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醉

文|江子顾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题记

浙江的秋，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桂花的香不是那种清冷、疏远的香，而是那种悠远的甜进人心里的香。

祖父与父亲均喜饮酒，他们尤喜那种浓厚的烈酒，家宴时我与他们共饮，只觉此酒虽可回甘，可入喉的那一瞬仍旧是辛辣的，呛出满眼泪花；阿婆和母亲喜饮红酒，酸涩中夹杂着一股果甜。

我心知这些都是极好的，可无论哪种酒，都比不上阿公酿的桂花酒。

八九月份，桂花便已经成熟了。大街小巷上满是兜卖桂花糕和桂花圆子羹的小贩。煮着圆子羹的锅一掀开盖，整条街便满是桂花的香气了。这个时节，我就会拿着我积攒了半年多的零花钱，坐着摇摇晃晃的公车去南塘老街，那是除了鼓楼之外唯一能买到新鲜桂花的地方。

和小贩谈好了价格，用白布装了满满一大包新鲜桂花拿了回家，用兜着的白布垫着铺在院子里晾晒，如果是明媚的晴天晒上两三天就够了，碰上连绵的梅雨天，可能要半个月才能晒干。晒的桂花若是被雨淋了，虽然晒干后也与寻常的无异，可酿出来的酒就没有那种醇厚甘甜的口感了。

我家多以米酒为底酒酿桂花酒，有的人家会以度数较低的白酒来酿制。为了保证底酒的品质，阿公从不用市面上卖的米酒，他总是早早地用白花花的糯米制了酒曲。而用这种酒曲做出的酒，配上江南独有的小菜，便已是一道风景。唇舌中流转的除了江浙菜系的酸甜，便是家中自制米酒的甜。它柔和，沁润，不似烈性的白酒，也不似伴着微微果香的红酒，它好似自酿就起就带着江南特有的烟波雨丝，阿公总是一边淘着酒曲，用打酒的铁舀一舀一舀舀出米白色的酒液，口中唱着一如这酒般轻声细语的吴侬软语写就的江南民歌。

轻风拂栏，略过院内，带来了隔院褚四娘桂花糕的甜香气味和蒸笼水汽的微热，也带走了我们小院中细若游丝却不容忽视的酒香。阿公搬出两个大玻璃罐，将桂花平铺在罐底，金黄的桂花铺了满满一层，我总是偷出几朵桂花放入口中细细嚼了，阿公也不恼，只是操着一口江南味的普通话叫我莫要心急，要有耐心。可我往往沉浸于桂花的甜味，思绪都被这桂花的香与甘勾走了魂，哪里还会在乎其他的呢：洒液倒入罐中，激起桂花在酒液中上下沉浮，待到桂花都沉在清澈的琼浆玉液的底部，再从上撒下一把桂花，看着一朵朵桂花吸饱了酒液，舒展了花瓣向下落去，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只有桂花是活的，随着心一同下沉，下沉。

直到沉入心底，激起一阵涟漪。

酿好的桂花酒总会被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无论是阿公的同事老友，还是阿婆的姊妹闺蜜，**“进门三盏桂花酒”**是必不可少的。阿公叫我去抱酒罐来，我会顺手藏下一个酒盏，再偷接了一小杯酒饮下，悠长绵密，香甜醇厚，清澈的酒液带着几朵桂花入了口，总要反复回味几遍，将浸了酒液的桂花嚼了，才将其小口咽下。将酒盏揣回衣袋中，擦了擦嘴角，我才会心满意足的抱了一坛子酒回到堂厅中。

月亮很大，很圆，于庭前洒下一片清冷。幽幽桂香随风潜入，沁人无声。主人宾客把酒言欢，金樽对月，醉倒在这一派悠悠桂香与酒香交织的夜。

皓月凌空，青山万里，绿水环城，桂花不仅醉了千家万户，也醉了整个江南。

后记：儿时的桂花比任何时候的都甜，都香。

可记忆终归是记忆，儿时终归是儿时。

我只爱闻纯粹的桂花香，对一切以香精勾兑出的桂香嗤之以鼻。

可此等纯粹的桂花香，也随着那个纯粹的时代一同远去了。

江子顾

丙午年三月初八忆于大兴安岭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一卷 轻飘飘的旧时光 第09章 测不准原理

“……那个什么老师，食堂的那个谁谁，你们说他们这么干有没有点脑子？完全就是二球，就是二球！”刘老师继续启发同学们，颇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意味。

“二球”这个词算是陕西话里面比较粗俗的俚语，老师这个文化人群体里，如果一定要表达同样的意思，通常只会说“二货”或者“二杆子”。顶多也就是几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骂男同学的时候用一下，学生们还真的第一次从刘老师嘴里听到这个词。

“要我说，最最二球的是咱教研组的那个谁，也是教数学的，我就不说他名字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跟着小年轻一起二，简直就是老二球。”

这次轮到项英先笑了，整个年级一共就两个数学老师，除了刘老师不就剩下一个老师了，说不说名字有什么意义，学生们谁不知道啊。刘老师这种骂人的技巧，其实在家属院骂街中很常见，只不过难得在教室里面听到。

可能真的是累了，刘老师连着清了两次嗓子，还是觉得调门有点上不去，干脆拿起板擦在讲桌上敲了敲，算是给自己起了个调。

“这位老二球，他自己去参加上街活动就算了，看到自己的学生参与不制止也算了，他居然……”说到这里，刘老师顿了一下，说评书似的卖了个关子。

“居然给那些小年轻送吃的送喝的！他这是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每说一个重音，刘老师手里的板擦都会在讲桌上重重的拍一下。连拍了两下，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算是回来了。

“这是给改革开放抹黑，给四化建设拆台，而且不是自己拆，是怂恿别人拆，是鼓励别人拆，是教唆别人拆。说句不好听的，他这样的行为，提前十年是要判刑的，弄不好就是个反革命罪！”

每说一句，刘老师手里的板擦就在讲桌上重重地拍一下，腾起一阵白色的粉笔灰。刘老师拍的铿锵有力，完全没注意到第一排的同学无奈的捏住了鼻子。

说完这一段，连续的拍击可能体能消耗很大，刘老师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自己的罐头瓶子，语气也变得真挚而诚恳。“这些我也就是说说，我说了也不算对不对，我也不跟他计较。但是，他不能把我劝说他不要去的话当耳旁风，把我去街上拉他和学生的事情当作不存在。对不对？我话说错了吗？去阻止他们是为了谁？”

刘老师一只手按在胸前，好像是痛心疾首的说不出话来，另一只手拿起罐头瓶子猛喝水。

“你记这个干什么？”项英疑惑的看了看池杉，见他的本子上把刘老师的话基本上原样抄了一遍。

“回去对比一下！”池杉没有抬头，把最后几个字写完，然后才对项英继续解释，“和上学期刘老师说的对比一下。”

项英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上个学期因为某个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提前一个月放假，连期末考试都没有考。放假前，也有这么一堂数学课，刘老师也是一个数字都没有讲，反而讲了一大堆别的乱七八糟。具体是什么，项英当时就没太记住，隔了一个暑假肯定更想不起来了。看起来，池杉当时也做了笔记，就是要把两次内容比较一下。

“当时她说什么了？我就记得有个牛奶什么的。”项英回忆了一下，完全想不起来。因为那个暑假特别长，爸妈怕她乱跑，把她送到了乡下爷爷奶奶家，过了一个爬树摸鱼掏鸟蛋的暑假，开学以后差点原地退回小学重修。

“上次刘老师说，她送了一箱牛奶给二球们，当然那会还不叫二球。”池杉见刘老师不再继续讲，把钢笔插进笔帽。

“对！想起来了！刘老师说她也参加了，就是身体不好不能每天去，看那些学生在太阳下面晒，特别同情特别难受，就送了一箱牛奶给他们。”说到这里，项英突然醒悟了，“不对啊，刘老师说的怎么跟上一次完全相反啊！”

“你小点声，让刘老师听见，你就等着数学不及格吧。”池杉拽了拽项英的袖子。

“刘老师说的二球，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好像是表扬他们勇敢来着。”项英的疑惑越来越深了，她对数学老师的理解应该是，和数学一样的清晰、确定、没有歧义，就像一加一永远等于二。对的就是对的，错的不可能变成对的，就算有一天错的变成对的，也要加上一个说得通的前提。比如负数不能开平方，但是虚数里面，负一的平方根等于i。

池杉学着电影里外国人的样子，两手一摊耸了耸肩，眼睛看向天花板，活脱脱一个汤姆猫。

谁家的儿子上前线，谁家的儿子搞政变。

谁家的儿子倒彩电，谁家的儿子卖彩券。

这些顺口溜不需要任何媒体，其实早就在学生们之间传开了。在暑假前的数学课上，刘老师还是给学生们绘声绘色的学了一遍。等学生们不解其意笑声之后，刘老师认真的解释了怎么批条子倒卖钢材、彩电、冰箱这种当年的紧俏物资，好像倒卖的人是她儿子一样。

项英还记得，那天课后有个同学说，刘老师说的根本就不对，一听就是没见识过倒卖物资，因为他爸公司就干过这个，只是没干成而已。真有刘老师说的那么简单，他爸早就该发财了。

“池杉，你对比完了打算干什么？”项英把池杉的作业本拿过来，上面把刘老师的话分门别类的一条条记得很清楚，比数学课笔记还要清晰。项英实在想不出，这个东西除了图一个乐子，还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留着写作文啊，多好的素材，以后肯定会遇上《一堂难忘的课》之类的作文题目。”池杉拿回作业本，抓了抓自己的脑袋，“好像还差点什么。”

“差点什么？”项英想不出来，这个内容写成作文有什么意思，比那些写拔草、大扫除、解难题似乎是更有意思，但也就停留在“更有意思”层面。

池杉打了个响指，距离下课也就是一两分钟了，这时候刘老师已经彻底不管课堂纪律了，坐在讲桌后面等下课。教室里面已经吵成了一锅粥，每个人都在收拾书包，准备第一批冲出校门回家吃饭。

池杉没去理会周围收拾书包的同学，重新打开文具盒拿出钢笔，换了另一只纯蓝钢笔水的，在作业本上写下：

“测不准原理：你永远无法同时准确预测一个人是善良还是邪恶，因为他们的本性在被观测时会发生改变。”

“牛顿第三定律：每当你觉得你做了件好事，总会有人觉得那是一件坏事，有时候这个人甚至是你自己。”

“莫比乌斯带：一个人的观点可能是连续而不可分割的，你从一端开始，最终可能会回到起点，却发现自己的立场已经颠倒了。”

“还真是数学和物理啊！”项英拿着作业本感慨了一下，这几句话，她看得有些半懂不懂，有点道理但又似乎比较牵强，“可是，你真的要把这些内容写进作文里吗？语文老师会告诉刘老师的。”

这时候下课铃声响了，刘老师应声站了起来，项英和池杉也站了起来，池杉手里还抓着他的书包。同学们一起喊了“老师再见”，这堂最难忘的课就算是正式结束了。池杉开始把桌面上的东西往书包里塞，项英拿起书包但没有走，她想等着池杉一起走，顺便听听他的回答。

“我没那么傻，等到高中再说吧。”池杉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然后站起身和项英一起向教室门口走去。就在这么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整间教室已经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其实我大概能猜到，刘老师今天说这些话的目的。”走廊上还没有一个人，其他班级教室里陆陆续续传来板凳课桌摩擦地面的声音，然后是整齐的“老师再见”。

“什么目的？”项英第一次这么想。

“教育局在搞审查，要求调查老师们过去几个月的表现，每个人都得写报告。”池杉和项英快步走下台阶，他们的教室在四楼，等会人群从教室里面涌出来，就快不起来了。

“这有什么关系？”项英还是不懂，她的成绩比池杉要好一点点，但是这会她觉得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追不上池杉的思路。写过去几个月表现这事，其实她是知道的，父母单位每个人也都在写。实际上，全国但凡是有个单位的人，都在写。

池杉对项英的困惑感到无奈，只好停下来解释：“你想啊！刘老师这么一说，回头写报告的时候，她就可以写了。我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课堂上同歪风邪气进行了斗争，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向学生宣传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批评了身边同事朋友的错误言行。如果上级让她拿出证据，那不是有好几个班的人都听过她说的，我们都可以作证啊。”

“那这有什么用呢？”项英觉得池杉才是莫比乌斯带，刚才说的他在含沙射影说刘老师两面派，这会怎么就给刘老师当上证人了，果然是回到起点但观点颠倒了。

池杉深深的叹了口气，对项英的愚钝表示无能为力。大批的学生从他们身后冲出来，裹着两人向校门口走去。

项英一边走，一边回忆今天的这堂奇怪的课。如果没有池杉的笔记以及那些话，她根本不会把今天的课堂内容，和暑假前的刘老师联系起来。但一旦被池杉推了这么一把，她也觉得这堂课非常难忘了。

“我走了啊！”池杉先找到了他的自行车，向着项英挥了挥手，跳上车向着安远门的方向去了。

项英朝池杉挥了挥手，反正过两个小时还会见，没必要进行什么复杂的告别。

联想到池杉写的三个数学和物理定律，项英觉得，应该是那条测不准原理最为贴切。不可能同时精确确定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因为测量会干扰粒子的表现。也不可能同时精确一个人的好和坏，因为观察者的角度会影响好和坏的定义。

“算了，想这些也没用！想得再多也不如回家看看，爸妈单位上个月的工资开出来了没有。”项英把书包扔进自行车前面的框子，她家里已经吃了几个月的包谷珍。爸妈承诺过她，只要工资开出来就去吃羊肉泡馍。

“今天是不是还继续吃包谷珍？”项英左脚踩着自行车踏板，右脚一蹬地，借着自行车滑行的时间跨上车，朝着池杉相反的方向去了。

其九：破碎滤镜的骑行

```

这事儿本该清明节后就做的。

可惜人就是这样。想的时候得意满满，真到动手，就开始拖。拖到最后，心里只剩下一地狼藉。

就像你小时候幻想自己是被组织选中的人。每天下午坐在窗边，等那架黑色直升机来接你。等啊等，只等到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后来你就不等了。

三号那天我去南通骑行。

二百二十多公里。

出发前我想得很好。前两小时均速25，八小时完成。算算时间，说不定还能在她下班前见一面。

人嘛，总得有点幻想。

七十公里后状态就开始下滑了。很明显的下滑。码表因为电池老化提前黑了屏，风雨就在那时候趁虚而入。

我开始推车了。

推车这事儿我见过很多回。但以前最累的时候也没推过。只有爬小长城那次，没压住车头，停了脚，起不来，才推了一小段。

这次不一样。

屁股太痛了。风雨把自信拍在地上，一下一下的。我看着剩下的一百多公里，挣扎得很无力。

明明十年前我可以的。

那时候载着重装，驮着几十斤的东西，完整的骑完川藏线。一二十公里？下意识就忽略了。对自己来说那不是事儿。

现在七十公里就崩了。

安大公路那段起伏路，逆风夹着雨水。

我想起自己以前是40公里配速一小时的男人。百公里三小时。那时候体重一百四，现在一百八。

数字挺冷的。

终点前扎胎了。换好内胎，理由也就跟着来了。其实我知道，是自己想搭车回去。嘴上还撅着，推诿着，不想劳烦别人。

内心深处高兴得很。

对象帮我安排了人来接。妈又多绕了一圈。你看，人就是这么诚实。身体说不要，心里说谢谢。

五号回程的时候天气很好。

出发点从南通换成了高邮，近了不少。我把用了近十年的负角度把立反装了。它本来就是支持反装的，以前装上去正好水平，让我欣喜了好多年。

但背面始终是背面。没有花纹，略显简陋。

就像人上了年纪。

一百八的人还想跟当年一样勇猛精进吗？身体已经妥协了。一路上感受着屁股上的疼痛，新买的竞技坐垫在嘲笑我。

也许再也回不去了。

那时候的身体也不算好。但青春嘛，总是自带滤镜。

我想到JOJO。

年轻的二乔一只手打败了卡兹。到了第四部，成了老年痴呆的老家伙。

三部里那句"你的替身最没用了"，挺伤人的。

老家伙，你最没用了。

路上我就想，回家要换回老坐垫，拍个视频，感叹一下自己的老去。结果呢？拖沓了。坐垫找了几次没找到。明明之前经常看到的。

给车刷了刷。清洁了夹器。换了导轮。按扭力重新调整了路上临时调过的地方。

然后就是现在。

徒然地感叹。

宇宙有几百亿光年。

地球上的一秒钟算什么。

可这一秒钟里，有个一百八的男人坐在自行车上，屁股痛得龇牙咧嘴，还在想自己十年前有多猛。

这就是命吧。

也许哪天状态好了，又会突然骑个两百公里。也许不会。门还没关上，只是虚掩着。

他等着有人来推开。

```

以下是原稿，他表达比我好太多了。。更伤心了

---

这本来应该是再清明节假期回来的时候就准备的一个视频，可惜自己的怠惰，与时间的琐碎，以及老坐垫的失踪，让我迟迟未能开始拍摄。

想好了开始的剧本，与剧情。但直到现在，我也只找到了一张计划中的图片，那就是，jojo3中迪奥的那句，老家伙你最没用了。而乔瑟夫乔斯达仅用一只手就打败了史上最强生物卡兹的图片，我还没有找到。

本来这该是四月六日开始的事情，而今天已经九号了。于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文字。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预想的时候，得意满满，可真正开始执行 时候，便开始拖沓起来，到最后只在心里留下了一地的狼藉。

让我生出自己成为老家伙的感慨便是来自3号那天前往南通的骑行，算起来，这应该是我第二次骑行路上搭车了。第一次是在川藏线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是为了陪他们一起坐车，放弃了自己骑上去，对那时候的我来说，骑上去轻轻松松，虽然是有一二十公里的路，但我总是下意识的忽略他，认为自己是全程骑完川藏线的。而这一次的搭车，却是因为我新生退缩，给自己找了充分的理由。实际上我知道，是我想跟车回去了。

两百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在还剩60公里的时候扎胎了。在发现后胎没气之前，我重新点燃了信心，在经历了一天的疲劳过后，好不容易恢复了点状态，在屁股和腰抗议的时候，我的心里是保持状态，撑过这最后60公里的渴望。毕竟这种强度，对于十年前的我来说，是坚持一下就能完成的事情。那时候我载着重装，驮着数十斤的东西都能够完整的骑完。而今天我在出发70公里后，就开始状态下滑了。下滑的很是明显。特别是码表因为电池老化，崩掉的续航让他提前黑了屏，也让我提前开始面对风雨的侵袭。在那天，我是第一次想要推车。

推车这种事我见过很多，但我在最累的时候也没有推过，只有爬小长城的时候，没能压住车头停了脚，无法起步的时候，才有推过。而三号的那天我连把自己固定在坐垫上能力都没有。屁股实在是太痛了。风与雨把我的自信全然的拍在地上，看着剩下的一百多公里，我无力的挣扎着。明明自己出发前，还想着20公里一小时，前两小时25的均速，如果保持下来的话，完全可以在八小时内完成的。算算时间说不定还能够在她上班前想见。可我的人生总是事与愿违，在中午前我的配速就断崖式下跌了。明明自己已经控制好体力了，当初自己可是能够40公里的配速一小时，百公里三小时的男人，而现在居然崩在了70公里处。特别是安大公路那段起伏路，逆风夹着雨水，让我的状态崩溃。可我想我一定要坚持。大不了就凌晨到家。

可是终点前的扎胎却给了我最好的理由，我虽然换好了新的内胎，但已经给自己开始找理由了，更何况我对象也帮我强制性的安排好了人来接，虽然我嘴上撅着，推诿着，不想让劳烦他人的锅落在我的身上。但内心深处还是很高兴有着她的助攻，让妈又多绕了一圈来这接我。

不过好在搭了车，毕竟那晚上我补得胎没能摸出那个藏在车胎内的铁片。所以5号我回来时再2公里处，又扎了。只不过这一次是晴朗的白天。我花二十几分钟换好胎，再把换下来的胎给补上。在找到那个嵌在里面的铁片的时候，我暗想，要是3号，我接着向目的地骑去，那便很难过了。

5号的回程天气很好，更何况出发点已经从南通换到了高邮，我还在那把用了近十年的负角度把立给反装了。他是支持反装的，只不过原先装上去后，是正好水平的，这一点让我欣喜了好多年，而背面始终是背面，没有花纹，略显简陋，就像我现在年纪一般，失去了活力。可是身体已经妥协了，所以一路上我感受着屁股上的疼痛，就像看到了新买的竞技坐垫在向我嘲笑。一百八的人还想向着当年一样勇猛精进吗？那时候一百四的自己，现在想想或许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虽然那时候我的身体也不算好。

于是我想到了jojo，年轻的二乔一只手打败了卡兹，到了第四部里却成了老年痴呆的老家伙。三部中那句你的替身最没用了也很伤我的心。

所以在路上的时候，便萌生了回家要换回老坐垫，然后拍上一个视频，感叹一下自己的老去。可是就像前文一样，我拖沓了，坐垫找了几次没有找到。明明之前经常看到的。最后给车简单的刷了刷，清洁了夹器，换了对导轮。按扭力重新调整了路上临时调整的地方。然后便是现在，徒然的感叹。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一卷 轻飘飘的旧时光 第06章 自行车王国的菜鸟

指尖划过的手机屏幕，光滑的玻璃上瞬间泛起涟漪，阅读器里的汉字如退潮般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泛黄卷边的《西安晚报》报头在眼前浮起，空气里葡萄酒的香气变得有些甜腻，带着点橘子香精特有的气味，那是冰峰汽水被打开一瞬间的味道。手机屏幕向下滚动，时间来到了1991年的夏天。

苏木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要写本回忆录，那么这本书的起点应该是1991年9月1日，苏木进入高中的那一天。当苏木站在高中的门口，回望过去的15年，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部喜剧电影。

这部电影的主角自然是苏木，剧情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如何在一个以第四军医大学家属院为圆心的圈子里，从小婴儿变成大姑娘的故事。而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就是生活本身。如果非要在导演和编剧后面写上一个名字，苏木觉得可以写“西安”。甚至连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苏木都已经选好了，那就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

苏木在家属院内的幼儿园，度过了小学以前几乎所有时间。然后她走出家属院的西门，过了一条没有名字的马路，进入建筑小学，在这里从小朋友变成了小姑娘。接着苏木又走出家属院北门，进入了建筑三中。这一次距离比小学还近，连马路都不需要过，苏木在这里又从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

不管从家属院的哪个门出去，走不了多远都会有一大片小吃店。拉面、扯面、刀削面、油泼面、棍棍面、𰻞𰻞面……你能想到的面食基本上都能在这里找到。

除此之外，面条的各种亲戚，包子、饺子、馒头、羊肉泡馍、葫芦头泡馍、水盆泡馍……也都应有尽有。

对了，别看写了一堆的面食，那都是中午和晚上的正餐。甑糕、油茶、豆腐脑、油饼、油糕、油条、胡辣汤……这些东西过了早餐时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总之，总有一家小吃店会拦住你走出这个圈子的企图。

于是对那时的苏木来说，世界只有这么大。这个小世界熟悉苏木，苏木也熟悉这个小世界的每一个细节。

西门的门卫大爷来自河南……

吃乾县豆腐脑，要到北门外的自由市场……

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一年级的时候少给了苏木一根圆珠笔芯……

家属院里的法国梧桐，春天会挂着吊死鬼……

中学花坛里的一串红，吃多了会拉肚子……

就连小学校门口的那只绿色邮筒上有几个坑，掉了几块油漆，苏木都能数得出来。苏木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曾经一头撞在上面，贡献了一个不太明显的划痕。

在这半径一公里的世界内，苏木每天的生活如同老式闹钟。

每天早上伴随广播中的“现在开始播送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苏木开始洗漱和早餐，等到“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送完了……”的结束语出现，苏木准时出门上学。

中午十二点，报话大楼整点的东方红音乐响起，苏木就像完成了半程马拉松的选手一样，准时地踏着音乐声落下那一刻进门，然后伴随着田连元的“上回书说到……”，和傻小子罗士信一起共进午餐。

下午的生活稍微有些变化，苏木放学后可能会去某个同学家玩，或者几个人凑在一起，在医院的食堂做作业。不过，每天晚上六点半，是苏木万万不会错过的时间点，苏木对动画片一点都不挑食，无论是男生喜爱的《恐龙特级克塞号》，还是女生青睐的《花仙子》，苏木通通来者不拒。

唯一能打破这规律的，就是生病。但即便是病了，也得经过父母的“专业评估”。

每当苏木说“我不舒服！”，苏木的父母立刻抛弃父母的伪装，变身为冷酷无情的医生，一脸严肃地询问：“哪里不舒服？体温多少？张嘴…没发炎……不发烧，带两片感冒药去学校，自己掂量一下要不要吃。”

如果真生病了，父母不会让苏木“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去上课。他们会像普通医生一样，听心跳、看舌苔、量体温，最后完成开药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卧室完成的，最后的结果总是：“退烧药，第一次吃加倍剂量，没事的死不了。”

那一刻，苏木深刻理解了，“医者父母心”这句话对于普通患者和医生子女，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苏木的父母都是医生，一个内科一个外科，因此苏木可以享受看病不出门的VVIP待遇。就算是需要验血这种事，母亲也会开好处方，让苏木自己拿着去检验科找对门的张阿姨。

有一次苏木好奇地问：“妈，你咋不直接给我动个小手术呢？”

苏木妈白了苏木一眼：“手术可以等，你的作业可不能等！”

这个半径一公里的圈子，是孙悟空给唐僧画下的保护罩。保护罩外的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比如苏联解体、两伊战争、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春夏之交的风波，虽然或多或少地在苏木身边掀起了一丝涟漪，但丝毫没有实质性地影响苏木的生活。

当然走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也不少，除了逢年过节的串门和走亲戚，学校春游最远去过几十公里外的南五台，但对于苏木而言，这些出去一下又回来的活动，更像是监狱的放风。相比而言，苏木反而更喜欢陪着父亲去买蜂窝煤之类的家务劳动。

那时候，家里烧的都是蜂窝煤，隔上两三个月，就必须去煤店买蜂窝煤。从苏木上小学开始，苏木就取代了母亲成为父亲的助手。买煤需要煤本和煤票，零零散散一大把，苏木负责用书包来保管。父亲去煤店办公室交钱开票的时候，苏木负责看管三轮车。等到工人们把蜂窝煤搬上三轮车的时候，苏木则负责计数。

从煤店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大上坡，三轮车别说是骑上坡，就是推上坡，也只能如同蜗牛一般蠕动。这时候，苏木也必须帮着推车，站在车尾把身体弓起，用不发达的肌肉对抗地球引力。这种反差对比，经常会引得路边有人议论。

“木有男娃，女娃子当男娃子使唤。”

回到家，苏木爸还要把蜂窝煤搬到4楼的家里。老苏有一个空的大抽屉当做工具，每次可以搬20块蜂窝煤。苏木力气小，只能用一个簸箕装上3-4块蜂窝煤往楼上搬。

每次碰到楼下王强他爸，都要打趣一下苏木爸，“老苏你这是把女儿当儿子用啊，要不要让我儿子提前实习一下女婿的工作？你喜欢哪一个，我都叫来，先用后付。”

1976年开始在全国普及计划生育，但抓得不算太严，苏木两岁前苏木爸妈还是有机会再生一个的。但当时两人一犹豫，苏木就成了家里的独苗。不像王强家，人丁兴旺，每天都热闹的跟菜市场似的。

从幼儿园开始，王强就阴魂不散地和苏木同班，就连考到西安中学以后，苏木都没能甩开他。王强还没上高中就已经超过了一米九，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承包了买煤的重任。王强的哥哥，比王强还要壮实，因此王强家壮劳力真的是产能过剩，急需对外输出。

不知道该说老苏男女平等思想太强，还是他太想要个儿子。老苏从小就把苏木当儿子养，他宁可和王强他爸抽烟吹牛，也不会真的叫王强来帮忙，而是非要拉着苏木一起干。除了买煤以外，夏天买西瓜，冬天买萝卜大白菜，都是苏木必须参与的家务劳动。

除了买煤这件事，算是走出保护罩的自由活动外，其实纯粹的旅游也不是没有。父母曾经不止一次告诉苏木，借着医疗下乡的机会，他们曾经带着苏木去过韩城、商洛、富平等周边县，看过破破烂烂的司马迁之墓，吃过树上摘的商洛火晶柿子。但是，苏木的记忆中完全没有印象，也许这个保护罩附带记忆清除功能。

苏木在保护罩，或者说小世界中的生活，终于在中考后被打破了。苏木成功地考上了当时西安最好的重点中学，陕西省西安中学。终于从围城中假释出狱，每天可以到另一个被称为西安中学的监狱里面换换心情。

按照现在的标准，西安中学到苏木家不过五公里，用任何交通形式都不会超过一小时。但是放在1991年的西安，这段距离想要按时到达，只有骑自行车这一个选择。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二天，比苏木还心急的苏木爸，就带着苏木在上学时间测试了一下公交路线。从苏木家出门到进入校门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出头，其中坐车不过二十分钟，其他时间都是在等车和步行。

其实最让苏木不爽的，倒不是等车花了多少时间，而是公交车的行为艺术。和现在的公交车相比，那时候的公交车次实在是太少了，半个小时来一辆是常态。因此上车全靠挤，座位全靠抢，每次到站，售票员都要把身体探出车外，用手上的票夹敲打车身用最大的声音喊。

“上车的往后面走！没上车的等下一辆，马上就来！”

但是所有人都往车门挤，没有人把“下一辆”的话当回事，因此每次停站的时间都特别长，还特别吵。售票员的叫喊声，上车乘客的吵闹声，还有被堵在车门口下不去乘客的脏话，加上公交车换挡时压倒一切的轰鸣声。

等乘客们都上了车，售票员就火眼晶晶地从人群里把刚上车的乘客识别出来。

“到哪里？”

“北大街商场。”

“北大街商场一毛！中间的乘客帮忙递一下。”

公交车的票价不贵，五分钱起步，按路程计费，大约是每四站加五分钱。五分、一毛、一毛五、两毛……不同价格的车票是不同颜色。但每个乘客是在哪里上车的，就全靠售票员的记忆力了。

“那位女同志到哪里？”

“我买过票了。”

“你买的一毛钱的票，就只能到安仁坊。过站要补票。”

“那我到五路口。”

“五路口再补一毛……”

因为逃票和买短乘长的人太多，售票员会抓紧一切时间来查票。为了节约时间精力，乘客和售票员产生了一种神奇的默契。乘客把公交车票贴在嘴唇上，远看一车的山羊，没有胡子的就成了售票员的重点检查对象。

“车票买了吗？打开看一下。”

公交车上有一套不成文的秩序体系，比如座位是要靠速度和身体对抗抢来的。肩膀抗住对手，趁着对方重心不稳调整，抢先坐下这是合理的。但要是伸手去阻挡，这就是犯规了，更不能在失去先机的情况下拉拽，这多半会引起对方的强烈抗议。

但是不管谁抢到了，碰到有抱孩子的妇女，或者是明显身体虚弱的老人，绝大多数情况都会有人让座。如果碰上没有人主动让座，售票员就会出来指挥。

“那个小伙子你站起来一下，把座位让给老人。”

如果有人胆敢不遵守这套秩序，肯定会引起车上所有有座没座的乘客一致讨伐。苏木遇到过一次，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因为抢了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座位，被乘客骂的逃下车去。

公交车上最后一条规则，是要防小偷。西安的小偷多，公交车上的小偷更多，但是最多的还是经过火车站的公交车。

“下一站解放路，大家注意钱包。”每次售票员这么说，其实多半是已经有小偷在车厢里了。

“那个男同志，你到哪里？车票看一下。”如果售票员无缘无故地查票，很大可能是你已经被小偷盯上了正准备作案。

“哎，看着点，你挤我干什么？”乘客里面有人大声地抗议，除了被真的挤了，多半是也是暗示你，有小偷正要向你下手。

不过，除非车上有警察下手抓贼，否则售票员和乘客多半都不会承认看到了小偷，他们就是在查票或者抱怨。每个西安人都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有个孩子勇敢地揭穿了小偷，结果并不是小偷束手就擒，而是一车成年人的沉默。小偷在下车的时候，把刀片夹在指缝之间，摸了那个孩子脸一把，给那个孩子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伤口。

刚刚从小世界走出来的苏木，实在是无法习惯公交车的各种潜规则，所以苏木最终还是选择了骑自行车上学。

苏木的自行车技术只能说是，可以勉强上路。在这个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自行车王国中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里，苏木毫无疑问地低于平均水平。应该说，严重地低于西安市平均水平。因为苏木的小世界，小到让自行车的效率都低于步行。

苏木的小学和中学，都近得根本不需要骑自行车。小学的时候，有一部澳大利亚电影《小轮车历险记》，讲的是三个喜欢骑小轮车的少年智斗劫匪的故事。电影里炫酷的自行车追逐戏，在西安引爆了一场自行车热潮，家属院里的孩子们，经常模仿电影里的镜头，做出骑着自行车上下台阶等特技动作。

也是在这场热潮里，苏木随大流地跟着院子里面的孩子，一起学会了骑车。但苏木对自行车特技并无热情，从不参与他们的骑车打仗等游戏，因此车技就一直停留在新手阶段。这种情况，和现代拿了驾照但很多年不开车的女生相似。

为了能够骑车上学，苏木在高中之前最后的一个暑假生活，是从补习开始的。只不过这个补习班，不是现在常见的那种初升高衔接班，也不是收费如同拦路抢劫的兴趣班，而是“不要钱所以不要谈服务质量”的王强自行车补习学校。

王强就住在苏木家楼下，据说两家的友谊源远流长，有战友还有同事的双重加成，恨不得指腹为婚的那种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王强也考上了西安中学高中部，在一众大高个中学习成绩算是最好的。

鉴于高中三年，苏木每天都需要骑自行车上下学，因此老苏和王强他爸在楼下一起抽了支烟，决定把苏木卖给了王校长，每天早上跟着他骑自行车到省体育场去打篮球，以此提高自行车技术。

实话说，王校长除了有点黑得看不出丑以外，也算是一表人才。苏木初中时候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得上身材高挑。但是苏木往王强身边一站，只能勉强顶到王校长的下巴。

王强自己吹嘘身高已经过了一米九，苏木觉得这个牛吹得不算太离谱。王校长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主要原因是他的爸爸。每次王强爸爸到苏木家串门，打开房门都只能看到他爸爸的半张脸，还有半张在门框上面。后来苏木知道，王强他爸原来有机会进男篮省队，可惜学习太好被淘汰了，才被迫当了医生。

苏木家里原先只有一辆自行车，不是买不起，而是没必要。父母上班都在步行距离内，根本没有骑自行车的必要，还多了丢自行车的风险。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在当年可是妥妥的豪车，永久的28大杠，放在今天至少是奥迪A6以上了。

小时候每次全家出动，这辆28大杠都会承担MPV的作用，苏木爸骑车，苏木坐前面横梁上，苏木妈坐后座。买的菜放在车头前面的篮子里，或者用网兜挂在车把上。最夸张的时候，苏木妈手里还会抱个箱子或者包裹，搞得跟印度阅兵似的。

苏木上中学以后，横梁无论如何都坐不下了，全家出行就不得不坐公交车。这辆28大杠就变成了老苏的专用买菜车，周末老苏会骑着车去炭市街批发市场买冰冻带鱼和八珍烤鸡。

初中毕业的时候，苏木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五，在那个时代的成年人中都不算矮了。但永久的28大杠，苏木还是不能骑的。一个是身高还是差了点，二是28大杠太重了，万一摔车苏木可能自己扶不起来。

可是新买一辆自行车骑到学校去，爸妈又有点舍不得。几百辆自行车放在校门口一起风吹雨打，新车也很快就成了旧车，再别说学校也是个丢自行车的高发地带。

最后，小姨帮苏木爸妈解决了这个烦恼。刚刚转正升级的姨父，豪爽的给小姨买了辆新的金狮女车，原来那辆旧梅花车就给了苏木。苏木爸又花了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把所有活动部件拆下来清洗上油，然后给这辆旧车加了个前车筐，换了气门芯，调整了刹车松紧。这样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不难看也不惹眼，坏了不难修理，丢了也不心疼，很适合苏木这样的低龄新手女司机。

让老苏没想到的是，暑假的第一个星期还没结束，苏木和王校长都对这个补习活动厌烦了。苏木的个子虽然不矮，但是毫无运动细胞，运球走步，上篮跑路，投篮三不沾，严重地拉低了王校长打篮球的乐趣。

临时组比赛时，和苏木同一队的男生，以及和苏木做对手的男生，刚开始还因为有女生加入而兴高采烈，结果还没几分钟就脸上都挂满了绝望。因为苏木不分敌我，谁的球都抢，而且防守态度还特积极。至于防守技术，那简直就是蒙古式摔跤的加强版。时间一长，苏木也对这种活动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苏木和王校长一起骑车出家属院大门的时候，在水果摊碰上一个小学同学韩江。准确说，应该是碰上了正在摆摊卖水果的韩江。韩江不是家属院子弟，而是附近胡家庙的社会生。

胡家庙这个名字，据说起源自元代的胡人聚集区，到解放的时候依然是四面打着土墙的村子，就算到了八十年代，依然算是城乡结合部。这里的学生家庭出身复杂，有些是村民，有些是手工业者，或者是小商贩。

八十年代的小学，采用的是一种有条件的分区入学。每个学校都有一些对应指标，比如给某单位多少个入学指标，给某厂多少个入学指标，剩下的才对社会公开报名。因此，来自单位家属院的子弟，和来自五花八门家庭的社会生，就在学校里形成了若隐若现的两个阵营。

小学里，孩子们对这种阶级划分并不敏感，绝大多数时候大家还是一起玩的。只不过由于家庭背景差异，以及游戏规则的差异，能玩到一起去的时间不多。到了初中，这种圈子变得明显了许多。就算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些社会生的家里还是没有电视没有收录机，想和同学们聊聊昨晚的电视剧、最近流行的歌曲都没条件。老师布置的课外书阅读，能够完成的学生大多也来自单位子弟，因为这个圈子里更容易借到书。

韩江是小学里，和苏木王强关系比较好的社会生之一，特别是和王强还有些篮球场上的友谊。他分享给两人一个大新闻，他们的两个小学同学，最近要结婚了，邀请所有知道消息的同学去参加婚礼。

“谁啊？”苏木的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她还在成天想着电视剧和动画片的年龄，居然就有同学谈婚论嫁了？这让她有些三观尽失。

“王竞和于海，你们不知道？我们早就知道了。”韩江回答的很平淡，好像这件事是个常识，就跟班长和副班长通常男女搭配一样。

“反正我没看出来！”，苏木脑袋摇的像个拨浪鼓，王强立刻也跟着摇头，和苏木站在了统一战线上。

韩江若有所思的看了两人一眼，猜到的原因立刻开始解释：“他们两人其实倒也真没什么，看是肯定看不出来的。只不过，他们爸妈从小就订了娃娃亲。我们以前去于海家玩的时候，他妈告诉我们的。”

娃娃亲这种形式，苏木是知道的。在苏木爸妈和同事的玩笑里，苏木早就被一女二嫁三嫁四嫁了，王强也没少在其中扮演过新郎角色。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开玩笑。但这次，苏木才知道，有些人可没有当作玩笑。“封建糟粕”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苏木的脑海里。

“9月1日办婚礼，你们能来吗？酒席就在南张家村。”韩江可没想那么复杂，看到苏木和王强没有回答，又补充上了一句：“咱们小学同学来得不少，连吴红卫都来，你们应该没啥问题吧。”

“吴红卫？他一个小儿麻痹还能去吃酒席？”这次轮到王强惊讶了。

吴红卫什么时候患上的小儿麻痹，王强和苏木都已经不记得了，好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这样。一只脚严重外翻，几乎是用脚背着地，只能靠另一只脚和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路。不但走路有问题，他的一只手也是像鸡爪一样抽着，看书写字时的姿势非常的别扭。

小学有学雷锋做好事的任务，这一个任务在苏木班里，永远是超额完成的。男生们被分了班，轮流接送吴红卫上下学。如果赶上下雨，还要增加一个女生去打伞。每次轮到王强的班，他觉得吴红卫走的实在太慢，总是背着他走。因为这个关系，苏木也跟着王强去送过几次吴红卫回家。

苏木请教过爸妈，吴红卫的这个病最好结果，就是维持现有的样子，而且很难活到成年。因为他说话也不是很清楚，明显是脑干也受了损伤。讲完科学道理，苏木妈义愤填膺的丢下两个问题：“他怎么没吃免疫糖丸？哪个幼儿园这么不负责？”

不过，后来听到吴红卫是社会生，苏木妈的火气立刻就全消了，再也不提这件事和这两个问题。过了很久，苏木才间接了解到，社会生大部分其实都没有上过幼儿园，就算上过也不是那种正规的幼儿园，而是一些街道办或者小工厂开设的托儿所，管着孩子们吃喝拉撒就算是能力上限了。

免疫糖丸这种东西，别说管孩子的大妈没听说过，甚至小儿麻痹这种病她们都不见得听说过。幼儿园和托儿所，听上去是一回事，实际上在这些细节上是天差地别。

韩江对王强的问题感到了一些不解，抓了抓脑袋反问：“吴红卫为什么不能来？他不就是腿脚不方便吗？我们去把他抬过去就是了。”

王强和苏木尴尬的点了点头，他们虽然也帮助吴红卫，但多少还是出于学雷锋的需要，并不是真的有多关心这个人。不过韩江并没有注意到，他依然顺着话题往下说：“吴红卫这两年情况好一些，走路还是不方便，但学习成绩还行，这次中考居然考上了铁路技校。”

“不可能吧！”苏木的惊叹脱口而出，顿时觉得这话大大的不妥。吴红卫写的作业她是见过的，顶多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能够上到初中可能是学校要照顾残疾人，怎么有可能还参加中考。

幸好，正在给路人介绍水果的韩江，没有看到苏木的表情。等买水果的路人离开，韩江这才接上了话题。

“吴红卫又不是傻子！人家小学后面两年成绩还可以，反正比我强，你们不知道？”韩江的视线在苏木王强脸上扫来扫去，迷惑中渐渐变成了一种不屑，然后他对两人摆了摆手，“你们单位子弟学习好，可能就没关注过我们。反正我话已经带到了，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吧。”

韩江说完，借着另一个路人问价的机会，就不再理会两人，自顾自的忙活起了生意。

苏木想不起来，自己和王强是怎么离开的，离开前有没有再和韩江说什么，这些对她似乎一片模糊。但是那天晚上，她非常认真的回忆了有关吴红卫的一切，他的步态、他的相貌、他的学习成绩……说实话，那是一片的模糊，只有几个送他回家的片段。

“难道我老年痴呆了？”苏木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她记忆中的那个吴红卫绝无可能上中学，更别提考上一个技校，和自己一样再去读三年书。如果不是因为碰上韩江，吴红卫这个人很快就会被自己彻底遗忘。也许正如韩江所说，她可能从未真正在意过吴红卫，甚至连韩江、于海、王竞这样的社会生，她也没有真正在意过。

在路上-一

在路上，阳光明媚，是个出去玩的好时候，随处可见欢快的小孩盖过了车水马龙的嘈杂与喧嚣，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过去那个纯真的影子，但那只是影子。

此起彼伏的大厦和矮楼构成了我对这条路的第一印象，这可气派了；来往的人群中，总有那些有趣的人，这构成了我对这条路的第二印象——不会刻意聚焦辛劳的人；凹凸不平的柏油路和皲裂的地面，撒上五彩斑斓的塑料，这是我对这条路的第三印象——不关注外表。

它不会打扮自己，但我们不行，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也必须可以。

“没想到外面的天气这么好！”在家里呆了三天的查理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感慨。他也不是不想出来走走，每一个人都需要透透气，毕竟人类呼吸的灵感来自于城市与乡野。只是他好似和另一个世界的自己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们在寻求自己人生的最优解中掉入陷阱。这口井也并不深，只是井壁太滑了，还没爬上一脚，就已经想到无数次重重跌落的狼狈模样。

查理今天这个时刻本应该是在一个派对上。当然，他肯定不是什么派对男孩，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只是总会有热情的人们想要尽可能地将自己社交圈能辐射到的人一网打尽，而查理则“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最后一刻，查理还是选择了退缩。房间还是比派对安全很多，边际成本太高在他眼里也不值得。他用惯用的生病为理由拒绝掉了，并流利地送上祝福，虽然对方也不需要祝福，而他的祝福也只是生存在这个社会必备的客套话。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查理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都需要被祝福。这让这位永远都是自行光合作用的少年陷入苦恼中，甚至一度认为祝福别人是一件虚伪的事情，直到后面网络时代出现“情绪价值”这个词。进入社会后，他在必要的社交场合中就会把“油箱”加满“情绪价值”，给需要的人们随时补给，就如同早期电影院在电影开始前兜售汽水和爆米花的人一样。在一次和刘易斯的讨论中，他们一致觉得这似乎是一种必要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总价值守恒的最简单的工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也是一种间接的网络效应。

他今天出门了，并不意味着他明天也会出门，这是随机性事件，而且分母大到让人无法推测。路过一家电影院时，查理发现有一部本届电影节的最佳影片正上映，他毫不犹豫地买票进去了。那部影片被安排在一个大概能容纳二十多人的小型影厅，他坐在最后一排，前后左右陆续都来了观众——这是他最舒服的社交场景，除了提防调节椅背时发出无法预料的声音之外。说起这个额外的心思，查理曾因此被人当众痛骂导致他有两个月没去过电影院。有段时间他一度觉得自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位装在套子的人，让他愈发认识到需要找到套子的钥匙，否则总会落花流水般摸爬滚打地在人与人的界限之战中屡战屡败。后来他每周会不定期出门，甚至兴致来了时还会和刘易斯等少数好友喝上一杯。

春分之后，白昼时间明显变长了。在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后，天空居然还没完全黑。电影放映期间，外面似乎还下过一场小雨，此刻街道有些湿漉漉的，但风还是略带些干爽。在这夜幕降临前的最后一刻，查理沉浸在这座城市的蓝调时刻，平静地看着本要搭乘的公交车从眼前溜走——它的速度怎么比秒针还要快？查理心想，此时有更珍贵的时刻要享受。

已经工作30多年了，我却越来越没有工作热情，每天都在确认还有几天退休。

那天我的部门领导，也是我的老同学，退休了（女生退得早）。在职时她工作兢兢业业，单位许多重要客户都是她在默默维护。这些事我是知道的，因为有时她会见客户有时和我一起去，我开车。这些客户的维护，有时是重要的商业机密，不能大肆宣扬，不知情的人看来她就是在办公室啥事都不干，混日子。其实，很冤枉的。她退休那天，没有鲜花，没有座谈会，没有拍照合影，没有领导露面，只是到我们办公室说了一声“你们忙吧！”红着眼睛挥了挥手转身落寞地离开了。大家心情复杂。

很多年前，我们单位有一个买断工龄指标。大家都胆战心惊，怕那一箭射中自己。有一个糊涂蛋买断了，拿了点钱，后来没有家破人亡，却是妻离子散。除了这，领导大会小会讲我们某些人随时下岗。因为怕下岗，我学会了计算机编程。在离我退休还有几年的时候，领导知道我计算机水平还可以，给我的工作内容加了一项：管理单位网络和计算机设备维护。我气得骂街，因为我要不会这工作永远加不到我身上。原来管这项工作的同事也马上退休，和我交接完工作，也是灰溜溜的自己悄悄地离开了。当他佝偻的身影消失在楼道拐角处，我心里五味杂陈。

一次，到市行去碰到了老领导。他挽留我中午吃饭。我说：不了，业务部门等着我呢。他说：你着啥急呀！以后工资越来越少，那么拼干嘛?你退了休，都归社保管了和单位还有啥关系？别走，听我的！

我没扭过老领导，一起吃了顿饭，这是我头一次不把工作当回事。回单位路上，看车窗外草长莺飞，树木葱茏，我一句话也没说。

已经是春天了。

最近的一段时间温度已到了20度左右，晴朗的天空偶尔会有几朵白云飘过来，短暂的驻足之后，又慢慢的飘向更远的地方。

骑着小电车穿梭在这座小城里，身边是匆匆的人群，街口的红绿灯不停的闪烁着，日复一日，它就站在那里。

中旬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杭州，住在了离西湖不远的一个酒店，楼下就是南宋御街，一条热闹的街道，路两旁有一些很文艺的小店，如果在早些年，我会很喜欢这些小店铺，现在再看到已经觉得有些幼稚了。

顺着西湖大道一路向西，走到了西湖边上，已经记不清上次来西湖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西湖边上依旧热闹，有年迈的老人一脸淡然的坐在湖边的椅子上休息，也有年轻的姑娘小伙一脸兴奋的寻找拍照的合适地点，摆着各种pose留下更多关于青春的记忆。看着他们我想起来多年前，我曾和友人也在西湖边说着高兴的话题，就像他们一样。西湖依然静静的待在那里，迎接着来来往往的人，它没有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

走了一会，我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远远的看着断桥，心理没有兴奋多了很多淡然，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放松的时刻了，我很奇怪于自己的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从前的那个少年，会很兴奋的不断的奔跑着，伸手摸了摸脸，下巴的胡茬扎着手掌，我才真的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不再年轻了。

是老了吗？是的，说自己老了似乎更贴切一些。老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可是我明明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改变啊？从前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很喜欢，从前喜欢写文，现在也在坚持写，文字里只是缺少了点情情爱爱而已啊。是的，小年轻才会喜欢写情情爱爱，而大人只会计较安稳得失。

看了半晌西湖后，我们坐上拥挤的7路公交车去了灵隐寺。我们跟随者拥挤的人群慢慢的进入了灵隐寺里，检票门口发了三根清香，我拜了佛之后，心里也宁静了不少，当一件事情没有头绪的时候，乞求神灵保佑成了唯一的出路。

事情总会可以解决的对吧？生活也总会好起来的对吧？

前几天，被张雪峰老师去世的消息刷屏了，想想挺令人唏嘘的，还那么年轻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所以，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善待自己，好好活着。可能我们都只是最普通的人，可能我们这一生也没有多大的出息，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庸，蝼蚁尚且偷生，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健康，珍惜生命，别太为难自己，累了就好好歇会，烦了就放空一下。特种兵一样的杭州之行确实是感觉很累，但是身体上的劳累睡一觉就可以解决，心理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解决的了的吧？

我们走过了2025的冬天，就迎来了2026的春暖花开，在活着面前，很多物质需求也没那么重要了吧，你说呢？

其八：未曾静候过落日

看龙与少年游的时候，被一句话莫名的戳中，他说「靠海的餐厅总有露天餐位，总会有人静静地坐着，守着一瓶红酒，直到阳光褪尽，海面上只剩下航标的光。」那时的他想海明威是否也曾和他一样，看过那里的落日。此时的我想自己何时能够安静的看着落日。

回顾往昔，突然觉得能够悠然惬意的欣赏着落日余晖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特别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且楼宇林立的今天。更难以实现这般的奢望了。虽然感叹，但我最先得想法却是，我也应该有着那样的一个时刻，于漫漫余晖中安安静静的晒着这最后的太阳，在那里，没人会催促着我，没事会排在身后，这那一刻，我完完全全的属于我自己，属于此刻，属于这夕阳余晖下的山崖或是小院。于是我往前追溯，想起自己小时候喜欢爬山，默默看着山脚下小镇的光景。在那理应最无忧无虑的年纪里，我好像也从未等到过日落。不说天凉，光是要早早回家，便是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会有着的自省。

于是时间便如此这般在我的细数中流逝着。然后便来到了骑游的时刻。要说路上，我经历了很多次日落，从正午斜阳到夕阳西晖，最后无论是月明或是不明，星光都是稀稀落落。而我在那段时候，是早有可能停下脚步，安安静静的看一场日落。没人限制我的归途，只要每日向前走着便好，无论多少。所以在那时，我是能够停下自己的脚步，然后慢慢的欣赏着这个世界。可惜我未曾作到，那时候我的心里还有着火，不喜欢停下，喜欢着早一点到达旅馆或是驿站，于是我错过了很多的风景。

实际上那段时刻我最希望能够留下来的风景，至今还留在我心里的风景，应该就是唐古拉山山顶遭遇暴风雪后的那段夕阳麦田。那个时候我看着自己映在麦田上的影子，我再路上，他在田里，影子没有被压扁或拉长，他是那般的正好。映在了田上，也印在了我心里。只可惜我的相机坏在了路上，我也担心身后的暴雪再次压上，那时候我是多想有一个人能够帮我拍下这一刻，拍下夕阳余晖下的我，与映在稻田上的那个影子。而现在有无人机了，我却未能拥有这台能飞的相机与自由的时刻。在那段漫长的骑游时间里，这一刻的世间很短，可能只有那寥寥几分钟，可却是我最大的遗憾。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我虽然迷茫，却也是我最接近自由的一段日子。只不过，我总是未能停下，一直慢慢悠悠的向前骑着，一路向西，然后便向东离去。

现在感觉自己更没有悠闲的时光了，没有成就伴身，也不是背负了太多人的期望。而是挣扎着活着。诚然，我目前拥有的生活条件可能是有些人正在努力争取而未能获得的。只不过我这高不成低已就的人生，让我的心充满着拧巴，就像我这个拧巴的人一样。总想有一天能够开一家单车店，没事修修车，晒晒太阳，晚上能够安静的喝着格瓦斯看着落日与海水，能够不为经济发愁，最好是开在海边，西边靠海，北边便是一片麦田，而车店便在一条从南向北的海滨大道边上。可惜这梦太过遥远，毕竟中国靠海的是东边。

所以我很遗憾，或许只有等到心死渡海的那天，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扶着单车与车上的防水包，看着夕阳静悄悄的落下，然后趁着退潮，推着包和车，向海边走，向落日追去。

72名泉记-43-砚池

砚池在燕翅山北，58年大炼钢铁时采挖铁矿，不幸挖穿了底下含水层，原本的矿坑遂日积月累成为一大湖。

因砚池之中山体矿物质含量较高，在晴天下犹如一块碧绿翡翠，惹人注目。又此池在山北之阴面，水深且凉，且有坑洞隐匿其中，常有溺亡者，是都市传说的经典所在。

卖馒头的

4号院门口有个卖馒头的，在这一带算是个名人。

在玉林做面食的，我问过几个，几乎都是河南人，哪怕打着“正宗西安肉夹馍”招牌的，多半也是从河南来的。

但身为正宗的北方人，我一点都不爱吃馒头。我吃别的东西都很快，唯独馒头不行，掰一块放进嘴里，嚼来嚼去，总是咽不下去。上小学的时候，放学路上常要买几个馒头回家，记不清一块钱还是五毛钱三个，拿一个攥在手里，使劲捏几下，捏成一根“馒头棍”，紧实的口感倒是很好。等到初中，吃上干脆面，哪儿还记得馒头的香气。

每天雷打不动，卖馒头的那人先在别处卖会儿，四点多钟准骑着他那辆敦实的电动自行车出现在4号院门口。后座上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皮箱子蒙着笼布，白花花的北方馒头挤在一处。不等他来，总有几个人已经在那儿等着。

四点多钟，是一天里最饿的点，肚子是空的，脑袋也是空的。从卖馒头的那里买来两个糖三角（我们老家话叫糖夹子），价格很公道，只要两块钱，可比面包划算得多。稍凉一点的糖三角吃起来刚合适，不烫嘴，也不怕糖浆流下来。以后买的次数变多，有时也和卖馒头的闲聊几句。

但认识一年多，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这里的人都叫他“那个卖馒头的”。

卖馒头的馒头蒸得好，价钱便宜，态度也好，有时候还会给老主顾饶上点别的。根本不需要什么销售办法，他一到，便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从远处看，还以为是有什么热闹瞧。

抽根烟的工夫，卖馒头的讲起来。刚出社会那几年，他在威海一家服装厂打工，也没挣到什么钱。后来听发小说，在成都卖馒头还能赚点。那时候村里不少人都在外地卖面食，他就跟着发小到了成都，从和面开始学。“一晃儿，过来十几年了。”

卖馒头的两口子租的房子在南门上，离着城里十多里地。两个孩子跟着老人留在老家，放假才接到成都来住一阵子。不是不想接过来，接到成都来他们也没时间管，卖馒头的说，他跟老婆每天一大早就得起来和面，一直忙活到中午。下午，两口子各推着一辆车子出来卖，一天也不舍得歇。

每天五点半，馒头卖得差不多，他把笼布合上，箱子盖好，骑上车子再到别处转转，回家之前，最好是一个不剩。

过完年，我还没见到卖馒头的人。听附近的人说，他回成都以后又回了趟老家，可能得过段时间才回来。四点多钟，我朝4号院门口看了一眼，有几个老人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不知道是不是在等那个卖馒头的。

“霍普安及拉”市的街里

霍安的街商与别处是不同的，拿挂了国旗的大咖啡厅来说，各路名人没有一个没在这种店里喝过咖啡的，最次的也得喝过里面的茶，布局上，跨过玻璃门左侧是曲尺形的柜台，里面放着微波炉、支付设备、几个不知何用的硬盘，梁和柱间挂上各个国家的国旗，而右侧则是精致的长桌和三两椅子。在外面的当小白领的，每每路过这些店，定要进去歇一歇，花个七八块买个咖啡——但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每杯将近要涨到二十，如果愿意多花一倍的钱，还可以得几个甜品或小吃，要是能再加三十几，勉强饱餐一顿倒也不在话下，但来这的白领不过是替人打工的，大多都拿不出或是不愿花这老些钱，除了那些西装革履，连头都梳的锃亮的贵客们才会花上五十多，到掩着帘子的方桌那慢慢吃喝。

我是在那里打工的，毕竟是叫“霍普”的城，在这里总归是有希望的，总比起在俄勒斯咖这类地方要好，由于收银什么的都不利落，被降了薪调到店后仓库当零工去了，我基本上就是到处搬货，检查货表，虽没出过什么差错，但也是无聊透顶，不过倒是会有三两贵客绕到仓库门外，往里看看，这时，我就会装作没注意到的样子继续干活，等他们确认没事儿关上门之后，我就蹑手蹑脚的走到仓库门边，悄悄听他们讲话，而他们的话，使我不免闭起嘴来——有的在讨论收购，有的在讨论社保，但这些与我无关，毕竟我只是个普通的工人，哪怕是令人愤怒的事情。

那是个雨夜，像往常一样，2个穿着黑色西装的和一个穿着别具一格的警员在观察我没什么反应后关上了门，开始放声说了起来，我提着不知道该放到哪儿的快递盒凑到门边，仔细的聆听着门外的动静——那是一种我十分陌生的语言，但反正肯定不是国语，不过白来不白听，我继续听了下去，顺便拿上手机录起了音，准备哪个软件翻译一下，就在我刚录没多久后，我突然听见身后的地板发出异响，我害怕地慢慢转过头，那名西装男正在架子后面看着我，见我已经回头，他也不多加掩饰，缓缓走到我跟前，我连忙收起手机，试探的问了一句“有....有什么事吗？”，他没有动嘴，但他也动了一动。

公管览-THE CITIZEN MARKER

近一年，泛霍普安及拉地区的犯罪率呈现出指数级增长，尤其是关于时政要事、政府官员、街头袭击等的案件正在依次成为本地区的严重问题，本市警察局正在尽可能地寻求着缓解的办法，在此希望政府等相关机关予以支持，为共同解决地区日益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做出实际行动

警情通报-U1518 简介 6月1日晚，位于天晴区罗岚垯联合仓库发生了一起袭击案，受害者被锐器贯穿头部，身上有多处钝器殴打痕迹，目前此案正在调查当中，但由于证据和推断不足，现已移交PIA冷处理

窗外的乡音

下午回来，隔着玻璃听到街上几个人在聊天，那是特别熟悉的口音，我甚至能想得到说话人的长相和打扮。

等和同事聊完再到门外，两口子正要离开，我犹豫着要不要打个招呼，他们已经走远。只剩老人家还靠墙坐着，一问，老人家真是从山东来。更巧的是，那两口子也真是我的淄博老乡，不禁有些懊恼。

想到有一年和同学一起到武汉旅行，几个在武汉读书的高中同学陪我们到武大闲逛，在凉亭里休息时，同学听到旁边一家人的谈话，竟径直走过去问：“你们是不是桓台的？”我很诧异，他却不以为意，说自己还能分得出每个镇的口音差别。

但说回来，我对老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在成都的山东人不少，打过交道、留下印象的甚至能成为朋友的，一个都想不起来。高考后的那个暑假，收到录取消息后，我还专门加过同校的山东老乡群，不过一直在潜水，好像没等到开学就退群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小地方的出身讳莫如深，生怕人知道似的。最近几年，又总是想起老家的那些事情，想把它们讲出来、留下来。

老人是临沂人，山东口音很重，但吐字很清楚，外地人也能听得懂。不知道怎么的，在他面前，我一句山东话都说不出来。

我以为老人是到成都投奔子女的，他点点头又摇摇头。1959年他参军到新疆，从北京坐火车到库尔勒整整十天十夜。我的爷爷比他晚一年入伍，当兵在青岛，后来在越南呆过六年。有这样一层关系，我们便更觉得亲近。老人没有细说他当兵的经历，只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只是最普通的步兵。

八年后复员，他响应国家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号召，留在建设兵团农垦。复员后他先回到老家相亲、成家，又带妻子回到新疆。不知道这是不是独属于山东人的执念，即便身在万里之外的戈壁，也要牵一根来自故乡的红线。

老人的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新疆，成年以后，他们既没有留在新疆，也没有回山东，反而不约而同前往成都，又相继在这里成家立业。老人说新疆的环境太艰苦，冬天太冷，风沙又大，连他自己也没想过在那里养老。

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这几年身体不好，以前他特别勤快，闲不下来。退休后他自己回到临沂老家，在乡下买了房子，包了地。我以为他是回去种地，他却说自己不种地，收入太少。

“养得不多，一年五十来头（猪），也就挣个十多万。”

“年纪实在大了，孩子们都不让我干了。”就这样，退休后的他也一个人在山东待了十年。

到成都，他自己买了一套房子，没和孩子们住在一起，自己买菜，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老人几乎不再回山东，虽然那边还有亲戚，但常年不见面、不联系，本来就没什么感情。

等到五点多，门卫过来说，卖馒头的回老家了，过几天才回来。老人听了，说白等了半天，只能再去那边市场买。我们就这样分开，谁都没说告别的话。

【郑州，AQI 159】

当城市上久违的太阳雨再度出现，虚张声势般拍打着城市的表面，既不会如台风般破坏，也不会让人觉得潮湿，但足够令人烦躁，令人感到久别重逢。

随着雨势渐成，店门的布摇摇晃晃，落地窗发出阵响，小街上的人一个个走光，太阳光的温暖化作雨滴般挡住了着急回家的我——出门不看天气预报也不观察的我。

但至少别人会观察，我想的。

我想会有人和我一样没带伞，会有人和我一样被父母拎出去上课，会有人在多年后回忆，他们大概也在某处待着

我会写一篇记叙文，把它放进备忘录里，过一会儿看看，满足感足够抵消烦闷了，可惜，备忘录没给这篇文章落下多少容生之所，就像这座面积堪比异世界的城一样，在我翻到它时，它早已过时，但那样的它还可以砍掉换上新衣裳，就像那些店门布还可以裁下换上颜色不同的版本

为什么年少时的记忆总会在春节将至时最为活跃？

以前，回家与亲人团聚，见儿时的伙伴是春节的主题。现在家人和很多朋友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没了久别重逢的兴奋，思乡成了新的情绪主线。

当还有重要的人在老家时，家乡只是背景，你挂念的是人，期待的是重逢。人走后，背景开始清晰起来——学校的操场、校门口的小吃、一条小河、公园的亭子、走过无数次的街道成了新的主角。

所以过去，归家的兴奋部分来自久别重逢的期待，还有部分是来自身处年少时游乐场的回忆。

其七：于今落下的旧梦

我是一个很纠结的人，满脑子零碎的心事，却又难以提笔记下。就像现在这般，我想好了要写的东西，为此拟好了题目。回顾着往昔，为了感怀一下即将收获的骑行台，毕竟我想了好些年，却一直未能买下。实际上他并不贵，只可惜我也很廉价。只是如今的腿寒日益深重，却不得不提起了睡前暖暖身子的想法。于是再狭小的家里给自己又添了一件。

家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没有的时候，渴望，真得到了却又为此束手束脚。而随着我负债与收入下降，家里属于我得空间与地位也日益萎缩，就像干瘪得苹果一样。慢慢得干扁着，徒然散发着果香，证明着自己还有着些微的价值。

因此我对自己得未来很是迷茫，不像故时的自己，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幻想，在那些日子里，虽然迷茫着，却也相信着，面对着蒸蒸日上的社会，相信自己也会蒸蒸日上。可如今，萧条着，我依旧迷茫着。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与疲惫的自己，我已经不会去想自己十年或二十年后的模样。总有一种感觉，自己大概率活不到那个时候。所以面对着家庭，我一方面挣着零星的钱，勉力的维持着生活，尽力让家庭的债务不至于暴雷在当下。另一方面，却又想让疲惫的身体恢复点活力。

所以三十好几的我是一点也不敢想要上一个孩子。虽然侄子已经到了能谈恋爱的年纪了。可我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这般的家庭里。拮据的生活，死气沉沉的现状，对未来也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甚至在孩子上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这个不成器的父亲便把他撂给他妈，一个人独自的疲惫着逝去，一生无所成，徒留一地的鸡毛。

即使自己活到了孩子成年，考上了好的大学，可我又能给他什么呢？能教他的只剩下那过时的高中理化，就连这些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若是没我出色，让他学个技艺好养家糊口？若是比我出色，便化作血蛭趴在他的身上，让他养老，吸他的血？可我知道，在还敢幻想的时候，自己明明希望能够带着孩子爬遍三山五岳，指着书上的文章告诉他，这里当年发生的事情，时代的背景，书中人的心境。买上一个3D打印机，从小就教他建模，让他打印点自己喜欢的小玩意，然后让他自学打印一个钟表，看着他得意的告诉我其中每一个结构的原理，看着他如何实现擒纵。

可现在我却连拥有都不敢想。看着自己日益冰寒的腿，不舍得开着空调，消耗着高昂的电费。于是为了满足自己，也为了让自己下班后能够暖一暖自己的身子。恢复点自己往昔的活力，让自己找回点过去的感觉，毕竟那个时候的自己还是敢于幻想，并充满着期待。所以在咸鱼上买了199的滚筒台子，给自己下来在家，每天就要花上半小时，让自己放空自己，找回过去的感觉，也让日渐凸起的肚子消停一些。

方向感

周末和小朋友的同学家长一起吃饭喝茶，惬意，无意间聊到方向感。小女孩在商场里面迷路，半天没有绕回来找到家长们喝茶的地方。妈妈说，她没有方向感，和我一样，随时在迷路。

此话打开我的思路，关于方向感。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没有方向感。从小城市到北京去工作，彷佛生存能力1.0却直接扔到了高级游戏场，第一困惑就是方向。四川的路基本上都是顺着河顺着山来修建，几乎没有正南正北的道路，大家也习惯了“抵拢倒拐”的路感法。这方式很简单，一直走，然后拐弯，但和东南西北完全不关。在小县城的容积下，该方法最有效。突然到北京才发现他们对方向为什么那么敏感，甚至还有点自卑，立马将自己划入“没有方向感”的一类。

一方面我也逐渐去理解方向的问题，发现东南西北就是我们地理学过的，只是从来没有在道理识别上使用过。突然让我醍醐灌顶的是，我发现北京人到了亦庄也会晕，同样找不到路。为什么他们的方向感到了亦庄就失灵了呢。我翻开地图去扒拉，亦庄的路不是完全的东南西北。亦庄的西半边顺着凉水河而建，这河从北往南流过，将亦庄分成东西两部分。东边顺着东南西北的路，到了西边就顺着河走了。在亦庄迷路的原因可能就是一条东西方向的路，走着走着一点点的角度偏移，就变成了南北方向，这就走成了一头雾水。我什么时候转弯了呢？当现实和脑中的方向不一致的时候，大脑对方向感的锚就失效，就留下了没有方向感的结论。从此刻起，我就对北京的路成竹在胸，太简单，除了亦庄都是方形格。几乎每个格子都有立交桥进行标注。当时还没有导航的情况下，我去出差每个城市买一份当地城市的地图就成为我的爱好。和现在的city walk很像，看看城市的布局，在道路上走一走。算是我的方向感的第一次升级。

汶川地震后，作为四川人，我选择了回到成都生活。我的方向感1.0在成都彷佛没有那么好用，我还是经常觉得我的方向感hold不住成都的路况。算来我也在成都又一个十年以上。我的方向感有点小小升级基本在成都的东南西北都不会迷路。特别是一环路内的错综复杂的无方向的道路。将整体分为东南西北，这部分是和北京的方块路相似的地方。但在局部需要对方向感进行升级。局部道路的弯曲道路需要借助各种标志，路牌，将这些信息放到东南西北的方块细化道路信息。不算是所向披靡的方向感。但我特别想给小朋友的妈妈说的是，不要告诉自己，也不要告诉自己的小孩，她没有方向感。她并没有缺失这项能力，她只是还没有学会。或者说她还没有学习这个能力。

也不是女性都没有方向感。我们不背这锅。

冬天的哈尔滨像欧洲，昏黄的小灯，一个一个串成串，挂在树上，尤为可爱。二零二五年最后，我约了朋友在哈尔滨跨年。但朋友我从未见过，从他发来的照片看，肉肉的脸，内双的桃花眼，眼神亮亮的。我们认识，话说来投机，缘分算是。我闲暇之际喜欢写写看看，说着玩笑话送他一份，他也并未当真。那一天，从高铁上出来，我找到了他。米白色的羽绒服，黑色的裤子，斜挎健身包，旁边还有一个绿色的行李箱。他也认出我来，我来帮你提。老师打过电话与我说着作业一些问题，我提着黑色皮包，并肩走着。人真多，打不到车，在地下游走了两个小时，到酒店已是晚上八点，放下行李，赶到了中央大街的罗曼蒂克西餐厅。他说我还没吃过西餐呢，我笑着。菜上的差不多，就大口吃，真香!我沉溺的看着他，吃饭的样子。这时，我从外套内兜里掏出为他准备的一封手写祝福信。对他说，你想现在我念给你听，还是你自己回酒店自己看呢。他正吃着牛排，忽然停了下来，低着头，但我看到了他眼中含着泪花。他不再咀嚼，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我想这不是表白，这专属对他的新年祝愿。他走的很快，我赶不上。走到了防洪纪念塔，看着牡丹江面思绪万千，冰与冰之间相碰撞的声音，悦耳。打开相机他却入了镜。沿着大街，走走停停，说着笑着。从37号出来，在金安大厦前一起倒数跨年。3、2、1、新年快乐！他扭头对我再次说，新年快乐。跨过一条街，买了些吃食，天寒地冻，竟发现了火炉，蹲下烤火等车。回到酒店，我们看着电脑游戏，说着话。夜深了，就都躺下了。写到这里，我鼻子一酸。我爱你。

如果你知道人生是这样的，当初你还会选择这样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