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财政问题研究
1.
大明的财政问题的无法解决的原因，在于跟现在对这个问题的通行解释犯了同样的错误：不愿意承认在趋势性的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是由前者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而是善于从形而上的角度出发，建立一些针对于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型，并随之提出一些在道德上无可指摘但实际上于趋势无补的解决方案。
当我们说起“大明穷”的时候，指的不是横向上与其他国家、纵向上与其他朝代相比存在绝对货币存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另一种表现：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太低，低到甚至无法维持正常的国防开支。
对这种问题做出的最通行的解释是这样的：财政收入这块蛋糕被不该由财政供养的社会团体非法占有和消耗了——这个解释的好处有三个：足够简单，能够以知道“分蛋糕”这一经济学上最大路货的名词来彰显自己的知识渊博，可以随意将一部分支出划归到“不应由财政供养”的一边来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并顺滑地建立起自己的影射史学体系。
但实际上，这个“分蛋糕”理论里假定的那块大小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在自然经济中会随着时间略有增长）的蛋糕压根就是不存在的。
2.
要说明这个不存在的原因，我们不妨先往回倒一倒：
宋朝自建立以来就面临着严重的货币发行速度跟不上商品交换速度的问题，因为自唐朝以来，铜矿的产地主要就集中在中条山和商洛地区，这些矿区本身在宋初已经接近枯竭，又暴露在对辽、对西夏的战争前线附近，因此产量十分不稳定，而新勘探的江西、福建等地则面临着埋藏深、品位差的问题，北宋后期出现的使用铜铅锡合金铸造货币、四川专用铁钱、要求百姓上交铜器、从日本进口倭铜、以实物税代替货币税、提高专卖制度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增发纸币，都是给这个要命的“钱荒”问题打的补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当时劣币（指铜含量不足30%）、私铸币横行，宋朝的“一贯钱”很少拆成铜板单独使用，因此民间通行的“一贯钱”里铜板的数量迅速从1000下降到980、850，甚至770左右。
宋朝政府做出的大部分尝试，从一个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基本都是错误的：
降低货币金属品类和允许铁钱的出现虽然在短时间内增加了货币供给（熙宁年间年铸币量突然从150万贯/年飙升到500万贯/年），并在这一过程中由中央政府一次性收取了货币税，但带来的结果也是毁灭性的：高成色钱币被大量窖藏，停止流通，市场上发行的劣币因为实际面值低于市场价，迅速造成物价飞涨，这种劣币大流行甚至连带着把通过准备金发行信用货币的尝试也掐死在了摇篮里：宋朝政府很敏锐的使用了金属货币而非政府信用作为纸币的背书，譬如四川交子就以36万贯对应发行了126万贯纸币，这种创新举措原本有可能实现可控的货币扩张，但因为准备金的购买力崩溃也随之陷入了无法维持的地步。而通过专卖制度扩充财政收入，也被证明解决不了钱荒的根本问题，反而由于是和三冗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但是正所谓福祸相生，宋朝在江西提高冶炼技术的实验逐渐定位到了赣铜
产量不足的问题所在：江西的矿是一种铜银伴生矿，用火炼法这种落后技术没法很好地将二者分离开来。直到宋朝中后期，终于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
首先是在江西地区普及了更先进的选矿技术，在矿脉中大量焚烧木材、焦炭后泼冷水，利用岩石的热胀冷缩提高矿物的解离度，而后使用一种称为“淘床”的溜槽类似物将重矿物进行分离，再后，采用更先进的胆水炼铜法，利用硫酸铜溶液和铁片的化学反应分离铜单质，最后再通过在传统灰吹法的工艺中加入硝酸钾，提升银单质提取的纯度。
这种技术进步很快在社会意义上有了反应：淳熙年间的铸币量有所回升，给南宋由于倚重专卖造成的收入不稳定问题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是有识之士却发现了在这场工艺革命中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已经破烂到几乎无法收拾的信用货币体系和一个刚刚苏醒过来的前景未卜的金属铜货币市场，以及一个比较稳定的铜、银产区，我们是在旧体系上缝缝补补还是直接来一次大重构？
长期以来只在漕运等领域作为抵押物的贵金属白银，开启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千年的货币化道路。
3.
应该说，宋朝政府的财政眼光是非常独到的，一个证据就是明朝前期几乎又重新走了它走过的老路：大明宝钞币值的迅速崩溃、禁银令的废弛，直到正统元年取消了“金银花”折纳制度，白银终于获得了合法化地位。这种白银货币化的顺利推行有赖于稳定的白银产出：除了赣银的大量生产外，日本的银矿也通过国际贸易输入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周防等地之所以成了银矿主产区，部分是因为灰吹法东穿），明朝前期没有银荒的风险，即使雷厉风行如朱元璋也阻止不了白银货币化的潮流。
但是正所谓祸福相生，大明很快又有了属于大明的问题：那个长期以来稳定出产铜、银的赣脉，走上了中条山的老路，枯竭了。在这里，万历小朋友就犯了跟很多答主一样的问题：他不愿或者不能理性地分析金属冶炼行业和政治经济学是否有其自身的规律，而是习惯于预先假定蛋糕的大小是固定的，并像答众多答主一样提出了自己的“坏蛋假说”：之所以自己吃到的份额越来越少，只能是有一些坏蛋占有了较大的部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封建皇帝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相信一个在生物学上已经不能产生后代的政治派别，矿监奔赴江西、云南、朝鲜、陕西，致力于抓到这种坏蛋、蛀虫、反明分子，但很显然，这种抓坏蛋行为于大明的财政状况几乎毫无裨益。
无论如何，在宋代被称为“银都”的江西德兴产量迅速跌到2万两/年，本土生产逐渐向大理-鹤庆为主的滇西地区和以楚雄-临安一线的滇中地区转移，这里的“朱提银”在汉代开始就有品位佳、纯度高的美誉，到嘉靖年间，有希望成为新的贵金属银生产基地。
但是海禁解除了：日本银矿年均输入240万两，西方人带来的美洲银年均输入150万两，在这两个绝对的大头面前，滇银年均30万两的产能和赣银年均3~5万两的产量显得是那么无能为力。
但是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所谓的“白银内流”是不可见的：因为所谓市舶司不过是一个国资背景的从事勘合贸易的国有企业，只是兼有部分行政执法权，没法超越时代想出从价税、增值税这种先进做法，甚至由于无法对商品价格做出估计，部分恢复了实物抽成这种古典做法。隆庆开关前，市舶司每年征税不过5万两，与之对应的是马尼拉的“海关部门”每年能从中转贸易中抽到50万两的税——这还是忽略了这种白银内流在地域上的不平均问题。
更爆炸的是一条鞭法规定的固定土地税制——当然，在小说的背景下这种税制尚属于“未来”，因此我们不做讨论。
4.
我们可以猜到这三者共同作用带来的结局：
一个以贵金属作为唯一法定货币的国家，这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按照定额管理，这个国家市场上又逐年产生巨量的、无法控制的M2，一个必然的结果诞生了：这样一个主动融入无主权货币体系的国家，没有白银的开采权和定价权，在国际白银循环过程中处在最被动的地位，国家银行完全无法判断明年市场上新增发的货币到底是30万两还是300万两还是3000万两，宏观调控不仅在实践上失去了意义，更在理论上“不存在了”，所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成了毫无根据的瞎猜，国库的购买力被连年走低的银价稀释，它即使能够足额获得法定的货币收入，却发现在市场上无法维持明明去年尚能勉强负担的商品和服务。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种悲观的结局的几个原因：
1. 以贵金属为唯一法定货币；
2. 每年的财政收入基本保持稳定；
3. 市场上连年出现大量的失控的货币输入；
那么仅从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推导出破解这种难题的几个工作思路——很可惜，这些思路都已经被明朝政府证伪了：崇祯部分恢复了实物税作为财政匮乏的补充、万历以国防动员的名义提高了土地税的税率——当然，明朝中后期没有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海禁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曾经做出过通过中断国际贸易阻断这种病态的货币输入的尝试，而是因为明朝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审慎地观察过这种现象：1630年，美洲银矿接近枯竭，西班牙收缩了它的国际贸易战线，每年巨量的白银流入瞬间阻断，而大明甚至不能对市场上突然出现的银荒拿出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解释，从明中期以来，银子总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出现，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前者在辽东催生出了领不到饷的明军，后者在陕西刺激了交不起税的闯王：
在历史学家的眼中，所有主动的被动的尝试都没有解决明朝的问题，反而将它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5.
大明的财政状况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现象：纵向上来看，横跨全球的大规模贵金属贸易既是空前的，也很有可能是绝后的，而横向上来看，大明有巨大的体量和繁荣的手工业，它在这个贸易链条上只能是居于两端的位置而不可能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存在。现代海关体系和外汇管制可能是它唯一的灵丹妙药，能够使那种不受约束的货币流动稍稍得到控制，至少能成为它那孱弱的财政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但是，就像宋朝没能在专卖制度的杆头更进一步点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样，这种鲜血淋漓的探索从来都是只有把所有的路都走尽了才会选择的最后的道路：
一个压根不承认白银作为货币的唯一性的国家，一个公然将捐纳、厘金、外债作为财政收入长期且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一个执行着中国历史上最严格的海禁政策的国家，一个在历史学中被称为封建王朝的巅峰的国家，大清国正在向我们徐徐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