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长的一天》
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诸如“日本人也是受害者”的倒打一耙和“日本人绝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胡搅蛮缠（近来又有一种“我们是为了和平而发动战争”的奇谈怪论），而影片想要回答的不是“战争带来了多少伤害”而是“日本人为什么会发动这场战争”。回答的方式则是彻底地展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
那么，“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无数民族心理学家已经做出了精妙的论断：它是极端温良的民族，又是极端凶戾的民族，是极端循规蹈矩的民族，又是极端离经叛道的民族，是极端克制的民族，又是极端纵欲的民族……日本和日本文化一切令人着迷和令人厌弃，都在于此。
然而，“日本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而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是越之南，也不是燕之北，而是“要么越之南要么燕之北”，在最左边和最右边中间的广大区域，日本人是看不见的。把它摆在哪一端都不合适，它的文化性质只标定了一个极高的绝对值，但不对前面的正负号负责——它就是“极端”本身。
而这种极端无疑在这个民族“最长的一天”中达到了顶峰：
一面是因为拒绝失败而不惜践踏人类的一切公理——实际上，从这场战争的一开始，他们就在狂热、偏执、亢奋之中执行着这一准则，影片最后的阴谋、独走、鱼死网破，都是这种心理的一种最后呈现。这一面，已是被文艺批评家们所揭示的了。
然而，这个民族的另一面也同样令人难以忘怀：和陆军、海军、青年军那些“疯子”不同，包括皇宫侍卫、宫内省抄书匠、广播电台工程师在内的“另外的”日本人，又表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样子——他们善于，并且似乎习惯于将一切都分解成一些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事务”，并且木然地一步一步去执行它。但是！在一个民族最终沉沦的前夜，作为它的一份子，它应当至少滴下几滴眼泪！
这种“一切都不愿放松”和“一切都不在乎”的观念终于在皇宫的外墙边轰然相撞：一边是在彻底的癫狂之中朝着自己的“领袖”开枪，另一边则是在同样彻底的麻木中紧紧闭上铁窗：
“连美军空袭的时候，这窗户也不曾关上呢！”
在开枪的时候，墙外的人固然已不将墙内的人视作同胞，而在关窗的时候，墙内的人又何尝将墙外的人当作同胞呢？
于是，便只有一个“杀”字了，杀别人，也被被人杀，杀到最后，就是自己杀自己：于是战争爆发、战争失败，于是我们便见证了一场绵长、庄重、痛苦的剖腹。
于是可知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不能杀绝的：不但狂热的一方杀不绝，甚至连麻木的一方也杀不绝，这战争机器的首脑和零件，从来都是不怕杀的。日本的和平，其首要也最根本的，只能是日本民族性的改造，使原本狂热的，多一份冷静，使原本麻木的，多一份感情，到那时，和平才会降临到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