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erbury

Tony辞职了，我很难过。

并非是Tony于我有多重要，而是在我所有版本的对近未来的预期里，这个浅色眼睛的畏光的意大利裔美国人都会时不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闲聊。他是我的同期，是我除了HR之外在这里第一个搭话的同事，是实习时候住在同一栋没有空调的破公寓楼里的战友。他细致到挑剔，但同时又宽厚可爱。我记得那年夏天我们一群人夜游DC，他隔老远叫我的名字，说快来快来，从这儿能看到白宫的屋顶。我记得我们同期四个人挤在Tony黑漆漆的办公室里等待裁决，我坐在地上，电脑屏幕上放着Youtube上随便搜来的解压视频，一只海龟在珊瑚丛里游曳。我记得某次social，Tony坐在我对面放空，眼珠像哈士奇。Tony的离开也并非全无预兆。他最近不快乐，挣扎在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做事却无法满足他人期待的认知失调里。也许是水温不合适，也许是珊瑚们正在死去，海龟要离开另寻水域了。但离别总令我惆怅。我从不刻意拒人千里之外，也绝少挑拣喜欢或不喜欢的人和事，但我依然像个孔隙巨大的筛子，身边人与事来来往往从我的缝隙里滑过，仿佛沙子流出攥紧的手掌，手掌什么都感觉不到。但那些被汗水留在掌纹里的部分呢？我从无意和Tony变得亲近，事实上也并不亲近，但回过神来他已经嵌在了我的习惯和预期里，剥离是隐痛。我也许只需要五分钟和一杯酒就可以把Tony抛在脑后，此生不会再因无法再见而难过。但Tony只是一个在吊桥效应下熟悉起来的同事，那些无心插柳的更加深刻的联结呢？En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