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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最后一天的下午,Tony扔给我一件全新的玫红色文化衫,把他桌上半死不活的袖珍椰子托付给我后,背着书包潇洒离开了办公室。
Tony说,他要回密歇根老家去找份朝九晚五的轻松工作,再用下班时间读个PhD。这听起来简直美好得不像话,但我却依旧心有戚戚然。我或许是不忍见友人五六年的时间精力付诸东流,又或许是有些难以接受本可以有更多转圜余地但情况却依然急转直下。甚至没有人说可以给我reference,Tony微笑着宣告,所以我不做律师了。我说恭喜,羡慕你的勇气。Tony说,Courage? Is this another word for stupidity? 然后我们说了再见。
于是七月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关于Tony的窃窃私语中埋头工作。Ryan在说Tony 33岁了,比他年纪都大;茶水间里Traver充满关切地和我搭话,说一年级Associate像这样不给任何人留情面地辞职着实少见,大家不愿意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我案子的老板David今天对我格外和蔼,嘴边挂着些诸如“Thanks for your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what you 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