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闲暇研究之道

那些民间的、业余的研究者都去哪儿了？我们又该如何让他们回来？

一、文明的文学根基

在旧金山的海边，有一处名为 Fort Mason 的旧军港，如今成了一座集咖啡馆、展览厅、活动空间于一体的文化据点。那里有一堵高耸的书墙，收藏着“长远基金会”（The Long Now Foundation）所策划的《文明手册》（Manual for Civilisation）——一套由公众共同挑选出的 3,500 本书，被认为是“足以维系或重建文明的核心藏书”。

这套藏书陈列在带着工业风的墙面上，既庄重又浪漫，既虔诚又徒劳，像一枚书香版的“金唱片”，将人类的精神成就送往未来。它让人想起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那句名言：“书籍是文明的载体。没有书籍，文明的发展不可能发生。”

将文明与书写、阅读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只是塔奇曼。早在三百五十年前，伽利略就说过：书籍是“人类所有伟大发明的印章”，因为它让我们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与那些“尚未出生、甚至一万年后才会出生的人”交谈。

再过几代，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畔，写道：“书籍是田野中最珍贵的财富，是世代与文化得以传承的遗产。”

几个世纪后，卡尔·萨根在节目《宇宙》中带领观众遨游群星，最后一个镜头，却回到了地球的一座图书馆。在贝多芬《卡瓦蒂娜》的旋律中，他凝视书架，感叹道：“文字也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连接了素未谋面、相隔千年的灵魂。一本书，是人类能够施展魔法的证据。”

塔奇曼的格言由此得以延续：书籍承载着文明。这并非因为书籍本身神圣，而是因为“阅读与写作”塑造并维系了文化；而没有文化，文明就无从谈起。

二、来自上天的“阅读之命”

在阿拉伯语中，“文明”一词的词根 ح-ض-ر，意为“在场”“定居”“留下”，暗示着一种从游牧到安居的深刻转变。

而在伊斯兰文明中，这种转变始于一则命令——
一千四百五十年前，一位在麦加郊外山洞中独自冥想的旅人，俯瞰着远方的天房 Kaaba。天启降临，对他说：“读吧。”
他回答：“我不会读。”
启示再次降临：“读吧。”
他仍答：“我不会读。”

直到第三次，声音响起：“奉你创造万物的主之名而读。”

这则命令，正是伊斯兰文明的开端。它让“阅读”不只是人类的行为，更成为神圣的召唤——一种以学习回应创造的行为。

三、孤独与群体之间

向一个不识字的人命令“去读”，动摇了我们对阅读的惯常定义。在阿拉伯语中，“Iqra（读）”一词本身就含有双重意义——既是“阅读”，也是“诵读”。
“诵读”是外向的、口头的、群体的；
“阅读”是内向的、静默的、个体的。

因此，“读”的真正含义，正如艾伦·雅各布斯在《分心年代的阅读乐趣》中所言，是一种在“独处与交流之间的往返”。
他写道：“所有伟大的思想，皆诞生于连接与沉思之间的往复运动。”

若阅读不能流向外部、不能汇入人类知识的网络，那么那句“奉你主之名而读”的神圣命令，便成了一种未竟的使命。

四、漫长的“最后读者”世纪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对于“惊叹”的责任——也就是那种面对世界、面对创造、由衷产生的敬畏——逐渐成了焦虑的来源。

1926 年，美国的家家户户第一次能在收音机里听到棒球世界大赛；贝尔电话公司刚刚实现跨越纽约与旧金山的通话；洛杉矶的奥菲姆剧院亮起了第一块霓虹招牌。就在这一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文章，忧虑着阅读的未来。

她把电影与阅读做了比较，带着一种几乎厌恶的心情写道：电影带来的快感过于粗糙、直接，几乎是反文明的。

这位兼具悲观与理想主义的作家，虽然没有断言“阅读的未来将终结”，却敏锐地察觉到声音与影像的时代，正侵蚀着人的深度。

25 年后，1951 年。电视机取代收音机走进客厅，《我爱露西》开播；美国国会展开“反美活动调查”；内华达的沙漠中爆炸了第一颗核弹。同一年，《夏洛特的网》的作者 E·B·怀特在《纽约客》上写道：一位大学校长预测，“五十年后，全国只有 5% 的人还会读书。”

怀特回应道：“即使在一亿五千万人中，只有一个人仍在阅读，那个人也值得被拯救。他是蜂后，是未来大学的核心——一种新的族群，将以智慧的断链连接过去与未来。”但他又悲观地补充：更可能的是，人类会在不需动脑的“视听设备”里延续自身，“让房间弥漫着鸦片馆的倦意”。

再往后四十五年，1996 年。那一年，福克斯新闻开播；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莉”诞生；互联网拨号声响彻每个家庭；Amazon 即将上线。苏珊·桑塔格在写给博尔赫斯的一封信中叹息道：“亲爱的朋友，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书籍如今成了一种濒危物种。”

她指的并非纸书的消亡，而是“使文学与灵魂效应成为可能的阅读条件”的消失。不久之后，人们可以在屏幕上随时调出任何“文本”，可以改变排版、提问、互动。“当书籍变成可互动的‘文本’，书写将沦为广告现实的一部分——那将意味着不只是书的死亡，而是内在世界的死亡。”

过去近百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担忧阅读的命运。

伍尔夫、怀特、桑塔格——乃至布鲁姆、阿德勒、尼尔·波兹曼——都未能预测我们真正迎来的未来：一个奇异的“山谷地带”，既非口述时代，也非文字时代；一个拥有史上最多的书、最多的文字、最多的阅读，却失去了文化连贯性的时代。

他们害怕的不是书籍的消亡，而是阅读变成被动、碎片、肤浅的行为时，文明将随之崩塌。

“阅读之死”，并非书之死，而是文化之死。

五、文化的危机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今天，我们正活在伍尔夫、怀特与桑塔格所预言的局面里——一个不缺书籍、但缺乏意义与连贯性的世界。

“文化”这个词的定义，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是“流动的”。在《王子与权力》中，詹姆斯·鲍德温指出：只有陷入危机的文化，才会拼命去定义‘文化’。

我们正是一种危机中的文化。如韩炳哲在《仪式的消失》中所言：当我们失去了仪式与形式，意义便失去了容器，文化随之碎裂。于是，一种文明级的“注意力缺陷”弥漫开来——焦躁、分心、四处游走，却始终没有方向。洞见短暂如烟，思想转瞬即逝。

六、“研究即闲暇”：Eliot 与 Pieper 的文化处方

二战后的英国，T·S·艾略特在《文化的定义》中写道：文化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三层结构——个人、群体、社会。这三层构成了“社会整体的图案”。一旦其中一层脱节——个人脱离群体，群体脱离社会——高级文明就不复存在。

在这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诊断，更需要处方。当我们的注意力被削弱，我们该如何重新搭建文化的根基？

答案，也许藏在“闲暇”的古老含义中。

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在《闲暇——文化的基础》中写道：闲暇是文化的根基。但他所谓的“闲暇”，并非懒散或消极，而是希腊语 scholē（学校、思考、学问）的原意——一种沉思的、自由的、带着好奇与敬畏的心灵活动。

这种“闲暇”，其实是一种研究的风格——非功利的求知，带着目的的好奇。它不是为了生产知识而研究，而是为了理解世界而探问。

当一个社会的“自由时间”不再用于探究，而只是消费与逃避，文化的结构就开始崩塌。

艾略特描绘的是文化的外部秩序，皮珀揭示的是文化的内部状态。没有艾略特式的结构，文化会碎裂；没有皮珀式的闲暇，文化会空心。

阅读与写作，在此被重新定义为一种“有游戏性的严肃”。闲暇即书信，研究即对话。在思想的往复间，社会的图案一次次被重新编织。

面对这个奇异的“阅读山谷”，唯有“以闲暇为研究”，我们才能重新想象文化的可能。

七、反对空洞的阅读

如果说文化的重建有一个起点，那便是视角的转变：把阅读与探究，从负担与功课，重新变回游戏与好奇。

许多人读书，是为了效率——一种“生产力技巧”，一种被算法与焦虑绑架的习惯。他们读《原子习惯》《清单革命》，一边划重点、一边打卡，好像完成了就能成为更好的人。

但那种阅读并不是理解世界，而是表演勤奋。书成了姿态，阅读成了打卡。

还有一些人——甚至是嗜书如命者——他们的阅读，是在寻找“验证”。他们挑选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书，只为听到熟悉的回声。这样的阅读，不再是探索，而是防御；不是求真，而是自证。

最终，他们成了概念的腹语师，嘴里说的都是别人的话。

真正的阅读，与此相反。它是一种带着敬意的好奇——回应那句古老的命令：“奉你的主之名而读（read in the Name of the Creator)。”

阅读之所以神圣，不是因为书本，而是因为它让我们在日常的万物中看到秩序与意义。它让我们，即使在朝九晚五的知识经济里，也仍能做一个学生——一个永不停止学习、怀有惊叹的人。

在学院体制中，“研究”往往意味着严肃的术语、方法与引用。但在这里，研究是一种更原始的活动：它是一种人类的天性，一种冒险，一种手艺，一种共学的喜悦。

任何人都能成为研究者——不是教授、不是博士，而是一个怀抱好奇、愿意探问的灵魂。非专家，也能成为专家。

八、从理念到实践：五个“闲暇式研究”方法

1. 培养好奇

我们口袋里装着亚历山大图书馆，却越来越缺乏好奇。信息无处不在，但人们不再提问。我们让算法喂养自己，而不是自己去寻找。

好奇，其实非常简单：它是一种观察，是一种注意，是那句永恒的“为什么”和“怎么会这样”。

走在街上，看见麻雀迁徙、花木枯荣，想问一句：它们从哪来，要到哪去？这就是好奇。它是一个孩子的姿态——在创造面前，静静地惊叹。

我自己就是在日常散步时，开始思考郊区的奇特景观：这些房子是谁设计的？为什么都是这一种风格？为什么马路这么宽？

原来背后牵连着城市规划、建筑学、经济与技术。那一刻，我的街区从“平凡无奇”，变成了一个等待解密的谜题。

2. 发展问题

光有好奇还不够。好奇若不收束，便沦为分心。研究的起点，是把模糊的兴趣，凝成一个问题。

在“闲暇研究”中，提问是最有趣的部分，因为它不必受制于学科。没有“错误的问题”，只有“暂时不成熟的问题”。一个“糟糕”的问题，正是思想发芽的起点。

我最初的问题是：“郊区是怎么来的”？后来它变成：“分区制度如何塑造现代郊区”？再到：“商场为什么会创造郊区？”、“停车场的历史是什么？”、“郊区真合理吗？”——问题越问越细，越问越生动。

一个好问题的秘诀是：足够具体，能指引方向；又足够开放，允许发现。在那开放之处，新问题与新联系便会诞生。

3. 收集证据

当问题成形，它需要实质的支撑。这时，多数人会被卡住。

第一，信息爆炸让我们成了收藏家，而非阅读者。搜集 PDF、书单的快感，取代了真正的阅读。最难的不是找资料，而是整理资料。

第二，对于业余研究者而言，必须从“学科的经典”开始。了解这些基础文本，才能理解这个领域的语法与边界。只有理解规则，才能有意识地突破规则。

最后，要接受一个事实：永远有更多要读的。

那很好。因为研究不是完成，而是延续。

4. 生成答案

研究必须有一个落点。哪怕只是部分答案，哪怕只是一个新的问题，也要落地成形。

写一篇文章、录一个视频、发一条长帖，甚至写信给朋友。形式不重要，关键是要让思考“进入世界”。

“闲暇式研究”与漫无目的的浏览之间，差别正在于此——它最终要创造。不管多微小，你的回答都该成为对话的一部分。

5. 建立知识的共同体

理想的研究，不止是独自思考。正如《古兰经》的“读”，既是个人的，也是社群的。研究的完成，也应是交流、辩论、共学的开始。

如今，这些“知识共同体”无处不在——Substack、YouTube、Discord、X（原 Twitter）。也存在于线下的读书会、写作小组、咖啡馆里的闲谈。

这些看似微小的聚会，正如当年的布鲁姆斯伯里社群、英克林斯小圈、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沙龙、维也纳学派——文化的再生，总是从对话开始。

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交流思想，我们便在一点一滴地重建“社会的图案”。文明的复调，从一次次阅读与讨论中重新奏响。

九、重组文明的纹理

《文明手册》提醒我们：书籍不是信息仓库，而是文化记忆的容器。

在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那句“奉你的主之名而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

“Kasurian” 是一次邀请——邀请我们以研究为闲暇，重拾惊叹与秩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严肃的研究者；知识的门槛从未如此低。

找到令你着迷的事物，成为它的业余专家。

写作、讨论、分享，让社区检验你的思考，让思想在对话中成长。

通过这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研究文化，我们或许能重新找回那种面对世界的敬畏——那种让文明延续的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