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及子孙

我们赶到气象站时，它几乎像从轨道上摔下来的一样——整套设备被撕开、踩碎、扭曲，边缘满是凹痕与腐蚀的液迹。仿佛这颗星球上有某种东西，极其不愿意我们知道它何时会下雨。

“这得从‘使用预算’里扣。”负责物资与配给的格雷芬皱着眉头，声音像在哀悼一场早就预感会发生的损失。

“罪魁祸首是谁？怎么杀？”梅里特半蹲着翻检碎片，语气干脆。

我们三天前才把站点架好——为了用回波测绘气象系统，发出一些声波与无线电噪声。当地的生命体大多瘦弱、安静，不像能做出这种破坏。切利塞尔 14d 的生态贫瘠得近乎固执：地表的固着植物要么矮且多刺，要么是细长的杆子顶着一团“蓬球”。灌木不过一两米高，视野开阔得能看见十公里外。没有森林，没有巨兽藏身的地方。我们以为自己很安全。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遥远的“咔哐”。

那是机械般的声音，在它真正落下之前的一秒，我甚至没把它和“活物”联系起来。

它砸落在我们旁边——三米高，巨大的节肢躯体，八条弯折的腿从中央的“枢纽”伸出，像这颗星球上一切会动的东西那样，但它完全不同于我们见过的那些纤细生物。它全身装甲般的棱与刺，颜色与尘土相近，背上还张着如帆的翼板。它不可能靠肌肉飞行，却像被投送般凭空出现。你很难相信这种东西能在附近藏起来——它重得像一辆车。

我们僵在原地，盯着它那两颗凸出的复眼球——冷漠、空洞，像没有“交流”的器官，只剩下功能。

我又看到远处坡上一只同类，伏低身体，把腿收紧——“咔哐。”

那东西消失了。

下一秒，它在我们面前落地，八条腿像绝佳的减震器，把冲击吞进关节里。它的“嘴”不在前方，而在腹面，像切利塞尔生命常见的那种布局。但这只的口器不像我们解剖过的“农夫”那种钝拙的咀嚼器官，而像一套工业设备：剪刀、钳口、绞碎的闸门。

它朝梅里特倾下去。

梅里特还在翻看碎片，连抬头都来不及。那套口器一合——不是咬，是“加工”：切、压、磨、搅。转眼间，那里就不再是一个人，只剩一团混杂着血肉、骨屑和破碎作业服的团块。

格雷芬和我本能地开枪。我们的枪是用打印设备临时造的，粗糙得能看见模具纹，射出的弹是自噬材料形成的密集针状弹雨。大部分都在那装甲上滑开，像雨点打在岩石上。我意识到我们也会像梅里特一样被“处理”掉——直到格雷芬打中了一个关节，那只怪物失去一条腿，动作顿住。

这点“损伤”似乎已经足够让它们失去兴趣。它们收拢四肢，像上紧弓弦的弹簧一样猛地跃起，瞬间弹到半公里外，消失在地平线。

我们把梅里特的残骸装袋。我还扯下了那条断腿——作为证据：这里真的有怪物。

我们之所以在地面建立据点，是因为“农夫”——切利塞尔的第 11 号物种——太有价值。它们像更瘦高的蜘蛛：四条腿、四条臂，中间一个躯体枢纽，忙着在广袤农田里照料一种紫色、结节状的块茎作物。那作物能在贫瘠土壤里高效富集稀有元素，正是我们用来做超导材料与计算基底的宝贝。

我们以为这些“农夫”只是本能在劳作，像昆虫，几乎没有防御行为。机器收割时，它们被卷入就被碾碎，仍不反抗。我们甚至误以为：它们没有天敌。

梅里特的死，把这个误判撕开了。

我做报告、讲警戒流程，让所有人携枪。可在这套“关切体制”里，真正令人头疼的反倒是我的同事芬璜。

芬璜似乎因过去的重大失误被“下放”到我们小队，性格冷硬，几乎不参与外勤，整天在营地里要样本、挑毛病。我带回过一堆切片——多半来自农夫。可那天我刚看着同伴被绞成肉泥，芬璜却仍只问：“我的样本呢？”

我失控了，冲他们吼：样本就这些，嫌不够你自己去切。然后把那条怪物断腿甩给他们：“要真的？就从这个上切。至少你能确定它不是农夫。”

吼叫确实能代替哀悼——在没有时间悲伤的制度里，它成了唯一的出口。

第二天，怪物们袭击了我们的加工厂。

远处一声“咔哐”，我还以为是设备故障。下一秒，第一只巨物砸在厂房顶上，把复合材料压得变形。紧接着，一连串像重鼓般的“咔哐咔哐咔哐”从各处传来。

它们在基地周围不断落下。

我们按演练冲向最坚固的厂房，炮塔开始进行敌我识别，火线与人群交错。有人被口器一剪两断，有人尖叫着躲过自家炮火。好不容易大部分人冲进屋内，可怪物并没有急着破门——它们似乎“看不见我们就当我们不存在”，转而把炮塔啃碎。

我们透过摄像头看到的，是更让人发凉的一幕：

它们开始屠杀农夫。

那不是出于仇恨，更像一种季节性的采食。大片“闲置”的农夫被撕碎。我们居然都感到难受——不是因为它们“像人”，而是因为它们已经被我们当成了“资产”、当成了我们工资与绩效的一部分。它们死去，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利润、我们的“存在理由”在流血。

真正的致命损失却来得悄无声息：大地震般的震动后，厂房墙体开裂，地面乱成一团。等我们反应过来，才发现——通天电梯的缆索被它们盯上了。

那几只怪物跳到缆索上，用口器像锯子一样把超强材料锯断。驻轨母舰“加文尼尔号”立刻脱钩自保，断裂的缆索像某种巨大的鞭刃，向太空甩去，消失在系统深处。

我们被困在星球上。

而且，怪物随时能突破我们这座已受损的堡垒。上面的人会来接我们吗？取决于两件事：这颗星球是否还值得继续经营；以及——我们这十几个人，是否值得回收。

在漫长的五天等待后，轨道上召开会议。主管的态度出奇热情：因为我们的收成极好，解决了某些稀缺元素短缺。切利塞尔 14d 变成了新希望。唯一问题，是“害虫”。

他们准备投放猎杀无人机，开展全球清剿，“把这些东西灭绝”。

芬璜罕见地插话：“灭绝一个物种？”

主管微笑：“你们的意见？”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出了自己都觉得刺耳却“合理”的话：在农业史上，清除顶级捕食者往往能带来更高产出。狼与羊，诸如此类。即便生态会失衡，我们也可以“管理后果”。——我支持清剿。

芬璜想说我们根本不了解这里：他们发现各物种的“遗传结构”里存在巨大比例的“无用信息”，而且不同物种之间竟高度重叠，像共享同一份底稿。可是上面只问一句：这能不能带来更多利润？不能就闭嘴。

于是清剿开始了。无人机在空中追逐，击杀怪物于跃起与落地之间，清空基地两百公里范围。短期内，一切似乎正常：农夫继续耕作，作物继续生长。

我们以为自己“解放了它们”。

几年后，奇怪的事发生了。

某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仙人掌类”植物忽然消失了——不是枯死，而是“变了”。调阅无人机影像，才发现它们会起身奔跑，继而转化成我们此前记录过的另一种动物形态。接着，某些毛茸茸的小生物扎根长成高杆“蓬球”，原来也是另一物种的阶段。更荒诞的是，连农夫自己也开始变形：某些个体失去“杆”，变成另一种形态。

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只是分类学的小修正；对芬璜而言，这是逐渐成形的噩梦。

真正让他们恐惧的，是“某些形态再也不出现了”。

一种形态会转为另一种，但生态里不再“补货”。像一条链条，正在被人一节一节剪断。然后，轮到我们最珍贵的块茎作物——那所谓“切利土豆”——它们某天突然长出一片细腿，开始行走，拒绝再当作物。人们一度自欺：没关系，农田里又出现新的球状生物，扎根后成了新的块茎，循环依旧。

可芬璜和我已经看懂：这不是“多物种共存的生态”，而是一个物种的漫长生命史。我们看到的所谓“物种”，其实是同一生命在不同阶段的外形。

这个星球很久以前经历过一次大灭绝。此后只剩下一种顽强生命，为了在贫瘠世界里苟延残喘，演化出极长、极复杂的生命周期：有时像植物、有时像小兽、有时像农夫、有时像怪物——每一阶段占据一个生态位，收集与浓缩稀缺资源，再转化为下一阶段。它把“生态系统”变成了自己的身体，把“物种多样性”伪装成自身的分化。

我们以为清剿的是一个讨厌的捕食者，实际上，我们掐断了它的生命链条。

当怪物阶段被我们灭绝，后续阶段便无法完成。链条缺了一环，整个循环在十年间迅速崩塌：一个阶段死去后，不再生成下一个；一种形态消失后，再也不会回到世界上。最后，农夫衰老死去，田地里只剩下被我们榨干的残渣。极少数细小幼体爬出，啃食遗骸，艰难钻入干裂的土壤深处——那是“怪物”的幼年形态，进入漫长的休眠，等待未来某个季节苏醒。

然而它们醒来时，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供养它们。

切利塞尔的生命，被我们用一种“专业且合规”的方式，推向终结。

我们是最后离开切利塞尔的人。乘上新建的电梯舱，带走最后一批可回收资产。上面的人把责任扣在我们头上：你们是生物学家，你们应该看出来。

他们说得没错。

可即便我们早看出来，又能怎样？“停止”从不是关切体制的选项。停止不达标，停止不产出，停止意味着承认错误——而这个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把错误变成成本，把成本写进报表，然后继续向下一个世界进发。

电梯舱门合上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颗星球——干净、整齐、没有生命的喧哗与脏乱，只有风和尘土。报告会把它写成“一次失败的商业机会”。

而我知道，那不是失败。

那是我们把一个世界，做成了空白。

——至此，尘归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