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一卷 轻飘飘的旧时光 第03章 生活在满地坑

信封被拆开又重新合上，就在这开合的瞬间，时间的河流悄然改道。当泛黄的信纸被小心翼翼地塞回信封，窗外的景色在眨眼间完成了更迭。科技园里方盒子般的建筑消散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法式建筑优雅的轮廓。空气中弥漫的味道也从尘世的烟火气，变成了异国他乡清新的草木芬芳。远处隐约传来的不再是轰鸣的车流声，而是有轨电车驶过轨道时规律的哐当声。信封被轻轻放在胡桃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2024年夏天的蒙特利尔，就这样在时空的缝隙中悄然落定。

袁丽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随遇而安，且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人。但前几天过生日的时候，袁丽回头一看，这辈子上半场竟然如此的折腾，简直可以用事与愿违这个词来形容。

在来加拿大之前，袁丽在西安度过了人生的前20年，然后先后在深圳、巴黎、北京转了一大圈，终于在40岁的门槛前，决定还是搬家到了加拿大。即便如此，袁丽的加拿大生活也不安分，先在多伦多漂了几年，买房生子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安定要素都完成了以后，又选择了全家搬迁到蒙特利尔。

“咱家的姑娘，小时候在院子里圈的太久了，放出去就野了！”

父母是这么评论袁丽的。袁丽觉得，他们可能是对的。

和号称广州郊区的多伦多相比，蒙特利尔在国内就不怎么出名了。在中文搜索引擎里面搜一下，大多内容都是关于蒙特利尔的冬天。

蒙特利尔的冬天确实恐怖，动不动零下30度，还要配上时速超过60公里的寒风。不要说行人要被风吹走，就算人坐在车里，都感觉车都要被风吹跑了。

每次遇上大风天，袁丽都尽量不出门，如果实在必须开车出门，袁丽都会死命抓紧方向盘。时间久了，她这个驾驶习惯，在国内开了几次朋友的车以后就出了名。

“袁丽！放松点，这不是你家的F1赛车。”

去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气温跌到零下38度，还飘着大雪。可是袁丽作为一个母亲，还是只能战战兢兢地开车送孩子去学校，车外寒风呼啸，隔着车窗都能觉得脸生疼，真的是刺骨寒风。

下雪天开车，袁丽从不敢超过时速30公里。远远看见红灯，离着上百米就已经开始踩刹车。这不是袁丽不会开车，而是蒙特利尔的驾驶经验。雪地是绝对不可以急刹车！否则有一半概率刹车变漂移。早踩轻踩，时不时还得松一下刹车，这是雪地刹车技巧的高级版本。优点是稳妥，缺点是用比龟速更慢的蜗牛速挪到路口，绿灯已经过去，又变成了红灯。

下大雪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雪花粘在车窗上进一步遮挡了视线，所以只能不停地喷玻璃水，一整瓶玻璃水用不了几天。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天气，遇上暴雪的日子，早上还要铲雪挖车。

小时候在西安，袁丽冬天穿棉大衣。后来在法国的时候，袁丽喜欢上了羊毛大衣，因为确实轻薄保暖而且好看。在巴黎和北京，除了个别日子，羊毛大衣都已经足够御寒了。可是，自从来了蒙特利尔冬天，袁丽的衣柜就只剩羽绒大衣。

在蒙特利尔过冬，需要一件足够厚的羽绒服，而且必须是能到脚踝的羽绒服大衣。刚来的时候，袁丽穿的是国内买的短羽绒服，结果是冻成狗。因为室内外温差太大，不能穿太厚的裤子，穿短款羽绒服在室外简直跟裸奔没什么区别。

蒙特利尔的冬天太长，雪太大，风太冷，所以就得不断地除雪融雪来保持公路通行。等到第二年开春，冰消雪融，公路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坑。而加拿大悲剧的基建效率，在蒙特利尔也没有特例，交通干道基本上常年维修状态。反正只要修好了第二年还得坑，那就不如留着第二年再修好了。

坑多了，蒙特利尔人都习惯成自然了，只有新移民和游客才会大惊小怪，然后给蒙特利尔起了个粤语名字“满地可”，其实就是满地坑的意思。

蒙特利尔是在加拿大的法语区，这里几乎所有人都以法语作为母语，工作场所更是要求必须使用法语。袁丽的大学专业是法语，后来从事的一直是法国外贸，还在巴黎混过不短的一段时间，因此法语差不多是袁丽的第二母语。

但是袁丽的丈夫杨勇很不适应，因为他留学美国又在多伦多工作，一直把加拿大当作一个英语国家来看待。受袁丽影响，杨勇多少还是可以说一点法语，但是仅限于你好、再见、多少钱、太贵了之类的日常词汇。

杨勇和袁丽，从说英语的多伦多搬到说法语的蒙特利尔，是因为杨勇在康考迪亚大学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作为蒙特利尔唯二的英语大学，杨勇可以在学校里面讲英语，可以在家和袁丽说汉语，但是逛街买菜之类活动，就不得不说法语了。最后杨勇和袁丽决定，袁丽像其他加拿大主妇一样，全职照顾家庭和孩子，而杨勇可以专心于工作。

对于这个分工，袁丽整体上来说是满意的，除了偶尔嘀咕一下：什么专心工作？就是懒得学法语的借口罢了。其实，从多伦多搬家到蒙特利尔，也让袁丽从重新学习英语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因此袁丽还是很理解杨勇不想学法语的心态。

全职家庭妇女的生活是规律和无趣的，袁丽每天早上提前半个小时起床，做好了早饭后叫一大一小两个男人起床。饭后杨勇去上班，袁丽送孩子去学校，再回家收拾早餐的残局洗洗涮涮，差不多也就快到午饭时间了。

蒙特利尔的小学下午3点钟放学，袁丽通常已经等在学校门口，接了孩子顺道买菜购物，然后回家做全家的晚饭。

晚饭后等袁丽洗完碗，处理了垃圾，每天计划内任务才算是结束。袁丽洗碗的时候，杨勇会在书房教孩子中文，或者像国内家长一样的鸡娃。这时候，袁丽就会在餐厅偷个懒，自己喝点葡萄酒放松一下。

喝葡萄酒这个爱好，袁丽还是在巴黎养成的。那时候袁丽还不认识杨勇，而且还在上学没有收入，因此除了食堂以外，周末的几顿饭只能和朋友一起做。既然做饭省了钱，有时候就会想喝点酒补偿一下自己，一来二去袁丽就学会了喝葡萄酒。

其实家庭妇女想要忙里偷闲，也是很容易的。前提是，午餐尽量随便对付一下。这样下午孩子放学前，能有一段空闲时间，袁丽经常用这个时间去一个人看风景。

夏天的蒙特利尔，特别有味道，平均20度的气温让袁丽想起西安的春天。被压抑了大半年的蒙特利尔人，特别珍惜夏天的好时光。年轻人们会在街上弹吉他跳舞唱歌，路边的咖啡店里坐着轻松惬意的人们，慢慢品尝着法式面包和咖啡，鲜花小铺里很多顾客光临。

英语区的加拿大人，对外界文化和信息的接受度远高于法语区的人，显得开放和多元。作为法国后裔，蒙特利尔比多伦多和温哥华更加的自由散漫，审美更加独特，也更有艺术创作的兴趣。这就显得蒙特利尔人更加关注本地，自己发生了什么，更加偏向自我和保守。

蒙特利尔的生活，就像是坚硬的法棍，加上番茄、奶酪和火腿，吃起来寡淡无味，更是对牙齿的挑战。喜欢的人不多，但喜欢的人自得其乐。如果要用国内的城市来形容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袁丽觉得应该是西安和深圳。

入夏后连着几天的中午，袁丽都是坐在路边，用法棍加咖啡对付了午餐。然后什么也不想地看着跳舞的年轻人，画肖像画的街头艺术家，自娱自乐演奏大提琴的女孩。

最近袁丽突然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成了小时候家属院门口的老人。小时候，袁丽每次经过家属院大门，都能看到几个老头聚在一起聊天下象棋。小学的时候，棋盘前总有包花生米和秦川大曲。等到中学，花生米和秦川大曲变成了茶水。再后来，随着袁丽在大院的出出进进，老人们变得越来越老，然后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总是不相通的，袁丽的伤感没能影响任何人。跳舞的年轻人不知道，背着双肩包拿着纸杯的游戏公司程序员不知道，三步一自拍的中国游客不知道，给袁丽端来咖啡的服务员不知道，甚至杨勇也不知道，这让袁丽感到更加地伤感。

其实袁丽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也很奇怪，明明在杨勇和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又盼着有人来主动安慰自己。没有人来岂不是很正常，或者说明自己演得好，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对杨勇咬牙切齿呢？

后来袁丽不再去街头看热闹，而是去皇室山徒步，或者去旧码头的河岸边找个没人的地方独处。这就是书上说的，在热闹的地方才会感到孤独吧。

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独处的时候袁丽总是会有点走神，不自觉地回忆过去，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过程，朋友、同学以及被自己爱过或者爱过自己的人。这种奇怪的感受，一定要打个比方的话，有点像手机空间管理。手机的内存空间不足，必须删除部分文件，在删除之前总是需要看一遍有没有特别重要的。

然而，可能是袁丽大脑这个硬件已经老化了，很多人和事袁丽怎么拼命地回忆，都一点都想不起来。

小时候都有哪些亲戚？

过年经常来的那个是表哥还是表弟？

小学那个一起跳皮筋的女生叫什么来着？

中学是不是有个特别帅的男老师？

大学偷偷喜欢过的那个师兄叫什么来着？

……

似乎，袁丽是从天上掉下来到蒙特利尔，或者如同《盗梦空间》的梦境，你不可能想起来梦开始之前的事情。

这时候，袁丽就在想：“该回家翻一翻搬家时打包的箱子了。”旧照片和信件都被封在箱子里，收藏在储藏室的某个地方，有些跟着她已经环游了整个地球，有些箱子至少十年没有打开过了。

就在袁丽靠在旧码头岸边的栏杆上出神的时候，袁丽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中国号码。奇怪，谁会从国内突然打电话给袁丽？还经常联系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多半会从微信上找袁丽，或者拨打语音过来，很少会有人打电话。

人到中年，还有一个神奇的体验，就是朋友数量和质量断崖式下跌。理论上，朋友还是那些朋友，躺在手机通讯录和微信通讯名单里，绝对数量依然庞大。但是不算那些工作群、家长群，不算卖保险之类的销售式聊天，能够点对点交流的人数，真的已经没几个了。微信已经这样了，电话就更惨了，通话记录里，除了自家的两个人，基本上全是各种垃圾推销和电信诈骗。

袁丽等了一分钟，那个电话号码倔强的持续响着。“我就帮你完成一个电话销售的KPI吧”，袁丽暗自想着，接起电话。

话筒中传来了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是一个略带陌生的女声：“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

“对不起，想不起来，你是哪位？”对于这种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电话，袁丽还在国内的时候已经接过多次，原先的国内号码多半也是这个原因而放弃了。因此袁丽没有一点点好脾气，如果下一句话她再不说话，袁丽就打算挂掉了。

“我是苏木啊！”对面的声音很清脆，好像有些生气，又有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