时已经稳稳地坐在了最靠近门的位置上，正在向车尾张望。

难道是有交警？池杉不由自主地也向车尾看去，原来是一辆公交大巴缓缓地驶入车站，车头上的编号正是池杉能够乘坐的两个线路中的一个。

“我……”还没等池杉表达一下气愤，小巴车又是一个急刹车，所有乘客的额头都重重地撞在了前排座位上，然后随着车辆的停止，再向后一仰，后脑勺也和座椅背来了个亲密接触。这小巴司机，该不会是颈椎病医院的托吧。

“华强北这里就是这么堵车的啦……”售票员操着广东普通话开始在车厢里挨个收钱，倒确实没有多收，都是上车前讲好的价格，池杉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下来。

七月份的深圳，正是这座热带城市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要说气温，其实深圳还不如北京，甚至比池杉更熟悉的西安都还要低一些。深圳的热，主要体现在“湿”和“晒”两个方面。此时，阳光灿烂，湿度还不是很高，但阳光强度让北方城市自叹弗如。

小巴车上没有空调，如果开动起来，窗外的风吹进车厢，乘客们也还算勉强可以接受。可是一旦停下来，阳光立刻把坐在窗口的乘客，照的如同放大镜下的蚂蚁。于是，乘客们纷纷拿出随身物品遮阳，有些是太阳伞，有些则是报纸，但没有人敢用皮包之类高价值物品遮阳，因为从窗口被人抢走财物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池杉虽然也在窗口位置，但经常在学校踢足球的经历，让他还算是抗晒。此时，池杉更感兴趣的是深圳的街景。

这里是华强北电子市场，他在暑假里曾经去过很多次，但他对深圳的了解到此为止，从此向西的几个地名，华侨城、科技园、蛇口对他来说还都是几个意义不明的名词而已。只有一个世界之窗例外，有一年寒假陪一个中学同学去过。

前方的红灯变绿了，车流开始动了，刚才还在窃窃私语或者自言自语的乘客，也随之安静了下来，但是好景不长，没过一分钟车子又停了下来。

“怎么走走停停啊？还走不走？”

“老板，红灯啊！我也没办法的啦，过了前面上海宾馆就好了……”

车厢后面传来售票员和乘客的对话，这种结果显而易见地问答，似乎略略地带来了些凉风，让车厢里面没有那么炎热了。

但池杉的运气很不好，一束阳光被窗外商场幕墙反射，正好晒在他的眼睛上，晃得他睁不开眼。池杉低下头在背包里摸索。

钱包？不敢，一个小时前在公交站台上看到的偷钱包还历历在目。

毕业证？太小了，而且太重要不能用这个。

报纸？太软了，挡不住窗外吹来的热风。

“就这个吧”，池杉从背包里掏出了绿色绒布封面的日记本。日记本的尺寸不算很大，但封面封底都是硬皮的，举在眼前简直就是一块盾牌。池杉躲在这块盾牌之后，终于看清了窗外的景色。

正对池杉的天虹商场的外墙上，挂着一排巨幅的服装广告，个个衣着时尚的俊男美女，一水的老外面孔。池杉看着这一堆模特组合，突然噗呲一声笑了，想起了毕业设计项目组一个女同学对时装广告的评价。

广告上是中国模特，几乎肯定是外国品牌。

广告上是外国模特，可能是外国品牌，但更可能是中国品牌。

小巴再次起步，随着视角的变化。天虹商场的侧面广告也露了出来，这次只有一幅广告。广告上没有人物没有产品形象，只是在红色的背景下几个大字“金蝶ERP”。要不是池杉是计算机专业，对国内几家大软件公司都算是熟悉，简直要以为这是家走日式极简风格的服装品牌。

“ERP？”池杉放下了绿色绒布封面的日记本，现在小巴车已经过了岗厦，路边已经是一片空地，没有建筑物的反光，也就不需要盾牌了。池杉把日记本装回背包，顺手掏出刚才那张报纸来打发时间。就在打开报纸的一瞬间，池杉捕捉到了报纸上的一段文字，标题是“从MRP到ERP”。

“ERP是企业资源计划的英语缩写，简单说就是把企业的人财物都当作资源，通过合理配置来实现最高效率的生产。这个生产可以是制造，也可以是仓储、销售等任何环节……”

两个小时后，在科技园的一家公司里，池杉对着人事部的中年妇女侃侃而谈，这些内容就是刚刚从报纸上看到的，只不过是用池杉自己的话说出来。

“老区？你看……”中年妇女带着点惊讶，看了看旁边座位上的一个胖子，似乎是征求胖子的建议。

胖子点了点头，接过了话头：“你做过企业管理相关的软件？”

池杉完全没有思考的点了点头，其实在今天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刚才他自己的那一番话，好像点醒了自己。

“我大三的时候给一个客户写了一个进销存软件，用的是Foxbase。”

“哦……进销存”这话引起了胖子隔壁的男人的兴趣，刚才还靠着椅背的身体略微挺直了一些。

池杉向男人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继续补充。

“客户是卖珠宝的，在北京的十几个商场有专柜，每天都有买卖操作要记录。我做的这个系统，就是管进货、销售和存货，还有一点财务功能，比如日记账库存价值什么的。”

“还真是个进销存，那你们软件放在哪里？有多少用户？和商场专柜怎么交换数据？”男人兴趣更浓了，他年龄估计也就三十出头，问题直奔要害。

“软件放在燕莎，就是客户公司的办公室里。用户就一个人，说是财务，我看她什么都管。商场每天上班后，打电话回公司通报上一天的销售情况，财务这个人输入软件。”

“打电话？这忙得过来吗？”男人有点迷惑，看了看胖子，似乎在寻找共识。

“忙得过来！”池杉从两人的眼神中，猜出了他们的疑惑，“卖珠宝的，我记得最便宜的手链进货价都要七百多，销售价基本上是加个零。所有商场加起来，正常每天也就卖个几十件，当然节假日会多一点。”

池杉对面的几个人发出一阵惊叹，然后笑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数据量小，还是因为珠宝利润的离谱。

“那你觉得这个软件开发过程中，最难的事情是什么？”胖子又补充了一个问题。

池杉抓了抓脑袋，他不是很确定要按照一般面试规则走，还是要说真话。要是按照一般面试走，应该找个技术问题来说，比如需要同时更新多个数据，但是更新到一半出错了怎么办。不过今天只是在公司内部分部门，他还是决定按照真实想法来说。

“就当时那个项目来说，是物料的定义问题。”这个问题让池杉加了很多个班，包括两个通宵，还有好几次从海淀到燕莎的来往奔波。

“客户原来进了货，就按照品名来登记成一个物料，比如10克18K金手链，但这个名字下面的手链，可能造型纹路是不一样的，卖了一个到底是哪一个就不知道了。再加上专柜之间调货、客户退货、专柜退回公司等特例，实际上公司只能管一个总数大数。财务把他们的数据录入我们这个软件的时候，光是和专柜对数据就花了一个星期。我觉得，这个软件里什么叫一个物料，就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事情。”

胖子好像很满意池杉的解释，没等池杉说完，就朝着中年女人招了招手：“吴姐，改一下分配方案，这个人给我吧。”

被叫做吴姐的女人看了另外两个人一眼，得到了一个点头，也朝着池杉点了点头：“以后你就分在区经理的部门，ERP部”。

报到后来的程序都没有值得回忆的，在人事部签了合同拿了门卡，认领了办公座位，然后就是等着第二天开始的新员工培训。

按照区经理的说法，公司里面其他员工都在办公室里工作，而他的这个部门几乎所有员工都在客户那里上班，因此办公室内没有老同事可以认识，甚至他自己都要马上赶回客户那里。因此，第一天剩下的时间，池杉只能坐在空空如也的办公桌前发呆。

看着周边一片空座位，池杉感到十分的无聊，从包里掏出那张神奇的报纸又看了看。这段不长的文字，让池杉把兼职经历中的很多想法融会贯通，然后上升到了一个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高度。显然，最终改变了他被预定的分部门安排。而这一切的引子，甚至还要追溯到广告牌，射进他眼睛的阳光，还有他遮阳的那个日记本。

想到这里，池杉拿出那本绿色绒布面日记本，抚摸了一下日记本封面的火焰伤疤。打开日记本，从里面拿出一封信。这是他在大学最后一个晚上写的信，因为一直没有碰到邮筒，所以跟着他从北京海淀到了深圳科技园。

这封信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是他最近发出去的众多书信中的一封而已，大学毕业去深圳工作，总得要和有通信联系的人通报一下新联系地址。在没有手机、微信、QQ的年代，每次联系地址的变更都必须及时通报，否则很容易失去联系。

人事部给池杉的文件很多，合同、员工手册、银行开户要求等等，装在一只大号牛皮纸档案袋里。池杉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零零碎碎铺满了桌面。池杉把绿色绒布面日记本放进档案袋，拿起一卷胶带纸，仔细地把档案袋封了起来。

档案袋的尺寸刚刚好，轻轻摇晃一下里面传来细碎的碰撞声。池杉知道，这是夹在日记本里面的照片滑了出来。

“等有了自己的房间，还是应该放在自己的床头柜或者书柜里更合适。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了。”

等收拾完毕，池杉重新坐回办公桌前，翻了翻还没有封口的信封，拿出钢笔在信封的首页上写下：陕西省西安市……袁丽收。

1998年7月的北京，如同一口架在烈焰上的巨锅，暑气蒸腾。白晃晃的日头炙烤着横平竖直的街巷，沥青路面软塌塌的，蒸腾起扭曲的热空气。蝉鸣撕扯着空气，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与四环路工地上的水泥搅拌机轰鸣，还有中关村工地上打桩机沉闷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仿佛这座城市正吃力地挣脱某种束缚，要将骨架撑得更大。

家属院的槐树下，摇着蒲扇的老人眯眼打着盹，收音机里模糊地播放着关于南方洪水的消息。教学区最后一遍下课电铃已经结束很久，原本安静的教学楼里，充斥着课桌移动时木头和水泥的摩擦声，还有各种年轻的、南腔北调的声音，对今晚世界杯比赛的争论。在这冷热交替、新旧撕扯的寂静黄昏，一个时代正屏住呼吸，等待着一场壮丽的日落，或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

北京理工大学的11号宿舍楼，其形状像是一个C字。宿舍的出入口开在C字的左面，而C字右边合围成的空间是一片稀稀拉拉的小树林。11号楼的学生到这里来，要绕着整个宿舍楼转一圈。而其他宿舍楼的学生，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来，因为这里的树木并不茂盛，不利于隐蔽。

曾经有不开眼的小情侣在这里约会，没想到遭到了半个宿舍楼的围观。因此，时间长了这个小树林就变成了一片荒地，除了军训时候大队人马开来拔草和打扫卫生，其他时候几乎无人光顾。

不过，今天的小树林却是另一种热闹，人头攒动，浓烟滚滚。每个毕业季固定节目，毕业生大甩卖已经结束了。能卖的旧书旧货都已经卖出去了，卖不出去、不能卖、不敢卖而且又不能带回家的东西，至少有一半今天都要火葬在这片小树林里。

“三木！在这里呢，怎么才来？”王居向着池杉招了招手，把身边的一块空地让出来。男生宿舍里，通常都不会一本正经的叫名字，那样就显得生分了。因此，池杉被叫做三木，而王居更多的被叫做王局长。

池杉一屁股坐下，手里拎着的两个塑料袋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堆作业本习题集从塑料袋里面滑了出来。

“这不是收拾东西吗，其他人呢？”池杉四下里瞧了瞧，并没有看到宿舍的其他兄弟。

“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他们已经去京工餐厅占位子去了。”王居慢悠悠地回答，语气听起来至少是个气象局的局长。

“占位子需要六个人？”池杉把几本作业本扔进了面前的火堆，火焰立刻就吞没掉了作业本上的《线性代数》几个字。

王居依然慢悠悠地回答，语调里面带着点天津味：“也不嘛都是去抢座儿，那俩傻小子还得先奔女生宿舍递假条。备不住啊，咱这头都吃上热乎饭了，他们还在那儿跟姑娘们磨叽呢，整得跟天津包子铺排队似的——没个准点儿！”

池杉哦了一声表示知道了，继续把写着《离散数学》《操作系统》的作业本扔进火堆。

小树林里，这样的火堆还有十几堆，每一堆都围着几个男生。每一簇火焰都在大口吞食着家长交的学费，学生们曾经抓掉过的头发，以及青年男女的纯真和笨拙的感情。

“再给大家半个小时，时间到了我们要强制灭火，现在是火灾高发季节，请大家理解。”手持扩音器的声音响起，池杉和王居顺着声音看过去，一个带着红袖箍的辅导员，带着两个手提灭火器的保安，出现在小树林边上。

王居把手上厚厚的一摞信件扔进了火堆，火焰被短暂地压了下去。信件才是今天的主角，作业本什么的其实只能算是个陪葬品。然后，王居把池杉的另一只塑料袋打开，掏出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丢进火堆，内容基本上和王居自己的差不多。

隔壁的一圈人里面，突然有个人喊池杉的名字。池杉转头过去，是对门宿舍的张洋在喊他。张洋和池杉是同班同学，而且他们是系排球队的二传和主攻，关系仅次于同宿舍的几个兄弟。

“你哪天走？”张洋对池杉扬了扬下巴，然后把一本《高等数学》课本扔进他们那一圈的火堆。这些基础学科的课本很多年都不变，理论上确实可以卖旧书，但理工科院校全员都要学高数，卖方太多买方有限，供求关系严重失衡。

池杉走过去蹲在张洋身边：“明天早上，10点的火车。”

“这么早？我还说找你一起打场球呢，以后估计就没机会打排球了。”张洋惊叹了一声，把一个排球递给池杉。这是一个他们一起用过的排球，因为磨损严重被体育老师淘汰，被他们两个捡了回来自己打着玩，已经快要看不出排球的样子了。

“家里有点事，干脆就早点回去。”池杉敷衍了一句，把排球又递了回去。张洋看都没看，直接把排球扔进了火堆，很快一股塑料燃烧的臭味就散开了。

“学校里的排球场，都她妈改网球场了，以后哪还有地方打排球？”张洋盯着火堆冷笑了两声，脸上的表情说不出来是落寞还是伤感。

池杉站起来，在张洋肩膀上拍了两下，他知道张洋没有说出来的后半句。不仅是没有场地，更是没有人了。作为一个小众运动，打排球的人即便在学校里也少得可怜，偏偏这个运动门槛还比较高，不是新人可以随便凑个数的。每次排球赛，池杉和张洋都要打满全场，替补队员别说组织进攻了，连一传都没几个到位的。

池杉坐回到王居身边时，自己拎来的两个塑料袋已经空了。各种作业本和卖不出去的教科书，都已经被王居一股脑地丢进火堆。现在只等着火焰从被压制的状态苏醒，把这些承载了知识的纸一口吞下，然后化作灰烬还给老师们。

“你不用去找……那个谁请假？”池杉用肩膀顶了一下王居，这家伙在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居然搞定了同组的系花，前几天带着系花参加了宿舍聚餐，关系算是在兄弟们这里过了明路。引得宿舍里的其他男生，在卧谈会上一连串的唉声叹气，都为自己没去王局长那个课题组感到后悔。

和预想的不一样，王居既没有回击也没有调侃，叹了口气然后站了起来：“都烧完了吧？走吧，最后的晚餐。”

池杉站了起来，他看到火焰已经沿着散开的书页，爬上了教科书、作业本和信件堆起来的小山。在这座小山的顶上，有一本绿色绒布封面的日记本，在火焰黄色的光芒里，被映衬着仿佛闪闪发亮一般。

“走吧！”王居已经走出了两步，回过头来催促池杉。

“还有5分钟，时间到了我们要强制灭火，请同学们抓紧时间。”手持扩音器的声音再次响起，两个保安已经把灭火器放在了脚边。

“等什么呢？”王居不耐烦地催促，然后开始向着小树林外移动。

“来了！来了！”池杉应了一声，伸在半空的手犹豫了一秒钟，然后伸出去抓住了那个绿色绒布面的日记本。也正在此时，火焰像是章鱼的触手，和池杉同时去抓日记本。

火焰章鱼还是比池杉迟了零点一秒，触手的前半截已经抓住了日记本，但后半截被生生地打断了。池杉看了看，日记本的书页完好，只是封面上被印上了一个火焰的伤疤。

“你不去北外跟‘澡票’告个别？”王居看到池杉手里的绿色绒布面日记本，但没有在意。

“之前打了个招呼，中学同学就不用散伙饭了，这两天喝的我头疼。”池杉用拳头砸了砸自己的头顶。

广义上的大学散伙饭，是由一系列的饭局酒局组成的。

足球队，一起喝一顿。

毕业设计项目组，一起喝一顿。

老乡会，一起喝一顿。

同班同学，一起喝一顿。

玩得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喝一顿。

联谊宿舍，男生倒是很想一起喝一顿，就是女生不答应。

各种维度算下来，在最后的一个月里面，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吃了很多次散伙饭。池杉宿舍的散伙饭，加上作为家属的两个女生，已经喝过一次了。但是今晚，是狭义上的散伙饭，只有同宿舍的八个人。明天早上王杰和池杉第一批离校，然后是剩下陆陆续续的六个人。然后，他们一起住了四年的宿舍会被重新粉刷，完全消灭掉八个人四年的痕迹，然后作为1998级新生的宿舍，就和他们1994年夏天来到这里一样。

“今天都是自己人，不喝酒了！”徐奕华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于是，散伙饭没有酒，大家喝起了可乐。最近喝酒的频率太高，基本上每个人都已经醉过至少两次。上次广义宿舍散伙饭，喝倒的一个壮士，以一己之力污染了半个操场。据说体育老师至今还在寻找罪魁祸首，要把校足球队战绩不佳的原因扣在他头上。

没有酒精的伤害，也就少了酒精的助力，那天的晚餐吃得理智有余感情不足。少了一些肝胆相照的酒话，多了一些认真准备的，半真半假的场面话。如果有人写下来，放在三十年后再看，这些话倒是比那些醉话更有意义。

“王杰，你和韩玉森明天一起走？这算是见家长？”徐奕华一边从酸菜鱼里面捞鱼片，一边好奇地问道，眼神中带着一丝玩世不恭。王杰和韩玉森是班级内的第一对组合，谈了四年没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倒是顺利地活到了毕业。前几天，王杰爸就已经开车到了北京，在请全宿舍吃饭的时候，对韩玉森那就像是对未来儿媳妇一样亲切。

“王杰玉森，你们两个应该敬其他兄弟一杯……”

“我替两个孩子，敬大家一杯……”

“我替王杰，再敬大家一杯……”

“王杰你愣什么，也敬大家一杯啊……”

那天其他七个人差点被王杰爸喝死，印象深刻，山东人的豪爽和酒量，还有酒桌上那么多不可拒绝的理由，没想到在毕业前提前领教了。

王杰抿了一口可乐，强行解释道：“就是顺路去我家那边玩一圈，以后怎么样还不好说呢，我可没把握能和她过一辈子。”

王杰的回答引起了大家的不满，纷纷喝了可乐表示，这话说的太外交部了，人民群众不喜欢。

“那你呢？翟刚！”张士华转向另一边的翟刚，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最近宿舍里聊天，总是从有正式女朋友的翟刚和王杰开始，毕竟毕业是结婚还是分手，对他们两个人是苦恼，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劲爆的八卦。

翟刚放下手中的筷子，认真地说：“我先和魏芳华一起去贵州，然后我再回北京。”

翟刚是北京人，魏芳华则是贵州人，外地学生通过正规途径留京，难度比较大，他们稍微努力了一下就知难而退了。

“然后她去深圳？你们这个安排是图啥呢？我就看不懂了。”宋宜操着他的东北口音，皱着眉一脸困惑。宋宜和魏芳华上一个寒假都去了深圳找工作，因此他对魏芳华的毕业去向很清楚。

“好嘛！你在北京，她去深圳，有你们这么团聚的？”王居也附和道，明明是个疑问句，用天津口音说出来就好像是在说相声一样。

“这不是没办法留京，只好曲线救国吗？”翟刚无奈地摊开双手。

1998年毕业的大学生，正处于包分配和自主择业两种机制的转型期，因此有些学生会被分配到指定的单位，而另一些学生则要自己找有人事权的单位接收。整体来说，两个人想要通过分配去同一个城市，确实是有点难度。但是，如果通过自主择业，特别是不要户口不要档案，去外企或者私企找工作，其实也真不难。因此，这两个人的选择，实在是让其他兄弟们看不懂。

“平常你们俩把11号楼到5号楼叫异地恋，现在把北京深圳48个小时火车叫曲线救国。你这疙瘩标准弹性也太大了吧！”宋宜夸张地叹了口气，东北话的幽默感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异地恋那不是女生宿舍不让我进吗？距离虽短但是阻力大啊！”翟刚的解释引起了更多的笑声。

笑声未落，张士华就来补刀：“按翟刚的标准，咱们学校除了异地恋就只有同性恋了。”

这次连翟刚都一起哈哈大笑，大伙一起碰了可乐，终于有点平时宿舍卧谈会的感觉了。

笑过之后，张士华还不忘追道：“那你这是去魏芳华家，就算是正式见家长了吧？”

“对啊！见家长！我是认真的！三木帮我问过，深圳那边调户口的程序，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办完，顶多一年时间。我们准备最多两年，要么我过去，要么她过来。反正啊，不能让她的户口留在那个山沟里。”翟刚说得郑重其事，仿佛同宿舍其他人也是家长之一。魏芳华来自山区的某个军工企业，按照哪里来哪里去的分配策略，如果同省有军工企业要人，她就得分配回去。

其他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被翟刚的一顿拍胸脯给震住了。过了好几秒钟的冷场，王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虽然深圳户口也比较值钱，但是从深圳调北京还是一样麻烦。没有留京指标可以不要户口，反正最终结婚是可以调户口的。所以，你们这一通操作，除了先异地两年，好像没什么区别啊。”这也是大家的疑问，就算是在最坏的情况下，魏芳华到分配单位走个程序，立刻辞职然后再回到北京找工作，似乎才是最现实的方案。

没等翟刚回答，王居挑眉看向翟刚，语气中带着几分担忧：“放在深圳，你放心吗？就魏芳华那个性格，哪天不折腾点事情来？还有……”

“三木帮忙看着点……”翟刚打断了王居，然后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池杉。

池杉连忙摆手：“别！这个责任我可负不起……让水鸭负责看管吧，水鸭合适！”

“累个拉个不行的啊~~”被叫做水鸭的李水甲也赶紧推辞，他的韶关味粤普，经过了四年的北京话熏陶，变得发音更加诡异了，出了这个宿舍就需要翻译。

“人魏芳华那叫性子哏儿，招人待见。要说容易变心，我说的是你介个！”王居后面的话，被更大的一片笑声吞没了，所有人笑得肆无忌惮，把可乐碰出了茅台的感觉。

“池杉，你直接去深圳，还是先去西安？”徐奕华转移了话题，试图缓解气氛。

“直接深圳去公司报到，我想尽快适应一下。”池杉轻声回答，眼神中闪过一丝迷茫。

“那你就是咱们宿舍第一个上班的了！来来来，干一杯！”王居举起了酒杯，虽然里面装的是可乐，但没有妨碍八个杯子重重碰在一起，可乐四溅，粘在衣服上黏黏糊糊的，就像这大学四年的回忆。

那天的散伙饭吃得很快，天天聚在一起的八个人，早就相互熟悉到了没有个人隐私，大家又没到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年龄。因此饭局结束时，距离正常熄灯还有很久。

两个有女朋友的家伙在半路就溜号了，完全没有把最后一次通宵聊天的约定当回事。回到宿舍，又有两个人去别的宿舍打牌，于是宿舍里只剩下几个喜欢安静的人。

毕业生宿舍有很多特权，比如说不再熄灯，通宵供电，你可以通宵打游戏，尽情地享受最后一点大学时光。还有大门洞开，想几点钟回来就几点钟回来，女生宿舍楼前难舍难分的告别，至少在这几天可以暂时消失。

但这些都跟池杉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全部行李都已经寄出，只剩下几件随身物品等着他明早装进背包就可以出发。而今晚他既没有需要告别的女朋友，也没有想要最后疯狂一次的麻将瘾或游戏瘾。

池杉从枕头下拿出绿色绒布封面的日记本，这是刚才他从火堆中抢救回来的，也是几个小时前他收拾出来准备焚烧的，不过最终，他还是决定继续保存。

池杉把背包翻出来，把日记本放了进去，顺便再次检查了一下背包里的东西。除了明早还要使用的牙刷牙膏，其他东西应该都已经在背包里了。这时候，池杉的手指摸到了一个信封，他想了起来，这是昨天他准备写的一封信，但是被张洋拉去喝酒，一个字都没有写就放了进去。也许剩下的这一点时间，可以用来写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封信。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寂寞的回忆……

一阵吉他声伴着几个男生低沉的歌声飘来，然后歌声越来越响亮，走廊上以及附近宿舍里，更多的男生加入到这场合唱中。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我不敢抬头看着你……

另一把吉他从另外一个方向响起，接上了刚刚落下的歌声，很快又在宿舍里引起了一阵共鸣。

男生宿舍里的演唱会一曲接一曲，每一首歌最后都演变成为各种嗓音的嘶吼。池杉在合唱中，很快就写完了信，他把信纸塞进信封，却发现胶水不翼而飞，不知道是被打包进了行李还是丢进了垃圾桶。这时，演唱会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一个沙哑的男声合着吉他琴弦唱着《恋恋风尘》。走廊上一片寂静，没有人合唱，都在倾听。

当岁月和美丽已成风尘中的叹息

你感伤的眼里

有旧时泪滴

相信爱的年纪

没能唱给你的歌曲

让我一生中常常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