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06章 画王八计划
黑暗中，袁丽翻了个身，枕边手机的微光熄灭了，意识在黑暗里漂浮时，一股槐花混着尘土的气味悄然渗入，那是1992年西安夏天特有的味道。空调冷气不知不觉变成了老式电扇搅动的闷热，记忆的闸门在梦境边缘松动。她仿佛听见远处传来自行车的铃响，还有西瓜摊叫卖的吆喝，还有悠长缓慢的东方红乐曲，那是电报大楼的准点报时。
通常伟大的事业都有一个低调的开端，对池杉来说，1992年的暑假也一样。在暑假的第一天，苏木给他布置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家庭作业。
“你再背诵一下我们的计划”，苏木坐在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翘着二郎腿，像文屠一样提问。
“计划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未来的我，来到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我立即联系你，通过面谈和打电话的方式，提供可验证信息。信息根据出发时间，可以是你的大学名字、高考作文题、最近一次期末考试大题等任何可验证的信息，原则是越早越好。”池杉坐在他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像在教室里回答老师提问一样神情严肃。
“好，另一种情况呢？”苏木先给予表扬，然后继续追问。
“第二种情况，未来或者现在的我，来到过去我们还不认识的时间，然后……然后你还没说啊？”池杉的背到一半发现了问题。
“看那里，这就是计划。”苏木朝着一个方向指了指。顺着苏木手指的方向看去，池杉看到了一组常见的儿童玩具，铁制的滑梯，跷跷板和秋千。
苏木跳下自行车后座，带着池杉走到秋千架下。苏木指着秋千的木头底板说：“准确地说，是秋千底板的反面，保存个几年十几年都没问题。别写在正面，容易淋雨褪色。记得不要用钢笔，要用圆珠笔，你要是有本事带点油漆来就更好了。”
苏木家住在第四军医大学家属院，虽然去学校上学需要接近一个小时，但从西安中学回家是一路下坡，大约二十分钟就能到家。如果从池杉的小学，或者池杉家里过来，四十分钟也应该能到。
放假前一天，苏木带池杉到苏木家楼下，让他记住来苏木家的路线。如果碰上历史碎片，让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苏木家楼下，在秋千底座的反面，画一只王八，并且在王八盖子上签上池杉的名字。
“记住了，但是为啥要签我的名字？”池杉眨了眨眼睛，露出一丝疑惑。
苏木不屑的挥挥手，好像这个问题非常愚蠢：“大院里的孩子基本都认识我，保不齐谁会干类似的事情，写你的就没问题了，谁会正好有一个叫做池杉的仇人？你这个名字太小众了。”
池杉依然不依不饶：“这么说你经常得罪人？”
池杉的追问让苏木非常的不爽：“路线记住没？记住了赶紧走，要是被我妈看到你就惨了。直接拉医院里做个手术，能切的都切了。回家别忘了把计划多背几遍。”
那时候的爱情电影里面，谈恋爱找秋千架，一边摇晃一边谈情说爱是个标准流程，就连《万水千山总是情》《在水一方》这样的港台电视剧都不能免俗。让苏木妈看到，苏木和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在楼下秋千架下拉拉扯扯，后果肯定是相当严重的。
另一方面原因，被池杉一不小心说中了。家属院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里面，有好几个小心眼，一言不合就在墙上写脏话骂人。苏木打小就属于野姑娘，和男孩子一起满院子疯玩，打架这种事司空见惯，而且胜率颇高，所以这种待遇没少享受。医院食堂桌子上最多的涂鸦，就是“木头大坏蛋”和“苏木头是王八”这样的历史遗迹，从用词上大约就能推测出来年代和作者。
家属院里有多个秋千架，苏木选楼下的这个，是因为这个秋千架正对着苏木的房间。写作业的时候，只要稍微站起来一下，就能看到秋千架这边的情况。选别的秋千架，苏木还担心池杉哪天偷偷来画个王八骗自己。
在苏木上高中的那个年代，暑假开头的几天总带着某种神圣的狂欢气息。外出旅游还没有兴起，上补习班只是极少数学生的选择，恐怖的暑假作业还有拖延的余地，因此就是各种吆五喝六地一起疯玩傻玩。
放假第二天，苏木接到刘敏的电话，邀请苏木一起去玩扑克牌。刘敏坐在前几排，虽然平时交集不多，但苏木记得有次在医务室偶遇，发现两人父亲都在医院工作，聊起福尔马林气味时竟有种诡异的默契。
牌局设在张勇家。这位隔壁班的传奇人物顶着一头天然卷，什么时候都像刚被电过。全校都知道高一有个女生公开放话，张勇是她的第一眼情人。苏木扣下电话时想，今天或许能见识下这位风云人物，没准还有那个单方面宣誓主权女主角。
苏木和刘敏推开张勇家门时，一股混合着汗味和零食气的热浪扑面而来。七八个男生围在茶几旁，丁昕坐在正中央，像朵开在杂草丛中的花。他们玩的是二十一点，张勇甚至把大富翁游戏里的假钞票搬出来当筹码，皱巴巴的纸币堆在茶几上，乍一看还真有几分录像带里香港赌场的架势。
两个女生的到来像往油锅里滴了水。男生们的笑声陡然提高了八度，洗牌的动作夸张得像在表演魔术。苏木和刘敏对视一眼，默契地退到沙发后方的观察区。从这里看出去，整张牌桌成了浮夸演技大赏。
有的人捏着一手烂牌，嘴角却快咧到耳根，活像已经摸到了黑杰克。有的人明明握着好牌，却愁眉苦脸像要输掉全部家当。还有人明明手里的牌平平无奇，却像拿到了同花顺一样，把筹码摔得震天响。
全场的中心无疑是丁昕，她每摸一张牌都要配合相应的表情，时而捂嘴惊呼，时而蹙眉咬唇。而男生们，或者是真的摸不清她的底牌，或者是心思压根就不在牌上，跟着她的牌路各种昏招频出。时不时，丁昕还会自言自语几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配上楚楚可怜的表情，这番风情让其他男生如同打了鸡血一样，使出浑身解数博美人一笑。
看着牌桌上那群人吵吵嚷嚷地推筹码摔牌，苏木觉得实在有点融入不了这种过于热烈的气氛，找了个撸猫的借口没有上牌桌。张勇家有一只赫赫有名的老猫，每年两次向同学和朋友提供小猫，算是半个西安中学的猫祖宗。
今天的铲屎官喜欢给猫主子起各种五花八门的名字，什么蛋挞、汤圆、布丁什么的。但在九十年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猫都叫“咪咪”，剩下的就是张勇家的猫，都跟他家一起姓张，大名“张鳗鱼”。
此刻张鳗鱼正瘫在猫窝里喂奶，肚皮下滚着三只毛团。五六个同学围成半圆轮流撸猫，手法从撸狗式到梳头式千奇百怪。老猫眯着眼，尾巴尖有气无力地晃着，浑身散发着“被迫营业”的怨念。
撸猫的人群里，居然还有袁丽，她今天难得穿了件蓝白细纹衬衫，比平时鲜亮一些。当苏木挤过去时，袁丽正把一只三花小猫举到眼前，鼻尖对鼻尖地小声问话：“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苏木挤了过去，扯扯袁丽衣角。袁丽顺手把三花小猫塞进她怀里，小猫的肉垫啪地按在苏木胸口。
袁丽看着小猫在苏木怀里扭来扭去，一边笑一边小声问苏木：“我正想走呢，你走不走？”
“去哪里？”苏木虽然不太喜欢这种热闹，但是暑假的白天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九十年代的娱乐基本上都是一群人的自娱自乐，人少了也没啥可玩的。
“先出去再说吧，要不上我家玩去。”袁丽拉着苏木往外走，看来她已经被吵得受不了了。
苏木和袁丽刚推门出来，就在昏暗的楼梯间撞见了正往上蹿的李涛和池杉。两个男生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活像刚被泼过水的流浪狗。
苏木和袁丽默契地组成人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你们怎么来了？别进去了，里面比平常上课还挤！”
暑假里，李涛和池杉每天早上都会起得特别早，趁着凉快去省体育场打篮球，打到太阳升起来才回家。也就是在篮球场上，男生们一个传一个的约好了去张勇家打牌。
四个脑袋凑在楼下的泡桐树荫里，叽叽喳喳地商量了几个方案。看电影、看录像、逛植物园动物园……大部分方案，都因为预算关系被否决了。九十年代大家零花钱都有限，付费娱乐流行不起来。苏木有心建议大家去环城公园打牌，但现在还是正午，就算有树荫也不适合室外活动。
最后李涛自告奋勇，邀请大家去他家玩，他还有个妹妹在家，可以作为打牌的服务员和替补。“我妈总觉得家里人气不足，今天这么多人去，她一高兴估计要留你们吃饭。”
“你居然还有个妹妹？”其余三人异口同声。四个人都是1976年出生的，那一年是计划生育从松到紧的转折点，因此有哥哥姐姐的人不少，但是有弟弟妹妹的非常罕见。
李涛的妹妹叫李念，暑假后升五年级。这姑娘完美继承了李家的身高基因，明明比他们小五六岁，个子却蹿到了苏木的鼻尖，站在90年代的女孩子堆里活像只误入鸡群的小鹤。兄妹俩长相南辕北辙：李涛是小麦色皮肤，李念却白得像刚剥壳的煮鸡蛋，短袖短裤露出的四肢白得晃眼。苏木注意到，池杉好几次眼神飘忽。
李念的性格更是和李涛反着长。哥哥沉稳像老家具，妹妹活泼得像刚摇过的汽水。见到哥哥的同学，根本不需要人介绍，李念就主动端茶倒水，很快就自来熟的把称呼改成了“哥哥姐姐”。
“哥，你这手猪拱圈简直神了！”
“姐，你这牌怎么算的？我都没看出来！”
“哥，你怎么知道我哥是猪？”
“姐，你这件衣服可真漂亮。”
有这个气氛组在，在打牌时的互相挖苦攻击的气氛淡了，除了亲哥李涛被怼得生无可恋，另外三人都被糖衣炮弹轰得晕头转向。特别是池杉，在美人计攻势下，昏招连出很快就成了唯一的输家。
几局牌打下来，几人笑得有些缺氧，必须要暂停休息。李念抱出一叠相册，给苏木和袁丽介绍照片，这张是那年去哪里玩的照片，那张是在哪里照的。这种分享和炫耀方式，在当年也算是挺流行的，串门走亲戚的标配流程。
通过照片和李念的介绍，苏木这才知道原来李涛家里祖籍是宁波，到现在也还有大量的亲戚在宁波和上海那一带，每年他父母至少都会去江南走动一次。怪不得李涛很多服装，看起来就和其他西安土著学生不一样，原来都是在那边置办的。
池杉没有兴趣看照片，到李涛房间去看他的杂志。看到男生们都离开了，李念神神秘秘地拉过苏木和袁丽说：“你们看这是李涛小时候”。说着，递过来一张有点历史的全家福。
苏木仔细看了看，照片上两个年龄较大的成年人，显然是李涛父母。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男生。一个看上去和李涛年龄相仿，面孔和李涛有三分相似，另一个明显就是幼儿园时代的李涛，照片里并没有李念的存在，估计她那会还没有出生。
“哦，你们还有个哥？上大学还是工作了？”袁丽仔细看了几遍照片，把照片还给了李念。看起来男生比李涛大了至少七八岁，所以算上去现在本科都应该毕业了。
李念正在拿着凉水壶给两人杯子里加水，头也不抬的接话：“哎！我都没见过他”。她突然停下了倒水的动作，把凉水壶贴在自己脸颊上蹭了蹭，“我妈以前说过，在医院打针打死了，所以他们才生了我。”
空气突然凝固了。窗外的蝉鸣像被按了暂停键，只剩下电风扇在头顶吱呀转动的声响。苏木感到相片突然变得沉甸甸的，那些笑着的面孔在视线里模糊起来。她看见袁丽伸向西瓜盘的手停在半空，指尖微微发颤。
此刻苏木突然明白了许多事：为什么李念的名字里藏着个“念”字，像道温柔的疤痕；为什么李涛的妈妈喜欢家里热闹，因为体会过失去亲人的孤独。
“打针？打针怎么会出人命？得了什么重病吗？”袁丽没有苏木想得那么多，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听说就是发烧，去医院打退烧针，不知道怎么就没了。所以，现在我和我哥要是发烧，我妈是打死也不去医院打针。吃药可以，打针那是绝对不行。你说我活到这么大，我容易吗？有一次啊……”李念开始喋喋不休地讲她怎么硬抗重感冒的故事。
李念后面的故事，苏木没怎么认真听，心里一直在想着什么退烧针才会闹出人命来。
“是安乃近吗？”苏木冷不丁地插嘴打断了李念的故事。
“听着有点像，可能是吧。那会还没我呢，我都是听我妈和我哥说的。”李念随口应付了一下，又去和袁丽继续她的故事去了。
四环素的黄牙，
链霉素的聋子。
地塞米松吃成猪头，
安乃近过敏见阎王。
苏木们这些医院家属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唱的儿歌都是与众不同的。九十年代的退烧药江湖三分天下：阿司匹林、扑热息痛和安乃近。但遇到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况，只剩两个选择：疗效不可靠的小柴胡，或者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安乃近。
安乃近就像班级里那个成绩优异但脾气暴躁的优等生。退烧效果快得像坐滑梯，价格便宜得像菜市场收摊前的处理菜。可它的副作用清单长得能写满黑板，每项都能要命。虽然概率堪比中彩票，但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总有几个到几十个“中奖”的倒霉蛋。
大医院用安乃近还比较克制，就算用也会控制剂量，打完也不让病人马上回家，在医院观察一个小时，有点事情还来得及抢救。小医院，特别是农村卫生所，特别喜欢自制退烧针，大剂量安乃近加地塞米松，一针下去不但是立刻退烧，其他症状也几乎马上就消失了。当然，后果就是出事的概率更大，出事的后果更严重，相当于把彩票里，5块钱的安慰奖也统统改成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