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xiCon

昨天非常难熬。零下十五度的天气太过寒冷，我虽在四季分明的大陆上长大，也不慎低估了美国大西北的彻骨寒风，一条秋裤加一条外裤就自信地出了门。因为停车场的管理原因，我早上不得不在七点钟熹微的晨光里出去挪车，光是走到停车场的这几分钟就让我感到脸皮冻得发木；从学校停车场到教学楼的路上更是皮肤刺痛，大腿和膝盖针扎一般生疼。一整天的课上下来，我手脚冰凉，头脑昏沉，课堂上半生不熟的美国同学和过分积极的中国同学让我疲于应对。最糟的是最后还是要在夜晚的寒风里走路去开车，等回到家时只剩下了躺着不动的力气。

于是今天我调整了课表，翻出了几年前妈妈给我准备的大棉裤，臃肿无比地套上身，幸福感果然大大提升。今天我认真地听了课记了笔记，和一整个学期没见的同学们catch up，同时还因为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只属于学校的烦恼而心神不宁。现在我坐在图书馆里，突然想到，这真的是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了。我一方面期待着毕业，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思考着过去与将来，担忧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前段时间去年毕业的朋友薪水谈崩突然失业，我兔死狐悲，担忧H1b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会不会也突然落下，导致早就到嘴的offer长出翅膀飞走掉。但仔细想想，这些本来就不是我能完全决定的事情，除了尽人事还能怎么样呢？就像我不想成为Socratic教学法的受害者，那就换课；不想走路太冷，那就加衣服；想要无痛早睡，那就吃褪黑素。所以我今天发邮件给HR，询问Sponsor的事情，回复很快，约了周五电话。我暗暗在心里做自我建设，这样哪怕周五的时候HR在电话里告诉我Unfortunately we are unable to sponsor your work authorization我也不会太崩溃。

但话虽这么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前天收到了所里寄来的去年夏天实习的photo book，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我想起final performance review的那天，我紧张兮兮，负责人事的合伙人和我说欢迎你的加入。我当时只顾微笑回应，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才开始为这个return offer暴风流泪，觉得这几乎是我近几年里最开心的一天。可世事无常，我总想着做最坏的打算。妈妈曾和我说觉得运气好的时候要惜运，我深以为然，因为谁能保证永远顺风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罢了。

昨天看了电影《Cabrini》

我不知道国内的社交网络上对于这部电影的那些有关政治正确的差评从何而来，在我看来，这不是一部强女权的作品。它所体现的理念是普世伟大的，只是传递它的载体刚好一名女性，又刚好是一名移民美国的意大利人。我近些日子前所未有地困扰于人类群体之间集体性的相互倾轧，争夺的不仅仅是施展暴力的权利，还有将带有自身意识形态的叙事传递出去的话语权。我太过愤怒了，但我不能指责任何人，于是当Cabrini说“when the mission starts, means will come”的时候我突然泣不成声。

女权的要素在我这里反而变得次要了。最触动的我的是每当有人对Cabrini说“you are a woman, go back to where you belong”的时候她从不辩解，不怨恨，不会忘记她追求的从不是别人对她自身的认可或是对她女性身份的认可，她只会继续提高音量，无数次重复她想说的话，直到那些因为她的性别而拒接倾听的听众不得不倾听，那些因为她的民族而拒绝看到的观众不得不去看。

最近每当我感到空虚时都会去读台湾的馬可孛羅出版社译本的《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这本书成了我的特效药。书里所讲的如何正确地去记忆自身和他者奇妙地同电影《Cabrini》联系在了一起。也许电影的讲述本身恰恰是一个只记忆他者的善和自身的恶的反面教材，也呼应了对这部片子过于政治正确的那部分批评。但我个人却从里面看到了更多。这本就是一个圣母的故事，观者又怎么能去批评Cabrini过于圣母呢？

最近在计划一场苏格兰自驾旅行，但又一直犹犹豫豫。一方面觉得出来一趟机会难得，应该去留下一些难忘的回忆，苏格兰比起南边的威尔士，对我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想到要奔波劳累，旅馆、吃饭、甚至右舵开车都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预算也要好好考虑，我内心抗拒又矛盾，冬天可能的恶劣天气也让我望而却步，总担心独自旅行被大雪困在路上。想来今年已经折腾着去过了许多地方，五月份在黄石露营受冻，六七月在芝加哥上班，八月一路从中西部road trip到东海岸，九月回国辗转了三个城市，又从香港办完事飞到英国，好不容易按部就班地上了快两个月的课，眼瞅着圣诞节又要回美国，还要接着再把车从纽约开回威斯康星去，难道今年还没吃够旅途的苦头吗？这样想想，苏格兰自驾还是作罢吧。

美国留学生的英伦冒险：我的空虚国度

我从留学出国的第一天起就不快乐。

不快乐的原因很琐碎。美国中西部冰天雪地的冬天，外面大雪纷飞，室内热得穿短袖，但阴暗的房间没有壁炉没有书本，只有前一晚聚会留下的残局和穿着睡衣不修边幅的自己；喝醉睡不着，酒精作用下焦躁仿佛要冲破皮肤生长成大树；宿醉醒来头疼欲裂，但内心却一片空虚；缩手缩脚在超市反复拿起又放下的小东西；室友没有清理干净的灶台；小组讨论里支离破碎的英语；光环加身却普普通通一事无成的自己。

我艰难地活着，上课，找工作，实习，继续着没那么努力但也没有完全放弃的想要变得快乐的挣扎。我在最后一年的秋季学期选择到英国交换，似乎只是人心不足，觉得只有一页美国签证的护照不够国际化，觉得只来过美国的人生也对不起international student的名头。但更多的似乎是想要逃离的欲望，想要确认并证明我在美国的两年也只是又一次无望的循环，我的欲望无休无止而现实骨瘦如柴，我想要证明又想要证伪，证明我永远也过不上想要的生活，证伪我永远也过不上想要的生活。

到写下这一段话为止，到英国这个陌生的国度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依然算不上快乐。我住在比之前更小的房间里，过于明亮的顶灯让我的眼睛疼痛，流泪不止；我没有朋友，完全孤身一人穿行在离家万里的异国小城市；我最常能感受到的情绪是空虚。撰写此文不为任何人阅读，只为记录我无处不在的空虚。

第三天的时候，我在楼下逢周五周六就充斥着酒精和尖叫的酒吧里点了披萨和水果茶。附近遍地是中餐馆，但我憎恨同胞们聊胜于无的服务和欲盖弥彰的区别对待，想着实践一番我在刚过去的夏天里学会的美式娱乐，随手戴了个棒球帽套了一身运动服就兴冲冲地下了楼。

我进门的一瞬间就像一根楔子被格格不入地打进了墙里。高大的、白羽鸡一样的、打扮光鲜的、成群结队的英国人们乌泱乌泱地进进出出，他们叽叽喳喳喋喋不休，我只觉得他们的声音都飘在我的头顶，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噪音。我的帽檐挡住大半的视线，似乎顺便也让我变成了隐形人。我在吧台站了许久，努力尝试和bartenders眼神交流，但他们似乎看不到我，我只得找个空隙开口询问。

“Excuse me, can I order food here?”

金发的女孩儿眼神迷茫，我又重复了一次，她这才听懂了，说可以。我理解她的，她很少听到美式口音，我无异于是在使用一种于她而言完全陌生的语言。点单的时候几个侍应生在吧台里聊天玩闹，给我下单的年轻男孩竖着耳朵听着，眼睛紧盯着屏幕。

我坐下来等着我的食物和饮料，只觉得我的存在让这里的一切都错位了。我个头矮小，邋里邋遢，孤身一人，讲不来英式英语，甚至还在这么chill的氛围里掏出了手机，我的与众不同几乎让我想笑，但我忍住了。

金发的女侍应生端来了我的水果茶，另一个男侍应生端上了我的披萨。我的食物组合让场面的荒谬感达到了顶峰：那是一盘很普通的披萨，但是旁边放着一把茶壶和一套精致的瓷质茶具。我原本预想的是装在直身玻璃杯里、看起来和某些鸡尾酒没什么区别的软饮，让我可以完美融入端着酒杯的人群。但英国人给了我一个惊喜，他们庄重地、郑重地给了我一整套茶具，和我的披萨放在一起。

于是我在所有端着酒杯的人们的视线里自斟自饮，水果茶很酸，需要加糖，我犹豫了一下，把所有的糖直接加进了茶壶里。我捏着小茶杯耳朵一口一口地把茶水送进我藏在棒球帽檐下的嘴巴里，喝一口茶就一口披萨。我把茶牛饮而尽，盘子里剩了一个完整的披萨边。

我茶足饭饱，又因为我荒唐的人生而不住微笑。我买了单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去过。

第二周的周中某天，我去了谢菲尔德的市中心。天气晴朗，空气凉爽但不寒冷，太阳微温。

我鼻尖冰凉，头发被风吹了满脸，用手乱拨但脸上还是无处不在地发痒。我自觉狼狈，但这里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任何人。我隐隐希望能和某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攀谈一番，但我身形瘦小，素面朝天，神态老气且面色不善，大眼镜框往脸上一压，阻绝了任何在人群中被注意到的可能性。我内心也清楚地知道，更大概率会发生的是，我并不享受同陌生人的随意交谈。我心防太重，无法袒露自身，虽愿意倾听别人的无目的的絮叨，试图从中找寻世界存在的意义，但只有Uber司机有余裕同我说话。

正因如此，现在在谢菲的大街上游荡的是一个没有化妆打扮，不修边幅地融入背景板的我。我是一个隐形的观察者，阳光令我心情愉悦，脸上挂着傻笑。我拍了街景的照片发给远在国内的爸爸妈妈，他们说这建筑真老，我赞同，但我依然觉得很美。我在芝加哥时乘那种甲板上放满座位的邮轮如廉价影院般拥挤的邮轮在芝加哥河上游览，志愿者拿着话筒讲解沿岸的建筑，这一栋是后现在风格，那一栋是当时时兴的沙发状造型。我不了解建筑，但我喜欢他们错落有致的样子。

我逛了文具店和书店，在Boots打印了相片，进了玛莎看了一圈衣服。我喜欢玛莎的风格，但我囊中羞涩，也不想增加回美国时的行李量，什么也没有买。但回家时我包里多了两样东西：一本Sudoku Killer和一本叫做Hanjie的谜题册。我喜爱谜题胜过人类，尽管我始终无法说服自己真的把大量空闲时间投入没有任何产出的谜题中，我还是买了这两本小小的杂志，聊以慰藉我空虚的灵魂。

第二周的周末，我乘火车去了伦敦。

伦敦此行是为了重新办理美国F1签证。我的F1一年多前过了期，这次到英国来才有机会更新。我感到紧张，签证制度总让我紧张。我预留了足够的时间，但我依然担心被Check。我感到悲伤，悲伤于我明确知道我身上贴着的各种各样的标签和别人看着这些标签的眼神。我想起Archive of Our Own上的各种tag，达人们绞尽脑汁把所有可能会导致某些读者不适的内容标签挂在文首以便双向筛选。每当申请签证时我就不再是“人”了，而是等待检阅的一串tag，我交的申请材料王婆卖瓜，把约束力、合理性等等标签用超大加粗字号打印出来拍在脸上。

到伦敦的那天天气并不好，阴雨绵绵。国王十字车站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人山人海，排队拍照。我喜欢哈利波特，但不喜欢打卡拍照，扫了一眼就匆匆离开了。我在伦敦街头暴走，在犄角旮旯里找到我订了位置的Fancy restaurant。侍应生挂着虚伪的营业笑容接待我，端上来的食物却并不是特别合口味。双人份的威灵顿牛排我吃不完，吃到最后满嘴只剩下蘑菇酱微腥的气味氤氲不散。我一个人盯着手机，只觉得孤身一人来吃大餐着实不是一个好主意。丰盛的餐食需要佐以愉快的交谈才能物有所值，不然只有一个因阴雨天气闷闷不乐的我对肉枯坐，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于是我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走过摄政街，经过皇家卫队，最终看到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伦敦眼。桥上热闹非凡自不用提，但阴沉的天气里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明朗不起来，匆匆拍了两张照片，就一头扎进了伦敦的地下，变成沿着地铁管道爬行的蚂蚁中的一员。

晚上住的青年旅社则预料之外的和谐。我的两位室友都是中国人，一夜相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美国大使馆。使馆门口大排长龙，高矮胖瘦各个肤色种族的人们都在等待着签证官的检阅，就为了那一张进入美利坚的门票。使馆另一侧有人在抗议，横幅上写着“Stop your genocide”，旁边小房子的墙上画着那位满脸贪婪的Uncle Sam。使馆里面签的队伍缓慢向前移动，所有人都能看到那些血红的字母。所有人都心知肚明，那位被所有人向往着又同时被所有人憎恨着的Uncle Sam拿枪抵着我们所有人的脑袋，但他手里的那根胡萝卜看起来真美味啊。

我面签的签证官看起来精明干练，盘问了我过往的经历、我的publication、我的家庭状况等等不一而足。她问的问题太多了，我一度感到她已经在check我的边缘。但最终我还是顺利过签了。离开使馆时我心内一派轻松。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给Rui打电话，但和这些可亲可爱的人说过话后我内心还是躁动不安。我不知道我将要往哪里去，我觉得我展示给签证官的那些标签仍然沉甸甸的压在我头上。我想喊叫，但我喊不出来。我想哭泣，可我有什么理由流泪呢？天气这么好，我还过签了，我该高兴，但伸手只有捉摸不透的空虚。

当天傍晚我就坐上了回谢菲尔德的火车。我自认为这几次之后我已经彻底懂了英国的火车系统，最要紧的就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机灵一点总没有错。我看着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直到夜幕完全降临，再也看不到路边草场上的绵羊和牧羊人的小屋。我想起克苏鲁神话，只有在这样漆黑的黑夜里，不可名状才是不可名状。

车厢里有人在交谈，我听不懂.

这是我的空虚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