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二午睡时刻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赤褐色岩石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从车窗飘进一股令人窒息的煤烟气。和铁路平行的狭窄小道上，有几辆牛车拉着一串串青香蕉。小道的另一边是光秃秃的空地，那里有装着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砌成的兵营和一些住宅，住宅的阳台掩映在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之间，阳台上摆着乳白色的椅子和小桌子。这时候正是上午十一点，天还不太热。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她们是这节简陋的三等车厢里仅有的两名乘客。机车的煤烟不停地飘进窗子里来。小女孩离开座位，把她们仅有的随身物件—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放了上去，自己坐到对面离窗较远的位子上，和妈妈正好脸对脸。母女二人都穿着褴褛的丧服。

小女孩十二岁，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那个女人的眼皮上青筋暴露，她身材矮小孱弱，身上没有一点儿线条，穿的衣服裁剪得像件法袍。要说是女孩的妈妈，她显得太老了一些。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脸上露出那种安贫若素的人惯有的镇定安详。

十二点，天热起来了。火车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车站停了十分钟，加足了水。车厢外面的香蕉林里笼罩着一片神秘的静谧，树荫显得十分洁净。然而，凝滞在车厢里的空气却有一股未经鞣制的臭皮子味儿。火车慢腾腾地行驶着。又在两个看不出差别的小镇上停了两次，镇上的木头房子都涂着鲜艳的颜色。女人低着头，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女孩脱掉鞋子，然后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她回到座位的时候，妈妈正在等她吃饭。妈妈递给她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一块甜饼干，又从塑料袋里给自己拿出来一份。吃饭时，火车徐徐穿过一座铁桥，又经过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也和前两个镇子一模一样，只是这里的广场上麇集着一群人。炎炎烈日下，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快的曲子。镇子的另一端是一片因干旱而龟裂的平原，种植园到此为止了。

女人停下来不吃了。

“把鞋穿上。”她说。

小女孩向窗外张望了一下。映入她眼帘的只有那片荒凉的旷野。火车又开始加速了。她把最后一块饼干塞进袋子里，连忙穿上鞋。妈妈递给她一把梳子。

“梳梳头。”妈妈说。

小女孩正在梳头的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女人擦干脖子上的汗水，又用手指抹去脸上的油污。小姑娘刚梳完头，火车已经开进一个镇子。这个镇子比前面几个要大一些，然而也更凄凉。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女人说，“接下来就算渴死了，到哪儿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点点头。窗外吹进来一股又干又热的风，夹带着火车的汽笛声和破旧车厢的哐当哐当声。女人把装着吃剩食物的袋子卷起来，放进皮包里。这时候，从车窗里已经望得见小镇的全貌。这是八月的一个礼拜二，小镇上阳光灿烂。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又稍微离开窗子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母亲也用温和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汽笛响过后，火车减低了速度。不一会儿就停了下来。

车站上空无一人。在大街对面巴旦杏树荫下的便道上，只有台球厅还开着门。小镇热得像个蒸笼。母女俩下了车，穿过无人照料的车站，车站地上墁的花砖已经被野草挤得开裂。她们横穿过大街，走到树荫下的便道上。

快两点了。这个时候，镇上的居民都困乏得睡午觉去了。从十一点起，商店、公共机关、市立学校就关了门，要等到将近四点钟回程火车经过的时候才开门。只有车站对面的旅店、旅店附设的酒馆、台球厅以及广场一侧的电报局还在营业。这里的房子大多是按照香蕉公司的式样盖的，门从里面关，百叶窗开得很低。有些住房里面太热，居民就在院子里吃午饭。还有些人把椅子靠在巴旦杏树荫下，在大街上睡午觉。

母女俩沿着巴旦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的住处走去。母亲用手指甲划了划门上的纱窗，等了一会儿又去叫门。屋子里电风扇嗡嗡作响，听不见脚步声。又过了一会儿，大门轻轻地吱扭了一声，几乎听不见。紧接着，在离纱窗不远的地方有人小心翼翼地问：“谁啊？”母亲透过纱窗朝里张望了一眼，想看看是谁。

“我要找神父。”她说。

“神父正在睡觉。”

“我有急事。”妇人坚持道。

她的声调很平静，又很执拗。

大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妇女探身出来。她肤色苍白，头发是铁青色的，眼睛在厚厚的眼镜片后显得特别小。“

请进吧。”她一面说，一面把门打开。

她们走进一间溢满陈腐花香的客厅。开门的那个女人把她们引到一条木头长凳前，用手指了指，让她们坐下。小女孩坐下了，她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抓住皮包。除了电风扇的嗡嗡声外，听不到一点儿其他声音。

开门的那个女人从客厅深处的门里走出来。“

他叫你们三点钟以后再来。”她把声音压得低低地说，“他才躺下五分钟。”

“火车三点半就要开了。”母亲说。

她的回答很简短，口气很坚决，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温和，流露出复杂的感情。开门的女人第一次露出笑容。

“那好吧。”她说。

客厅深处的门又关上时，来访的女人坐到她女儿身边。这间窄小的客厅虽然简陋，但很整洁。一道木栏杆把屋子隔成两半。栏杆内有一张简朴的办公桌，铺着一块橡胶桌布。桌上有一台老式打字机，旁边放着一瓶花。桌子后面是教区档案。看得出这间办公室是一个单身女人收拾的。

客厅深处的门打开了。这一次，神父用手帕揩拭着眼镜，从里面走出来。他一戴上眼镜，马上能看出他是开门的那个女人的哥哥。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他问。

“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女人说。

女孩坐在那里，把那束鲜花放在膝盖上，两只脚交叉在长凳底下。神父瞅了女孩一眼，又看了看那个女人，然后透过纱窗望了望万里无云的明朗天空。

“天太热了。”他说，“你们可以等到太阳落山嘛。”

女人默默地摇了摇头。神父从栏杆里面走出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油布面的笔记本、一支蘸水钢笔和一瓶墨水，然后坐在桌子旁边。他已经谢顶，两只手却毛发浓重。“你们想去看哪一座墓？”

他问道。“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女人回答说。

“谁？”

“卡洛斯·森特诺。”女人重复了一遍。

神父还是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着神父。神父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低下头写字。一边写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身份信息，她毫不迟疑、详尽准确地作了回答，仿佛是在朗读文章。神父开始冒汗。小女孩解开左脚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又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

事情发生在上礼拜一凌晨三点，离这里几个街区的地方。寡妇雷薇卡太太孤身一人住在一所堆满杂物的房子里。那天，在细雨的淅沥声中雷薇卡太太听见有人从外边撬临街的门。她急忙起来，摸黑从衣柜里拿出一支老式左轮手枪。这支枪自从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那时候起就没有人用过。雷薇卡太太没有开灯，就朝大厅走去。她不是凭门锁的响声来辨认方向的，二十八年的独身生活在她身上激发的恐惧感使她不但能够想象出门在哪里，而且能够准确地知道门锁的高度。她两手举起枪，闭上眼睛，猛一扣扳机。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开枪。枪响之后，周围立刻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的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声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哎哟！我的妈！”清晨，在雷薇卡太太家门前倒卧着一具男尸。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法兰绒条纹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上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这么说，他叫卡洛斯·森特诺。”神父写完，嘴里咕哝道。

“森特诺·阿亚拉。”那个女人说，“是我唯一的儿子。”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门内侧的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在女孩妈妈幼时的幻想中，甚至在神父本人也必定有过的想象中，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的。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在这儿签个字。”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女孩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神父吁了一口气。“您从来没有试过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完字，回答说：“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神父看看女人，又看看女孩，看到她们根本没有要哭的意思，感到颇为惊异。

那个女人还是神色自如地继续说：“我告诉过他，不要偷穷人家的东西，他很听我的话。然而过去，他当拳击手，常常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他不得不把牙全都拔掉了。”女孩插嘴说。

“是的。”女人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尝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的滋味。”

“上帝的意志是难以捉摸的。”神父说。

神父本人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多大说服力，一是因为人生经验已经多少把他变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再则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神父叮嘱她们把头包好，免得中暑。他连连打着哈欠，几乎就要睡着了。他睡意蒙眬地指点母女俩怎样才能找到卡洛斯·森特诺的墓地。还说回来的时候不用叫门，把钥匙从门缝下塞进来就行了。要是对教堂有什么布施，也放在那里。女人仔细听着神父的讲话，向他道了谢，但脸上没有丝毫笑容。

在临街的门打开之前，神父就觉察到有人把鼻子贴在纱窗上往里瞧。那是一群孩子。门完全敞开后，孩子们立刻一哄而散。在这个钟点，大街上通常没有人。可是，现在不光孩子们在街上，巴旦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神父一看大街上乱哄哄的反常样子，顿时就明白了。他悄悄地把门关上。

“等一会儿再走吧。”说话的时候，他没看那个女人。

神父的妹妹从里面的门里出来。她在睡衣外又披了一件黑色上衣，头发散披在肩上。她一声不响地瞅了瞅神父。

“怎么样？”他问。

“人们都知道了。”神父的妹妹喃喃地说。

“那最好还是从院门出去。”神父说。

“那也一样。”他妹妹说，“窗子外面净是人。”

直到这时，那个女人好像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试着透过纱窗往大街上看，然后从女孩手里把鲜花拿了过去，就向大门走去。女孩跟在她身后。

“等太阳落山再去吧。”神父说。

“会把你们晒坏的。”神父的妹妹在客厅深处一动也不动地说，“等一等，我借你们一把阳伞。”

“谢谢。”那个女人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她牵着小女孩的手朝大街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