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瘾、坐牢和重罪之后从零开始

我在 14 到 16 岁那几年被关进最高戒备级别的少管所，19 岁成了重罪犯，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毁在了毒瘾里，后来又靠软件、开源社区，以及少数愿意给我机会的人，把人生一点点重新拼了回来。

我很久以前就想写这篇文章，但总能给自己找理由不去写。它太私人、太冒险、也太容易被误解。

最近，我想通了两件事：

1. 看到 Preston Thorpe 公开分享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后，我开始想：在科技圈里，像我们这样悄悄潜伏着的人，到底还有多少？

2. 以我现在的职业阶段、对开源的贡献和社区里的参与程度，我觉得大概已经不至于因为这篇文章就“完蛋”了。

我写这篇，是给那些在心里偷偷问自己“我还有没有未来？”的人看的。

下面是我被成瘾、贫困和坐牢折腾的人生缩略版，加上作为一个重罪犯之后的生活。我希望它能让处在类似境况中的人知道：事情是有可能变好的。

14 岁的安非他命成瘾与入狱

在青春期以前，我一直是那种“模范学生”。到了初中阶段，大概是被人嘲笑肥胖，再加上荷尔蒙作祟，我刚好变成了那种最糟糕的组合：又怨又怒，又不快乐，又叛逆。

我开始动不动就和人打架，跟老师顶嘴，对作业爱理不理，也开始尝试各种毒品。

故事的转折点是这一天：我从同学那里买了一颗 Adderall（安非他命类药物）。当那种安非他命的感觉涌上来的时候，就好像人生第一次变得完美无缺。我很快乐，很自信，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得到。我想要在清醒的每一分钟都维持这种感觉，直到生命结束。

问题是，我才 14 岁，没有工作，家里也不富裕。于是，按“逻辑”推演，如果你想维持一个毒瘾，那就得先想办法搞到钱。

14 岁能最快赚到钱的方式，结果就是去卖毒品。于是我开始在学校里倒卖各种处方药，从别的学生那里低买高卖。

这种“生意”很快就终结了。因为我有一张典型 14 岁叛逆少年那种“我无敌”的大嘴巴，没多久就被抓了。我被控 17 项“持有并意图制造或出售二级管制药物”的罪名。

最后，我在一所最高戒备级别的少年罪犯监狱（科罗拉多州 Golden 的 Lookout Mountain YSC）里度过了 14 到 16 岁这两年。

短暂的自由

在少管所里，我拿到了 GED（普通教育发展证书，相当于高中同等学历）。出狱后，我短暂地上了社区大学。我白天做园林工，每小时 8 美元，干完体力活再坐一个小时的公交去上夜课。不是说这种日子过不下去（很多人就是这么挺过来的），但我当时既没有那种韧劲，也没有那种动力，最后辍学了。

16 到 17 岁这段时间，我有过一段短暂的清醒期。但我显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又开始贩毒。

我那时知道了“丝绸之路”和暗网，开始在网上订购一种当时还算“合法”的“科研化学品”（Methylone / bk-MDMA，效果类似摇头丸），直接邮寄到我父母家。后来有一天，我爸提早下班回家，正好截下了一个包裹。出门前，他拿着包裹问我这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从来没听过寄件人这个名字。”我爸不是傻子，他说自己会在我上班的时候把这个包裹拆开。我只好承认：“是毒品。”

接着就是一场大吵。他说要把我房间里除了衣服和床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搬空（里面大多数东西还是我自己掏钱买的），而且我除了上班以外哪儿都不准去。我当然无法接受这种安排，就拒绝了。他这时说：“那你就别住这儿了！”

这里还有个背景：在科罗拉多州（至少当时是这样），未成年“解除监护”（emancipation）不是你自己去法院申请的一种身份，而只是一种在法庭程序中被动认定的法律状态。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在 18 岁以前我几乎没有途径可以“合法地”搬出去独立生活。

但对我来说，这话听起来不是惩罚，而是“自由”和“解脱”。“你真的不会报警，如果我就这么走人？”“不会。”于是我背了一个装着笔记本电脑和全部积蓄的背包，再拉一个装着衣服的行李箱，就走了。没有任何计划，打算边走边想。

后来发现，一个朋友的父母住在拖车房里，有一间空房，可以私下租给我，一个月 300 美元。我立刻答应，在拖车房的地板上睡了六个月。

这期间我干过园林工、木材厂工人，也在 Walgreens 超市收银台打过工，同时继续在一旁卖毒品。

如你所料，我又一次因为毒品相关的罪名被捕，在县监狱里度过了 18 到 19 岁。这一次，我成了一个“有前科的重罪犯”。

一篇偶然看到的新闻和一份软件工作

在县监的时候，有一天报纸上登了一小条新闻：

“科技公司向高危及弱势年轻人提供实习机会”。

我从小就是那个一整天泡在电脑前打游戏、后来为了做游戏 Mod 自学编程的小孩。我从很早就知道自己想当一个程序员（当时以为是要去做游戏，像大部分小孩那样）。

所以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相当“命中注定”的机会。我把这篇报道剪下来，夹进了一个文件夹。

后来我被转到了“工作释放计划”的监区——白天可以出去工作，晚上必须回监狱。你有一周时间找工作，如果一周内找不到，就会被调回普通监区，在里面把刑期服完。

第一天获准出门，我就直接去了那家新闻里提到的公司，进门要求和某个负责人聊聊。我跟他们说自己刚从监狱出来，在里面看到你们的报道。

他们给我面试，决定录用我，我就这样成了一名“全栈 Web 开发”实习生！我当时对 Web 开发一窍不通，说实话一开始也没多大兴趣，但这份工作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自己因为重罪的前科，这辈子大概只能在工地之类的地方干苦力。

后来，写那篇新闻的小记者又来采访我，专门为此写了一整篇报道。

工作那家公司叫 Techtonic，可以说是我能想象到的、最理想的职业起点。他们做外包开发，其中很多项目是从零开始的 SaaS MVP，技术栈又各不相同。那种环境下，基本谈不上耐心的带教，很多时候就是把你扔进火里：要么自己想办法弄明白并把东西做出来，要么就等着被炒鱿鱼。

在那里，我学了前端、后端和运维，用过好几种语言和数据库。那会儿 Ruby on Rails + MongoDB 很火，ES6 刚出来没多久。也是在那里，我们的 CTO 开了个全员会，说公司要开始从 jQuery 转向一种叫“React”的新东西，让我们赶紧去学。

也是在那里，我遇见了现在的妻子。很不光彩的是，我把她也拖进了我的吸毒和不稳定生活里。

毒品，第二季：电光再临

作为全宇宙可能最冥顽不灵的人，很快又一次掉进了毒瘾的坑。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还能维持“勉强正常”的生活状态，直到有一天，Techtonic 的一个经理（他不太喜欢我）骗老板说我每天上班都迟到好几个小时。

她因此开除了我和我现在的妻子。很久以后，那位经理被解雇，公司调出了他的 Slack 聊天记录，才发现当初他说的是假话。可惜这时候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只能摊手说一句：“唉，人生嘛。”

失去工作之后，我的毒瘾迅速恶化，最后连房租和帐单都付不起。我们搬去和我亲生父亲住，他在佛罗里达。问题是，他自己也是个瘾君子，本来指望得到一点稳定的环境，结果变成了互相放纵，局面越来越糟。没多久，一切就彻底爆炸。

从“负数”开始

和父亲那边彻底决裂以后，我很幸运有个朋友，他家有一间空房，愿意暂时收留我和现在的妻子，只象征性地收一点房租。但前提是：这只是过渡，等我们找到工作、攒够钱，就要搬出去自己过日子。

那时候我们几乎一无所有：身上只有几块钱，没有车，一点衣服，一台笔记本电脑。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而且，我还把这个无辜的女人一起拖下了水，她也因此失去了一切。

就在这个节点，我真正开始戒毒。我们有个说法叫“跌到底”（bottom）——我之前已经跌过好几次，但这一次够惨、够黑，惨到我终于站在镜子前问自己一句：“你他妈到底在干什么？”惨到我终于被迫承认：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我去餐馆洗碗，我妻子则在一间仓库上班，帮人送货和安装大型家电（烤箱、冰箱之类），刚好那是朋友所在的公司。因为没有车，她只能借朋友的自行车，天还没亮就骑车 30 分钟去上班，下班后在酷热里再骑 30 分钟回家。每天工时都很长，因为是按每件安装任务计件，很多时候她每天要工作 10 到 12 个小时，再加上 1 小时骑车。她常常累到回家只剩下抽泣一会儿的力气，然后倒头睡觉，睡够勉强能够撑过第二天。

后来，她跟我说：与其两个人都做体力活，不如我辞掉洗碗的工作，把所有时间用来找技术岗。只要她一个人扛起所有收入，暂时也撑得住。就这样，她一个人扛起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开支，一扛就是好几个月。

我在这段时间里投出了几百份简历，做完一轮一轮面试，拿到了 8 家公司的最终口头 offer。每一次，等到 HR 核查背景，看到我有重罪前科，就被那种“公司政策：不录用有重罪记录者”给废掉。就像一根胡萝卜被挂在你面前，每次你以为要咬到了，它又突然被硬生生拽走。

最后，我拿到了一家迈阿密小创业公司的面试机会。我通过了电话筛选，又自己开车往返 4 小时去现场面试。

他们给了我 offer，还帮忙掏了一部分钱，让我们搬过去，并暂时住在 Airbnb 里。这份工作年薪 5 万美元，并承诺公司营收好转后一年内会给我涨一笔不小的薪水。我高兴得要命，当场就答应了。

Hasura、开源社区，以及那扇一直开着的门

那家公司有一个年纪不小的 Rails 系统，是好几家外包团队拼出来的，有一两家水平显然很高，剩下的就……不太行。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设计并实现一个 V2 重构版本。在选技术栈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了 Hasura。

简单讲，它可以自动生成 PostgreSQL 上的 CRUD 接口，明显是那种真正踩过传统 BaaS（后端即服务）坑的人设计的东西。它只自动化了核心 CRUD，剩下的部分你要通过接自己的 API、实现自己的鉴权和权限控制来拼好。

第一次在开发环境里往里面填了一个本地 Postgres 的 URL，几秒钟后就有了一整套可用的 CRUD API，那感觉让我瞬间上瘾。对我这种长期在做 SaaS MVP 原型的人来说，这直击痛点，而且性能还非常好。

我开始疯狂泡在他们的 Discord 里，帮别人解答问题，也开始给项目提 PR，补上我觉得缺失的一些功能。

一年工作周年到来的时候，公司创始人还是拿不出多少涨薪空间。我知道公司的财务情况，他们并没有骗人，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失落。那段时间，Hasura 的一个员工开玩笑说我干脆来应聘他们。我想，反正问一问也没坏处。

我走完了他们的面试流程，更多是走个“形式”，结果真的收到了 offer。薪资比我当时的工资还高出一倍多！我是真的很喜欢原来那家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也为自己要离开感到很愧疚，但最后还是接受了 Hasura 的 offer，并额外又留下来干了一个月，把手上的项目收尾好，把工作顺利交接掉。

那时候公司很小，面试时根本没做背景调查。入职一段时间之后，我主动把自己有重罪前科的事跟 Hasura 的创始人说了。幸运的是，他们听完之后的反应是：“没问题。”

我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做一个自己真心喜欢、而且是重度用户的开发者工具，还是整个 Postgres 生态的一部分。光是想象这种“契合度”，当年的我都不敢奢望。我从 2020 年开始在 Hasura（现在叫 PromptQL）工作，一直做到今天，打算一直干到最后——不管那会儿是被炒、公司倒闭，还是被收购（当然，希望是最后一种）。

结语

我分享这段经历，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干净、英雄，或者有什么普世意义——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做过一堆极其糟糕的选择。我伤害过爱我的人。我浪费过一些别人做梦都想要的机会。甚至在后面终于开始做“对”的事的时候，我仍然离不开运气、他人的帮助、时机、宽恕，还有那些愿意用“我接下来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我之前做过什么”来衡量我的人。

但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想要把这件事写出来。

如果你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深陷于毒瘾、贫困、犯罪记录，或是任何一个看起来“无期徒刑”般的困境里，我不会用“这很容易”这样的话来羞辱你。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要面对世道的不公。很可能你要一遍又一遍地被拒绝，甚至对方连你的作品都懒得看。你可能需要在比身边人更窄的缝隙里，去一点一点重来。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可以招聘、可以做导师、可以帮人审代码、可以把某个人带进一个他按道理进不来的房间的位置上，请记住一点：天赋从来不是按照“背景调查结果”来平均分配的。有时候，那些在纸面上看起来“有风险”的人，恰恰是那些会花好几年时间拼了命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次机会的人。

我之所以还能活着、清醒着、成家、拥有工作，并写着自己真正关心的软件，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有那么几个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为我打开一扇门。

我每天早上醒来，都对这件事心怀感激。我也希望，随着时间推移，我能慢慢成为那种可以把同样的机会，递给另一个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