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讲“盖棺定论”似乎一个人死后，棺材板盖上，就可以用极精简的语言把他几十年的是非功过加以概括。

实际上，对于常人而言，非但盖棺可以定论，就是不盖棺，甚至看起来生龙活虎的时候，几乎也就可以定论：于个人，性格的氧化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乎从来不会扭转，于世界，他所能起的作用究竟如何，往往取决于几个关键节点上的选择。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常人能自知其非，已经很不容易，知非之后能改，甚至于“一振而起”，就更难了。反之，对于非常之人，则有另一种论法：非但盖棺不能定论，甚至斯人已逝，成为灰烬的几千百年后，也难有定论。盖棺不过是将他的自主性这一面消灭，可他的社会性则长久存在着，如果将“社会性的表现”作为他主体性的目的，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就是他自主性的这一面，也从来没有被一层薄薄的棺材板所消灭过。而在常人和非常之人以外，更有第三种论法。在他们身上，“定论”本身也谈不上什么“定论”：词语在讲意义赋予人的同时，它本身的意义也被人用自我改写着。二千年以来，冠在陈胜吴广、盗跖庄蹻名字之前的恶评不知有多少，然而我们今天，正是要将它们从尘土中捡拾起来，淘洗干净，像戴上一顶极荣誉的王冠一样加冕的时候。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