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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猫的事和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吵得沸沸扬扬,已经是旧闻了。看起来是两个事儿,细看却是一个病根:许多人讨论问题,习惯性地把活生生的人,往“男性”或“女性”的抽象框子里一塞,就算完成了分析。至于这个人到底靠什么过日子、处在什么样的境况里、肩上扛着多重的压力,反倒没人关心了。这样的争论,好比只争论树叶的颜色,却不去看树根扎在什么土里;吵得再凶,也于树的生命无益。
“胖猫”的悲剧,许多人只看到一个“被女人骗钱的男人”。这话当然不能算错,但远远不够。我们更应当看到,他是一个在游戏里替人代练的年轻人,他的收入是一单一单结的,他的工作是随着平台和客户的需求飘忽不定的。这是一种没有多少保障的营生,是零打碎敲的营生。这样的生存状态,自然会塑造一个人的心思和行为。他把大笔劳动所得转给别人,这里面固然有情义的成分,但恐怕也包含着一种在不安定的生活中,试图用最实在的东西——钱——来稳住感情、寻求寄托的仓皇。他的社会存在是脆弱的,这种脆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他的社会意识里,影响了他处理感情和金钱的方式。只骂一句“恋爱脑”,或者只归结为“女性剥削”,是把深井般的社会根源,简化成了地表的涟漪。
图书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