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25章 普通人的穿越

舷窗外的云层突然撕裂，像是被无形的手扯开的棉絮。深棕色的山脉如巨兽脊背般在机翼下起伏，不远处有个湖泊，阳光在水面流淌出熔金般的光泽。时间来到了2024年夏天。

“你知道吗？你同学写的这个小说，让我对其他穿越小说都免疫了。”杨勇的声音裹着空调冷气钻进耳蜗。袁丽眯眼瞥见自己的手机在他手里发着幽光，锁屏还是杨均一画的漫画版全家福，此刻正被他的拇指粗暴地向上划动。杨勇趁着袁丽半梦半醒之间偷走了手机，一口气看完了后半段。

“哦，还有这个功效呢。”袁丽把毛毯拉到鼻尖，呢喃声闷在波音767的引擎轰鸣里。闭眼的黑暗中有血色漫上来：穿皮夹克的男人在旱冰场尾随女学生的身影、报纸上魏震海在刑场上狰狞的面孔、邻居们对东新街碎尸案交头接耳的噪音、文艺路灭门惨案现场闪动的警灯。这些记忆碎片与机舱里蓝莓汁的甜腻气息诡异交融，让她太阳穴突突跳动。

“该死的苏木！”袁丽暗暗的骂了一句，把这些不好回忆的起因归结于苏木故事。九十年代是西安治安的低谷，虽然这些案件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了袁丽的生活，但校门口抢学生饭钱的闲痞、乡村公路上拦车的车匪路霸，以及家属院里时不时出现的贼娃子，不断地提醒着每一个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流言蜚语也一样。

杨勇突然凑近，温热的呼吸喷在她耳垂：“你看那些重生文，动不动就拳打华尔街脚踢紫禁城。但池杉呢？想救个人都得跟门卫斗智斗勇，这才叫真实！”

杨勇在袁丽的手机上指指点点，差点打翻小桌板上的矿泉水，而且那瓶矿泉水还没有盖子。

袁丽猛地调直座椅，恍惚看见自己面前的屏幕正在播放《狂飙》。高启强的金丝眼镜在暗处泛着冷光，像极了当年校门口勒索饭钱的痞子头目。难道刚才自己在看这个？这就能解释自己的胡思乱想了。可是，为什么自己对怎么选视频的过程一点印象都没有，好像完全丢失了这段记忆。

杨勇把他的小枕头递给袁丽，让她靠的更舒服一点，然后继续兴奋地说：“如果我是这个小说里的池杉，穿越的时间窗口随机，时间也不长，不管是向前穿还是向后穿，能做的事情，能学习的未来知识，都挺有限。”

“要是我就多囤房！”杨勇从袁丽手里接过她卸下的颈枕，打开气阀双手用力挤压放气，“08年抄底陆家嘴，15年杀入雄安……再抄几次股票大底，也就这样了。普通人这个能力，穿越了也就是个运气比较好的普通人。”

“既然房子股票赚了钱，是不是也换个老婆？您那初恋叫……什么来着？穿的确良裙子，跳《路灯下的小姑娘》那个？”袁丽做出思索状，原本她只是想拿个不好回答的问题让杨勇闭嘴，说着说着似乎想到了什么。苏木和池杉，难道是有这个故事？

“什么路灯下的小姑娘？没有的事。”杨勇夸张的搂住袁丽的胳膊，明目张胆的否认历史，“你就是我穿越了才能找到的老婆。”

袁丽把杨勇脑袋往旁边推了推，他的头发在袁丽脸上扫来扫去，弄得袁丽痒痒的：“所以，当年你抽风似的从北京飞到广州来见我，是因为穿越了？”

“我怎么记得，是我去广州出差，网友见面只是顺便。”杨勇换上了一副诧异的表情，也不知道是故意逗袁丽，还是真的记岔了。

袁丽咬牙切齿：“我可有聊天记录为证！当年某人可是拦都拦不住，非要立刻去机场，穿着一身棉袄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到了广州，结果那天29度。”

杨勇看到袁丽的表情，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丝毫不顾及杨均一就在他身边，夸张的两只胳膊一起搂住了袁丽：“好好好！我就是穿越了。看到未来的老婆要被拐跑了，这才立刻行动。”

袁丽这人最大的 “软肋” 就是耳根子太软，跟棉花糖似的，根本听不得半句好话。别人只要甜言蜜语一上阵，甭管多大的仇怨，都能瞬间烟消云散，她还能立马掏心掏肺地对人家好。

刚才她还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打断杨勇话题，这会儿却像是被施了魔法，换上一副求知欲满满的笑脸，主动配合起杨勇的聊天：“那你要是穿越了，能怎么逆天改命啊？比如说，回到你的高中时代。”

杨勇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这是他从《三国演义》里面学来的动作，可惜他没有留胡子：“如果我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带上笔记本电脑，装满了历史资料，也许可以试试科技致富。但是就这么直接穿过去，顶多也就是能买房子的时候买房子，2007年卖了房子抄底A股，然后卖了股票买房子，等到2018年卖了房子买股票。其他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袁丽没有看多少穿越小说，但短视频里对穿越小说套路的吐槽，她还是看过几个，这回就现学现卖用上了：“人家穿越第一桶金不都是抄袭几首未来的流行歌曲，这个不难吧。”

“这招数一看就是年轻人自己脑补出来的，我的高中是八十年代末，稿费多少你知道吗？施光南写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流行程度放在今天怎么也算是常年霸榜前三了吧。你知道稿费多少吗？”说着，杨勇神神秘秘地伸出三根手指头，在袁丽眼前晃了晃。

“多少？三万？”袁丽的兴趣来了。

“三万？你疯了吧！三十！就真的是三十块钱。真的是Thirty，不是30K。”杨勇一脸洋洋得意，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很享受袁丽这没见识的模样。

“三十？”袁丽也有点震惊了，知道少，不知道有这么少。小时候，袁丽爸偶尔给专业杂志写点技术文章，稿费确实也是十几块到几十块。没想到，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居然和袁丽爸写的《针车安装调试与维修》一个价值。

“那抄《三体》吧！”袁丽把魔爪伸向了大刘。

“这个法子还行，我 1996 年出国，在美国把《三体》抄出来，再翻译成英文，说不定还真能赚点钱，那雨果奖啊，估计就没大刘啥事了。”

杨勇听了，一边说一边还深以为然地点头，看起来好像真挺可行似的。但袁丽严重怀疑他那点英语水平，就他翻译的，估计得损失一半的深度。到时候别说雨果奖了，水果奖都悬。

“为什么不能早点？《三体》能有几个美国人看？得放在国内出版才行。”为了利益最大化，袁丽打算让杨勇放弃公费出国的机会。

杨勇脸上露出一丝邪恶的表情，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你知道反革命罪啥时候取消的吗？”

袁丽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反革命罪”这个词对她来说，可真是个遥远又陌生的词儿。

“1997年！就叶文洁那剧情，小说不流行的话也就算了，真要像现在那么火，我还版税呢？直接洗洗睡吧。”说着，杨勇两手一伸，做了个等着戴手铐的姿势。

杨勇很喜欢用“洗洗睡吧”这个词，代之完蛋了没希望了。他告诉袁丽这个说法来源于国足某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失败，第二天报纸头版《中国足球洗洗睡吧》。后来，他就把这个词活学活用到了其他地方，甚至教坏了他的加拿大学生们。

“那还是出口转内销保险一点，先在美国赚点小钱，以后迟早会在国内大火的。”杨勇安慰了一下袁丽，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致富道路。按照他自己的猜测，雨果奖还是很有希望的，唯一的问题是，他在国内有可能被打成“汉奸特务大毒草”。

“要不你搞个淘宝什么的，把小马哥搞下去，自己取而代之？”袁丽对于大作家夫人的位置并不看重，还是中国首富夫人更有吸引力，提出了新的行动方向。

杨勇一听，赶忙摆了摆手，带着小桌板上的矿泉水再次晃动起来：“我可没那能耐，心里有数着呢。小马哥要是带我玩，早期做点财务投资还成，哪怕原始股让我投个一百块钱，我也乐意。可千万别让我管啥事，我这人吧，就怕把小马哥的生意给搅和黄了。让我自个儿单干，那指定是死路一条，百分百没戏。”

杨勇这么主动把自己定位在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的位置，倒是让袁丽有点意外，她原本还以为杨勇会有点野心呢。袁丽有点不服气，伸手把杨勇面前的矿泉水拿过来：“以前淘宝不是唯一的电商吗？还能被你弄死？你有那么大本事吗？”

“怎么可能是唯一的呢？哦，我想起来了，你那时候在巴黎，不了解国内的发展情况。”杨勇一拍脑门醒悟了过来，连忙解释：“易趣，卓越，慧聪……这些电商平台我都注册过，后来还有亚马逊，都没活下来。”

和杨勇这么一通东拉西扯的聊天，袁丽刚才的疲惫似乎消失了。其实杨勇这人，真不是袁丽心里那种高大英俊的白马王子形象，还有点书呆子的傻气。可他性格温和，对袁丽温柔体贴，也比较顾家。袁丽越看，越觉得杨勇那种书呆子的傻劲，其实也是一种老实诚恳的优点。

看着杨勇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讲着电商发展史，袁丽心里突然涌上来一阵柔情：“要是真有穿越这回事，自己可一定不能错过杨勇这么个人。”

“最近有个朋友建议我替七零后写点东西，把八九十年代的大事，不管好坏都写一写。文体不限，从小说到散文都行，出版他包了，收入我们分成。你说怎么样？”杨勇毫无征兆的抛出了一个“馅饼”，天上掉下来的那种。

“哟呵，这好事儿啊！包赚不赔的买卖，为啥不做呢？说不定哪天我还能荣幸地当上知名作家夫人呢！” 袁丽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其实杨勇写过不止一本书，但都是经济学的专业书，不要说叫好不叫座了，大部分情况下连“好”都没人叫。印出来的书，不是在仓库里吃灰，就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吃灰，版税自然是一分钱都没有，只换来了一堆书在自己家里吃灰。

后来杨勇有了一点小名气，还担任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顾问。在那些迎来送往的场合里，他总是把自己的书签上名字送出去，一方面觉得这样挺高雅的，另一方面也能处理一下库存。刚开始的时候，杨勇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直到袁丽发现，有人竟然在二手网上卖杨勇送出去的签名版书，打开一看，售价只有原价的一半，这可真是让杨勇有点尴尬。

“我也觉得这事儿挺不错的，可关键是，我思来想去，觉得没啥可写的呀！” 杨勇压低了声音，脸上满是遗憾的神情。他这一辈子，走的都是那种 “拒红利永不沾” 的人生轨迹，错过了的可不只是那跌宕起伏的市场，也正是因为这样，造就了他平淡无奇的人生。想要写出点让人民群众爱看的东西，还真有点难度呢。

“我要是有你同学那么神奇的经历，或者有那么神奇的脑洞……” 杨勇说到这儿，偷偷看了袁丽一眼，可能是怕刚才的形容词得罪了家庭领导，赶紧改口，“可我没有啊，所以只能写写《三十年经济政策得失》这种学术文章啦。”

对于杨勇的这个看法，袁丽倒是挺赞成的。杨勇写的东西她都看过，刚开始看提纲的时候，袁丽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毕竟里面大多是她经历过的各种历史事件。可一看到正文，袁丽就完全看不进去了。就拿讲下岗问题来说吧，提到的政策文件清单就有两页纸那么长，更别说还有大段大段的引用文件原文了，看得人直打瞌睡。

“哎！”袁丽突然灵机一动，最近看的那些苏木的故事，给了她一点灵感。她眼睛放光，兴奋地说道：“你可以这样写呀，写成一本穿越小说。就写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穿越回九十年代，然后以这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三十年经济政策得失》。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展现政策的实际表现，再用穿越者的视角来分析背后的原因。这个穿越者啥也不用做，就相当于是个人形摄影机，再加上一个会说话的百度百科就行啦！”

杨勇一听，眼睛也亮了起来。他觉得袁丽这个想法还真不错，这样的视角既可以让普通人有很强的代入感，又能够从他擅长的宏观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和评价那些经济政策。

“但是，不许引用政策原文，必须用大白话来写。” 袁丽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杨勇却没顾得上理她，只见他眉头紧皱，陷入了深度思考，显然已经完全沉浸在这个新的写作思路里了。

没有了杨勇的陪伴聊天，在航程剩下的那段漫长时光里，袁丽再度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状态。她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眼皮子不住地打架，困意如潮水般一波波袭来。可每当她好不容易合上眼睛，脑海里却像是一台疯狂运转的滚筒洗衣机，各种记忆深处的人和事，如同被搅起的衣物，轮番在她的思绪中抛起又落下，让她根本无法安宁。

在袁丽小学时代那泛黄的记忆画册里，除了那个有些调皮的同桌刘平之外，还有一个身影总是若隐若现，那就是名叫侯宇的男孩子。侯宇的父亲和袁丽的父亲都是三五零七厂的职工，不仅是同事，还在同一个部门，职位也相同。也正因如此，两家人住得格外近，楼上楼下仅仅隔着一层并不厚实的楼板，平日里时常能听到彼此的动静。

侯宇和袁丽同岁，打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孩子。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那股子闯劲就展露无遗，居然敢去骑他爸爸的28大杠。那个时代的小孩子们都有一个独特的骑车姿势，用陕西话讲叫做 “掏腿”。也就是不规规矩矩地坐在车座上，而是把腿从自行车那宽大的大梁下面伸到对面去踩脚踏板，每次蹬自行车的时候，只能站起来费力地蹬半圈。

就是这样一种看着极为别扭、甚至有些危险的姿势，侯宇竟然还胆子大到敢带人，而那个人就是袁丽。说来也奇怪，当时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可侯宇带着袁丽，晃晃悠悠地居然没有摔倒，还顺顺利利地在家属院里骑了一圈，又回到了楼下。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了袁丽的意料。侯宇把袁丽扔在了自行车上，自己头也不回地就回家了。可怜的袁丽，两条腿根本够不着地，就那么孤零零地坐在自行车上，委屈、害怕的情绪一股脑涌上心头，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这一哭，就是整整半个小时，直到一位路过的大人听到哭声，才将她解救了下来。

袁丽和侯宇的交情，也就仅仅停留在了这件事上。后来上了小学，他们不在同一个班级，很快便各自有了新的小伙伴和生活圈子，袁丽对侯宇后来的事情，也就渐渐没了印象，脑海中关于他的画面变得一片模糊。

侯宇有个哥哥叫侯洪，比袁丽大六七岁的样子。在袁丽上初中的那一年，侯洪正好从中专毕业，踏入了社会开始工作。因为侯洪上班的那家商贸公司，就在庆安附中的旁边，所以在袁丽还不太熟练骑自行车上学的那段日子里，她没少蹭侯洪的自行车去学校。

侯洪给袁丽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他有着瘦高的身材，上身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骑着自行车在路上风驰电掣，略长的头发在风中肆意飘动，那模样，像极了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伯爵谢越，带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几个月后，当袁丽能够熟练地自己骑车上学时，她和侯洪之间的交集，也如同飘散在风中的蒲公英种子，彻底消失不见了。

如果不是苏木那充满魔力的故事，哪怕袁丽的记忆如同再强大的洗衣机，也只能停留在这些美好的回忆片段里。可苏木故事的强大威力，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袁丽记忆深处那扇被遗忘的大门，让她想起了这样一个尘封已久的片段。

那是 1992 年寒冷的冬天，又或许是 1993 年初，总之是一年中冬季最冷的那些日子。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冰冷的纱幕所笼罩，霜花在铁皮车棚上结出了锯齿状的冰晶，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地面上的雪，早已被人们反复踩踏压实，变成了坚硬的冰雪混合物，走在上面，发出 “咯吱咯吱” 的声响。

一大早，天还没亮，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远处零星的几点灯光在寒风中摇曳。袁丽裹着母亲亲手织的枣红毛线围巾，呼出的哈气在围巾边缘迅速凝成了细小的冰珠。她跺着脚，试图让冻僵的双脚暖和一些，然后费力地给自行车开锁。可车锁早已被冻得发涩，她用力晃动一下，随着弹簧和金属的吱呀摩擦，锁芯滑动然后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好像是被这响声惊动了，车棚外电线杆下有个身影晃了晃。袁丽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在昏暗的光线下，空气中隐约可见一丝那人呼吸吐出的白雾。定睛一看，那里竟然坐着一个人，没有棉袄，没有大衣，只穿着一件脏兮兮、破破烂烂的毛衣，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

袁丽推着车缓缓走近，车轮碾过冻硬的土地，发出如同碾碎玻璃碴似的脆响，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刺耳。那人似乎察觉到了有人靠近，慢慢地抬起头来，额前那结着霜的刘海下，露出了一双浑浊的眼睛，眼白泛着如同黄疸病人般的浊黄，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憔悴与绝望。袁丽猛地一惊，手不自觉地一抖，车把狠狠地撞在了电线杆上，发出 “哐当” 一声。

“侯洪？” 袁丽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满是震惊与不可置信。那人只是瞄了袁丽一眼，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然后迅速地把头扎进了自己的臂弯里。这时，袁丽看到他那脏污的毛衣袖口处，露出了溃烂的针眼，那些针眼像是被虫蛀过的毛线。他环抱着电线杆，身体不停地哆嗦着，牙齿也在上下打颤，努力地把干枯苍白的手往袖筒里面塞，可手腕上那明晃晃的手铐却无情地阻止了他的全部努力。

就在这时，旁边的平房里，钻出一个穿着军绿棉袄的人，胳膊上戴着红袖箍，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正散发出腾腾的热气。红袖箍看到袁丽，向她摆了摆手，脸上带着不耐烦的神情，意思是让她不要在这里围观，嘴里还嘟囔着：“女娃甭看热闹！”

袁丽却像是着了魔一般，俯下身去，想要看清楚侯洪的脸。可那人却把额头顶在电线杆上，两只胳膊紧紧地夹住了自己的脸，让袁丽根本无法看清他的面容。

这时，红袖箍似乎有些恼了，突然抬脚狠狠地踹向那人的脊梁。袁丽只听见 “咚” 的一声闷响，那声音沉闷而又沉重，像是踹在装满棉花的麻袋上。那人的额头狠狠地磕在了电线杆的冰壳上，电线杆上层层叠叠贴着各种小广告，融化的冰水混着血丝顺着电线杆淌下，慢慢地渗进了 “气功治病” 的广告词里。

红袖箍大约也是看出袁丽可能认识这个小偷，便向着袁丽嘟囔了一句：“昨晚抓的贼娃子！吸毒的哈怂！”

从那以后，袁丽再也没有见过侯洪，甚至连侯宇也没有再见过。尽管他们仍然楼上楼下一起住了好几年，但仿佛这两个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一卷 轻飘飘的旧时光 第23章 寻人启事

袁丽很久没有一口气讲这么多话，在她讲故事的过程中，房间里的时间似乎凝固了。过了许久，房间里陷入了沉默，只听得到空调机沙沙的声响。

杨勇喝了最后一口水，摘掉眼镜钻进了被子，这是他睡前的最后一道流程。看到袁丽还在拿着手机，手指下意识地刷短视频，眼睛却看向空调机的电源灯。

杨勇只好推了推袁丽：“到北京以后，你要那天约苏木吃饭的话，我也去看看美女，我对能写出这样故事的人还挺好奇的。”

袁丽醒了过来，下意识关掉手机：“你是顺便看看美女？还是主要看美女？”

“看你这话说的……”杨勇还了袁丽一个白眼，把眼镜在睡衣上擦了擦，“要看美女还用得着这么费事，学校里面多了。”然后他把眼镜折起来，探身放在了床头柜上。

其实袁丽并不是吃醋，正如杨勇所说，他在大学里面每天都要面对几百个女学生，美女不少而且个个年轻。袁丽只是觉得，阅读了苏木的故事后。苏木不再只是袁丽的同学，而像一座充满了神秘感的记忆神殿，关着被袁丽遗忘的少女时代。

“那个……”杨勇一边用手肘碰了碰袁丽，一边伸手去拉铺在床角的空调被，但是动作做到一半话说到一半，像是网络连接中断了一样，声音和动作都停顿了一下。

“那个什么？”袁丽用脚碰了碰杨勇。

杨勇已经恢复了网络连接，拉过被子盖在身上：“我刚才说什么？”

“你就说了个……那个，我还等着后半句呢。你自己忘了？”袁丽不满的又踢了他一脚，嘴里不由得抱怨：“你是不是得了健忘症？”

“不是健忘，是老年痴呆！”杨勇嬉皮笑脸的回应，想了想然后继续回答：“应该是……那个池杉你也约一下呗，我想看看活的穿越者。”

说罢，杨勇身体扭动了几下，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眼睛就闭上了。以袁丽作为标准的话，杨勇的睡眠简直好的不得了，一旦进入睡眠程序了，也许一两分钟就能睡过去了。

“他原来的电话停机了，早就试过了。”袁丽从床上爬起来，把杨勇刚才搭在椅背上的浴巾重新整理了一下，弄湿的一面朝上重新铺好。这个小细节杨勇总是不记得，袁丽要是不给他整理，第二天他总要在浴室里喊，“给我拿条新浴巾，这条还没干。”

“我问了几个还算常联系的同学，都说没有池杉的电话。他高中时期父母就搬家去了深圳，毕业后他就直接去了深圳，好像没听说那个同学和他有联系。我们就没有高中同学群，所以就有点麻烦，要是找任何一个初中同学，都不会超过五分钟。向婕倒是给了我一个池杉的QQ号，但是现在这玩意谁还用啊！”

“看来你们高中的同学关系不怎么样啊”，杨勇咕哝了一句，依然没有睁眼睛。

“你们同学还有谁在深圳？在一个城市的同学，总不至于完全不来往。你不是还在深圳待过一段时间的吗。”杨勇好像想起了什么，皱了皱眉头，不到一秒钟表情又放松了下来。杨勇沾上枕头就能睡觉这个本事，袁丽真的是佩服的紧。

杨勇的话倒是提醒了袁丽，她还没有尝试过刘敏这个联系渠道。刘敏和袁丽是高中同学，因为是医学院毕业，比袁丽晚到深圳一年。刘敏刚到深圳的时候，袁丽以半个地主自居，帮她张罗过租房的事情，袁丽离开深圳之前也时不时和她一起吃吃喝喝。

袁丽拿起手机，在微信里找到刘敏，给她发了一段信息，问她有没有池杉的联系方式。想了想，又打开丁舒晴的微信，把寻人启事复制粘贴给她。正当袁丽打算关掉手机的时候，突然袁丽想起了一个名字，池杉的同事，刘弘景。

刘弘景是池杉毕业去的那家公司同事，比袁丽大了个三四岁的样子。袁丽刚到深圳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和池杉联系还比较多。1998年的国庆节，池杉的几个同事，各自又带了些朋友，一共十个人组了个小小的旅游团去井冈山。

那一次都玩了什么袁丽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漂流的时候，池杉和另一个女同事非要让袁丽和刘弘景坐一条船。明目张胆地撮合，搞得袁丽和刘弘景都挺尴尬。虽然袁丽和刘弘景之间实在没有火花，但毕竟有同游的友谊，还是互留了电话号码，这个号码仍然躺在袁丽的通讯录里，二十多年了从来都没有拨打过一次。

袁丽在微信上输入了当年刘弘景的电话号码，按了添加朋友然后输入“请问是刘弘景吗？”

做完这些，袁丽觉得有一种完成作业的轻松感。好像是暑假结束前，胡乱把暑假作业每一页都写上字后的感觉。只要做了就是好学生，对错不重要。

又看了几条故宫预约攻略，袁丽深感暑假去北京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所有地方都要预约，都得拼手速。而不需要预约就能去的地方，又普遍人满为患。要么急死，要么挤死。还好袁丽的行程时间宽裕，可以在出发前就不断地刷预约，约到哪天算哪天。

让袁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刷攻略的这一小会时间里，微信上居然有了三个未读信息。

袁丽先打开了丁舒晴的信息，果然还是三十年前那个热心为同学服务的班长。丁舒晴也没有池杉的联系方式，准确地说，她上次见池杉还是高中毕业拿成绩的那天。

“我印象中，2009年同学会他是来了的，我还跟他说过话，所以应该有他联系方式。可刚才我一找，电话微信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再问了一下其他同学，他们说2009年同学会没有池杉，确实合影里面没有他。我这脑子也是不行了！”

丁舒晴这个回复有点颠三倒四，不过结果是很明显的，查无此人。不过，丁舒晴和池杉也是初中同学，她答应去找找当年和池杉比较要好的同学问问看。和高中同学的一盘散沙相比，丁舒晴和池杉的初中班级凝聚力要略微高一些，同学群每天总有人刷些没营养的废话。池杉虽然不在群里，但可能某个同学会知道他的下落。

袁丽不好意思麻烦丁舒晴再去找人，主动把幕后元凶给供了出来：“我不着急，我也是受人所托。苏木找池杉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应该叫她自己来找你才对，毕竟你们还都在国内，没有时差问题。”

“？”丁舒晴发了个问号以后，迟迟没有新的信息发过来，但状态上能看到“对方正在输入”。

“你不记得了？池杉的同桌。”袁丽大概猜到，苏木这个长期失联的人，确实容易被忘记。

“苏木？”丁舒晴似乎彻底忘掉了苏木是谁，看来还有比袁丽记忆力更差的。

“短头发，有两个酒窝，挺漂亮的，笑起来声音特别大的那个……”袁丽一边打字一边暗想，女生是不是对其他美女有一种天然的排斥。

“我知道苏木”，隔了很久丁舒晴的信息才跳了出来。然后，状态就变成了“对方正在输入”，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新的消息发过来。

“她高三……”信息显然是没有打完就不小心按了发送。显然丁舒晴已经不记得苏木了，刚才一直在努力回忆。

“她高三去了文科班，后来大学她去了北外，研究生毕业后又去了法国，所以和同学们失联了，最近才回国，现在北京。”

为了节约时间，袁丽替苏木做了个简单地介绍。

“那可能是我把她和其他人搞混了……现在记性真的不行了，高中同学和初中同学袁丽经常分不清，在西安中学待了六年，很多初高中同学都是交叉的，经常搞混那个是我初中同学，那个是我高中同学。”现在失忆症患者又增加了一个丁舒晴，袁丽暗想，这个也可以拿来作为案例教育一下苏木。

袁丽不想和丁舒晴闲扯，她那边是早上，袁丽可是要准备睡觉了。

“我今年夏天会回国一趟，可能会带孩子去西安玩几天，到时候找你，你把咱们高中同学组织一下吧。”

“美的很！”丁舒晴发了一句久违的陕西话。

袁丽这个久居外地的陕西人，先是感到陌生，然后突然涌起一阵强烈的思乡情绪。袁丽想要骑着自行车，像三十年前一样重走上学的路线，不带孩子，就袁丽自己。去看看三五零七厂附小、庆安附中、西安中学还有西安外国语大学，让自己可以尽情地追寻少年时光。

如果可能的话，袁丽想和苏木一起再重游校园，到曾经的教室坐一坐，想要和李涛池杉再打上一局拱猪，想听听李涛算计对手后的狞笑，想再体会几个人惊呼“野猪狂奔”的欢乐。当然，这个愿望实现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且不说人能不能聚齐，原来上学的西安中学，已经变成了另外一家学校。

刘敏的信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电话号码，和池杉已经被停机的号码不一样。

“这个号码你打过吗？”袁丽的第一个问题是核实有效性，生怕直接转发给苏木带来更大的麻烦。

隔了一会，刘敏发来一段语音，背景里能听到医院特有的嘈杂声：“这个号码没问题，池杉前两年在我们医院住院，我帮他找了病房。”

“那就没问题了。”袁丽长出了一口气，心想这事情应该让苏木自己去联系才对，她又不是不认识刘敏和丁舒晴。要说关系远近，刘敏和苏木在学校期间走的更近些。

“苏木回国了，她现在北京。”袁丽估计刘敏也不知道苏木的近况，就顺便更新了一下。

“谁？你说苏木？”刘敏的信息隔了很久才发过来，足够中间袁丽去检查了洗衣机的定时，以及门窗是不是都关好了。不过作为一个医生，看病的时候不看手机不回信息也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

“池杉的同桌，也是我的后排，短头发，有两个酒窝，挺漂亮的，笑起来声音特别大的那个。高三我们两个都去了文科班，后来她考去了北外，研究生毕业后又去了法国，所以和同学们失联了，最近才回国，现在北京。”

袁丽干脆把发给丁舒晴的信息复制了一遍，全都发了过去，省的刘敏再问了。

“想起来了，现在记忆力真的是不行了，有些同学几年不联系，名字我都叫不出来了。”刘敏这次没有发语音，信息后面跟着一连串的表情包，看来她真的是把苏木这个人忘了个干净。

很好，又多了一个陪袁丽得失忆症的，看来这毛病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是她们这一代人的普遍现象，70后开始退场的信号灯。

刘弘景通过了袁丽的好友申请，然后发了一个问号。袁丽连忙自我介绍，专门强调了一下两人一起在井冈山漂流的同船友谊，然后说明联系他的目的是找池杉的联系方式。

刘弘景“原来是你啊”的敷衍了一番，估计大概率还是想不起来袁丽是谁。

其实袁丽自己对刘弘景也毫无印象，那次井冈山之旅共有五男五女，但其中只有一对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大部分时间，袁丽都是和几个女生混在一起，她还记得除了一个池杉的同事以外，其他都是像她这样被临时拉来的。那次旅行唯一给袁丽留下点印象的人，就是池杉的这个女同事洪云。因为她的大眼睛和酒窝有点像苏木，而且爽朗的笑声更像。

袁丽谢过刘弘景，点了那个微信联系人，添加朋友。出乎意料的是，微信直接跳转到了聊天页面。这个用户就在袁丽的微信通讯录中，名字是“黑夜中的行者”。

袁丽点开那个名字，小心翼翼地的输入，“池杉，在不在？”。然后忐忑地按下了发送，仿佛在打开一个惊天的秘密。

不到一秒钟，微信上出现了一行字。

“你好，袁丽。”

冷冷的风在街道上肆意扫荡，枯黄的落叶和着昨天的雨水堆积在路旁，路边卖烧饼的人哆哆嗦嗦的等待着顾客，我和几个同事裹紧了衣服走进了一家小饭馆。

简简单单吃了饭，走出饭馆，身上已经不觉得那么冷，不远处一辆三轮车上摆着几包爆米花，一个身着旧棉袄的老头在旁边收拾着炉火，看的出来他刚刚炸了一锅。

他的爆米花和电影院的不一样，电影院里卖的爆米花太甜了非常的腻，我吃过一次就不想再吃了。

我走上前去，问了问价格，5 块钱一袋，不贵，我掏出手机，扫码付款，然后随便拿了一袋，从袋口掏出来塞进嘴里，细细的咀嚼起来，热热的爆米花有着浓郁的玉米香带着丝丝甜味，真好吃。我敞开袋口分给同事，他们都摆手说“刚吃完饭，吃不下”。于是，我便不再谦让，自顾自的吃起来。

看着手里的爆米花，想起来儿时的情形。

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每年秋天收获了玉米，母亲都会跳出一部分又大又好的玉米专门找个袋子装起来，没到晚上或是下雨不用出去干活的时候，母亲都会带着我和妹妹开始剥玉米，把剥下来的玉米找个崭新的袋子装好，等晴天有下乡崩爆米花的人来了，把这些玉米炸成爆米花。

崩爆米花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讲就像过年一样热闹，附近的邻居的大人们都端着玉米，小孩子就拿着大大的塑料袋，排队蹦爆米花。看着自家的玉米被塞进爆米花机，通红的炉火，热情交谈着的大人，还有我们一群小孩穿梭在其中，爆米花机在手艺人不断翻转着，开始的时候，还能听到玉米粒在机器里碰撞的声音，到后来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不一会，只见那人抬起机器的一头，往一个黑色的套筒里一放，套筒后面有长长的袋子，我们就知道要出锅了，我们就四处逃窜，用两个食指紧紧的插进耳朵里，因为崩爆米花的声音非常响，比过年放的最响的炮还要响，所以，我们小孩一直很惧怕这种声音。

虽然堵住了耳朵还是能听到“嘭”的一声，伴随着白烟四起，我们的爆米花出锅了，我就跑过去，跟着母亲把崩好的爆米花装进塑料袋里一起回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晚上吃完饭，我们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着爆米花，看着电视……

时间一晃，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如今的我已过而立之间，小时候爆米花的味道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一直藏在记忆深处，等你再想起时，它会微笑着跑出来和你打招呼。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

周末回了趟老家。

那个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1.做为80后，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有3处：出生的地方，定居的地方，另一伴的家乡。

但是实际上，没有一处让人有归属感——所以跟朋友说起这件事，她总说我是无根的浮萍，是无脚的飞鸟。我也自知有严重的不安全感，有较重的焦虑症，是极度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出生的地方，豫东平原的一个小乡村，别人自出嫁后便被当作“波出去的水”，而我从上大学离开之后便告诉自己，以后不会再回来（定居）。

工作的地方也是毕业的城市，也住了十几年，但户口不再这边，也一直是外地人。当地土著，尤其是北京上海这种城市来说，把骨子里的鄙夷毫不掩饰的说出来：贫穷的或者是落后的乡下人，入侵者。还好我只是在一个不太严重的省会城市，但数年前乘出租车的经历，也足以让我感受到一些当地人心态不平和。

先生的老家，倒也算山清水秀，环境宜人，但民风并不淳朴的三线小城市，频频因为贪腐上新闻，而且对于每年只有节假日才回去几天的我来说，几百里之外的陌生地方，而已。

这也许是总有强烈不安全感的原因之一。

2.高中时候同学总说我是林妹妹多愁善感。他/她们不知道我为何总是写忧伤的文字但是却一味地对我很好。他们说很喜欢我有文采。

我很庆幸当时的他们。会省吃俭用买很贵的《萌芽》杂志给我。每期都有人送。

他们治愈了我。读书治愈了我。

想念那些花儿，那些回不去的青春。如今的他们，有些已散落天涯，有些还依然爱我如初。

回不去的地方，才叫故乡。

打下这个标题的时候，脑海里就不断的重复播放李志的那首《关于郑州的记忆》，其实这两者并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非得套上一层关系，那就是名字里面都有一个“关于”吧。

今天去南汇了，打电话给佳哥的时候，他正带着女儿上早教课，我出来地铁站，看到他站在地铁口，一脸疲惫，然后看到我大声的打着招呼，很久没见，他的变化不大。

坐在早教教室外面的凳子上聊天，他问我，你最近怎么样？我说还那样，你了？

他说：“我？我就等死啊”

我：“……”

他笑着解释道：“是啊，该有的都有了，现在不就是在等死吗？”

我点点头，也是啊，车子，房子，老婆，女儿都有了，他的人生算是真正的完整了吧。

聊了一会，他女儿下课了，看着他抱着女儿走出来，还真有点奶爸的感觉。

阳光直直的从天上照下来，大团大团的白云悬挂在湛蓝的天空里，也许是到了这个季节，天空也变得明朗了许多。

从佳哥家里出来，打电话给海涛，一起从琴行走出来很多的朋友，到如今就剩下我们三个还在联系着。

海涛，现在开了一家面馆，他游走了很多年，似乎终于找到了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现在琴行，只带老学员，新学生不收了。”他这样说道。

关于琴行有着我们太多的回忆，有很多的事情都慢慢淡了，也有些事情在脑海里生了根发了芽，如果丢掉它们，人生会变的不完整。琴行渐渐的没落了，这次似乎真的要再见了。

认识海涛的时候，他还是个刚入社会的少年，一头长发戴着一副没有度数的眼镜，背着一把吉他来到了琴行。

那时候，他只想玩音乐，靠音乐生活。每天闷着头练琴，我暑假结束后，回学校上课，他一个人在琴行练琴，闷了，打电话给我，让我回去陪他练琴。

后来，我毕业了去琴行做专职，他跟女友结了婚，生了小孩，放弃了音乐，他离开了琴行去做了房产中介。

我练琴闷了，就打电话给他，我曾开玩笑的说，这个琴行只能容得下咱俩中的一个，从大二暑假结束后，我们就再也没那么多时间坐一起练琴了。

佳哥，是琴行里的学生，为人很好，我们在一起玩的很开心，最开始他也是练琴很认真的人，只不过认识我和海涛以后，他被我们带的整天在琴行里扯淡。

在海涛的面馆里吃了一碗面，不得不说，果然是有保密配方的东西，面做的非常地道。简单的吃了饭，佳哥一直担心他女儿在家，我也打算早点回家，便互相道别，匆匆离开。

飞驰的地铁，在这个城市里从一个角落穿梭到另一个角落，我们身在其中，我们身不由己。

坐在地铁上，看着窗外的天空，那么高远，那么清澈，就像很多年前，躺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到过的那样，如今的我们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沉浮着，望不到边际，看不到未来。

琴行，吉他，音乐，这些关于青春的字眼注定成为我们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随着岁月的变换而更迭。放弃一些年轻的梦想，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天空逐渐变的明朗起来，季节的变化连太阳都妥协了。我们总是朝着最有利的一面走下去，无论中间经历了什么，无论放弃了多少东西，最后一定是美好的吧。

生活就像一辆奔跑着的列车，有些人坐在你身边走一段路，然后离开，再换成另一个人停下来，谁会提前下车，谁会在刚好的时间里上来，只待时间给我们答案，而我们都在寻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然后闭上眼睛，永远不睁开。

5 月自贡的气温还没有开始走高，与成都差距不大，但可能是因为饮食习惯上更咸辣一些，体感上已经明显比成都热了。

高铁的开通让自贡成为成都周边游的又一个选择。盐帮菜、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这些标签给这座城市涨了不少人气。不仅外地人被这些标签吸引了过去，本地人也深感自豪——一位滴滴司机给我讲成都灯会的灯都是自贡造的，我还在怀疑的时候，他又继续到北京各种灯会也是他们承包的。

自贡的燊海井值得看一看，虽然地方不大，但可以了解过去整个的制盐过程，与参观博物馆不同，燊海井本身是一所手工制盐作坊，现在还在运作，参与感很强。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自贡一条古街咖啡亭中的时光。这条古街与我想的不太一样，营业中的店不多，人更是少，仿佛一座城市的部分遗址。因为热得不行，我们迫切想找家店蹭一下空调。星巴克、瑞幸、雪王统统没有，走了好一会终于在河边碰上一家咖啡亭子——是那种整体成型的小亭子，三面落地玻璃窗，屋子大概也就 10 来平米。

三面落地窗将外面的阳光与街景完整地引入室内，让人仿佛仍站在炎热的街边；可屋里冷气充足，一时间让人感到有些魔幻。点了两杯饮料，气泡冰咖啡入口的一瞬间所有暑意都消散了，再拿出随身带的书，我们就在这小玻璃厅里待了差不多一个钟头。

大半个月过去了，在咖啡亭阅读的那段时光，回想起来依然清晰、温暖又惬意。

关于南京的一些印象

最近太忙了，忙到没有时间读书，学习和整理思绪。草草从外地回来，还要面对各种之前摆烂留下的琐事。但在社媒已经说好要为此写一篇文章，想想还是不好食言，于是就难得不列大纲地写写随笔。

我去南京的时间很短，基本只是一个周末，在市中心走马观花而已。落地第一个印象就是医美似乎很发达，四处都是广告，难道是这边经济发达之后，大家更愿意把钱花在形象管理上？其二是建筑很有美感，大多以灰色为主色调，保有很浓厚的历史氛围。说到这不得不提总统府，基本全是素色的小楼庭院，不少人慕名前来看老蒋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室的桌子斜对着正门，据说是方便蒋介石随时能看到隔壁副总统办公室的人员出入情况。这里应该是全大陆为数不多能光明正大挂他照片的地方了，大多数游客都很安静，排队在门口拍照。依我看，南京的游客还是太有素质了，如果在我家乡，大概率会有那种路过的中年男人，向他人科普蒋罄竹难书的黑历史，然后引得大家阵阵咒骂。

南京的美食似乎很不错，尤其是汤包，皮薄肉嫩，我推荐东南大学旁边的小李汤包。但熟悉我的朋友肯定知道，我第一顿吃的依然是麦当劳（我说这是北京特产你能反驳吗）。中午朋友请我们吃徽菜馆子，味道比较清淡，可惜我吃的不多，专注于和朋友聊天去了。总得来说这边食物都很合我胃口，咸鲜为主，遗憾的是没有多少辣椒。顺带一提，也许是我去的时候不对，点了两次蟹黄类的食品都不甚惊艳，并不推荐。

吃完饭后去玄武湖边遛弯，顺便和朋友一起扫街。摄影并不适合一个人玩，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拿起相机我就记录不了自己，成为模特就无法决定拍摄自己的角度，好在这边的朋友和我是同好。拍湖，拍人，拍鸟，走累了就在湖边坐下，看着水中静静的涟漪，轻风徐来，柳丝拂面。虽然我很想描绘得惬意自然，但实际情况是我们没享受多久就开始掏出手机打游戏，就坐在湖面前，很没有素质的哈哈大笑，互相嘲讽。明明好不容易离开了工作学习的地方旅游，却和窝在宿舍里一样开黑打游戏，说起来有些丢人，但我也觉得这样的时间弥足珍贵。对于我来说，不管是我的故乡，北京，上海还是南京，城市本身并没有那么吸引我。他们或淅淅沥沥，或纸醉金迷，有着许多我难以忘怀的记忆，但我都没有什么归属感。独在异乡，只有朋友让我觉得我还鲜活的活着。

孤独并不会保护我们，朋友和文字才会。

珠海最好的图书馆

大足游记

大足仍属重庆市，所以初到这里时不觉陌生和违和。熟悉的乡音拉近了人与城的距离，满目风物仍带有山城特有的朴素和滚烫，仿佛我只是从自己生活的小镇，走到了隔壁的一条街。但我仍能清晰地感知到，这终究不是我所熟悉的巷道，乡音虽同，但街巷却藏着另一套呼吸的节奏。

落地时正值中午，太阳毫无遮掩地炙烤着地皮，周遭镀上一圈圈眩目的白光，直叫人睁不开眼。直奔慕名已久的兔子火锅，果然名不虚传。未见其兔，先闻其味。红辣椒和红油交缠的香气飘了满屋，那味道是瓷实的，不禁让人在脑海中构想出撕咬兔肉，满嘴流油的画面。劲道的肉质在牙缝间辗转，任凭红油焦香唇齿间攻城略地。再来上一口温热的苦荞茶解腻，舌尖又开始回味与兔肉接触的瞬间——筷子又不自觉地伸向了冒泡的油锅里。吃到后来，汗水不自觉从额角向下渗，我才意识到，一座城市的性格不仅藏在乡音里，也藏在这滚烫的红油锅底下。

吃完火锅，在市镇里游走，街角处撞见了一处正卖凉糕的铺子。尽管肚子已撑得不行，可还是打算停下来买一碗尝尝。这凉糕不同于寻常凉糕，只单淋上一层红糖水，而是综合了油酥花生碎，黄豌豆粉，红芸豆，糍粑丁，再浇上一圈熬得稠稠的糖汁，铺上一层碎碎的冰沙，简直令人垂涎欲滴。温**吞的凉糕夹杂着星零碎冰，柔柔地刺激着舌尖，汁水在口腔中漫开，临到末了，还有酥脆的花生末留存着余味，**一口下去，层次丰富，回味无穷。刚才那场攻城略地的战事，就突然被这碗清凉的凉糕叫了停。

吃完凉糕，打车直奔龙水湖公园，天气实在太热，让人提不起游湖的兴致，便在路边租了一辆自行车沿着步道缓缓骑着，扑面而来的微风倒是缓解了些许烦闷。此时，湖面漾起了波纹，一条一条在近处隆起，又奔向远处散开，树叶沙沙作响，鸣虫的聒噪一松一紧，不远处的草坪躺着几条休憩的人影，三两个小孩在追逐打闹。一时间，天地万物自然而恬淡，我蹬车的速度也慢了下来，静静地聆听风在耳边的低语，不知它还会将自己的心事分享给哪些有缘人。

第二天的重头戏是宝顶山石刻。双脚站在崖壁前，抬眼凝视无言的石像，心中却只有风声和人声穿堂而过。八百年前的人们将信仰凿进石头里，留给八百年后的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恢弘，精致，巧夺天工……无数的形容词可以为这片山岩贴上标签，可我隐隐觉得，有些东西应该在每一位有幸亲历过这片土地的人心中慢慢扎根。

再往里走，一组有意思的连环画式的石刻映入眼帘，讲的是一位牧人驯服一头桀骜的牛的过程，最终牛消失了，只剩下神态安详的牧人。设计这幅图景的匠人醉翁之意不在酒，牛被驯服，代表着躁动的凡心最终安然自若，物我两忘；而石头被能工巧匠驯服，亦在诠释着人类意图对抗自然，最终与自然共生。

想到这里，眼前的石壁便不再以沉默回应**。**圆觉洞中以龙身作为雨水疏通渠道，雨天洞内能听到清脆的水滴声而不见水留下；文殊菩萨手持高1.85米，重八百多斤的舍利宝塔，通过宽大的袖袍和袈裟，将宝塔的重量分散至全身，最终落脚到山体基座上，千年来稳固如初。桩桩件件的巧思，何尝不是人类在自然的法则之下，凭己之力让坚硬的崖壁露出慈悲的面容，让自身的信仰永存的实证呢？而自然也馈以仁慈：流水不腐石像，风沙让它们的面部更显慈悲厚重，俯瞰着人间疾苦，和光同尘。

但如此恢弘的工程能为后人所熟知的姓名除了其创始者赵智凤外便寥寥无几，其余人都被湮没在历史的烟海里，深藏功与名。每一处打磨的痕迹都仿若留存着创造者手指上的余温，时间磨掉了他们的名字，正如石头风化后曾经的印记不在，但这样的模糊反而让这座伟大的图景更为纯粹——它们不属于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属于整个人类族群，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

人与自然的博弈，从来没有胜负之说，在历史的进程中，早已演变成了你成就我，我成就你的循环。 将人类智慧应用于改造自然，自然将馈以祝福；而打破自然法则意图逆势而为，人类将会得以诅咒。 人与自然共生是文明的永恒进程，事在，人为。

我很庆幸，自己亲身走过这片土地，体会过这方土地为这里的人涂抹上了怎样的性格底色，也见证过这里的人向自然承诺了怎样亘古不变的誓言，而我只是一名过客，静静地聆听风在耳边的低语。

桂花醉

文|江子顾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题记

浙江的秋，总是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桂花香。桂花的香不是那种清冷、疏远的香，而是那种悠远的甜进人心里的香。

祖父与父亲均喜饮酒，他们尤喜那种浓厚的烈酒，家宴时我与他们共饮，只觉此酒虽可回甘，可入喉的那一瞬仍旧是辛辣的，呛出满眼泪花；阿婆和母亲喜饮红酒，酸涩中夹杂着一股果甜。

我心知这些都是极好的，可无论哪种酒，都比不上阿公酿的桂花酒。

八九月份，桂花便已经成熟了。大街小巷上满是兜卖桂花糕和桂花圆子羹的小贩。煮着圆子羹的锅一掀开盖，整条街便满是桂花的香气了。这个时节，我就会拿着我积攒了半年多的零花钱，坐着摇摇晃晃的公车去南塘老街，那是除了鼓楼之外唯一能买到新鲜桂花的地方。

和小贩谈好了价格，用白布装了满满一大包新鲜桂花拿了回家，用兜着的白布垫着铺在院子里晾晒，如果是明媚的晴天晒上两三天就够了，碰上连绵的梅雨天，可能要半个月才能晒干。晒的桂花若是被雨淋了，虽然晒干后也与寻常的无异，可酿出来的酒就没有那种醇厚甘甜的口感了。

我家多以米酒为底酒酿桂花酒，有的人家会以度数较低的白酒来酿制。为了保证底酒的品质，阿公从不用市面上卖的米酒，他总是早早地用白花花的糯米制了酒曲。而用这种酒曲做出的酒，配上江南独有的小菜，便已是一道风景。唇舌中流转的除了江浙菜系的酸甜，便是家中自制米酒的甜。它柔和，沁润，不似烈性的白酒，也不似伴着微微果香的红酒，它好似自酿就起就带着江南特有的烟波雨丝，阿公总是一边淘着酒曲，用打酒的铁舀一舀一舀舀出米白色的酒液，口中唱着一如这酒般轻声细语的吴侬软语写就的江南民歌。

轻风拂栏，略过院内，带来了隔院褚四娘桂花糕的甜香气味和蒸笼水汽的微热，也带走了我们小院中细若游丝却不容忽视的酒香。阿公搬出两个大玻璃罐，将桂花平铺在罐底，金黄的桂花铺了满满一层，我总是偷出几朵桂花放入口中细细嚼了，阿公也不恼，只是操着一口江南味的普通话叫我莫要心急，要有耐心。可我往往沉浸于桂花的甜味，思绪都被这桂花的香与甘勾走了魂，哪里还会在乎其他的呢：洒液倒入罐中，激起桂花在酒液中上下沉浮，待到桂花都沉在清澈的琼浆玉液的底部，再从上撒下一把桂花，看着一朵朵桂花吸饱了酒液，舒展了花瓣向下落去，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只有桂花是活的，随着心一同下沉，下沉。

直到沉入心底，激起一阵涟漪。

酿好的桂花酒总会被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无论是阿公的同事老友，还是阿婆的姊妹闺蜜，**“进门三盏桂花酒”**是必不可少的。阿公叫我去抱酒罐来，我会顺手藏下一个酒盏，再偷接了一小杯酒饮下，悠长绵密，香甜醇厚，清澈的酒液带着几朵桂花入了口，总要反复回味几遍，将浸了酒液的桂花嚼了，才将其小口咽下。将酒盏揣回衣袋中，擦了擦嘴角，我才会心满意足的抱了一坛子酒回到堂厅中。

月亮很大，很圆，于庭前洒下一片清冷。幽幽桂香随风潜入，沁人无声。主人宾客把酒言欢，金樽对月，醉倒在这一派悠悠桂香与酒香交织的夜。

皓月凌空，青山万里，绿水环城，桂花不仅醉了千家万户，也醉了整个江南。

后记：儿时的桂花比任何时候的都甜，都香。

可记忆终归是记忆，儿时终归是儿时。

我只爱闻纯粹的桂花香，对一切以香精勾兑出的桂香嗤之以鼻。

可此等纯粹的桂花香，也随着那个纯粹的时代一同远去了。

江子顾

丙午年三月初八忆于大兴安岭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一卷 轻飘飘的旧时光 第09章 测不准原理

“那个什么老师，食堂的那个谁，你们说他们这么干有没有点脑子？完全就是二球！”刘老师继续启发同学们，颇有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意味。

“二球”这个词算是陕西话里面比较粗俗的俚语，老师这个文化人群体里，如果一定要表达同样的意思，通常只会说“二货”或者“二杆子”。顶多也就是几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骂男同学的时候用一下，学生们还真的第一次从刘老师嘴里听到这个词。

“要我说，最最二球的是咱教研组的那个谁，也是教数学的，我就不说他名字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跟着小年轻一起二，简直就是老二球。”

这次轮到项英先笑了，整个年级一共就两个数学老师，除了刘老师不就剩下一个老师了，说不说名字有什么意义，学生们谁不知道啊。刘老师这种骂人的技巧，其实在家属院骂街中很常见，只不过难得在教室里面听到。

可能真的是累了，刘老师连着清了两次嗓子，还是觉得调门有点上不去，干脆拿起板擦在讲桌上敲了敲，算是给自己起了个调。

“这位老二球，他自己去参加上街活动就算了，看到自己的学生参与不制止也算了，他居然……”说到这里，刘老师顿了一下，说评书似的卖了个关子。

“他居然给那些小年轻送吃的送喝的！他这是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每说一个重音，刘老师手里的板擦都会在讲桌上重重的拍一下。连拍了两下，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算是回来了。

“这是给改革开放抹黑，给四化建设拆台，而且不是自己拆，是怂恿别人拆！是鼓励别人拆！是教唆别人拆！说句不好听的，他这样的行为，提前十年是要判刑的，弄不好就是个反革命罪！”

每说一句，刘老师手里的板擦就在讲桌上重重地拍一下，腾起一阵白色的粉笔灰。刘老师拍的铿锵有力，完全没注意到第一排的同学无奈的捏住了鼻子。

说完这一段，连续的拍击可能体能消耗很大，刘老师重新坐回椅子上，拿起自己的罐头瓶子，语气也变得真挚而诚恳。“这些我也就是说说，我说了也不算对不对，我也不跟他计较。但是，他不能把我劝说他不要去的话当耳旁风，把我去街上拉他和学生的事情当作不存在。对不对？我话说错了吗？去阻止他们是为了谁？”

刘老师一只手按在胸前，好像是痛心疾首的说不出话来，另一只手拿起罐头瓶子猛喝水。

“你记这个干什么？”项英疑惑的看了看池杉，见他的本子上把刘老师的话基本上原样抄了一遍。

“回去对比一下！”池杉没有抬头，把最后几个字写完，然后才对项英继续解释，“和上学期刘老师说的对比一下。”

项英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上个学期因为某个重大历史事件，他们提前一个月放假，连期末考试都没有考。放假前，也有这么一堂数学课，刘老师也是一个数字都没有讲，反而讲了一大堆别的乱七八糟。具体是什么，项英当时就没太记住，隔了一个暑假肯定更想不起来了。看起来，池杉当时也做了笔记，就是要把两次内容比较一下。

“当时她说什么了？我就记得有个牛奶什么的。”项英回忆了一下，完全想不起来。因为那个暑假特别长，爸妈怕她乱跑，把她送到了乡下爷爷奶奶家，过了一个爬树摸鱼掏鸟蛋的暑假，开学以后差点原地退回小学重修。

“上次刘老师说，她送了一箱牛奶给二球们，当然那会还不叫二球。”池杉见刘老师不再继续讲，把钢笔插进笔帽。

“对！想起来了！刘老师说她也参加了，就是身体不好不能每天去，看那些学生在太阳下面晒，特别同情特别难受，就送了一箱牛奶给他们。”说到这里，项英突然醒悟了，“不对啊！刘老师说的怎么跟上一次完全相反啊！”

“你小点声，让刘老师听见，你就等着数学不及格吧。”池杉拽了拽项英的袖子。

“刘老师说的二球，上次可不是这么说的，好像是表扬他们勇敢来着。”项英的疑惑越来越深了，她对数学老师的理解应该是，和数学一样的清晰、确定、没有歧义，就像一加一永远等于二。对的就是对的，错的不可能变成对的，就算有一天错的变成对的，也要加上一个说得通的前提。比如负数不能开平方，但是虚数里面，负一的平方根等于i。

池杉学着电影里外国人的样子，两手一摊耸了耸肩，眼睛看向天花板。

谁家的儿子上前线，谁家的儿子搞政变。

谁家的儿子倒彩电，谁家的儿子卖彩券。

这些顺口溜不需要任何媒体，其实早就在学生们之间传开了。在暑假前的数学课上，刘老师还是给学生们绘声绘色的学了一遍。等学生们不解其意笑声之后，刘老师认真的解释了怎么批条子倒卖钢材、彩电、冰箱这种当年的紧俏物资，好像倒卖的人是她儿子一样。

项英还记得，那天课后有个同学说，刘老师说的根本就不对，一听就是没见识过倒卖物资，因为他爸公司就干过这个，只是没干成而已。真有刘老师说的那么简单，他爸早就该发财了。

“池杉，你对比完了打算干什么？”项英把池杉的作业本拿过来，上面把刘老师的话分门别类的一条条记得很清楚，比数学课笔记还要清晰。项英实在想不出，这个东西除了图一个乐子，还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

“留着写作文啊，多好的素材，以后肯定会遇上《一堂难忘的课》之类的作文题目。”池杉拿回作业本，抓了抓自己的脑袋，“好像还差点什么。”

“差点什么？”项英想不出来，这个内容写成作文有什么意思，比那些写拔草、大扫除、解难题似乎是更有意思，但也就停留在“更有意思”层面。

池杉打了个响指，距离下课也就是一两分钟了，这时候刘老师已经彻底不管课堂纪律了，坐在讲桌后面等下课。教室里面已经吵成了一锅粥，每个人都在收拾书包，准备第一批冲出校门回家吃饭。

池杉没去理会周围收拾书包的同学，重新打开文具盒拿出钢笔，换了另一只纯蓝钢笔水的，在作业本上写下：

“你永远无法同时准确预测一个人是善良还是邪恶，因为他们的本性在被观测时会发生改变。”

“每当你觉得你做了件好事，总会有人觉得那是一件坏事，有时候这个人甚至是你自己。”

“一个人的观点可能是连续而不可分割的，你从一端开始，最终可能会回到起点，却发现自己的立场已经颠倒了。”

“还真是数学和物理啊！”项英拿着作业本感慨了一下，这几句话，她看得有些半懂不懂，有点道理但又似乎比较牵强，“可是，你真的要把这些内容写进作文里吗？语文老师会告诉刘老师的。”

这时候下课铃声响了，刘老师应声站了起来，项英和池杉也站了起来，池杉手里还抓着他的书包。同学们一起喊了“老师再见”，这堂最难忘的课就算是正式结束了。池杉开始把桌面上的东西往书包里塞，项英拿起书包但没有走，她想等着池杉一起走，顺便听听他的回答。

“我没那么傻，等到高中再说吧。”池杉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然后站起身和项英一起向教室门口走去。就在这么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整间教室已经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

“其实我大概能猜到，刘老师今天说这些话的目的。”走廊上还没有一个人，其他班级教室里陆陆续续传来板凳课桌摩擦地面的声音，然后是整齐的“老师再见”。

“什么目的？”项英第一次这么想。

“教育局在搞审查，要求调查老师们过去几个月的表现，每个人都得写报告。”池杉和项英快步走下台阶，他们的教室在四楼，等会人群从教室里面涌出来，就快不起来了。

“这有什么关系？”项英还是不懂，她的成绩比池杉要好一点点，但是这会她觉得自己的脑子完全不够用了，追不上池杉的思路。写过去几个月表现这事，其实她是知道的，父母单位每个人也都在写。实际上，全国但凡是有个单位的人，都在写。

池杉对项英的困惑感到无奈，只好停下来解释：“你想啊！刘老师这么一说，回头写报告的时候，她就可以写了。我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在课堂上同歪风邪气进行了斗争，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向学生宣传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批评了身边同事朋友的错误言行。如果上级让她拿出证据，那不是有好几个班的人都听过她说的，我们都可以作证啊。”

“那这有什么用呢？”项英觉得池杉才是“测不准”，刚才说的他在含沙射影说刘老师两面派，这会怎么就给刘老师当上证人了，果然是回到起点但观点颠倒了。

池杉深深的叹了口气，对项英的愚钝表示无能为力。大批的学生从他们身后冲出来，裹着两人向校门口走去。

项英一边走，一边回忆今天的这堂奇怪的课。如果没有池杉的笔记以及那些话，她根本不会把今天的课堂内容，和暑假前的刘老师联系起来。但一旦被池杉推了这么一把，她也觉得这堂课非常难忘了。

“我走了啊！”池杉先找到了他的自行车，向着项英挥了挥手，跳上车向着安远门的方向去了。

项英朝池杉挥了挥手，反正过两个小时还会见，没必要进行什么复杂的告别。

联想到池杉写的三个数学和物理定律，项英觉得，应该是那条测不准原理最为贴切。不可能同时精确确定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因为测量会干扰粒子的表现。也不可能同时精确一个人的好和坏，因为观察者的角度会影响好和坏的定义。

“算了，想这些也没用！想得再多也不如回家看看，爸妈单位上个月的工资开出来了没有。”项英把书包扔进自行车前面的框子，她家里已经吃了几个月的包谷珍。爸妈承诺过她，只要工资开出来就去吃羊肉泡馍。

“今天是不是还继续吃包谷珍？”项英左脚踩着自行车踏板，右脚一蹬地，借着自行车滑行的时间跨上车，朝着池杉相反的方向去了。

其九：破碎滤镜的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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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本该清明节后就做的。

可惜人就是这样。想的时候得意满满，真到动手，就开始拖。拖到最后，心里只剩下一地狼藉。

就像你小时候幻想自己是被组织选中的人。每天下午坐在窗边，等那架黑色直升机来接你。等啊等，只等到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后来你就不等了。

三号那天我去南通骑行。

二百二十多公里。

出发前我想得很好。前两小时均速25，八小时完成。算算时间，说不定还能在她下班前见一面。

人嘛，总得有点幻想。

七十公里后状态就开始下滑了。很明显的下滑。码表因为电池老化提前黑了屏，风雨就在那时候趁虚而入。

我开始推车了。

推车这事儿我见过很多回。但以前最累的时候也没推过。只有爬小长城那次，没压住车头，停了脚，起不来，才推了一小段。

这次不一样。

屁股太痛了。风雨把自信拍在地上，一下一下的。我看着剩下的一百多公里，挣扎得很无力。

明明十年前我可以的。

那时候载着重装，驮着几十斤的东西，完整的骑完川藏线。一二十公里？下意识就忽略了。对自己来说那不是事儿。

现在七十公里就崩了。

安大公路那段起伏路，逆风夹着雨水。

我想起自己以前是40公里配速一小时的男人。百公里三小时。那时候体重一百四，现在一百八。

数字挺冷的。

终点前扎胎了。换好内胎，理由也就跟着来了。其实我知道，是自己想搭车回去。嘴上还撅着，推诿着，不想劳烦别人。

内心深处高兴得很。

对象帮我安排了人来接。妈又多绕了一圈。你看，人就是这么诚实。身体说不要，心里说谢谢。

五号回程的时候天气很好。

出发点从南通换成了高邮，近了不少。我把用了近十年的负角度把立反装了。它本来就是支持反装的，以前装上去正好水平，让我欣喜了好多年。

但背面始终是背面。没有花纹，略显简陋。

就像人上了年纪。

一百八的人还想跟当年一样勇猛精进吗？身体已经妥协了。一路上感受着屁股上的疼痛，新买的竞技坐垫在嘲笑我。

也许再也回不去了。

那时候的身体也不算好。但青春嘛，总是自带滤镜。

我想到JOJO。

年轻的二乔一只手打败了卡兹。到了第四部，成了老年痴呆的老家伙。

三部里那句"你的替身最没用了"，挺伤人的。

老家伙，你最没用了。

路上我就想，回家要换回老坐垫，拍个视频，感叹一下自己的老去。结果呢？拖沓了。坐垫找了几次没找到。明明之前经常看到的。

给车刷了刷。清洁了夹器。换了导轮。按扭力重新调整了路上临时调过的地方。

然后就是现在。

徒然地感叹。

宇宙有几百亿光年。

地球上的一秒钟算什么。

可这一秒钟里，有个一百八的男人坐在自行车上，屁股痛得龇牙咧嘴，还在想自己十年前有多猛。

这就是命吧。

也许哪天状态好了，又会突然骑个两百公里。也许不会。门还没关上，只是虚掩着。

他等着有人来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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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原稿，他表达比我好太多了。。更伤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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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应该是再清明节假期回来的时候就准备的一个视频，可惜自己的怠惰，与时间的琐碎，以及老坐垫的失踪，让我迟迟未能开始拍摄。

想好了开始的剧本，与剧情。但直到现在，我也只找到了一张计划中的图片，那就是，jojo3中迪奥的那句，老家伙你最没用了。而乔瑟夫乔斯达仅用一只手就打败了史上最强生物卡兹的图片，我还没有找到。

本来这该是四月六日开始的事情，而今天已经九号了。于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文字。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预想的时候，得意满满，可真正开始执行 时候，便开始拖沓起来，到最后只在心里留下了一地的狼藉。

让我生出自己成为老家伙的感慨便是来自3号那天前往南通的骑行，算起来，这应该是我第二次骑行路上搭车了。第一次是在川藏线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是为了陪他们一起坐车，放弃了自己骑上去，对那时候的我来说，骑上去轻轻松松，虽然是有一二十公里的路，但我总是下意识的忽略他，认为自己是全程骑完川藏线的。而这一次的搭车，却是因为我新生退缩，给自己找了充分的理由。实际上我知道，是我想跟车回去了。

两百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在还剩60公里的时候扎胎了。在发现后胎没气之前，我重新点燃了信心，在经历了一天的疲劳过后，好不容易恢复了点状态，在屁股和腰抗议的时候，我的心里是保持状态，撑过这最后60公里的渴望。毕竟这种强度，对于十年前的我来说，是坚持一下就能完成的事情。那时候我载着重装，驮着数十斤的东西都能够完整的骑完。而今天我在出发70公里后，就开始状态下滑了。下滑的很是明显。特别是码表因为电池老化，崩掉的续航让他提前黑了屏，也让我提前开始面对风雨的侵袭。在那天，我是第一次想要推车。

推车这种事我见过很多，但我在最累的时候也没有推过，只有爬小长城的时候，没能压住车头停了脚，无法起步的时候，才有推过。而三号的那天我连把自己固定在坐垫上能力都没有。屁股实在是太痛了。风与雨把我的自信全然的拍在地上，看着剩下的一百多公里，我无力的挣扎着。明明自己出发前，还想着20公里一小时，前两小时25的均速，如果保持下来的话，完全可以在八小时内完成的。算算时间说不定还能够在她上班前想见。可我的人生总是事与愿违，在中午前我的配速就断崖式下跌了。明明自己已经控制好体力了，当初自己可是能够40公里的配速一小时，百公里三小时的男人，而现在居然崩在了70公里处。特别是安大公路那段起伏路，逆风夹着雨水，让我的状态崩溃。可我想我一定要坚持。大不了就凌晨到家。

可是终点前的扎胎却给了我最好的理由，我虽然换好了新的内胎，但已经给自己开始找理由了，更何况我对象也帮我强制性的安排好了人来接，虽然我嘴上撅着，推诿着，不想让劳烦他人的锅落在我的身上。但内心深处还是很高兴有着她的助攻，让妈又多绕了一圈来这接我。

不过好在搭了车，毕竟那晚上我补得胎没能摸出那个藏在车胎内的铁片。所以5号我回来时再2公里处，又扎了。只不过这一次是晴朗的白天。我花二十几分钟换好胎，再把换下来的胎给补上。在找到那个嵌在里面的铁片的时候，我暗想，要是3号，我接着向目的地骑去，那便很难过了。

5号的回程天气很好，更何况出发点已经从南通换到了高邮，我还在那把用了近十年的负角度把立给反装了。他是支持反装的，只不过原先装上去后，是正好水平的，这一点让我欣喜了好多年，而背面始终是背面，没有花纹，略显简陋，就像我现在年纪一般，失去了活力。可是身体已经妥协了，所以一路上我感受着屁股上的疼痛，就像看到了新买的竞技坐垫在向我嘲笑。一百八的人还想向着当年一样勇猛精进吗？那时候一百四的自己，现在想想或许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虽然那时候我的身体也不算好。

于是我想到了jojo，年轻的二乔一只手打败了卡兹，到了第四部里却成了老年痴呆的老家伙。三部中那句你的替身最没用了也很伤我的心。

所以在路上的时候，便萌生了回家要换回老坐垫，然后拍上一个视频，感叹一下自己的老去。可是就像前文一样，我拖沓了，坐垫找了几次没有找到。明明之前经常看到的。最后给车简单的刷了刷，清洁了夹器，换了对导轮。按扭力重新调整了路上临时调整的地方。然后便是现在，徒然的感叹。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一卷 轻飘飘的旧时光 第06章 自行车王国的菜鸟

指尖划过的手机屏幕，光滑的玻璃上瞬间泛起涟漪，阅读器里的汉字如退潮般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泛黄卷边的《西安晚报》报头在眼前浮起，空气里葡萄酒的香气变得有些甜腻，带着点橘子香精特有的气味，那是冰峰汽水被打开一瞬间的味道。手机屏幕向下滚动，时间来到了1991年的夏天。

苏木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要写本回忆录，那么这本书的起点应该是1991年9月1日，苏木进入高中的那一天。当苏木站在高中的门口，回望过去的15年，感觉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部喜剧电影。

这部电影的主角自然是苏木自己，剧情是关于一个小女孩如何在以四医大家属院为圆心的圈子里，从小婴儿变成大姑娘的故事。而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就是生活本身。如果非要在导演和编剧后面写上一个名字，苏木觉得可以写“西安”。甚至连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苏木都已经选好了，那就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

苏木在家属院内的幼儿园，度过了小学以前几乎所有时间。然后她走出家属院的西门，过了一条没有名字的马路，进入建筑小学，在这里从小朋友变成了小姑娘。接着苏木又走出家属院北门，进入了建筑三中。这一次距离比小学还近，连马路都不需要过，苏木在这里又从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

不管从家属院的哪个门出去，走不了多远都会有一大片小吃店。拉面、扯面、刀削面、油泼面、棍棍面、𰻞𰻞面……你能想到的面食基本上都能在这里找到。

除此之外，面条的各种亲戚，包子、饺子、馒头、羊肉泡馍、葫芦头泡馍、水盆泡馍……也都应有尽有。

对了，别看写了一堆的面食，那都是中午和晚上的正餐。甑糕、油茶、豆腐脑、油饼、油糕、油条、胡辣汤……这些东西过了早餐时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总之，总有一家小吃店会拦住你走出这个圈子的企图。

于是对那时的苏木来说，世界只有这么大。这个小世界熟悉苏木，苏木也熟悉这个小世界的每一个细节。

西门的门卫大爷来自河南……

吃乾县豆腐脑，要到北门外的自由市场……

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一年级的时候少给了苏木一根圆珠笔芯……

家属院里的法国梧桐，春天会挂着吊死鬼……

中学花坛里的一串红，吃多了会拉肚子……

就连小学校门口的那只绿色邮筒上有几个坑，掉了几块油漆，苏木都能数得出来。苏木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曾经一头撞在上面，贡献了一个不太明显的划痕。

在这半径一公里的世界内，苏木每天的生活如同老式闹钟。

每天早上伴随广播中的“现在开始播送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苏木开始洗漱和早餐，等到“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送完了……”的结束语出现，苏木准时出门上学。

中午十二点，报话大楼整点的东方红音乐响起，苏木就像完成了半程马拉松的选手一样，准时地踏着音乐声落下那一刻进门，然后伴随着田连元的“上回书说到……”，和评书中的英雄豪杰们一起共进午餐。

下午的生活稍微有些变化，苏木放学后可能会去某个同学家玩，或者几个人凑在一起，在医院的食堂做作业。不过，每天晚上六点半，是苏木万万不会错过的时间点。苏木对动画片一点都不挑食，无论是男生喜爱的《恐龙特级克塞号》，还是女生青睐的《花仙子》，她通通来者不拒。

唯一能打破这规律的，就是生病。但即便是病了，也得经过父母的“专业评估”。

每当苏木说“我不舒服！”，苏木的父母立刻抛弃父母的伪装，变身为冷酷无情的医生，一脸严肃地询问：“哪里不舒服？体温多少？张嘴…没发炎……不发烧，带两片感冒药去学校，自己掂量一下要不要吃。”

如果真生病了，父母不会让苏木“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去上课。他们会像普通医生一样，听心跳、看舌苔、量体温，最后完成开药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卧室完成的，最后的结果总是：“退烧药，第一次吃加倍剂量，没事的死不了。”

那一刻，苏木深刻理解了，“医者父母心”这句话，对于普通患者和医生子女，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苏木的父母都是医生，一个内科一个外科，因此苏木可以享受看病不出门的VVIP待遇。就算是需要验血这种事，母亲也会开好处方，让苏木自己拿着去检验科找对门的张阿姨。

有一次苏木好奇地问：“妈，你咋不直接给我动个小手术呢？”

苏木妈白了苏木一眼：“手术可以等，你的作业可不能等！”

这个半径一公里的圈子，是孙悟空给唐僧画下的保护罩。保护罩外的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比如苏联解体、两伊战争、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波，虽然或多或少地在苏木身边掀起了一丝涟漪，但丝毫没有实质性地影响苏木的生活。

当然走出这个圈子的时候也不少，除了逢年过节的串门和走亲戚，学校春游最远去过几十公里外的南五台，但对于苏木而言，这些出去一下又回来的活动，更像是监狱的放风。相比而言，苏木反而更喜欢陪着父亲去买蜂窝煤之类的家务劳动。

那时候，家里烧的都是蜂窝煤，隔上两三个月，就必须去煤店买蜂窝煤。从苏木上小学开始，苏木就取代了母亲成为父亲的助手。买煤需要煤本和煤票，零零散散一大把，苏木负责用书包来保管。父亲去煤店办公室交钱开票的时候，苏木负责看管三轮车。等到工人们把蜂窝煤搬上三轮车的时候，苏木则负责计数。

从煤店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大上坡，三轮车别说是骑上坡，就是推上坡，也只能如同蜗牛一般蠕动。这时候，苏木也必须帮着推车，站在车尾把身体弓起，用不发达的肌肉对抗地球引力。这种反差对比，经常会引得路边有人议论。

“木有男娃，女娃子当男娃子使唤。”

回到家，苏木爸还要把蜂窝煤搬到4楼的家里。老苏有一个空的大抽屉当做工具，每次可以搬20块蜂窝煤。苏木力气小，只能用一个簸箕装上3-4块蜂窝煤往楼上搬。

每次碰到楼下王强他爸，都要打趣一下苏木爸，“老苏你这是把女儿当儿子用啊，要不要让我儿子提前实习一下女婿的工作？你喜欢哪一个，我都叫来，先用后付。”

1976年开始在全国普及计划生育，但抓得不算太严，苏木两岁前苏木爸妈还是有机会再生一个的。但当时两人一犹豫，苏木就成了家里的独苗。不像王强家，人丁兴旺，每天都热闹的跟菜市场似的。

从幼儿园开始，王强就阴魂不散地和苏木同班，就连考到西安中学以后，苏木都没能甩开他。王强还没上高中就已经超过了一米九，从初中开始就已经承包了买煤的重任。王强的哥哥，比王强还要壮实，因此王强家壮劳力真的是产能过剩，急需对外输出。

不知道该说老苏男女平等思想太强，还是他太想要个儿子。老苏从小就把苏木当儿子养，他宁可和王强他爸抽烟吹牛，也不会真的叫王强来帮忙，而是非要拉着苏木一起干。除了买煤以外，夏天买西瓜，冬天买萝卜大白菜，都是苏木必须参与的家务劳动。

除了买煤这件事，算是走出保护罩的自由活动外，其实纯粹的旅游也不是没有。父母曾经不止一次告诉苏木，借着医疗下乡的机会，他们曾经带着苏木去过韩城、商洛、富平等周边县，看过破破烂烂的司马迁之墓，吃过树上摘的商洛火晶柿子。但是，苏木的记忆中完全没有印象，也许这个保护罩附带记忆清除功能。

苏木在保护罩，或者说小世界中的生活，终于在中考后被打破了。苏木成功地考上了当时西安最好的重点中学，陕西省西安中学。终于从围城中假释出狱，每天可以到另一个被称为西安中学的监狱里面换换心情。

按照现在的标准，西安中学到苏木家不过五公里，用任何交通形式都不会超过一小时。但是放在1991年的西安，这段距离想要按时到达，只有骑自行车这一个选择。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二天，比苏木还心急的苏木爸，就带着苏木在上学时间测试了一下公交路线。从苏木家出门到进入校门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出头，其中坐车不过二十分钟，其他时间都是在等车和步行。

其实最让苏木不爽的，倒不是等车花了多少时间，而是公交车的行为艺术。和现在的公交车相比，那时候的公交车次实在是太少了，半个小时来一辆是常态。因此上车全靠挤，座位全靠抢，每次到站，售票员都要把身体探出车外，用手上的票夹敲打车身用最大的声音喊。

“上车的往后面走！没上车的等下一辆，马上就来！”

但是所有人都往车门挤，没有人把“下一辆”的话当回事，因此每次停站的时间都特别长，还特别吵。售票员的叫喊声，上车乘客的吵闹声，还有被堵在车门口下不去乘客的脏话，加上公交车换挡时压倒一切的轰鸣声。

等乘客们都上了车，售票员就火眼晶晶地从人群里把刚上车的乘客识别出来。

“到哪里？”

“北大街商场。”

“北大街商场一毛！中间的乘客帮忙递一下。”

公交车的票价不贵，五分钱起步，按路程计费，大约是每四站加五分钱。五分、一毛、一毛五、两毛……不同价格的车票是不同颜色。但每个乘客是在哪里上车的，就全靠售票员的记忆力了。

“那位女同志到哪里？”

“我买过票了。”

“你买的一毛钱的票，就只能到安仁坊。过站要补票。”

“那我到五路口。”

“五路口再补一毛……”

因为逃票和买短乘长的人太多，售票员会抓紧一切时间来查票。为了节约时间精力，乘客和售票员产生了一种神奇的默契。乘客把公交车票贴在嘴唇上，远看一车的山羊，没有胡子的就成了售票员的重点检查对象。

“车票买了吗？打开看一下。”

公交车上有一套不成文的秩序体系，比如座位是要靠速度和身体对抗抢来的。肩膀抗住对手，趁着对方重心不稳调整，抢先坐下这是合理的。但要是伸手去阻挡，这就是犯规了，更不能在失去先机的情况下拉拽，这多半会引起对方的强烈抗议。

但是不管谁抢到了，碰到有抱孩子的妇女，或者是明显身体虚弱的老人，绝大多数情况都会有人让座。如果碰上没有人主动让座，售票员就会出来指挥。

“那个小伙子你站起来一下，把座位让给老人。”

如果有人胆敢不遵守这套秩序，肯定会引起车上所有有座没座的乘客一致讨伐。苏木遇到过一次，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因为抢了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座位，被乘客骂的逃下车去。

公交车上最后一条规则，是要防小偷。西安的小偷多，公交车上的小偷更多，但是最多的还是经过火车站的公交车。

“下一站解放路，大家注意钱包。”每次售票员这么说，其实多半是已经有小偷在车厢里了。

“那个男同志，你到哪里？车票看一下。”如果售票员无缘无故地查票，很大可能是你已经被小偷盯上了正准备作案。

“哎，看着点，你挤我干什么？”乘客里面有人大声地抗议，除了被真的挤了，多半是也是暗示你，有小偷正要向你下手。

不过，除非车上有警察下手抓贼，否则售票员和乘客多半都不会承认看到了小偷，他们就是在查票或者抱怨。每个西安人都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有个孩子勇敢地揭穿了小偷，结果并不是小偷束手就擒，而是一车成年人的沉默。小偷在下车的时候，把刀片夹在指缝之间，摸了那个孩子脸一把，给那个孩子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伤口。

刚刚从小世界走出来的苏木，实在是无法习惯公交车的各种潜规则，所以苏木最终还是选择了骑自行车上学。

苏木的自行车技术只能说是，可以勉强上路。在这个被称为自行车王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自行车王国中最适合骑自行车的城市里，苏木毫无疑问地低于平均水平。应该说，严重地低于西安市平均水平。因为苏木的小世界，小到让自行车的效率都低于步行。

苏木的小学和中学，都近得根本不需要骑自行车。小学的时候，有一部澳大利亚电影《少年擒寇记》，讲的是三个喜欢骑小轮车的少年智斗劫匪的故事。电影里炫酷的自行车追逐戏，在西安引爆了一场自行车热潮，家属院里的孩子们，经常模仿电影里的镜头，做出骑着自行车上下台阶等特技动作。很多年之后，苏木才知道，这部电影里的卷毛小妞，居然是大美女妮可基德曼。

也是在这场热潮里，苏木随大流地跟着院子里面的孩子，一起学会了骑车。但苏木对自行车特技并无热情，从不参与他们的骑车打仗等游戏，因此车技就一直停留在新手阶段。这种情况，和现代拿了驾照，但很多年不开车的女生相似。

为了能够骑车上学，苏木在高中之前最后的一个暑假生活，是从补习开始的。只不过这个补习班，不是现在常见的那种初升高衔接班，也不是收费如同拦路抢劫的兴趣班，而是“不要钱所以不要谈服务质量”的王强自行车补习学校。

王强就住在苏木家楼下，据说两家的友谊源远流长，有战友还有同事的双重加成，恨不得指腹为婚的那种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王强也考上了西安中学高中部，在一众大高个中学习成绩算是最好的。

鉴于高中三年，苏木每天都需要骑自行车上下学，因此老苏和王强他爸在楼下一起抽了支烟，决定把苏木卖给了王校长，每天早上跟着他骑自行车到省体育场去打篮球，以此提高自行车技术。

实话说，王校长除了有点黑得看不出丑以外，也算是一表人才。苏木初中时候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在那个年代已经算得上身材高挑。但是苏木往王强身边一站，只能勉强顶到王校长的下巴。

王强自己吹嘘身高已经过了一米九，苏木觉得这个牛吹得不算太离谱。王校长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主要原因是他的爸爸。每次王强爸爸到苏木家串门，打开房门都只能看到他爸爸的半张脸，还有半张在门框上面。后来苏木知道，王强他爸原来有机会进男篮省队，可惜学习太好被淘汰了，才被迫当了医生。

苏木家里原先只有一辆自行车，不是买不起，而是没必要。父母上班都在步行距离内，根本没有骑自行车的必要，还多了丢自行车的风险。家里唯一的自行车，在当年可是妥妥的豪车，永久的28大杠，放在今天至少是奥迪A6以上了。

小时候每次全家出动，这辆28大杠都会承担MPV的作用，苏木爸骑车，苏木坐前面横梁上，苏木妈坐后座。买的菜放在车头前面的篮子里，或者用网兜挂在车把上。最夸张的时候，苏木妈手里还会抱个箱子或者包裹，搞得跟印度阅兵似的。

苏木上中学以后，横梁无论如何都坐不下了，全家出行就不得不坐公交车。这辆28大杠就变成了老苏的专用买菜车，周末老苏会骑着车去炭市街批发市场买冰冻带鱼和八珍烤鸡。

初中毕业的时候，苏木身高就超过了一米六五，在那个时代的成年人中都不算矮了。但永久的28大杠，苏木还是不能骑的。一个是身高还是差了点，二是28大杠太重了，万一摔车苏木可能自己扶不起来。

可是新买一辆自行车骑到学校去，爸妈又有点舍不得。几百辆自行车放在校门口一起风吹雨打，新车也很快就成了旧车，再别说学校也是个丢自行车的高发地带。

最后，小姨帮苏木爸妈解决了这个烦恼。刚刚转正升级的姨父，豪爽的给小姨买了辆新的金狮女车，原来那辆旧梅花车就给了苏木。苏木爸又花了一个星期天的时间，把所有活动部件拆下来清洗上油，然后给这辆旧车加了个前车筐，换了气门芯，调整了刹车松紧。这样半新不旧的自行车，不难看也不惹眼，坏了不难修理，丢了也不心疼，很适合苏木这样的低龄新手女司机。

让老苏没想到的是，暑假的第一个星期还没结束，苏木和王校长都对这个补习活动厌烦了。苏木的个子虽然不矮，但是毫无运动细胞，运球走步，上篮跑路，投篮三不沾，严重地拉低了王校长打篮球的乐趣。

临时组比赛时，男生们刚开始还因为有女生加入而兴高采烈。但比赛刚打了几分钟，大家伙脸上就挂满了绝望。因为苏木不分敌我，谁的球都抢，而且防守态度还特积极，简直就是蒙古式摔跤。时间一长，苏木也对这种活动失去了兴趣。

有一天，苏木和王校长一起骑车出家属院大门的时候，在水果摊碰上小学同学韩江。准确说，应该是碰上了正在摆摊卖水果的韩江。韩江不是家属院子弟，而是附近胡家庙的社会生。

胡家庙这个名字，据说起源自元代的胡人聚集区，到解放的时候依然是四面打着土墙的村子。就算到了八十年代，依然算是城乡结合部。这里的学生家庭出身复杂，有些是村民，有些是手工业者，或者是小商贩。

那个年代的中小学，采用的是一种有条件的分区入学。每个学校都有一些指定来源的学位，比如给某单位多少个学位，给某厂多少个学位。剩下的学位，才对社会公开报名。因此，来自单位家属院的子弟，和来自五花八门家庭的社会生，就在学校里形成了若隐若现的两个阵营。

小学里，孩子们对这种阶级划分并不敏感，绝大多数时候大家还是一起玩的。只不过由于家庭背景差异，以及游戏规则的差异，能玩到一起去的时间不多。

到了初中，这种圈子变得明显了许多。就算到了九十年代初，有些社会生的家里还是没有电视没有收录机，想和同学们聊聊昨晚的电视剧、最近流行的歌曲都没条件。老师布置的课外书阅读，能够完成的学生大多也来自单位子弟，因为这个圈子里更容易借到书。

韩江是小学里，和苏木王强关系比较好的社会生之一，特别是和王强还有些篮球场上的友谊。他分享给两人一个大新闻，他们的两个小学同学，最近要结婚了，邀请所有知道消息的同学去参加婚礼。

“谁啊？”苏木的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她还在成天想着电视剧和动画片的年龄，居然就有同学谈婚论嫁了？这让她有些三观尽失。

“王竞和于海，你们不知道？我们早就知道了。”韩江回答的很平淡，好像这件事是个常识，就跟班长和副班长通常男女搭配一样。

“反正我没看出来！”，苏木脑袋摇的像个拨浪鼓，王强立刻也跟着摇头，和苏木站在了统一战线上。

韩江若有所思的看了两人一眼，猜到的原因立刻开始解释：“他们两人其实倒也真没什么，看是肯定看不出来的。只不过，他们爸妈从小就订了娃娃亲。我们以前去于海家玩的时候，他妈告诉我们的。”

娃娃亲这种形式，苏木是知道的。在苏木爸妈和同事的玩笑里，苏木早就被一女二嫁三嫁四嫁了，王强也没少在其中扮演过新郎角色。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开玩笑。但这次，苏木才知道，有些人可没有当作玩笑。“封建糟粕”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苏木的脑海里。

“9月1日办婚礼，你们能来吗？酒席就在南张家村。”韩江可没想那么复杂，看到苏木和王强没有回答，又补充上了一句：“咱们小学同学来得不少，连吴红卫都来，你们应该没啥问题吧。”

这次轮到王强惊讶了：“吴红卫？他一个小儿麻痹还能去吃酒席？”

吴红卫什么时候患上的小儿麻痹，王强和苏木都已经不记得了，好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这样。一只脚严重外翻，几乎是用脚背着地，只能靠另一只脚和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路。不但走路有问题，他的一只手也是像鸡爪一样抽着，看书写字时的姿势非常的别扭。

小学有学雷锋做好事的任务，这一个任务在苏木班里，永远是超额完成的。男生们被分了班，轮流接送吴红卫上下学。如果赶上下雨，还要增加一个女生去打伞。每次轮到王强的班，他觉得吴红卫走的实在太慢，总是背着他走。因为这个关系，苏木也跟着王强去送过几次吴红卫回家。

苏木请教过爸妈，吴红卫的这个病最好结果，就是维持现有的样子，而且很难活到成年。因为他说话也不是很清楚，明显是脑干也受了损伤。讲完科学道理，苏木妈义愤填膺的丢下两个问题：“他怎么没吃免疫糖丸？哪个幼儿园这么不负责？”

不过，后来听到吴红卫是社会生，苏木妈的火气立刻就全消了，再也不提这件事和这两个问题。后来，苏木才间接了解到，社会生大部分其实都没有上过幼儿园，就算上过也不是那种正规的幼儿园，而是一些街道办或者小工厂开设的托儿所，管着孩子们吃喝拉撒就算是能力上限了。

免疫糖丸这种东西，别说管孩子的大妈没听说过，甚至小儿麻痹这种病她们都不见得听说过。幼儿园和托儿所，听上去是一回事，实际上在这些细节上是天差地别。

韩江对王强的问题感到了一些不解，抓了抓脑袋反问：“吴红卫为什么不能来？他不就是腿脚不方便吗？我们去把他抬过去就是了。”

王强和苏木尴尬的点了点头，他们虽然也帮助吴红卫，但多少还是出于学雷锋的需要，并不是真的有多关心这个人。不过韩江并没有注意到，他依然顺着话题往下说：“吴红卫这两年情况好一些，走路还是不方便，但学习成绩还行，这次中考居然考上了铁路技校。”

“不可能吧！”苏木的惊叹脱口而出，顿时觉得这话大大的不妥。吴红卫写的作业她是见过的，顶多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能够上到初中可能是学校要照顾残疾人，怎么有可能还参加中考。

幸好，正在给路人介绍水果的韩江，没有看到苏木的表情。等买水果的路人离开，韩江这才接上了话题。

“吴红卫又不是傻子！人家小学后面两年成绩还可以，反正比我强，你们不知道？”韩江的视线在苏木王强脸上扫来扫去，迷惑中渐渐变成了一种不屑，然后他对两人摆了摆手，“你们单位子弟学习好，可能就没关注过我们。反正我话已经带到了，去不去你们自己决定吧。”

韩江说完，借着另一个路人问价的机会，就不再理会两人，自顾自的忙活起了生意。

苏木想不起来，自己和王强是怎么离开的，离开前有没有再和韩江说什么，这些对她似乎一片模糊。但是那天晚上，她非常认真的回忆了有关吴红卫的一切，他的步态、他的相貌、他的学习成绩……说实话，那是一片的模糊，只有几个送他回家的片段。

“难道我老年痴呆了？”苏木在黑暗中自言自语，她记忆中的那个吴红卫绝无可能上中学，更别提考上一个技校，和自己一样再去读三年书。如果不是因为碰上韩江，吴红卫这个人很快就会被自己彻底遗忘。也许正如韩江所说，她可能从未真正在意过吴红卫，甚至连韩江、于海、王竞这样的社会生，她也没有真正在意过。

在路上-一

在路上，阳光明媚，是个出去玩的好时候，随处可见欢快的小孩盖过了车水马龙的嘈杂与喧嚣，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过去那个纯真的影子，但那只是影子。

此起彼伏的大厦和矮楼构成了我对这条路的第一印象，这可气派了；来往的人群中，总有那些有趣的人，这构成了我对这条路的第二印象——不会刻意聚焦辛劳的人；凹凸不平的柏油路和皲裂的地面，撒上五彩斑斓的塑料，这是我对这条路的第三印象——不关注外表。

它不会打扮自己，但我们不行，我们总有一天可以，也必须可以。

“没想到外面的天气这么好！”在家里呆了三天的查理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感慨。他也不是不想出来走走，每一个人都需要透透气，毕竟人类呼吸的灵感来自于城市与乡野。只是他好似和另一个世界的自己陷入了囚徒困境，他们在寻求自己人生的最优解中掉入陷阱。这口井也并不深，只是井壁太滑了，还没爬上一脚，就已经想到无数次重重跌落的狼狈模样。

查理今天这个时刻本应该是在一个派对上。当然，他肯定不是什么派对男孩，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只是总会有热情的人们想要尽可能地将自己社交圈能辐射到的人一网打尽，而查理则“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最后一刻，查理还是选择了退缩。房间还是比派对安全很多，边际成本太高在他眼里也不值得。他用惯用的生病为理由拒绝掉了，并流利地送上祝福，虽然对方也不需要祝福，而他的祝福也只是生存在这个社会必备的客套话。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查理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都需要被祝福。这让这位永远都是自行光合作用的少年陷入苦恼中，甚至一度认为祝福别人是一件虚伪的事情，直到后面网络时代出现“情绪价值”这个词。进入社会后，他在必要的社交场合中就会把“油箱”加满“情绪价值”，给需要的人们随时补给，就如同早期电影院在电影开始前兜售汽水和爆米花的人一样。在一次和刘易斯的讨论中，他们一致觉得这似乎是一种必要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总价值守恒的最简单的工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也是一种间接的网络效应。

他今天出门了，并不意味着他明天也会出门，这是随机性事件，而且分母大到让人无法推测。路过一家电影院时，查理发现有一部本届电影节的最佳影片正上映，他毫不犹豫地买票进去了。那部影片被安排在一个大概能容纳二十多人的小型影厅，他坐在最后一排，前后左右陆续都来了观众——这是他最舒服的社交场景，除了提防调节椅背时发出无法预料的声音之外。说起这个额外的心思，查理曾因此被人当众痛骂导致他有两个月没去过电影院。有段时间他一度觉得自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位装在套子的人，让他愈发认识到需要找到套子的钥匙，否则总会落花流水般摸爬滚打地在人与人的界限之战中屡战屡败。后来他每周会不定期出门，甚至兴致来了时还会和刘易斯等少数好友喝上一杯。

春分之后，白昼时间明显变长了。在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后，天空居然还没完全黑。电影放映期间，外面似乎还下过一场小雨，此刻街道有些湿漉漉的，但风还是略带些干爽。在这夜幕降临前的最后一刻，查理沉浸在这座城市的蓝调时刻，平静地看着本要搭乘的公交车从眼前溜走——它的速度怎么比秒针还要快？查理心想，此时有更珍贵的时刻要享受。

已经工作30多年了，我却越来越没有工作热情，每天都在确认还有几天退休。

那天我的部门领导，也是我的老同学，退休了（女生退得早）。在职时她工作兢兢业业，单位许多重要客户都是她在默默维护。这些事我是知道的，因为有时她会见客户有时和我一起去，我开车。这些客户的维护，有时是重要的商业机密，不能大肆宣扬，不知情的人看来她就是在办公室啥事都不干，混日子。其实，很冤枉的。她退休那天，没有鲜花，没有座谈会，没有拍照合影，没有领导露面，只是到我们办公室说了一声“你们忙吧！”红着眼睛挥了挥手转身落寞地离开了。大家心情复杂。

很多年前，我们单位有一个买断工龄指标。大家都胆战心惊，怕那一箭射中自己。有一个糊涂蛋买断了，拿了点钱，后来没有家破人亡，却是妻离子散。除了这，领导大会小会讲我们某些人随时下岗。因为怕下岗，我学会了计算机编程。在离我退休还有几年的时候，领导知道我计算机水平还可以，给我的工作内容加了一项：管理单位网络和计算机设备维护。我气得骂街，因为我要不会这工作永远加不到我身上。原来管这项工作的同事也马上退休，和我交接完工作，也是灰溜溜的自己悄悄地离开了。当他佝偻的身影消失在楼道拐角处，我心里五味杂陈。

一次，到市行去碰到了老领导。他挽留我中午吃饭。我说：不了，业务部门等着我呢。他说：你着啥急呀！以后工资越来越少，那么拼干嘛?你退了休，都归社保管了和单位还有啥关系？别走，听我的！

我没扭过老领导，一起吃了顿饭，这是我头一次不把工作当回事。回单位路上，看车窗外草长莺飞，树木葱茏，我一句话也没说。

已经是春天了。

最近的一段时间温度已到了20度左右，晴朗的天空偶尔会有几朵白云飘过来，短暂的驻足之后，又慢慢的飘向更远的地方。

骑着小电车穿梭在这座小城里，身边是匆匆的人群，街口的红绿灯不停的闪烁着，日复一日，它就站在那里。

中旬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杭州，住在了离西湖不远的一个酒店，楼下就是南宋御街，一条热闹的街道，路两旁有一些很文艺的小店，如果在早些年，我会很喜欢这些小店铺，现在再看到已经觉得有些幼稚了。

顺着西湖大道一路向西，走到了西湖边上，已经记不清上次来西湖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西湖边上依旧热闹，有年迈的老人一脸淡然的坐在湖边的椅子上休息，也有年轻的姑娘小伙一脸兴奋的寻找拍照的合适地点，摆着各种pose留下更多关于青春的记忆。看着他们我想起来多年前，我曾和友人也在西湖边说着高兴的话题，就像他们一样。西湖依然静静的待在那里，迎接着来来往往的人，它没有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

走了一会，我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远远的看着断桥，心理没有兴奋多了很多淡然，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放松的时刻了，我很奇怪于自己的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从前的那个少年，会很兴奋的不断的奔跑着，伸手摸了摸脸，下巴的胡茬扎着手掌，我才真的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不再年轻了。

是老了吗？是的，说自己老了似乎更贴切一些。老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字眼，可是我明明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改变啊？从前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很喜欢，从前喜欢写文，现在也在坚持写，文字里只是缺少了点情情爱爱而已啊。是的，小年轻才会喜欢写情情爱爱，而大人只会计较安稳得失。

看了半晌西湖后，我们坐上拥挤的7路公交车去了灵隐寺。我们跟随者拥挤的人群慢慢的进入了灵隐寺里，检票门口发了三根清香，我拜了佛之后，心里也宁静了不少，当一件事情没有头绪的时候，乞求神灵保佑成了唯一的出路。

事情总会可以解决的对吧？生活也总会好起来的对吧？

前几天，被张雪峰老师去世的消息刷屏了，想想挺令人唏嘘的，还那么年轻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所以，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善待自己，好好活着。可能我们都只是最普通的人，可能我们这一生也没有多大的出息，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庸，蝼蚁尚且偷生，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健康，珍惜生命，别太为难自己，累了就好好歇会，烦了就放空一下。特种兵一样的杭州之行确实是感觉很累，但是身体上的劳累睡一觉就可以解决，心理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解决的了的吧？

我们走过了2025的冬天，就迎来了2026的春暖花开，在活着面前，很多物质需求也没那么重要了吧，你说呢？

其八：未曾静候过落日

看龙与少年游的时候，被一句话莫名的戳中，他说「靠海的餐厅总有露天餐位，总会有人静静地坐着，守着一瓶红酒，直到阳光褪尽，海面上只剩下航标的光。」那时的他想海明威是否也曾和他一样，看过那里的落日。此时的我想自己何时能够安静的看着落日。

回顾往昔，突然觉得能够悠然惬意的欣赏着落日余晖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特别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且楼宇林立的今天。更难以实现这般的奢望了。虽然感叹，但我最先得想法却是，我也应该有着那样的一个时刻，于漫漫余晖中安安静静的晒着这最后的太阳，在那里，没人会催促着我，没事会排在身后，这那一刻，我完完全全的属于我自己，属于此刻，属于这夕阳余晖下的山崖或是小院。于是我往前追溯，想起自己小时候喜欢爬山，默默看着山脚下小镇的光景。在那理应最无忧无虑的年纪里，我好像也从未等到过日落。不说天凉，光是要早早回家，便是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会有着的自省。

于是时间便如此这般在我的细数中流逝着。然后便来到了骑游的时刻。要说路上，我经历了很多次日落，从正午斜阳到夕阳西晖，最后无论是月明或是不明，星光都是稀稀落落。而我在那段时候，是早有可能停下脚步，安安静静的看一场日落。没人限制我的归途，只要每日向前走着便好，无论多少。所以在那时，我是能够停下自己的脚步，然后慢慢的欣赏着这个世界。可惜我未曾作到，那时候我的心里还有着火，不喜欢停下，喜欢着早一点到达旅馆或是驿站，于是我错过了很多的风景。

实际上那段时刻我最希望能够留下来的风景，至今还留在我心里的风景，应该就是唐古拉山山顶遭遇暴风雪后的那段夕阳麦田。那个时候我看着自己映在麦田上的影子，我再路上，他在田里，影子没有被压扁或拉长，他是那般的正好。映在了田上，也印在了我心里。只可惜我的相机坏在了路上，我也担心身后的暴雪再次压上，那时候我是多想有一个人能够帮我拍下这一刻，拍下夕阳余晖下的我，与映在稻田上的那个影子。而现在有无人机了，我却未能拥有这台能飞的相机与自由的时刻。在那段漫长的骑游时间里，这一刻的世间很短，可能只有那寥寥几分钟，可却是我最大的遗憾。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我虽然迷茫，却也是我最接近自由的一段日子。只不过，我总是未能停下，一直慢慢悠悠的向前骑着，一路向西，然后便向东离去。

现在感觉自己更没有悠闲的时光了，没有成就伴身，也不是背负了太多人的期望。而是挣扎着活着。诚然，我目前拥有的生活条件可能是有些人正在努力争取而未能获得的。只不过我这高不成低已就的人生，让我的心充满着拧巴，就像我这个拧巴的人一样。总想有一天能够开一家单车店，没事修修车，晒晒太阳，晚上能够安静的喝着格瓦斯看着落日与海水，能够不为经济发愁，最好是开在海边，西边靠海，北边便是一片麦田，而车店便在一条从南向北的海滨大道边上。可惜这梦太过遥远，毕竟中国靠海的是东边。

所以我很遗憾，或许只有等到心死渡海的那天，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扶着单车与车上的防水包，看着夕阳静悄悄的落下，然后趁着退潮，推着包和车，向海边走，向落日追去。

72名泉记-43-砚池

砚池在燕翅山北，58年大炼钢铁时采挖铁矿，不幸挖穿了底下含水层，原本的矿坑遂日积月累成为一大湖。

因砚池之中山体矿物质含量较高，在晴天下犹如一块碧绿翡翠，惹人注目。又此池在山北之阴面，水深且凉，且有坑洞隐匿其中，常有溺亡者，是都市传说的经典所在。

卖馒头的

4号院门口有个卖馒头的，在这一带算是个名人。

在玉林做面食的，我问过几个，几乎都是河南人，哪怕打着“正宗西安肉夹馍”招牌的，多半也是从河南来的。

但身为正宗的北方人，我一点都不爱吃馒头。我吃别的东西都很快，唯独馒头不行，掰一块放进嘴里，嚼来嚼去，总是咽不下去。上小学的时候，放学路上常要买几个馒头回家，记不清一块钱还是五毛钱三个，拿一个攥在手里，使劲捏几下，捏成一根“馒头棍”，紧实的口感倒是很好。等到初中，吃上干脆面，哪儿还记得馒头的香气。

每天雷打不动，卖馒头的那人先在别处卖会儿，四点多钟准骑着他那辆敦实的电动自行车出现在4号院门口。后座上一个四四方方的铁皮箱子蒙着笼布，白花花的北方馒头挤在一处。不等他来，总有几个人已经在那儿等着。

四点多钟，是一天里最饿的点，肚子是空的，脑袋也是空的。从卖馒头的那里买来两个糖三角（我们老家话叫糖夹子），价格很公道，只要两块钱，可比面包划算得多。稍凉一点的糖三角吃起来刚合适，不烫嘴，也不怕糖浆流下来。以后买的次数变多，有时也和卖馒头的闲聊几句。

但认识一年多，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这里的人都叫他“那个卖馒头的”。

卖馒头的馒头蒸得好，价钱便宜，态度也好，有时候还会给老主顾饶上点别的。根本不需要什么销售办法，他一到，便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从远处看，还以为是有什么热闹瞧。

抽根烟的工夫，卖馒头的讲起来。刚出社会那几年，他在威海一家服装厂打工，也没挣到什么钱。后来听发小说，在成都卖馒头还能赚点。那时候村里不少人都在外地卖面食，他就跟着发小到了成都，从和面开始学。“一晃儿，过来十几年了。”

卖馒头的两口子租的房子在南门上，离着城里十多里地。两个孩子跟着老人留在老家，放假才接到成都来住一阵子。不是不想接过来，接到成都来他们也没时间管，卖馒头的说，他跟老婆每天一大早就得起来和面，一直忙活到中午。下午，两口子各推着一辆车子出来卖，一天也不舍得歇。

每天五点半，馒头卖得差不多，他把笼布合上，箱子盖好，骑上车子再到别处转转，回家之前，最好是一个不剩。

过完年，我还没见到卖馒头的人。听附近的人说，他回成都以后又回了趟老家，可能得过段时间才回来。四点多钟，我朝4号院门口看了一眼，有几个老人坐在旁边的长椅上，不知道是不是在等那个卖馒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