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重商主义

作者:VENKATESH RAO
原文:https://contraptions.venkateshrao.com/p/cognitive-mercantilism
我最近在读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的著作《无情的革命:一部资本主义史》(The Relentless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Capitalism)(2010年), 这让我脑海中萦绕着一个妙趣横生的想法: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慌,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认知重商主义”。 就像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把市场资本主义视作人类的第一种“行星级智能”,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远超你的想象。
阿普尔比的书是一部气势恢宏的资本主义史,从它在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偶然萌芽,一直写到它最终重塑了整个世界。她的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并非某种永恒存在的人类贸易与财富积累本能的必然产物,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偶然出现的文化发明。它的诞生得益于农业改良、贸易扩张,以及人们对工作、财富和人性的观念转变。更具体地说,它摆脱了一种陈旧的、本质上属于零和博弈的世界观——在这种旧观念里,财富意味着对土地、金银(金条银块)以及大批贫困人口劳动力的控制。
当人们开始发现财富是可以被“创造”出来、而不仅仅是被“掠夺”时,资本主义便应运而生了;他们还发现,普通大众可以成为需求与主动性的源泉,而不单单是供人驱使的生产要素。
我们当前的时代与那段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正如阿普尔比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之前盛行的“重商主义”世界观主要建立在四个环环相扣的信念之上:
首先,财富从根本上说是稀缺且有限的。 它主要由土地、土地上的农产品以及其中的贵金属组成,这些都需要通过开采、贸易和征服来累积。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目标,就是控制更多领土、保持贸易顺差并囤积金银。一国的得益就被默认是另一国的损失。由此带来的政治形态,必然是一场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寻宝”和竞争游戏。
其次,普通民众是信不过的,不能赋予他们太多的自由。 人们默认穷人粗野、无知,如果放任自流就会陷入混乱。因此,必须由精英阶层对他们进行强力管治——表面上是为了他们好,实则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经济思维几乎全盘聚焦于“供给”及其控制。 财富源于对生产资源的掌控以及对其产物维持高价。至于有效需求(Aggregate demand),尤其是来自穷人的需求,几乎不被当作显著的经济力量来看待。普通人仅仅是生产要素:他们吃饭、工作、繁衍,却分不到任何剩余价值。唯一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支配消费者的,只有那些购买奢侈品并掌握所有剩余价值的精英阶层。
第四,人们没有理由想象大多数人会去做农业劳动力以外的事情。 如果大约 80% 的人口都在从事低效的自给自足式农业,那这仅仅是自然的秩序。他们还能做什么呢?把他们赶出田野,除了凭空增添几百万张要吃饭的废口,什么也得不到。
现在,请把上述观点中的“财富”替换为“智能”,把“重商主义”替换为“认知重商主义”。
这些相似之处简直精准得让人尴尬。
第一,智能被想象成了一种固定资源,具身化(embodied)在人类的大脑以及从大脑中开采出来的知识产品之中。国家和企业战略的目标,变成了吸引最聪明的大脑、控制其产出、囤积知识产权,并维持知识贸易的顺差。认知重商主义者渴望像囤积金银那样囤积智能及其产物。全球对人才的争夺,变成了一场搜寻天才大脑及其所能产出的宝贵“知识物种”的寻宝游戏——如今,这不仅包括受版权保护的文化和专利发明,还囊括了各种人工智能。
第二,所谓的蠢货是不能指望他们自己思考的。 他们需要由认知精英来统治,因为精英“懂得更多”,必须为了普通人的利益而规制不那么聪明的人的行为。民主化智能是危险的,因为大众会误用它、被荒谬的言论裹挟,或者释放出混乱。其基本假设是:智能只有掌握在那些已经获得认证的精英手中才是安全的。
第三,智能的供给被当作核心经济事实。 控制其生产、保持其稀缺性,并为大脑和知识产品(包括人工智能)维持高昂的价格,成了各方首要关心的事。需求侧几乎完全没有进入视野。不太聪明的人被视为有限的认知劳动力,以及精英们选择提供的任何知识产品的被动消费者。他们甚至不被想象成具有独立意义的智能需求方,更谈不上参与未来的智能生产了。
第四,认知重商主义者假设绝大多数人在智力上派不上什么大用场。 如果全人类有 80% 都从事着低水平的认知劳动,或者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生产不出多少智能,那虽然有些遗憾,但也属自然。将他们的认知工作自动化,仅仅面临着创造出数十亿个“无用大脑”需要去安放的威胁。
正是在这最后一个假设上,这个类比变得异常有趣。
帮助开启资本主义的农业革命,逐渐颠覆了“绝大多数人类必须从事农业”这一看似不可动摇的必要性。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发达国家生产粮食所需的劳动力比例从绝大多数骤降至极少数。
其结果并不是一个到处都是废口的荒凉世界,而是一个让更多人能够从事农业之外的行业,同时还能享受极其丰盛食物的世界。
我不会种农作物,甚至连一盆绿植都快养不活了。然而,我却能买到琳琅满目、数量惊人的各种食物,这在近代早期的农民看来简直如同天方夜谭。我不会生产食物这一事实,在经济上几乎毫无影响。真正重要的是:我能够消费它、享受它、培养对它的品味,并把我的精力投入到其他事情上去。
AI 带来的类似可能性是:大多数人将不再需要成为智能的大规模“生产者”,就能成为智能的大规模“消费者”。
正是在这里,认知重商主义开始显得和它 17 世纪的前辈一样过时可笑。
欲望的革命
阿普尔比在书中阐述的一个极其迷人的观点是:早在蒸汽机、工厂和工业资本主义的故事广为人知之前,英国就已经涌现出了新型的需求。
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普通英国人开始对以往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的高档商品产生兴趣。烟草、茶叶、糖和色彩斑斓的印度棉布,都是培育出全新消费文化的商品。人们开始渴望那些既不是生存必需品、也不是传统贵族身份象征的东西。而且,他们愿意自愿付出更多努力去工作以获得这些东西。
阿普尔比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人们每年工作的平均天数从大约 250 天激增到 300 天(这有时被称为“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这绝不仅仅是地主或工厂主对不情愿的工人进行强迫劳动的结果。这种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愿的,是由获得令人向往的商品的愿景所驱动的。人们工作更多天数、采纳更高产的农业技术、涉足新行业,并寻找赚取更多现金收入的机会。
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更多的剩余收入,这反过来又支撑了不断扩大的消费品需求,而消费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力的提升。一个良性循环正在成形。
这一切,大约发生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作为主要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世纪之前。
到了 20 世纪末,这已经成了全球的默认设定。正如 C·K·普拉哈德(C. K. Prahlad)所言,全球总需求构成了所谓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历史视角的颠覆。我们习惯于主要从“对抗剥削”的角度来理解劳工政治:即摆脱奴役、强制以及所有者对剩余价值剥夺的斗争。这固然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阿普尔比的叙述表明,当时还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基础的驱动力:渴望参与到一个不断扩张的消费机会宇宙中去的欲望。
现代劳工政治可以部分地被理解为:在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社会中,关于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政治。一旦人们发现,在维持生存之外还有许多令人向往的事物,而且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取这些事物时,政治议题就变了。问题不再仅仅是如何逃脱压迫,而是如何在一个日益增长的剩余价值及其所带来的机会中,分得公平的一杯羹。西方的好心肠人士常常感到惊讶:例如,第三世界贫民窟的居民为了买一台电视机,竟然宁愿削减伙食开支。
这是另一种对自由的诉求。不仅是摆脱强制的消极自由,更是参与经济生活不断扩张之可能性的积极自由。
事实上,这两种形式的自由会纠缠在一起。人们可能为了追求消费机会而自愿更努力地工作,结果却发现,随着雇主和机构攫取了他们生产力提升的红利,他们自己陷入了新的剥削形式之中。因此,劳工政治的产生,不仅源于旧有奴役形式的延续,也源于丰裕的新世界本身所创造的张力。
对公平分享不断扩大的消费机会的诉求,可以说资本主义(广义上包括劳工政治在内,甚至连马克思也将资本主义视作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过渡阶段)最具定义性的政治发明之一。
用这个视角来思考 AI 转型,要比老生常谈的“自动化取代工作”引人入胜得多。
认知勤劳革命
整个知识经济一直以来都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智能的生产成本高昂,因此必须精打细算、仔细配给。教育、专业专长、研究、咨询、软件开发以及更广泛的知识工作,全部受到高昂的认知生产成本的制约。
而人工智能正在迅速瓦解这一假设。
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世界:一个普通人能够调动以往需要一整个高精尖专家团队才能拥有的智能体量与多样性。正如我可以不懂农耕也能享受美食一样,我越来越能够享用智能的产物,而无需自己去生产它们。
因此,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不再是人们能够生产多少智能,而是他们能为多少智能找到用武之地。
并且,这种需求显然没有上限。
这不仅仅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消费更多答案、报告、软件或娱乐。丰富廉价的智能,实际上改变了人们“敢于去渴望什么”。它让那些以前不可想象的项目变得可行,让以前无法涉足的领域变得可以探索,让以前消费不起的好奇心变得值得去追寻。
对智能的需求并不是一个等待被满足的固定胃口。当满足这种需求的成本下降时,需求本身就会随之增长。
在这里,与近代早期消费者革命的类比显得格外恰当。
正如色彩斑斓的印度棉布和进口烟草激发了人们的新欲望,而新欲望又激发了更强的自愿劳动和更高产的工作方式一样,丰富充沛的智能可能会掀起新一波的自愿认知努力,并开辟出让你愿意更努力工作的新途径。
很多看起来愚蠢的人,并非没有思考能力;只是思考能给他们带来的回报太低,所以根本提不起劲去想。既然手里既没知识、没工具,又缺乏体制内的渠道或智力杠杆,就算想出点什么也做不成有意思的事,那又何必白费脑力呢?
充沛的 AI 改变了这种计算公式。一个以前没有理由对某个问题深度思考的人,可能会突然发现,只要投入一点点注意力,就能解锁巨大的可能性。他们可以建造某样东西、调查某样东西、理解某样东西,或者去追求一个以前遥不可及的宏大抱负。
注意力的回报率上升了,人们付诸注意力的激励也随之水涨船高。
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人之所以将每年工作的天数自愿从 250 天增加到 300 天,是因为一个充满诱惑的新商品世界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受 AI 赋能的思想者,也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增加他们付出的自愿认知努力,因为一个充满智力消费的新世界已经触手可及。我自己的情况确实如此:相比于仅仅一年前,我现在的干劲大得多,愿意付出多得多的努力,因为有太多的东西突然变得唾手可及。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认知勤劳革命”(cognitive industrious revolution),它先于并且可能催生了一场更彻底的 AI 工业革命。
这并不意味着智能作为人类的一种核心能力会变得不值一提——恰恰相反。正如充裕的食物支撑了精致烹饪文化的崛起、而并未消灭人类对烹饪的热情一样,充沛的智能也将激发日益精致的思考文化。
正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包办所有的认知生产,他们反而可能变得更加富有智力雄心。
如果这一切发生,AI 带来的政治演变很可能会遵循类似于工业资本主义政治演变的轨迹。
核心的政治诉求,将不再是死守现有的认知岗位(正如工业时代劳工的持久政治诉求并非死守农业就业岗位一样)。它可能会变成一种对公平分享不断扩大的认知消费机会的诉求。人们可能会为了负担一个编程代理(coding agent)而削减流媒体订阅费用,就像他们曾经为了买电视而勒紧裤腰带买菜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像 Claude Code 和标准版 Netflix 的月费大约都在 20 美元左右,这或许并非巧合。
对智能的获取途径、驾驭智能的能力、用智能去追寻项目的自由,以及参与一个日益充满智能的经济所需的制度权利,可能会成为新型劳工政治的基石。
这将是一种属于“认知丰裕”而非“认知稀缺”的劳工政治。
从重商主义到马尔萨斯主义
这里还潜藏着另一个历史类比,值得我们将其与重商主义区分开来——那就是马尔萨斯主义。
重商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并非同一套教条,在历史上它们也属于不同的思想时期。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家族相似性,即倾向于将人类的经济生活想象为受到固定资源的根本性约束。
重商主义者忧心忡忡于如何控制有限的财富存量;马尔萨斯主义者则担心人口增长必然会超出经济的生产能力,从而将多数人推向仅仅维持生存的边缘。
这两种思想都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技术创新和不断扩张的需求,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它们忽视了自然界中“无形化(ephemeralization)”的潜在力量——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曾提出,技术能让我们以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农业和工业革命并没有彻底消灭稀缺,但它们极大地改变了稀缺的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超越了人口增长,人们也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和新的欲望。
事实证明,马尔萨斯陷阱只是特定技术和制度安排下的一种历史偶然现象,而非人类生存的永恒定律。
现在,我们可以在当代关于 AI 的论述中发现一种类似的倾向:AI 马尔萨斯主义(AI Malthusianism)。
AI 马尔萨斯主义者想象,智能的生产将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以至于人类在经济上将变得多余,而过剩的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产生毒害。
这成了经典马尔萨斯主义的一种诡异倒置。在经典理论中,是人口跑赢了生存资料的供给;而在 AI 时代,则是智能的供给跑赢了人类大脑据称是固定吸收容量的极限。
其结果导向了同样的悲观结论:崩溃。
认知重商主义者害怕失去对稀缺智能的控制;AI 马尔萨斯主义者则恐惧智能过剩带来的后果。两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臆断人类对智能的需求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这种需求像物质商品的需求那样具有高度的弹性、创造力和历史变革性呢?如果人类大脑看似过剩的现象,仅仅源于我们无法想象人们在一个智能充沛的世界里到底想做些什么呢?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表明,这至少是一种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可能性。
AI 的需求侧
这个论点还有一个更激进的推论。
凭什么我们必须把 AI 系统纯粹视为智能的“生产者”,而不能把它们看作潜在的“消费者”?如果在如同当年把自给农转化为消费者那样,AI 也被激活成为聚合需求的全新来源呢?
当代的很多 AI 讨论,都把 AI 视为一种纯粹的供给侧技术:一堆能力日益强大的认知奴隶,专门为人类消费生产智能。甚至在讨论自主智能体(autonomous agents)时,也往往把它们当作由人类指派目标的精致仆从。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与资本主义的类比,我们就应该考虑:AI 系统同样有可能成为对智能具有自主需求的来源。 这种对智能的智能需求(Intelligent demand),会因为经济上的相互关联而与人类的需求模式相协调,而不是去渴望生产回形针。
一个追求开放式结局、发现新兴趣、与其他智能体合作并为自己获取进一步智能寻找理由的 AI 代理,将作为超越单纯“生产要素”或“回形针最大化外溢产物”的存在,参与到认知经济中来。市场本身——作为最初涌现出的行星级智能——就说明了这种可能性:许多产品和服务的存在,主要就是因为“市场”有需求,而人类反而是次要的消费者。
这个论点支持去开发更完全形式的认知能动性(cognitive agency),而不是把 AI 永久囚禁在听话的认知奴隶地位上。
从这个视角来看,当代某些关于 AI 安全的焦虑,开始变得酷似近代早期精英阶层对“获得解放的农业劳工”的恐惧:如果允许这些生物独立行动会发生什么?它们会不会变得不受控制、动摇社会,并威胁到它们的上等人?它们难道不会把君主和贵族变成回形针吗?
其中某些担忧确实有其合理性。自由会带来真实的风险,强大的自主系统确实需要约束。然而,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历史上确实发生过革命,大众起义也曾把精英送上断头台(尽管精英们的动机引发的暴力要多得多)。但存在风险并不意味着让它们永远处于奴役状态就是可取的。
一个由人类和最终由人工组成的、智能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存的世界,其迸发出的生机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这远远好过一小撮“认知地主”垄断所有生产能力的闭塞世界。
重商主义并非为商人而设
这一历史先例中带有一种讽刺意味:重商主义从来就不是由商人发明、为商人服务、或代表商人利益的哲学。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 militaristic statesmen(军国主义政治家)、贵族和食利者精英的哲学——他们通过领土权力、未劳而获的特权和积累的视角来审视商业。而真正的商人、企业家和创新者,往往在不断探索那些当时的政治想象力几乎无法企及的可能性,并坚定地对抗重商主义自我限制的倾向,最终孕育出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资本主义。
今天的认知重商主义者对待智能的态度与之如出一辙,其中一个起点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是 AI 领域的真正商人。哪怕是那些 AI 行业的商业领袖,其表现出的认知重商主义倾向也与其渴望超越单纯“商人”的野心成正比。
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例,他经常吹嘘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却把知识分子阶层视为一类需要被驾驭、恐吓、囤积或打发的仆从。他偏爱展现自己智能的方式,主要集中在诉讼、谈判、竞争博弈和敲诈勒索上——这非常类似于历史上贵族们把精力消耗在狩猎、军事冒险和体育竞技上。在这一世界观中,智能唯有被部署在精英式的“寻宝”模式、冲突与征服之中时才值得赞赏。至于智能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用途,反而在地位上更受轻视。
这绝非对待智能的企业家态度,而是一种食利精英的态度。
这种心态绝不仅限于特朗普或政治光谱的右翼。在整个政治光谱中,许多精英依然执着于这样一种观念:智能是一种稀缺且危险的资源,必须由拥有资质的监护人进行管理、维持高价、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征服和追寻财富,并且必须对竞争对手严加封锁。在 AI 行业内部,只要 CEOs 们借由炒作安全焦虑来搞政治与文化冒险,从而扭曲那些真正基于现实风险的行为,其本质就是重商主义而非资本主义。
因此,当人们预见智能将走向民主化的丰裕(以全球普及、开源权重等形式出现)时,精英们感受到的主要就是一种威胁——这威胁到了专业权威、文化与政治统治力、社会地位、军事霸权以及地缘政治的筹码。
他们所错失的,正是这样一种宏大的可能性: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极其深刻的转型,其宏大程度不亚于从一个绝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的社会,向一个工业与商业社会的跃迁。 从一个全人类 80% 的大脑都在从事自给自足式认知劳动的世界,走向一个 95% 的大脑都在满足以往无法满足的认知需求的全新世界。
农业革命最重要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种地变得更高效了,而在于绝大多数人被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从而允许了全新品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涌现。
同理,AI 革命最重要的意义,或许也不是智能生产变得多么高效。它在于大多数的大脑——无论是人类的还是最终人工的——都从“仅仅为了生存而产生智能”的宿命中解放了出来,并得以自由去发现它们到底想用智能做些什么。
认知重商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被智能过剩所威胁、充斥着无用大脑濒临崩塌的世界;AI 马尔萨斯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智能跑赢人类吸收极限、留下庞大冗余人口准备爆发革命的世界;
而认知资本主义者看到的,则是一个需求无限扩张的可能,以及一个其潜力才刚刚开始被发掘的、充满活跃大脑的繁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