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25章 普通人的穿越
舷窗外的云层突然撕裂,像是被无形的手扯开的棉絮。深棕色的山脉如巨兽脊背般在机翼下起伏,不远处有个湖泊,阳光在水面流淌出熔金般的光泽。时间来到了2024年夏天。
“你知道吗?你同学写的这个小说,让我对其他穿越小说都免疫了。”杨勇的声音裹着空调冷气钻进耳蜗。袁丽眯眼瞥见自己的手机在他手里发着幽光,锁屏还是杨均一画的漫画版全家福,此刻正被他的拇指粗暴地向上划动。杨勇趁着袁丽半梦半醒之间偷走了手机,一口气看完了后半段。
“哦,还有这个功效呢。”袁丽把毛毯拉到鼻尖,呢喃声闷在波音767的引擎轰鸣里。闭眼的黑暗中有血色漫上来:穿皮夹克的男人在旱冰场尾随女学生的身影、报纸上魏震海在刑场上狰狞的面孔、邻居们对东新街碎尸案交头接耳的噪音、文艺路灭门惨案现场闪动的警灯。这些记忆碎片与机舱里蓝莓汁的甜腻气息诡异交融,让她太阳穴突突跳动。
“该死的苏木!”袁丽暗暗的骂了一句,把这些不好回忆的起因归结于苏木故事。九十年代是西安治安的低谷,虽然这些案件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到了袁丽的生活,但校门口抢学生饭钱的闲痞、乡村公路上拦车的车匪路霸,以及家属院里时不时出现的贼娃子,不断地提醒着每一个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流言蜚语也一样。
杨勇突然凑近,温热的呼吸喷在她耳垂:“你看那些重生文,动不动就拳打华尔街脚踢紫禁城。但池杉呢?想救个人都得跟门卫斗智斗勇,这才叫真实!”
杨勇在袁丽的手机上指指点点,差点打翻小桌板上的矿泉水,而且那瓶矿泉水还没有盖子。
袁丽猛地调直座椅,恍惚看见自己面前的屏幕正在播放《狂飙》。高启强的金丝眼镜在暗处泛着冷光,像极了当年校门口勒索饭钱的痞子头目。难道刚才自己在看这个?这就能解释自己的胡思乱想了。可是,为什么自己对怎么选视频的过程一点印象都没有,好像完全丢失了这段记忆。
杨勇把他的小枕头递给袁丽,让她靠的更舒服一点,然后继续兴奋地说:“如果我是这个小说里的池杉,穿越的时间窗口随机,时间也不长,不管是向前穿还是向后穿,能做的事情,能学习的未来知识,都挺有限。”
“要是我就多囤房!”杨勇从袁丽手里接过她卸下的颈枕,打开气阀双手用力挤压放气,“08年抄底陆家嘴,15年杀入雄安……再抄几次股票大底,也就这样了。普通人这个能力,穿越了也就是个运气比较好的普通人。”
“既然房子股票赚了钱,是不是也换个老婆?您那初恋叫……什么来着?穿的确良裙子,跳《路灯下的小姑娘》那个?”袁丽做出思索状,原本她只是想拿个不好回答的问题让杨勇闭嘴,说着说着似乎想到了什么。苏木和池杉,难道是有这个故事?
“什么路灯下的小姑娘?没有的事。”杨勇夸张的搂住袁丽的胳膊,明目张胆的否认历史,“你就是我穿越了才能找到的老婆。”
袁丽把杨勇脑袋往旁边推了推,他的头发在袁丽脸上扫来扫去,弄得袁丽痒痒的:“所以,当年你抽风似的从北京飞到广州来见我,是因为穿越了?”
“我怎么记得,是我去广州出差,网友见面只是顺便。”杨勇换上了一副诧异的表情,也不知道是故意逗袁丽,还是真的记岔了。
袁丽咬牙切齿:“我可有聊天记录为证!当年某人可是拦都拦不住,非要立刻去机场,穿着一身棉袄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到了广州,结果那天29度。”
杨勇看到袁丽的表情,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丝毫不顾及杨均一就在他身边,夸张的两只胳膊一起搂住了袁丽:“好好好!我就是穿越了。看到未来的老婆要被拐跑了,这才立刻行动。”
袁丽这人最大的 “软肋” 就是耳根子太软,跟棉花糖似的,根本听不得半句好话。别人只要甜言蜜语一上阵,甭管多大的仇怨,都能瞬间烟消云散,她还能立马掏心掏肺地对人家好。
刚才她还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打断杨勇话题,这会儿却像是被施了魔法,换上一副求知欲满满的笑脸,主动配合起杨勇的聊天:“那你要是穿越了,能怎么逆天改命啊?比如说,回到你的高中时代。”
杨勇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这是他从《三国演义》里面学来的动作,可惜他没有留胡子:“如果我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带上笔记本电脑,装满了历史资料,也许可以试试科技致富。但是就这么直接穿过去,顶多也就是能买房子的时候买房子,2007年卖了房子抄底A股,然后卖了股票买房子,等到2018年卖了房子买股票。其他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袁丽没有看多少穿越小说,但短视频里对穿越小说套路的吐槽,她还是看过几个,这回就现学现卖用上了:“人家穿越第一桶金不都是抄袭几首未来的流行歌曲,这个不难吧。”
“这招数一看就是年轻人自己脑补出来的,我的高中是八十年代末,稿费多少你知道吗?施光南写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流行程度放在今天怎么也算是常年霸榜前三了吧。你知道稿费多少吗?”说着,杨勇神神秘秘地伸出三根手指头,在袁丽眼前晃了晃。
“多少?三万?”袁丽的兴趣来了。
“三万?你疯了吧!三十!就真的是三十块钱。真的是Thirty,不是30K。”杨勇一脸洋洋得意,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很享受袁丽这没见识的模样。
“三十?”袁丽也有点震惊了,知道少,不知道有这么少。小时候,袁丽爸偶尔给专业杂志写点技术文章,稿费确实也是十几块到几十块。没想到,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居然和袁丽爸写的《针车安装调试与维修》一个价值。
“那抄《三体》吧!”袁丽把魔爪伸向了大刘。
“这个法子还行,我 1996 年出国,在美国把《三体》抄出来,再翻译成英文,说不定还真能赚点钱,那雨果奖啊,估计就没大刘啥事了。”
杨勇听了,一边说一边还深以为然地点头,看起来好像真挺可行似的。但袁丽严重怀疑他那点英语水平,就他翻译的,估计得损失一半的深度。到时候别说雨果奖了,水果奖都悬。
“为什么不能早点?《三体》能有几个美国人看?得放在国内出版才行。”为了利益最大化,袁丽打算让杨勇放弃公费出国的机会。
杨勇脸上露出一丝邪恶的表情,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你知道反革命罪啥时候取消的吗?”
袁丽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反革命罪”这个词对她来说,可真是个遥远又陌生的词儿。
“1997年!就叶文洁那剧情,小说不流行的话也就算了,真要像现在那么火,我还版税呢?直接洗洗睡吧。”说着,杨勇两手一伸,做了个等着戴手铐的姿势。
杨勇很喜欢用“洗洗睡吧”这个词,代之完蛋了没希望了。他告诉袁丽这个说法来源于国足某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失败,第二天报纸头版《中国足球洗洗睡吧》。后来,他就把这个词活学活用到了其他地方,甚至教坏了他的加拿大学生们。
“那还是出口转内销保险一点,先在美国赚点小钱,以后迟早会在国内大火的。”杨勇安慰了一下袁丽,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致富道路。按照他自己的猜测,雨果奖还是很有希望的,唯一的问题是,他在国内有可能被打成“汉奸特务大毒草”。
“要不你搞个淘宝什么的,把小马哥搞下去,自己取而代之?”袁丽对于大作家夫人的位置并不看重,还是中国首富夫人更有吸引力,提出了新的行动方向。
杨勇一听,赶忙摆了摆手,带着小桌板上的矿泉水再次晃动起来:“我可没那能耐,心里有数着呢。小马哥要是带我玩,早期做点财务投资还成,哪怕原始股让我投个一百块钱,我也乐意。可千万别让我管啥事,我这人吧,就怕把小马哥的生意给搅和黄了。让我自个儿单干,那指定是死路一条,百分百没戏。”
杨勇这么主动把自己定位在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的位置,倒是让袁丽有点意外,她原本还以为杨勇会有点野心呢。袁丽有点不服气,伸手把杨勇面前的矿泉水拿过来:“以前淘宝不是唯一的电商吗?还能被你弄死?你有那么大本事吗?”
“怎么可能是唯一的呢?哦,我想起来了,你那时候在巴黎,不了解国内的发展情况。”杨勇一拍脑门醒悟了过来,连忙解释:“易趣,卓越,慧聪……这些电商平台我都注册过,后来还有亚马逊,都没活下来。”
和杨勇这么一通东拉西扯的聊天,袁丽刚才的疲惫似乎消失了。其实杨勇这人,真不是袁丽心里那种高大英俊的白马王子形象,还有点书呆子的傻气。可他性格温和,对袁丽温柔体贴,也比较顾家。袁丽越看,越觉得杨勇那种书呆子的傻劲,其实也是一种老实诚恳的优点。
看着杨勇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讲着电商发展史,袁丽心里突然涌上来一阵柔情:“要是真有穿越这回事,自己可一定不能错过杨勇这么个人。”
“最近有个朋友建议我替七零后写点东西,把八九十年代的大事,不管好坏都写一写。文体不限,从小说到散文都行,出版他包了,收入我们分成。你说怎么样?”杨勇毫无征兆的抛出了一个“馅饼”,天上掉下来的那种。
“哟呵,这好事儿啊!包赚不赔的买卖,为啥不做呢?说不定哪天我还能荣幸地当上知名作家夫人呢!” 袁丽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其实杨勇写过不止一本书,但都是经济学的专业书,不要说叫好不叫座了,大部分情况下连“好”都没人叫。印出来的书,不是在仓库里吃灰,就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吃灰,版税自然是一分钱都没有,只换来了一堆书在自己家里吃灰。
后来杨勇有了一点小名气,还担任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顾问。在那些迎来送往的场合里,他总是把自己的书签上名字送出去,一方面觉得这样挺高雅的,另一方面也能处理一下库存。刚开始的时候,杨勇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直到袁丽发现,有人竟然在二手网上卖杨勇送出去的签名版书,打开一看,售价只有原价的一半,这可真是让杨勇有点尴尬。
“我也觉得这事儿挺不错的,可关键是,我思来想去,觉得没啥可写的呀!” 杨勇压低了声音,脸上满是遗憾的神情。他这一辈子,走的都是那种 “拒红利永不沾” 的人生轨迹,错过了的可不只是那跌宕起伏的市场,也正是因为这样,造就了他平淡无奇的人生。想要写出点让人民群众爱看的东西,还真有点难度呢。
“我要是有你同学那么神奇的经历,或者有那么神奇的脑洞……” 杨勇说到这儿,偷偷看了袁丽一眼,可能是怕刚才的形容词得罪了家庭领导,赶紧改口,“可我没有啊,所以只能写写《三十年经济政策得失》这种学术文章啦。”
对于杨勇的这个看法,袁丽倒是挺赞成的。杨勇写的东西她都看过,刚开始看提纲的时候,袁丽还觉得挺有意思的,毕竟里面大多是她经历过的各种历史事件。可一看到正文,袁丽就完全看不进去了。就拿讲下岗问题来说吧,提到的政策文件清单就有两页纸那么长,更别说还有大段大段的引用文件原文了,看得人直打瞌睡。
“哎!”袁丽突然灵机一动,最近看的那些苏木的故事,给了她一点灵感。她眼睛放光,兴奋地说道:“你可以这样写呀,写成一本穿越小说。就写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穿越回九十年代,然后以这个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三十年经济政策得失》。从普通人的角度去展现政策的实际表现,再用穿越者的视角来分析背后的原因。这个穿越者啥也不用做,就相当于是个人形摄影机,再加上一个会说话的百度百科就行啦!”
杨勇一听,眼睛也亮了起来。他觉得袁丽这个想法还真不错,这样的视角既可以让普通人有很强的代入感,又能够从他擅长的宏观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和评价那些经济政策。
“但是,不许引用政策原文,必须用大白话来写。” 袁丽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杨勇却没顾得上理她,只见他眉头紧皱,陷入了深度思考,显然已经完全沉浸在这个新的写作思路里了。
没有了杨勇的陪伴聊天,在航程剩下的那段漫长时光里,袁丽再度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疲惫状态。她整个人昏昏沉沉的,眼皮子不住地打架,困意如潮水般一波波袭来。可每当她好不容易合上眼睛,脑海里却像是一台疯狂运转的滚筒洗衣机,各种记忆深处的人和事,如同被搅起的衣物,轮番在她的思绪中抛起又落下,让她根本无法安宁。
在袁丽小学时代那泛黄的记忆画册里,除了那个有些调皮的同桌刘平之外,还有一个身影总是若隐若现,那就是名叫侯宇的男孩子。侯宇的父亲和袁丽的父亲都是三五零七厂的职工,不仅是同事,还在同一个部门,职位也相同。也正因如此,两家人住得格外近,楼上楼下仅仅隔着一层并不厚实的楼板,平日里时常能听到彼此的动静。
侯宇和袁丽同岁,打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孩子。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那股子闯劲就展露无遗,居然敢去骑他爸爸的28大杠。那个时代的小孩子们都有一个独特的骑车姿势,用陕西话讲叫做 “掏腿”。也就是不规规矩矩地坐在车座上,而是把腿从自行车那宽大的大梁下面伸到对面去踩脚踏板,每次蹬自行车的时候,只能站起来费力地蹬半圈。
就是这样一种看着极为别扭、甚至有些危险的姿势,侯宇竟然还胆子大到敢带人,而那个人就是袁丽。说来也奇怪,当时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可侯宇带着袁丽,晃晃悠悠地居然没有摔倒,还顺顺利利地在家属院里骑了一圈,又回到了楼下。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了袁丽的意料。侯宇把袁丽扔在了自行车上,自己头也不回地就回家了。可怜的袁丽,两条腿根本够不着地,就那么孤零零地坐在自行车上,委屈、害怕的情绪一股脑涌上心头,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这一哭,就是整整半个小时,直到一位路过的大人听到哭声,才将她解救了下来。
袁丽和侯宇的交情,也就仅仅停留在了这件事上。后来上了小学,他们不在同一个班级,很快便各自有了新的小伙伴和生活圈子,袁丽对侯宇后来的事情,也就渐渐没了印象,脑海中关于他的画面变得一片模糊。
侯宇有个哥哥叫侯洪,比袁丽大六七岁的样子。在袁丽上初中的那一年,侯洪正好从中专毕业,踏入了社会开始工作。因为侯洪上班的那家商贸公司,就在庆安附中的旁边,所以在袁丽还不太熟练骑自行车上学的那段日子里,她没少蹭侯洪的自行车去学校。
侯洪给袁丽的第一印象相当不错。他有着瘦高的身材,上身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骑着自行车在路上风驰电掣,略长的头发在风中肆意飘动,那模样,像极了电视剧《寻找回来的世界》中的伯爵谢越,带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几个月后,当袁丽能够熟练地自己骑车上学时,她和侯洪之间的交集,也如同飘散在风中的蒲公英种子,彻底消失不见了。
如果不是苏木那充满魔力的故事,哪怕袁丽的记忆如同再强大的洗衣机,也只能停留在这些美好的回忆片段里。可苏木故事的强大威力,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袁丽记忆深处那扇被遗忘的大门,让她想起了这样一个尘封已久的片段。
那是 1992 年寒冷的冬天,又或许是 1993 年初,总之是一年中冬季最冷的那些日子。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冰冷的纱幕所笼罩,霜花在铁皮车棚上结出了锯齿状的冰晶,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地面上的雪,早已被人们反复踩踏压实,变成了坚硬的冰雪混合物,走在上面,发出 “咯吱咯吱” 的声响。
一大早,天还没亮,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远处零星的几点灯光在寒风中摇曳。袁丽裹着母亲亲手织的枣红毛线围巾,呼出的哈气在围巾边缘迅速凝成了细小的冰珠。她跺着脚,试图让冻僵的双脚暖和一些,然后费力地给自行车开锁。可车锁早已被冻得发涩,她用力晃动一下,随着弹簧和金属的吱呀摩擦,锁芯滑动然后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好像是被这响声惊动了,车棚外电线杆下有个身影晃了晃。袁丽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在昏暗的光线下,空气中隐约可见一丝那人呼吸吐出的白雾。定睛一看,那里竟然坐着一个人,没有棉袄,没有大衣,只穿着一件脏兮兮、破破烂烂的毛衣,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单薄。
袁丽推着车缓缓走近,车轮碾过冻硬的土地,发出如同碾碎玻璃碴似的脆响,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刺耳。那人似乎察觉到了有人靠近,慢慢地抬起头来,额前那结着霜的刘海下,露出了一双浑浊的眼睛,眼白泛着如同黄疸病人般的浊黄,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憔悴与绝望。袁丽猛地一惊,手不自觉地一抖,车把狠狠地撞在了电线杆上,发出 “哐当” 一声。
“侯洪?” 袁丽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满是震惊与不可置信。那人只是瞄了袁丽一眼,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然后迅速地把头扎进了自己的臂弯里。这时,袁丽看到他那脏污的毛衣袖口处,露出了溃烂的针眼,那些针眼像是被虫蛀过的毛线。他环抱着电线杆,身体不停地哆嗦着,牙齿也在上下打颤,努力地把干枯苍白的手往袖筒里面塞,可手腕上那明晃晃的手铐却无情地阻止了他的全部努力。
就在这时,旁边的平房里,钻出一个穿着军绿棉袄的人,胳膊上戴着红袖箍,手里捧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正散发出腾腾的热气。红袖箍看到袁丽,向她摆了摆手,脸上带着不耐烦的神情,意思是让她不要在这里围观,嘴里还嘟囔着:“女娃甭看热闹!”
袁丽却像是着了魔一般,俯下身去,想要看清楚侯洪的脸。可那人却把额头顶在电线杆上,两只胳膊紧紧地夹住了自己的脸,让袁丽根本无法看清他的面容。
这时,红袖箍似乎有些恼了,突然抬脚狠狠地踹向那人的脊梁。袁丽只听见 “咚” 的一声闷响,那声音沉闷而又沉重,像是踹在装满棉花的麻袋上。那人的额头狠狠地磕在了电线杆的冰壳上,电线杆上层层叠叠贴着各种小广告,融化的冰水混着血丝顺着电线杆淌下,慢慢地渗进了 “气功治病” 的广告词里。
红袖箍大约也是看出袁丽可能认识这个小偷,便向着袁丽嘟囔了一句:“昨晚抓的贼娃子!吸毒的哈怂!”
从那以后,袁丽再也没有见过侯洪,甚至连侯宇也没有再见过。尽管他们仍然楼上楼下一起住了好几年,但仿佛这两个人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24章 死而复生的人
西五路的街道上,自行车铃叮铃铃地响成了一片,路边的小商铺里播放着崔健那充满激情的摇滚,和着街边小贩卖烤红薯的吆喝声,交织成了独特的城市乐章。
和池杉分手以后,苏木没有回家,而是在对真相的好奇驱使下,鬼使神差地直接去了小姨家。
“你爸妈两口子又下基层了?”虽然是元旦假期,但是小姨家里只有小姨一个人。她在办公室做行政工作,每天基本上都能准点下班,除非特殊情况假期也都能休息。看到苏木不请自来,正好让她留下陪自己吃饭。
小姨做饭的时间里,苏木偷偷摸摸地找到那本《八六大案纪实》,拿到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就开始研究起后续的案情来,这其实才是她这次不请自来的真正目的。上次她只是匆匆忙忙地抄了第一个案件,对于后续的内容只是草草翻了一下,根本没来得及认真看。
这部以警察视角出发的纪实小说,剧情还真是曲折离奇。苏木一边看,眉头一边紧紧地皱着,嘴里还不时地发出 “啧啧” 的声音。凶手作案没几次就被抓到了,可谁能想到,在审判前他竟然越狱成功了,还在外面又制造了好几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血案,直到 1990 年才终于再次被捕,并被判处了死刑。
除了第一案的时间地点符合要求外,后续几个案件的地点大多比较模糊。就说那西八路新城坊,虽然离西安中学不远,可那是好大一片老住宅区,全是弯弯曲曲的小街小巷。而且案发时间还是晚上,在那个治安状况不太好的年代,晚上的小巷子阴森森的,连大人都不敢轻易进去,更何况是个孩子呢。
最终抓获凶手的过程,书里倒是写得特别详细,尤其是在金花小区的伏击抓捕过程,几乎要写成了武侠小说,两名便衣警察近身搏斗制服小黑的过程,看得苏木热血沸腾。但她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撇了撇嘴,心里想:对于自己和池杉来说,这也没什么用啊,既然凶手都已经被抓到了,也就不需要池杉再去多此一举了。
至于苏木之前给池杉下的那个圈套,也就是第二名受害者的衣着,纪实里面根本没写。苏木的心里一阵失落,小声嘟囔了声:“钓鱼失败。”
总而言之,作为一次实验来说,这次又验证了池杉可以在碎片中行动,可还是没办法证明,他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苏木的心里有些纠结,对碎片的真实性,她感觉稍微上升了那么一点点,但依然没有达到她心里的及格线。
“木木,你今天不是来看小姨,而是来看小说的吧?” 小姨手里拿着两根葱,从阳台走向厨房,看到窝在沙发上看得入神的苏木,忍不住轻轻踢了她一脚,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平时苏木一到小姨家,总是像个小尾巴似的粘着小姨谈天说地,今天却这么安静,小姨虽然还没有孩子,但也一下子就察觉到了苏木的反常。也就是那句俗话:孩子静悄悄,肯定在作妖。
“小姨英明!” 苏木马上露出了讨好的笑容,先拍了个马屁。然后她蹑手蹑脚地拉开抽屉,摸出一个带着红双喜标志的铁皮饼干盒。这个饼干盒可是小姨结婚时置办的物件,现在里面装满了大白兔奶糖和金币巧克力。苏木刚摸出一块金箔纸包装的巧克力,就听见身后传来小姨的拖鞋拍打水泥地的清脆响声。她心里一慌,慌忙把糖纸揣进自己的口袋,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你妈不在,你就大大方方吃吧!我和你姨父都不吃巧克力,你来一次就少一半,傻子也知道怎么回事。” 小姨没好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语气里带着些许嗔怪。
苏木嘴里塞着巧克力,鼓着腮帮子,实在找不出什么话来辩解自己被人赃俱获的事实,只好冲着小姨嬉皮笑脸地傻笑。
“罚你剥蒜!” 小姨把一头大蒜 “啪” 的一声拍进苏木手里,拉着她就往厨房走去。
苏木和小姨挤在那间小小的厨房里,煤气灶上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锅里的腊肉被烧得噼啪炸响。小姨的锅铲在锅里上下翻飞,一边做饭一边和苏木聊天。她们的话题天马行空,从刚刚结束的亚运会中韩金牌暗战,聊到大街小巷都在热议的 505 神功元气袋,然后一致同意把外公外婆家的蜂窝煤炉子升级到煤气灶,最后又回到了那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
小姨一边翻炒着锅里的菜,一边说道:“棉纺厂、机械厂、仪表厂还可以顶岗,父母退下来孩子顶上去,但是医院不行。所以,木木你要……”
“停停停,再说我要回家了。回家我听我妈唠叨这个,到你这里还是这个,你们姐俩真是心灵感应啊。” 苏木赶紧捂住耳朵,赌气似的背对小姨。她的视线落在了客厅墙上的明星挂历上,陈百强在十二月的那一页正对着她温柔微笑。
小姨哈哈大笑起来,那爽朗的笑声,不用看长相,只要一听就知道和苏木的妈妈是亲姐妹。笑声惊动了窗台上晒太阳的虎皮猫,它懒洋洋地抬起头来,四下张望着,耳朵警觉地竖着,紧张地观察着是不是偷吃腊肉的事情暴露了。
刑警平时下班没准点,放假时候就更没准点了,所以小姨也没等姨父回家,就把每样饭菜都留出一点给姨父,然后和苏木两个人边聊边吃。苏木先讲了些学校里的趣事,把小姨逗得前仰后合。然后,她巧妙地把话题引到了 “八六大案” 上来。
“小姨你知道吗?那个主犯小黑也是我们西安中学的,不过应该是初中部的,真没想到西安中学还出这种人。” 苏木一边说着,一边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还有!这家伙有一次上课时间要出校门,门卫不让他出去,他抽出刀就砍了门卫两刀。我有一次专门仔细看了看,那个门卫脸上真的还有刀疤呢……”
小姨虽然不是刑警,但作为内部人士,还是知道一些外人不知道的细节。被苏木的这些八卦一勾,她也来了兴致,开始讲起了案情背后的故事。
“新城坊的那次行凶,警察把几个凶手都堵到房子里了。但是赶到现场的警察全都没有带枪,只好拿着警棍在门口虚张声势,都不敢冲进去。还没等支援赶到,里面扔出一个手榴弹。所有警察都受了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个凶手从窗户翻出去逃走。” 小姨绘声绘色地说着,脸上露出了一丝惋惜的神情。
“对了,纪实里面写错了一个细节,廖美丽其实没死。”小姨说得很随意,一边说还一边夹了一块炸带鱼给苏木。而苏木去接带鱼的碗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那种感受,就好像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发现,牛顿力学可能错了。
按照小姨的说法,由于送医及时,廖美丽昏迷了三十多天后苏醒了过来,捡回了一条命。也正是廖美丽的口供,让警方很快就定位了凶手的身份。警方为了保护信息来源,最早对外称两人遇害,现场没有目击证人。纪实多半是采纳了这个说法,随后的剧情因为跟廖美丽无关,也就没有去调查核实。
苏木听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心里开始犯起了嘀咕:这个 “送医及时”,到底原本就是这样呢?还是池杉行动的结果影响到了历史?她的心里竟然不自觉地倾向于认为是后者。因为上一次看这个纪实的时候,苏木还专门向姨父打听了两个死者的年龄和职业,而当时,姨父并没有指出这个错误。
“那廖美丽还住在小寨东路家属院?” 苏木的问题一出口,就觉得自己的目的性有点太明显了,赶紧掩饰了一下,“换成我肯定住不下去,太没安全感了。”
小姨完全没有察觉到苏木的异常,眼睛都没看苏木,专心致志地给鸡翅做着 “截肢手术”,一边随口回答:“那肯定不敢住啊!好像是回上海去了,她本来也不是西安人。”
得了,顺着这条线索去调查的希望也破灭了。苏木的心里有些失望,她想着,否则的话,再去一次小寨东路家属院,守株待兔堵住廖美丽,问问她是不是在楼门口见到一个小学生向她示警,这本来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晚饭快吃完的时候,姨父终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了。九十年代初的西安,治安状况实在堪忧,不仅各种凶杀案频发,就连西安中学门口也经常发生拦截学生抢劫的事件。刑警们一年到头都忙得脚不沾地,能回家吃饭的日子简直屈指可数,更别提按时回家了。
姨父吃饭的时候,苏木借着电视上重播的港剧《流氓大亨》和《猎鹰》,和小姨聊起了香港警察破案的事情。等姨父也吃完饭,礼貌性地参与到聊天中来时,苏木又把问题引到了“八六大案”上。
“姨父,魏华文穿的什么衣服?”苏木知道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怀疑,但为了心中的疑惑,她已经豁出去了。
“木木,你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首先产生怀疑的是小姨,一边削着苹果一边皱着眉头看苏木。
“学校里搞安全教育活动,我打算和同学一起排个话剧,就演这个案件。教育学生放学回家时,遇上家里有盗窃该怎么处理。” 刚才吃饭时苏木就编好了这个理由,当时还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这个圈套构思得如此巧妙。但说出来的时候,她才觉得这个理由实在是有些牵强,受害者穿什么衣服,好像确实跟怎么面对犯罪分子没什么关系啊。
“这谁还记得,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姨父没有在意苏木的牵强理由,放下碗筷,点上了饭后的一支烟,开始享受那 “赛过活神仙” 的片刻时光。
“整天就知道抽烟,熏得屋里都是烟味。”小姨嘟嘟囔囔骂了姨父两句,就起身去把姨父身后的窗户打开。果然烟雾打着旋飘向了窗户,室内的气温也明显下降了。
“那凶手入室盗窃是 1 点多钟,是下午上学的时间,上下楼或者隔壁单元的学生,应该早就见到了凶手,就没人起疑心然后给门卫说一声?”苏木没敢直接问姨父第一报案人是不是学生,但姨父看着苏木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从好奇变成了职业性的凌厉。这目光让苏木的心脏猛地一紧,先是来了个急刹车,然后开始以最高速度疯狂跳动起来。幸好,姨父的眼神最后又重新恢复了平常,然后开始给苏木讲起了,作为学生遇到入室盗窃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安全。
姨父的专业解答,苏木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她的心里真正想的是:警方可能早就知道有个神秘的第一报案人,只不过没有影响到后期破案,也就不会主动宣传。为了转移姨父的注意力,苏木临时顺口编了一个故事。
“我同桌,他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到家门口,看见门开着,有个陌生人在里面,他知道进了贼但是不敢喊。他就很礼貌地问,叔叔某某某在家吗?我要借他作业。这个某某某就是他自己。陌生人嘟囔了一句,他就借坡下驴说叔叔再见,然后转身出去,到附近打 110 报警把小偷给抓了。”
苏木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姨父和小姨的反应。
“你同学做得很好,你就用这个例子编话剧,比用什么八六大案贴近生活多了。”姨父听完笑了,好像是彻底忘掉了苏木之前那几个用心险恶的问题。
“不过……”姨父把抽完的烟屁股熄灭,站起来把窗户重新关上,笑着接下去说:“你的同学多半是在吹牛,他这个故事里犯了个常识性错误。你的同桌肯定跟你同岁,小学一年级那就是1982年下半年,或者1983年上半年,那时候没有110。”
“什么?”苏木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忘记了小姨刚把半个苹果塞在手里,结果苹果飞了出去,在饭桌上弹跳了两下,在饭桌边缘落下的过程中被姨父眼疾手快地伸手接住。
“哎呦!你这一惊一乍的,有没有点大姑娘的样子?”小姨伸手在苏木的大腿上狠狠的拍了一下,把手上另外半个苹果递给了苏木。
姨父看了看他手上的苹果,也没在意就直接咬了一口。苏木耐心地盯着姨父,等他的回答。而姨父似乎诚心要考验她的耐心,一直把半个苹果吃完才说出了答案。
“1986年广州公安局第一个建立了110报警电话,后来公安部下文建设推广,西安开通110都要到1987年去了。你同学1982年上哪里去打110?所以那个故事肯定是他瞎编的。”
说着,姨父和小姨都开始呵呵呵的笑了起来。他们笑,是因为苏木一脸的震惊。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苏木的震惊不是来自瞎编的故事被戳穿,而是这个细节几乎坐实了碎片的真实性。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23章 报警请拨110
然而,第一个意外出现了:110这个号码竟然无法接通!池杉当时就懵了,赶紧换了一个公共电话,可还是无法打通。这下池杉可着急了,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他只能骑着自行车直奔案发地点:小寨东路的军区家属院。
苏木和池杉从陕图出来,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干脆就沿着碎片中池杉的路径,往案发现场过去。十来分钟后,两人推着自行车站在小寨十字路口,池杉指着连成片的摊贩说:“我在这里找了几个卖菜的问路。”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城市建设的小高峰,虽然不可能有啥地标性的摩天大楼,但城区道路体系基本上是在这个时间段形成的。因此,七年的时间差,让可怜的池杉小朋友毫无悬念地走错了路。
“没人知道军区家属院,但幸好有人给我指了个军人服务社的方向。”池杉转了个方向,朝另一个方向指了指。
改革开放前的零售业,主力是商业局管理的各种国营商店。但除了北大街百货、解放路百货、大庆商场这些综合性百货公司,小型商店往往是按照专业性来组织的,菜店、肉店、副食品店、布店等等,诸如此类。买的东西一多,经常需要跑三四家店才能凑齐。
军人服务社,顾名思义是为了军人和军属服务的机构,是军队内部的商业机构,八十年代也向普通市民开放了。借助军队的供应体系,军人服务社通常比其他国营商业机构的品类更加完善。而且每个地方的军人服务社就一家,于是有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卖,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可以约等于现代的社区Mall。
小寨军人服务社的主要客户,肯定是周边的军队系统,特别是住在家属院里的人们,因此服务员很清楚家属院的位置。多方打听后,池杉总算是赶在碎片结束之前赶到了案发地点。
按照服务员在七年前,或者是几十分钟前给池杉指引的方向,苏木和池杉骑自行车很快就来到了家属院的门口。
九十年代的家属院,不管是军队的、工厂的、学校的,总是带着几分相似的模样。低矮的青砖围墙围着一片生活气息浓厚的小天地,传达室的窗玻璃上蒙着薄薄的灰尘,大铁门的锈铁斑驳透着岁月的痕迹,深灰色的赫鲁晓夫楼排列其中。
家属院的围墙已经有一半变成了面馆和商铺,残留的围墙下,零星散落着几个摊子,摆着“秦川大米凉皮”的摊主摇着蒲扇驱赶苍蝇,修鞋的老大爷低头专注缝补一双破旧的皮鞋,修自行车的小伙正熟练地修理着漏气的轮胎,偶尔抬头望一眼匆匆而过的人们。
“那时候还没有这两个铺子,都是摆摊卖的。”池杉指了指两间小餐馆,然后又指了指旁边的凉皮摊子继续说:“那个凉皮摊子倒一直都在。”
池杉和苏木在路边的指指点点,引起了面馆老板的注意。老板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沾满面粉的围裙,手里还捏着一把擀面杖,隔着十几步远就扯着嗓子吆喝起来:“臊子面、刀削面、菠菜面、油泼面……娃吃点啥?”声音洪亮得像是要把整条街的人都喊过来。
池杉却像没听见似的,朝苏木使了个眼色,然后一抬腿跨上自行车,自顾自地骑进了家属院,完全无视门口那块醒目的“出入下车”标志。
苏木愣了一下想喊住池杉,但眼看池杉已经骑远了,她只好硬着头皮跟上,低着头假装没看见门卫。门卫是个中年人,正坐在传达室里,手里捧着一份《西安晚报》,旁边还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搪瓷缸子。他抬眼瞥了瞥苏木和池杉,又低下头继续看报。
家属院规模不大不小,三栋家属楼成一排,一共四排建筑把院子分割成了很多块,和苏木家的家属院简直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几个小孩在楼前的空地上跳皮筋,嘴里还哼着《小龙人》的主题曲:“我头上有犄角,我身后有尾巴……”
池杉把自行车停在三号楼前,朝着最近的一个单元门努努嘴:“就是这里,我可是费了大劲才找到的。刚才……应该说1988年,我也是把自行车停在了这个地方。”
苏木下意识的环顾周围,在她脑海里,1988年的池杉和家属院,和眼前的场景叠加在了一起。
在这里,1986年的池杉遇到的第二个意外。《八六大案纪实》可能是不想给住户添麻烦,受害者的地址是虚构的,现实中并不存在。池杉并不认识受害人,不知道地址,在院子里等很容易错过目标。
幸好案发地点是家属院,绝大多数人都互相认识。没过多久,池杉就从一个路边打毛衣的老太婆那里找到了答案。
老太婆抬头看了池杉一眼,略有些疑惑,用浓厚的陕西腔回了一句:“瓜娃,沃达不揍似廖美丽。”
池杉回头一看,十几米以外的一个单元门,一个约三十岁的女人正提着旅行包走进楼道。那女人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长发微卷,神情中略带着几分疲惫。她的外貌与纪实中描述的廖美丽几乎完全吻合,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了。
1993年的池杉指着一段道路对苏木解释:“廖美丽,也就是第一个受害人,从这个方向过来然后进了三号楼一单元。” 然后顿了一下,又指了指隔壁二号楼旁的一颗小树,“我当时就在那里。”
苏木跟随池杉的指示,脑海中的场景里,出现了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的男孩子,穿着件褪了色的白衬衫和蓝色的长裤,那是八十年代曾经流行过的校服款式。
池杉转身面向苏木:“你站的位置,就是这里,有个凶手在望风。穿着件雨衣,还叼着烟。凶手、廖美丽还有我,差不多正好是个等边三角形。”
明知道凶杀案发生在七年前,苏木还是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两步,和望风凶手拉开了距离。
1986年的池杉,顾不上和老太婆道谢,撒腿跑向廖美丽,希望在廖美丽进入单元门之前拦住她。穿雨衣的男人原本站在楼道里,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走了出来,迎着廖美丽方向。三个人形成的等边三角形,急速的缩小,要不了两秒钟三个人就会同时相遇。
池杉知道,这个穿雨衣的男人,是负责望风的凶手,等廖美丽回到家撞见有人正在盗窃,行窃的凶手就会立刻动手杀人灭口。想到这里,池杉害怕了,已经喊出一半的话就变成了唉唉唉,脚步也慢了下来。
就这么一迟疑的工夫,廖美丽回头看了男孩一眼,但脚下并没有减速,还没等池杉做好心理建设,就已经走进了单元门。经过望风凶手的时候,廖美丽和望风凶手还稍微对视了一下。
池杉还是晚了一步,拦截廖美丽的行动失败了。
池杉没有在廖美丽的楼下停留,望风凶手的眼神和他迎面相撞,那双阴冷的眼睛足以让十岁的池杉感到脊背发凉。望风凶手看到他了!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他几乎是本能地转身就跑,一路冲到了家属院的大门口。
1986年的池杉落荒而逃,但1993年的苏木依旧保持着镇静,她压低了声音提醒同在1993年的池杉:“不是还有第二个受害人吗?”
作为这个计划的“总设计师”,她当然记得案情的每一个细节。廖美丽的朋友魏华文,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按照《八六大案纪实》的描述,她会在廖美丽回家后大约二十分钟,乘坐出租车前来串门。苏木的算盘打得很精:只要守住家属院大门,拦截魏华文应该不难。毕竟,孕妇的肚子那么显眼,总不会认错人吧?
池杉和苏木沿着七年前池杉逃走的路线,走回大门口的传达室。传达室的门关着,但朝大门方向的窗户敞开着,里面坐着一个中年人,正无精打采地翻着一份《西安晚报》。报纸的头版头条是“改革开放新气象”,旁边还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红双喜字已经褪色。
苏木朝着池杉做了个“是他吗?”的口型,池杉也偷偷地看了中年人一眼,然后摇了摇头。中年人似乎感到了有人在观察他,看了两人一眼,又去翻他的报纸去了。
家属院的传达室不大,墙上挂着一本破旧的登记簿,贴着几张电话号码表,桌上摆着一部老式电话机,黑色的机身已经磨得发亮。1986年的池杉深吸一口气,推开门走了进去。看门大爷抬起头,皱了皱眉:“娃,有啥事?”
“大爷,廖美丽家进了贼,还拿着刀!”池杉的声音有些发抖,但语气很急。看门大爷一听,立刻放下报纸,朝一单元方向张望了一下。然而,望风的凶手早已缩回了单元门内,从传达室的角度根本看不到任何异常。
传达室的日光灯管滋滋作响,在池杉额头上投下晃动的阴影。大爷眯起眼睛,狐疑地看了看池杉:“你咋知道的?你哪个学校的?父母叫啥?”
看门大爷并没有报警,反倒是盘问起来池杉的姓名住址和学校,显然是不相信一个十岁孩子的话。更加不相信,有人敢在军区家属院入室盗窃,还是持刀。
池杉的后背渗出汗珠,校服黏在脊梁上。他没有做假冒身份的准备,压根就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小学,随口瞎编只可能越描越黑。因此,这会他只能装作不愿意说,一边支支吾吾的拖延时间,一边观察进出家属院的人。
正在纠缠中,一辆出租车停在了家属院门口,副驾驶门开了,钻出了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池杉看到是个男人,转回头继续应付着看门大爷。就在这个时候,男人打开后车门,从后排搀扶出一个孕妇。两人交谈几句后,孕妇独自向家属院深处走去。
由于池杉忙着应付看门大爷的问题,直到孕妇走过了大门,几乎要被自行车棚子挡住的时候,池杉才注意到孕妇的大肚子。这时候,魏华文距离廖美丽家只有十多米的距离。
1986年的池杉犹豫了一下,转身推开传达室木门冲出去,漆皮剥落的“出入登记”铁牌,在他身后哐当一声砸在了水泥地板上。他狂奔过停满二八大杠的车棚,生锈的铁皮顶棚被风掀得哗啦作响。
1993年的池杉和苏木重新走回三号楼,在距离一单元门不到两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在这里拦住了魏华文。”
“魏华文穿的什么衣服?”苏木装作漫不经心地发问。
“粉色上衣,蓝色的裙子。”池杉没有迟疑地回答,这让苏木不由得恶寒了一下,这种搭配实在不像是女人能干出来的事情。
“寥阿姨家进了贼”,1986年的池杉抓住孕妇袖口,粉色涤纶布料在他手心打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单元门洞的阴影里突然再次晃出个人影,望风凶手又出现了。池杉没有来得及多说了一句话,再次被吓得掉头就跑。
不知道魏华文是没听懂还是不相信,她嫌弃的抖了抖袖子,整理了一下有些歪斜的外套,对着池杉的背影嘟囔了一句“二球碎怂”,还是走进了单元门。而那个望风的凶手,只是站在单元门口看了一会池杉,没有继续追出来。
不过这么一个插曲中,望风的凶手那张杀气腾腾的脸,倒是引起了看门老头的警觉。池杉再次跑到传达室要求报警的时候,老头没有拒绝,拿起电话拨了几下:“保卫处,这是家属院……”
1993年的池杉再次站在了传达室的门口,顶着看门中年人警惕的眼神,明目张胆地向着传达室里东张西望。
“你们两个寻谁捏?”中年人懒洋洋地问两人,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
“请问以前的门卫大爷呢?”池杉看中年人眼神疑惑,又补充了一句,“86年我就住这个院里,后来搬走了。”
池杉和门卫东拉西扯的时候,苏木注意到,传达室墙上贴着几张有点发黄的内线电话表。另外一面墙上,有一张宣传画,是一名警察敬礼的头像,头像下面有一行醒目的字,“报警请拨110”。宣传画一点泛黄的迹象都没有,显然是最近才贴上去的。
“不知道”,中年人不耐烦的又拿起了报纸,从报纸后面传来一声自言自语,“不是退休就是死了。”
1986年的池杉焦急地看着老头打电话,但电话那头声音的语气,感觉保卫处的人也不是很相信,也在同样的质疑看门老头。
正在这个时候,三号楼方向突然传来“呯”的一声枪响。看门老头茫然的四下观望,电话那头有个声音在大喊:“哪里开枪?”
1986年的池杉无力地闭上了眼睛,行动彻底失败了。
1993年的池杉无力地摇了摇头,对着身边的苏木深深叹了口气。
“然后呢?”苏木追问,她心里想的是,碎片结束时周围的人会看到什么?一个男孩凭空消失?
但是答案非常简单,池杉趁乱溜了,骑车回到学校,还赶上了下午上课。碎片结束的时候,他刚刚冲进教室,班主任批评迟到的连珠炮都尚未开启。
苏木和池杉又在家属院里转了一圈,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这个案子过去已经7年了,连主犯小黑都已经被枪毙了,就算能够还原当年的案发过程,也毫无实际意义。
骑车回家的路上,两人都一言不发。一路上苏木都在想,池杉是基于苏木给他的素材,编造了一个故事呢?还是他真的重新经历了一遍,已经发生过的历史?
说他是编造故事,理由很充分,说110打不通就是最明显的证据。如果打了110,凶手在盗窃的时候就被警察一网打尽了,那后续的凶杀案就不会发生了。
而说他真的参与到历史中,是他在整个带路和介绍过程中,对人物地貌都说得头头是道,苏木问他两个受害人的衣着,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回答,并不像是即兴表演。
可是,池杉为什么不留在原地?作为报案人,池杉就会出现在案卷上。而苏木就可以通过姨父,在案卷中找到池杉,这不是最好的证据吗?他为什么要偷偷溜走呢?
在北大街百货商场门口分手的时候,苏木只是礼貌性挥了挥手,然后两人一东一西各自回家。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22章 不要在意细节
飞机穿越云层,舷窗外陷入乳白色的混沌,2024年的时空如同被雾气稀释。平流层的寂静中,引擎的轰鸣渐渐融化成电视雪花屏的沙沙声。空乘的微笑、座椅屏的蓝光、毛毯的触感,都在云雾中溶解重组。当视线再度清晰时,眼前是陈旧的木质书架,鼻尖萦绕着糖炒栗子的焦香,窗外传来零星的爆竹声,还有不知道那里传来的歌声。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
……
陕西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苏木和池杉一本正经地伏案准备着那本《西周编年史》,桌上摊开着各种借阅的报纸、杂志,周围还散落着几张皱巴巴的稿纸,就差一副巨型地图就是战争片里的指挥部。
然而两人脸上的严肃神情,却有着微妙的差异。苏木看上去平静,眼神却时不时地闪烁着一丝狡黠。其实在她心里,与其说是严谨的科学研究,不如说是一场高级版的 “过家家” 游戏罢了。就像小孩子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超级英雄一样,明知是假的,却依然乐在其中。
10年后上映的好莱坞大片《真实的谎言》的一段剧情:影片中那个二手汽车推销员,为了泡妞,编造出特工身份,绘声绘色地吹嘘着自己的惊险经历。而那个家庭妇女,明知道推销员的话大概率是胡编乱造的谎言,可还是被那刺激的情节和神秘的身份所吸引,眼神中满是期待,渴望着谎言能变成现实。
苏木的心态大约也正是如此:明知碎片可能是虚构的,但那种神秘感和冒险的诱惑让她无法抗拒。
池杉记录下来的那些碎片,在苏木眼中,就像街边小广告上那些夸大其词的宣传,没什么可信度。毕竟,谁能保证这些所谓的历史碎片,不是池杉根据一些陈芝麻烂谷子,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呢?
苏木表面上总是大大咧咧的,笑声爽朗,仿佛对什么都毫不在意。可实际上,她的内心就像一只警惕的流浪猫,每一根毛发都竖着。她对池杉的每一句话都抱着深深的怀疑,对池杉的每一个表情都充满了警惕,时刻提醒自己,这人可能是个高级骗子,很可能在她的背后哈哈大笑。
苏木只相信自己亲手写下的文字,那些字迹歪歪扭扭地躺在纸上,那是她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东西,带着她自己的温度。所以,这本摊开在桌上的《西周编年史》,对苏木来说,不单单是他们的行动计划,更像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她要用它一点点剖析池杉,揭开他的 “真面目”,看看他到底是真的拥有能窥探时间的特异功能,还是只是个演技高超、擅长编故事的 “戏精”。
而说到那些未来碎片的记录,苏木更是嗤之以鼻。上面的时间点大多模糊得离谱,什么 “十年后”“遥远的未来”,或者干脆就没有任何时间定位,让人摸不着头脑。即便池杉说得天花乱坠,苏木也知道,这些东西根本无法验证,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
但是第七号碎片记录,让苏木感到非常诡异和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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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25日晚上,新闻联播期间
这个梦时间很长,也很短。就像是看完了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走出电影院后的感觉。感觉很长是因为内容很多,感觉很短是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对你来说都是同时发生的。
梦的主要内容,是在一部看起来非常高级的电脑上,看一部外国纪录片。说是外国纪录片,因为声音说的是英语。但内容说的却是中国的事情,大概说的是中国的火箭发射国外的卫星,发射后坠毁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由于梦里的纪录片是从半中间开始的,因此没有听到火箭事故的时间,但英文解说反复提到的xichang,应该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由于解说语速很快,加上有点口音,能够捕捉到的词很有限,主要是一些反复出现的数字代号:“B One”“B Two”“Thirty Three F”“Seven Zero Eight”。
补充1:英文解说中经常重复出现这个词“Optus”。之前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是什么,直到1992年8月14日,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了代号为“澳普图斯B1”的卫星。我突然醒悟过来,“Optus B Two”就是“澳普图斯B2”。
补充2:1992年12月21日“澳普图斯B2”发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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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第一次看到这个碎片信息的时候,还是1992年3月,环城公园里的柳树刚刚挂上绿叶。那时的她,只是按照套路和池杉进行了回忆和整理,还并未意识到,这段不长的文字背后有着多么让人疑惑的真相。
第二次再看到这段信息,已经是赤日炎炎的暑假,两人锁在老陕图的阅览室里。在绿色绒布面日记本里,池杉加上了“补充1”的相关信息。他认为这个碎片描述的是“澳普图斯B2”或者“澳普图斯B3”发射失败。
在那个时候,苏木对池杉的怀疑出现了一丝动摇。在苏木看来,池杉如果是想编造一个未来碎片来欺骗自己,按照常理,最好选择一个时间点足够遥远的事件,就如同他在另一个碎片中描述的,自己和袁丽在巴黎邂逅的剧情。毕竟,要是真的花费十年时间去跟踪验证,即便最后揭穿了池杉是个骗子,对自己来说,除了证明自己傻得可以,白白浪费了十年光阴外,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
然而,这个 “澳普图斯 B2” 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既然 “澳普图斯 B1” 已经成功发射,那么按照常理,“澳普图斯 B2” 的发射必然是近一两年内的事情,最晚也超不过自己高中毕业的时间。一旦 “澳普图斯 B2” 发射成功,池杉的预言就会彻底破产,到时候,至少一顿胖揍他是逃不掉的。
苏木不禁设想,如果换成自己来瞎编这样的预言,只需要简单地把 “澳普图斯 B2” 改成 “澳普图斯 B10”,把时间往后拖,拖过了高中毕业,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有这么简单明显的方法,为什么池杉非要坚持用 “澳普图斯 B2” 呢?
在这种疑惑中,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年底,1993年元旦连假期带上周末居然有三天假。当然,连休三天的代价是,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就是连续五天的期末考试。
也就是在放假前几乎最后一刻,所有同学都在一边收拾书包,一边交流着假期规划的时候,苏木听到了一个让她震惊的消息,第二颗澳星发射失败了。
发射失败是发生在12月21日,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是报纸上是有相关报道的,只不过苏木很少主动去看报纸,因此过了一个多星期才从同学的嘴里知道有这么回事。池杉也因为忙于准备期末考试,也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
由于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1993年的第一天,苏木和池杉又一次坐在陕图阅览室里,再次翻开绿色绒布面日记本。
“太准了!准得都像是编的!”激动的心情之下,苏木的语文水平已经跌到了小学看图说话水平。西昌!外星!发射失败!爆炸!几个月前池杉写下的文字,苏木审阅过的文字,几乎每个关键词全都能和同学嘴里的发射失败信息完美契合。
“补充2:1992年12月21日澳星发射失败。”苏木哆嗦着,在池杉的碎片记录下面补上这行字时,钢笔尖差点戳破纸页。她恍惚觉得自己不是在写日记,而是在未来的物理教科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不过,激动归激动,苏木那严谨的科研态度可丝毫没有被抛到脑后。冬日阳光透过图书馆那有些陈旧的窗户,洒在两人的身上,苏木和池杉并肩而坐,一起翻阅着发射失败后的各种报纸杂志,尤其是那些航空航天类的专业期刊。本以为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可事情的发展却在意料之外,转了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
“第二颗澳星顺利升空,多位国家领导人致电热烈祝贺。”苏木的手指紧紧地按着面前的《人民日报》,眼睛死死地盯着头版头条的新闻,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本报西昌12月21日电:北京时间12月21日19时20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又迎来振奋人心的时刻。具有最大推力的我国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顺利升空,再次成功地将第二颗澳星送人太空。”
苏木和池杉并排站在宽大的阅览桌前,那桌子的木纹已经有些斑驳,显露出岁月的痕迹。每个人面前都摊开了一个报纸夹子。那报纸夹子其实就是两片带着金属锁扣的木板,在那个年代,人们常用它来整理报纸。把报纸对折起来,折痕对齐,按照日期摞起来放到两块木板中间,再按住金属锁扣锁紧两块木板,一个月的报纸就能被方便地整理在一起了。
“19时50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卫星轨道参数。紧接着,中、美代表在传真件上签字……这是怎么回事?人民日报总不敢乱写,至少不敢太离谱吧。” 苏木的脸上写满了疑惑,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池杉。
“那你看看这个。” 池杉也伸出手指了指自己面前的《中国航天报》,在那并不起眼的角落里,登着一篇《答记者问》。池杉一边看,一边缓缓地读了出来:“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充分证明,运载火箭全过程飞行正常,所有参数均符合要求…… 当火箭起飞后约 48 秒澳普图斯 B2 卫星爆炸。”
“你是说,发射成功了,但是卫星自己炸了,所以整个任务算成功了一半?” 苏木一听,连忙凑过去看池杉面前的《中国航天报》,身体几乎都要贴到池杉身上了。池杉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尴尬地连忙向旁边让了半步。
此时的苏木已经满十六岁了,虽说还带着些青涩,但也算是半个大人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些时日,自然不会完全相信报纸上的新闻。不过,把这两篇报道放在一起仔细琢磨,大致还是能勾勒出整个发射任务的轮廓。
火箭发射升空,然后卫星爆炸,火箭却没有停下,继续上升,把炸剩下的残骸送入了轨道。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确认残骸已经入轨,双方签字确认发射成功。可随后对方发现卫星根本无法联系,这才意识到卫星早就爆炸了。
这样一来,池杉之前碎片里对发射失败的预测就只对了一半,说是发射失败了吧,可火箭又成功将残骸送入了轨道;说没失败吧,卫星却实实在在地炸了。这可真让人犯了难,到底算是预测对了还是错了呢?
“你不是写了,‘坠毁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报道里面没有啊?” 苏木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轻轻地拿起那本绿色绒布面日记本,开始逐字逐句地仔细研究起来。这个碎片信息里面,只有这半句话和报道对不上。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池杉的脸上也露出了尴尬的神情,耳朵都红透了,别过头去,假装专心地翻着面前的《中国航天报》,可眼神却有些飘忽不定。
“你说,这个特异功能,会不会不止是你一个人独有的?” 苏木突然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设,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比方说,有其他人也能看到碎片,比方说是某个航天系统的工程师,然后他提前处理掉了问题,然后火箭就顺利发射了。但是美国那边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卫星还是炸了?”
“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一连串的假设让池杉有些应接不暇,回答起来都有些结巴了。苏木的假设里巧合太多,池杉感觉自己的大脑都快跟不上她的思路了,额头上甚至冒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
池杉俯下身去,悄悄地拿起放在地板上的冰峰汽水,这是当时很受欢迎的饮料。他偷偷地喝了一口,眼睛还警惕地瞟了瞟四周。图书馆阅览室是不允许吃东西喝水的,但几乎每个人都带了保温杯,只要喝水的时候稍微躲着点管理员,管理员一般也懒得管读者喝水,但冰峰这种含糖饮料除外。
“我们对碎片的了解还是太……少了”池杉再站起来的时候,说话已经恢复了自然,在最后半句话之间,眼神仿佛出现了一瞬间的精神恍惚。
“怎么?信号不好?要不要我帮你活动一下天线?” 苏木瞪了他一眼,眼神中满是嫌弃,继续翻着面前的报纸。对于池杉转移注意力的拙劣表演,苏木真的感到有些羞耻,编不下去还要硬编可以理解,但是好歹演得自然一点啊。
池杉正在翻阅报纸的手也停了下来,然后放下了报纸夹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沉默了好几秒钟,好像报纸上有什么东西黏在了他手上,怎么也甩不掉。
“脑子里的浆糊流出来了?” 苏木怎么可能被池杉这么轻易地糊弄过去,她决定宜将剩勇追穷寇,眼神紧紧地盯着池杉,不肯放过他的任何一个表情。
“苏木,我刚才进入了碎片!” 池杉用手肘轻轻地碰了碰苏木,这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男女同学间比较大胆的身体接触了。可能是为了表示话题的神秘,池杉坐下并匍匐在桌子上,脸都快贴到桌面了,活像一个做贼心虚的小偷。
“真的?未来的媳妇长啥样?” 苏木斜了池杉一眼,眼神中满是不屑,对他的演技表示了深深的怀疑。更重要的是,他这个夸张的姿势真的让苏木觉得丢人,因此苏木还是坚持坐直身体,一副不认识身边这个 “傻子” 的样子。
“真的!86年10月20日,你那个凶杀案!我看见凶手了……我差点就……”刚开始池杉还记得压低声音,但激动之下声音越来越大,已经有两个中年人投来了不满的目光,远处图书管理员也开始抬头向苏木的方向张望。
1986年10月20日的凶杀案,是苏木写入《西周编年史》的一个案件。寒假里,苏木在小姨家看到了一本名为《八六大案纪实》的报告文学。写的是以“小黑”为首的一个犯罪团伙,在数年中犯下的多个案子,还有警察叔叔们侦破这些案件的来龙去脉。
报告文学这玩意儿,在九十年代那可是相当吃香,它就像一个真实世界的 “故事大王”,通常都是以真实事件为蓝本,故事里的人物、时间、地点这些关键要素,基本上都是货真价实的。而且苏木拿到的这本,还不是普通的公开出版版本,而是审阅稿。这就好比是办案资料的 “精华版”,是拿给当年办案的警察蜀黍们过目,看看有没有啥不适合公之于众的信息得删删改改的。所以说,这本《八六大案纪实》审阅稿的真实性,那可是比公开出版的版本高多了。
书中的第一个案件,其案发日期和地点,就很符合《西周编年史》的要求:1986年10月20日,小寨军区家属院,勉强在池杉的自行车交通范围内。
按照纪实里的描写,凶手在进行室内盗窃时,遇到女主人回家,于是凶手将女主人杀害。随后,女主人的朋友来串门,也被凶手杀害。苏木的设想是,如果池杉能及时赶到,拦住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改变凶案的结果。如果能及时报警,甚至能把凶手在犯罪前一网打尽。
苏木在《西周编年史》里仔仔细细地记录了这个案件的所有信息,还给池杉制定了详细的任务。首先,池杉得去报警,而且要提供准确的时间和地点,不能有半点差错。然后,他得直奔案发现场,拦住受害者。要是能把两个人都拦住那自然是最好,就算只能拦住一个,也算是成功了一半。
等池杉完成实验后,苏木和池杉再一起去现实中的受害者家庭单位调查,看看原来将死于凶杀的人,会对现实产生怎样的影响。除此以外,苏木没有告诉池杉,她还计划再去一次小姨家,看看《八六大案纪实》这本书的内容,会不会发生变化。
苏木赶快在桌下面踢了他一脚,让他小点声。没想到池杉会错了意思,声音越来越大,一着急连陕西话都蹦了出来:“俄跟你舍,真不死俄遭怪?”
“走!出去说……”苏木恨不得把他当场掐死,以示自己的清白。
把报纸夹子放回到木架子上,桌上的书本塞回书包,苏木拉着池杉,顶着管理员鄙视的目光冲出了阅览室。这要是被管理员赶出去,这个星期都别想再进来了。
碎片内的时间是案发当天的中午11点,距离凶杀案发生只有大约2个多小时。碎片中的池杉坐在西安小学的教室里,焦急的祈祷放学电铃比碎片结束来的更早一些。很幸运,直到上午放学,碎片都没有结束。跑出校园,池杉就骑着他的小24自行车往平时不去的方向,找了个公共电话打110报警电话。
苏木和池杉在策划行动的时候分析过,如果报警成功,警察多半要顺着报警电话进行调查,因此这个电话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打,而且要选择其他小学附近的公共电话,给警方制造最大的错觉,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21章 黑历史
“你看!都不说产业政策那些差异性大的,就光是一个税务,不同经济特区之间就有这么大差异。你当分税制、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这些税务制度改革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都是不同经济特区试错出来的。”杨勇说完,像是刚发表完诺贝尔奖的领奖演说,吐出一口气,然后得意地往后一靠,拍了拍杨均一的后脑勺:“去找姐姐要两个冰淇淋。”
“你理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怎么没见你付诸实践啊?”袁丽忍不住吐槽。长期以来,袁丽没少听杨勇讲各种经济策略和针砭时弊,可每次说到下一步该干什么,他总是东拉西扯,没有个正经结论。
“我有自知之明,也就只能当个顾问。”杨勇自嘲地笑了笑。说起来,杨勇还真挂了不少顾问的头衔。自从前几年他写的一本经济学书籍出版后,他家乡好几个政府部门都抢着给他发顾问聘书。
“理论都是总结出来的,起点和终点,成本和收益都是已经知道的,只要善于归纳总结,你也能当经济学家。”杨勇从杨均一手里接过冰淇淋,让他再去找空姐要一个,然后把冰淇淋包装撕开,递到袁丽的手上。
“但是制定政策,是建立在未知的基础上的。除了政策的理论依据靠不靠谱以外,你还得选择,让谁受益让谁做代价。”和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不同,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杨勇眼神里却充满了认真,好像冰淇淋里藏着地下党搞到的什么绝密情报。
“比方说……”袁丽对杨勇这种严肃的眼神很不适应,拖长了尾音表示没听懂。
杨勇好像一点都没有看出来袁丽的异样,还在继续用一本正经地口气说着:“比方说八十年代中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改革一通忙乎,然后传统农业基本上就卡在亩产600斤这个水平了。现在那些吨粮田,不只是靠杂交水稻,更重要的是化肥敞开了用。要想增产就要有化肥,要么直接进口化肥,要么自己建大型化肥厂。不管是哪一个,都是当时我们不掌握的技术,而且都得花钱进口。好了,钱从哪里来?让谁勒紧裤腰带去凑这笔钱?让谁牺牲一下少吃几口饭?让谁平均寿命掉几年?这个决定,你有勇气决策吗?反正我不行。”
“我?我那时候只是个学生。”袁丽赶紧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杨勇肯定也看出了,笑了笑继续说:“所以穿越者也不好做啊!穿过去赚点小钱问题不大,真要是我魂穿重要领导岗位,我肯定直接退居二线算了。”
杨均一这时候举着另一个冰淇淋回来,杨勇给他竖了个大拇指,然后不动声色地接管过了冰淇淋的所有权,傻乎乎的杨均一还乐呵呵开始在小屏幕上找动画片看。
“所以,你也就能骗一下儿子!”袁丽白了杨勇一眼,换来了他洋洋得意的咬了一大口冰淇淋。
“别说农村,那时候城里也不好过的。”袁丽若有所思,杨勇的这番话却是触动了她的一些回忆。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一起去西安吗?我们初中同学搞了个聚会,因为大部分都是厂里的子弟,大家来的很齐整,我突然发现了身边的一个幸存者偏见。”
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情了,袁丽和杨勇两个还住在多伦多,还没有杨均一。袁丽等着杨勇点了点头,才继续说下去。
“我的初中同学里面,其实绝大部分没有上高中。父母是工厂的,大多去中专读两年然后进厂。非工厂子弟的,没有这个招工的门路,有些去参军的,有些跟着父母做生意的。有人卖凉皮,有人开出租车,还有些去骡马市摆摊卖货。”
杨勇又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似乎又没有听懂。
“我们那个班,五十多人,最后正经去读高中的,满打满算就剩下三分之一,十来个人。我去了西安中学,还有一个男生考上了西工大附中。剩下的,就散落到各个普通高中去了。”袁丽顿了顿,像是在清点一支伤亡惨重的队伍。
杨勇点了点头,深有同感:“人们总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连走到桥头的资格都没有。能站在那条摇摇晃晃的木头前面的,本身就已经是百里挑一了。”
说到这里,袁丽身体微微向杨勇前倾,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那次聚会,不知谁起头,说要搞个非正式调查。他问,咱们班当年,有谁额外花钱上过补习班、请过家教的,举个手。”
袁丽说到这里,嘴角牵起一丝复杂的笑意,那笑意里没有得意,只有一种洞察事实后的平静。她缓缓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划出一个“二”字:“两个!就是我和那个西工大附中的同学。”
当年初中班级大约五十多人,但在这个群体里,对重点大学的竞争,实际上只是袁丽和那个同学之间的事情。对于班上绝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孩子的赛道,早在中考前就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
“其他孩子的父母,难道就真是糊涂,不懂读书的好处么?”袁丽摇了摇头,声音低沉下去,却带着更强的穿透力,“不是的。他们比谁都懂,只是……没得选罢了。一个普通家庭,能想着法子供孩子把初中念完,已经算是尽了全力,哪里还掏得出那份多余的钱呢?只能顺其自然。”
杨勇沉默地点了点头,他完全同意袁丽的观点,甚至比妻子的理解更加深刻。杨勇没有上过任何形式的补习班,甚至他的父母也没给他补过课,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经济能力,都不允许他父母这么做。应该说,在新世纪之前的几十年里,几千万的农村学生,还有上千万的城市普通家庭,都是这样被迫顺其自然的。
“你小时候打过肝炎疫苗吗?”杨勇突然抛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瞬间把袁丽给问得愣住了。
杨勇看到袁丽轻微的摇了摇头,就解释道:“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150万人感染,然后紧急在国内推广肝炎疫苗。我算算,你那时候小学还没毕业吧?我已经上高中了,加上我家那边离上海比较近,推广的力度很大。”
袁丽摇了摇头,依稀记得中学时教室里排队打疫苗的情景,但应该不是肝炎疫苗。她是大学毕业,办理入职体检时才打了肝炎疫苗。之前有没有推广过?她实在想不起来了。
“你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也正常。”杨勇不在意地挥了挥手,顺便咬了一口冰淇淋,然后把剩下半个给了杨均一,然后转回头说:“60块钱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全校没有一个同学打疫苗。两个月的收入和十分之一的染病概率,所有的家长一起选了后者。”
杨勇的这个例子,杀伤力比袁丽的故事强多了,把八九十年代脉脉温情的面纱扯下,赤裸裸亮出了贫穷的窘迫。
“都怪你!非要聊这么沉重的话题!我要是今天晚上睡不着,你要负全责。”袁丽用手指戳了一下杨勇的肩膀,把尚未发生的事故责任全都给了杨勇。
“还不是你起的头?最早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校园爱情……我又没说是中学。来说说……”杨勇嬉皮笑脸地接过了锅,反过来当作了盾牌。
最近,杨勇这家伙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非要刨根问底地打听袁丽的恋爱史,仿佛不挖出几个“前男友”他心里就不舒服。每次他提起这个话题,袁丽都忍不住翻个白眼,心里嘀咕:“这家伙是不是闲得慌?”但今天,她突然心里一动,想到了一个人。
刘平,这个名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放在九十年代,叫这个名字的人估计得有上百万。袁丽的小学是在三五零七厂附小度过的,那是一所典型的工厂子弟学校。大多数同学都是工厂里的职工子女,但也不是绝对的。袁丽的同桌刘平,就是个例外。
刘平来自当地普通市民家庭,家里没有工厂的背景,也没有那种“铁饭碗”的保障。在整个小学六年里,刘平一直稳稳地霸占着班级第一名的位置,成绩好得让老师都挑不出毛病。
除此之外,刘平给袁丽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那种老师喜欢的好孩子模样。聪明又文弱,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作为班里的第二名,同时也是刘平的同桌,袁丽和刘平的关系其实只能算平平无奇。他们一起度过了六年同桌的日子,毕业后挥手告别,没有留下一丝想念,甚至连联系方式都没留。
袁丽后来去了教育水平不错的庆安附中,而刘平因为不是工厂子弟,只能去了一个以打架和早恋闻名的普通中学。现在看来,两个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分叉了。
袁丽再次听到刘平的名字,已经是在大学里了。家属院里遇到的初中同学,随口提到了刘平。袁丽才知道,刘平根本就没去考大学,初中毕业后就直接上了中专。当袁丽还在为填报高考志愿纠结的时候,刘平已经上班赚钱了。至于什么单位,赚多少钱,传播八卦的同学没有说,袁丽也没有好奇心去追问。毕竟,那时的她已经忙于自己的大学生活,刘平的名字只是偶尔在记忆里闪过。
又过了几年,袁丽毕业去了深圳工作。有一次过年回家,和妈妈一起上街吃早餐。就在那个热闹的小吃摊前,袁丽意外地看到了刘平。准确地说,是袁丽妈先认出了刘平。小学的时候,刘平没少在袁丽家做作业,也深受袁丽妈的喜爱。
“肉丸胡辣汤……”刘平站在一口大锅前,一边收钱一边给顾客盛胡辣汤,还不时地喊着叫卖的号子。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依然带着一丝熟悉的温和。刘平的身上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围裙,手上戴着同样脏兮兮的白套袖,完全没了当年那个文弱书生的模样。
袁丽盯着他看了很久,试图从那张被岁月催肥的脸上找到曾经的影子。袁丽在脑海里删除了他身上的白围裙和套袖,依稀从眉宇和动作中认出了那个曾经的刘平。那天,袁丽没有和他打招呼。刘平把胡辣汤递给袁丽时,只是礼貌性地说了句:“小心烫”,他也没有认出袁丽来。
那个春节,袁丽又去吃了几次胡辣汤,但她们依然没有说过一句话。有一次,袁丽正吃着,城管突然来查处占道经营。正在吃饭的客人坚决不愿意挪位置,刘平涨红了脸,两边解释,两边讨好,就差磕头求饶了。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那一刻,袁丽才真正确认,这个被时间和生活摧残的胡辣汤老板,确实是刘平无疑。他的本质依然是当年那个聪明文弱的少年,只是命运没有给他应有的机会。他本该属于大学的课堂、老师的讲台,或是设计院的办公室。然而,家庭条件决定了他与这些无缘,甚至连做一个高考落榜“失败者”的资格都没有。
袁丽爸妈搬出老家属院之前,每次袁丽回西安,经常能在家属院里碰到初中同学,几次旁敲侧击之后,袁丽大致凑出了刘平的人生轨迹。
袁丽还在为高考埋头苦读时,刘平已经分配到了西安无线电一厂,就是那家生产“海燕”电视的知名企业。没过多久,他又娶了国棉三厂的一个漂亮姑娘,成家立业,生活顺风顺水。那段时间,刘平的日子确实让普通人羡慕不已。他早早地踏入了社会,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美满的家庭,仿佛人生的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的节奏上。
然而,等到袁丽大学毕业,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南下深圳,再回头看时,却发现刘平已经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卷入了深渊。那时的西安,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黄河断流,长岭垮塌,海燕折翅,双鸥纷飞,如意破碎,孔雀东南飞。”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家曾经风光无限的西安知名企业,如今却纷纷倒下。
曾经辉煌的西安无线电一厂,在1995年陷入了发不出工资的困境,仅仅一年后便宣告倒闭。而在此之前,纺织行业的大规模下岗潮已经席卷而来,几乎让刘平一家同时失去了收入来源。电影《纺织姑娘》里,男人用自行车载着妻子去KTV陪酒的剧情,正是那段时期西安纺织城的真实写照。
刘平有没有送妻子去陪酒,袁丽自然无从得知。但从同学那里传来的消息来看,刘平并没有像许多人一样南下打工,而是选择留在了西安。他卖过盗版书,在食堂当过小工,甚至客串过导游……然而,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将他推到了胡辣汤摊子前,让他成了一个为生计奔波的小摊贩。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一连串的变故虽然改变了刘平的生活,却并没有赋予他市井所需的野性和圆滑。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文弱,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埋头解题的少年。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刘平横冲直撞,而他既无力反抗,又无法驾驭,甚至做不到随波逐流。只咬着牙默默承受,钉在原地一步也不愿挪动。
袁丽和刘平的命运,一个走向加拿大的家庭主妇,一个站在西安街头的胡辣汤店老板,命运的转折点或许还要回到初中报名的那一刻。袁丽是单位子弟,而刘平只是个普通小市民。
给杨勇讲完这个故事后,袁丽本以为他会满意,或者至少会表现出一点嫉妒。但杨勇既没有满意,也没有嫉妒,反而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杨勇思考时的表情,像极了小学时的刘平。这一点,袁丽没有告诉他。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20章 义不容情
咔嗒一声,手机电源键按下的瞬间,1992年西安教室里的日光灯嗡鸣声戛然而止。木课桌的触感在指尖消散,空气中粉笔灰的气息被飞机舱内循环的冷气取代。眼前斑驳的黑板渐渐融化成航班座椅背屏的蓝光,窗外法国梧桐的剪影在视野边缘重组为平流层的云海。耳边背英语单词的絮语,化作引擎平稳的白噪音。
重新回顾高中时代,并没有给袁丽带来什么乐趣,反倒是这个故事严重地消耗了她的精力,让她感到疲惫不堪。
袁丽记得四人在校门口争论去哪里,记得西安航空馆里落满了尘埃缺胳膊少腿的飞机,记得在包子店门口的吵架。但是,袁丽对这个故事毫无印象,甚至在重新读过之后,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回忆。
自己的这种情况,让袁丽想起了她那台破笔记本,一开机就听到硬盘疯狂尖啸,不过等多久都只能收获一个“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让我看看!”杨勇现在是苏木故事的忠实读者,从上飞机开始,他已经要求了不下10次。
袁丽把手机递给杨勇,从前排座椅口袋里掏出眼罩给自己戴上,再用毛毯把自己裹起来,准备小睡一会。机舱的舱壁持续不断地震动,还有客机特有的那种背景噪音,把袁丽折磨得既疲惫又难以入睡。但这时候,袁丽只是想把自己和外界隔离起来,让混乱的心情冷静下来。
蒙特利尔到北京没有直飞的航线,为了省钱杨勇选择了在多伦多和日本两次中转,这样算下来整个行程超过了24小时。在疲惫感袭来的最初时机快速入睡,是国际航线上穷人必需的生存技能。俗话说:富人靠装备,穷人靠变异。不仅是漫威遵守这条定律,现实世界也差不多。
“什么都不要想!放空……放空……”袁丽默默地跟自己说,但大脑不受控的拼命回忆,在贾大包子门口吵完架以后,她们是怎么进的贾三包子?然后是谁点的菜?自己点了什么?
袁丽努力在脑海中填充细节:羊肉灌汤包的口感,汤汁从嘴角流到下巴上的感觉,黑米稀饭在舌尖的甜味。这些细节,可能可以帮助自己想起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复杂的故事究竟是怎么来的?回忆没有来,但身体越来越轻,好像进入了梦乡。
眼前出现了一个精瘦的男孩,头发有些长了,发梢被歪歪扭扭的剪过,勉强露出耳朵。看得出,理发师的手艺非常糟糕,这也是很多穷留学生的常见发型,没有把耳朵剪破就算及格。
“我是你的法语老师,我叫袁丽。”
“老师好,我叫郁家顺。”
“你好,你以前学过法语吗?”
“没有,我一直学的是英语。”
“那你怎么想到蒙特利尔来上学?”
“都是我妈的决定,我觉得在国内读大学也挺好,她非要送我出来。”
“那也没必要选蒙特利尔啊?我看你的GPA不错,应该可以去UBC。”
“我妈觉得UBC给Offer的专业太水,所以选了麦大。她就完全没有研究这里是法语区,光是看了英语学校就选了这个。来了以后发现,完全不会法语真的不行。我妈让我自学,但坑的是我又不是她……所以最后还是来上课。”
“来了一个月还习惯吗?”
“还行吧,在深圳我也是住校,其实学校里面都差不多。”
“除了学习,你有什么兴趣爱好?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开始学习法语,这有助于你尽快找到朋友。”
“我踢足球,其实我已经加入了一个足球社团,还踢了两次校内的比赛。”
“那看来你踢球的水平很高了。”
“我从幼儿园就开始踢球了,在深圳的时候每周都参加比赛。”
“我有个朋友在深圳,也很喜欢踢球,也许你们认识。”
“深圳踢球的人太多了,光是我所在的FC116就有几百人。”
“我的朋友叫池杉,当然他比你大多了,可能比你爸爸还大。”
“哦!我认识他,他是我的教练。”
客舱的噪音一瞬间又充满了黑暗的空间,刚才的男生和小教室消失了,原来是一个梦。池杉这个混蛋,居然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在梦里,真是做鬼都不放过自己的节奏。
“哎,这个故事很有大刘风格哦!他是不是真的穿越了?”杨勇在隔壁座位捅了捅袁丽。袁丽装作睡着了没有理会杨勇,过了几分钟,杨勇又用手肘碰了碰袁丽。
“回头你问问你同学,就是你的美女作家同学,苏木。问问她,看没看过刘慈欣的《西洋》和《山》?如果看过,多半就是这个故事的原型。”袁丽抗拒地扭动了一下身子,还是没有理会他。
“不过呢!我真不觉得这个故事是女作家写出来的,太硬了……”杨勇又在袁丽身边念念叨叨,“你看看,这个故事里面引用的物理定律,那个文科女生会记得?她高中时候物理学得好吗?对了,《天体运动论》是伽利略还是那个被烧死的布鲁诺写的?……”
袁丽忍不可忍,把眼罩向上一推,劈手抢过来手机揣进口袋,然后把眼罩重新拉上,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你妈生气了……”黑暗中,袁丽听到杨勇和儿子小声说话。
“姓杨的要倒霉了……”然后,杨均一的声音传过来,他和袁丽之间隔着杨勇。父子两个的声音越来越小,似乎还有若不可闻的笑声。
袁丽摸索着挂在脖子上的降噪耳机,把耳机塞进耳道里,按了一下耳机线上的播放按钮,手机里面的播放器开始播放。一阵音乐声响起,盖住了客舱噪音和父子俩的声音,如同时光机的开机音乐。
冷暖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
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
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
……
这是袁丽最近循环播放的歌单,《八九十年代经典老歌》,下一首是陈百强的《一生何求》。袁丽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因为那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义不容情》。高中时,她沉迷于剧情,甚至一度忽略了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对她来说,这首歌和电视剧是绑在一起的,就像方便面和调料包,缺一不可。
相比而言,苏木算是地道的陈百强粉丝了。苏木给袁丽三人讲陈百强参演的电影《秋天的童话》,给池杉李涛解释“卧打的木妖”是粤语的“我得到没有”,没有男生在场的时候,她还会给袁丽唱几句《偏偏喜欢你》。
《义不容情》播出时,袁丽正在读高二。那时候,电视台还没有学会美剧那种“每周一集,边播边拍”的前列腺炎节奏,每天晚上都有2集可看,一个月就把整部电视剧播完了。
普通观众看得爽,但学生党可就惨了。这个周末,周海媚刚出场,大家还在争论该选黄日华还是温兆伦;到下周末,黄日华已经因为顶罪去坐牢了。剧情快得像坐火箭,学生们连讨论的时间都没有。
袁丽属于那种“懂事”的学生,知道学习比追剧重要,自然不会像某些同学那样,拿着镜子偷看客厅电视,或者贴着门缝偷听剧情。但每次喝水、上厕所经过客厅时,她都会故意放慢脚步,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争取多看几眼。有时候,她还会忍不住和沉浸在剧情里的父母搭几句话。
“丁有健不是跟李华结婚了吗?”袁丽假装随意地问。
“没有,上一集逃婚了。哎!你怎么还在这里,快进去做你作业去!”妈妈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眼睛依旧盯着电视。
《义不容情》和那些拖拖拉拉的琼瑶剧不同,剧情发展快得像开了倍速。袁丽这种“偷瞄式追剧法”根本跟不上节奏。每次听到《一生何求》的主题曲响起,袁丽就知道一集又结束了,心里像被一百只猫爪挠过一样,痒得不行。
这时候,苏木就像救世主一样出现了。每天早读和早操之间的十几分钟,成了袁丽、李涛和池杉的“朝圣时间”。作为《义不容情》驻西安中学的“新闻发言人”,苏木的开场总是相似的:她矫健地把书包塞进课桌,两眼放光,激动地宣布:“昨天晚上,丁有健放出来了……”
到了第一节课前的课间休息,如果没有需要补的作业,这十分钟就成了苏木的记者招待会。她不仅要答疑解惑,还得引导大家“健康追剧”。
“丁有健为什么不和李华结婚?”
“有钱和漂亮里面,你选哪个?当然是既有钱又漂亮的啦……”
“赵加敏比冯美欣好看多了,丁有康是不是眼瞎?”
“参见上一个答案。”
“倪楚君的蓬蓬头发型晚上不会压扁吗?”
“倪楚君为了保持发型,倒挂着睡觉。”
“君健火锅桌上都是菜,怎么没看到羊肉卷?”
“君健火锅是海鲜火锅!”
“丁有健和倪楚君都那个了,为什么倪楚君还让丁有健不要在意?”
“这个问题,请教导主任亲自来回答你。”
新闻发布会并没有因为《义不容情》的结束而停止,而是转向了其他影视节目,内容取决于昨晚苏木家属院闭路电视放了什么。通常情况下,袁丽三人只是听众,偶尔扮演提问记者的角色。但有时候,池杉也会上台去扮演主持人的角色。
“昨天我看了一个录像,枪战片,狄龙和陈百强演的。陈百强给人顶罪去坐牢,在监狱里被人用牙刷捅死了,最后狄龙拎了两大包枪去报仇……”池杉讲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手握双枪的黑道英雄。
那时候这种模仿《英雄本色》的枪战片太多,有这么一个相似的电影很正常。加上获取娱乐信息的渠道也太少,有个新的主持人分享故事,大家自然也不会考虑信息的真伪。除了袁丽三个以外,甚至还吸引了几个同学来听故事。
池杉难得出一回风头,讲的更是洋洋得意。正讲到陈百强开车撞到了狄龙的老婆,脑袋上突然挨了一记重击。大家扭头一看,苏木正挥舞着作业本,对池杉的错误进行物理修订:“那不是狄龙,那是李修贤!那不是陈百强,那是周星驰!”
池杉这种三脚猫主持人,喜欢出风头,特别是喜欢在苏木面前出风头。如果讲得好也就算了,但是犯了三个主角认错两个的低级错误。大家一致认为,苏木打得对打得好,打得那叫一个痛快淋漓,打得那叫一个大快人心!
其实呢,池杉讲故事的能力还是不错的。苏木观影量再大,也不可能每天都换新片子,这时候也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填补空白。池杉最喜欢讲的是小说,最早是《神秘岛》这种科幻小说,但是因为女生们对手搓硝酸甘油不感兴趣,一个个哈欠连天。后来他就换成了《绿色尸体》《蓝色骷髅》《一只绣花鞋》这种民间鬼故事,深得女性听众的欢心。看着听众们的眼睛,像猫一样瞪得溜圆,池杉脸上也露出无比满足的笑容。
从演讲技巧来看,池杉无师自通了目光接触理论,目光在几个人之间游荡,貌似照顾到了每一个人。现在袁丽想来,他的眼神停留在苏木那里的时间,比在袁丽和李涛那里加起来还要多。很多时候,都要等到苏木追问“然后呢”,才会继续讲下去。现在想来,也许池杉的听众只有苏木,袁丽和李涛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陪衬。
“我到底睡了多久啊?”袁丽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感觉这一觉像是睡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在梦里,苏木把《义不容情》从头到尾讲了好几遍,连池杉那个永远讲不完的《绿色尸体》,都奇迹般地迎来了大结局。
“你这觉睡得真死,刚才发餐食的时候那么吵,你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杨勇斜着眼睛,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
“妈妈,吃冰淇淋。”杨均一突然从杨勇身后探出脑袋,小手高高举着一勺快要融化的冰淇淋,一滴摇摇欲坠的冰淇淋眼看就要砸在杨勇崭新的衬衫上。
袁丽瞬间打了个激灵,赶快俯身过去把那滴冰淇淋吞了下去。嘴里一阵冰凉,瞬间把刚才还赖在身上的睡意赶得无影无踪。她抬头看看杨勇面前的小屏幕,还有整整七个小时才到东京。不过好消息是,转机以后到北京就快了。袁丽心想,这剩下的时间,自己大概是真的没办法再睡着了。
等袁丽吃完了补发的餐盒,杨勇也结束了和杨均一的象棋游戏,伸了个懒腰,然后看向袁丽:“再给我看看你同学的小说呗,这飞机上也没啥好玩的。”
袁丽赶紧摆手:“别看了,飞机上看手机伤眼睛,回家用电脑看多好。”其实,她心里真正害怕的是每次打开那个小说,自己就会被里面的情节拽进去。即便闭上眼睛,大脑也会像失控的马达一样飞速运转,拼命把记忆的回收站翻个底朝天,那些零零碎碎的片段相互碰撞,让她的精神变得极度疲惫。
杨勇抓了抓头,显然没想到碰了个软钉子。他的眼睛转了转,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换了一个话题:“那你给我讲讲,你们那时候的故事吧。什么都行?”
“比方说?”袁丽被这个开放式的问题给唬住了,像是突然被推到舞台中央,却不知道该唱哪出戏。
“比如校园爱情?”杨勇的提议带着点坏笑,仿佛在挖一个坑,等着袁丽往里跳。
袁丽心头一惊,如果一定要说她爱过谁,那只能是曾经出现在自己梦里的那个人。他高大英俊,比自己高了足足有两头,曾经陪伴她走过大学生活。他和她拎着暖水壶,在外院的开水房外排队。他和她在食堂门外的水果摊前,为了一个苹果讨价还价。两人在学子长廊的石柱后,偷偷接吻。但是,这几个片段仅仅是凭空出现在袁丽的记忆里。既不是真实的大学生活,也不是她的想象。
“没有!这个真没有!”想象中的恋爱不能算数,袁丽没好气的否认。结婚这么多年,她早就跟杨勇说过自己的恋爱史——那就是一片空白。可杨勇这家伙,偏偏就是不信,每次提到这个话题,都要调侃几句。
“我没说你……”杨勇赶紧摆手,试图掩饰自己的欲盖弥彰,“比如你那两个同学,你不是说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吗?”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你看,这不我也是看了苏木写的故事,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哎,我想起了个事情。就是上次你说的……改革开放初期用穷举法,弄几个试验区把不同的政策都试试……都是哪些啊?”袁丽来了个围魏救赵,终止了杨勇的问题。
杨勇果然中了计,高高兴兴的开始讲他的经济学:“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正式设立,到了1984年,经济特区又增加了14个。看起来都是特区,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袁丽其实并没有在听,她在思考已经困扰她一段时间的困惑。袁丽对高中的记忆,不知道什么原因,整体来说是压抑的,仿佛那个充斥着灰色画面、黑色人群和白色小花的梦。在没有被苏木故事唤醒之前,袁丽都一直很不愿意去回忆那段历史。
但苏木,特别是苏木的故事,除去那些离奇的内容,其他有关高中生活的部分,都充满了阳光和笑声。为什么同一段时光,同样的人,同样的故事,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是自己选择性遗忘了那些美丽的回忆?还是苏木选择性的遗忘了曾经的灰暗?
甚至想的更离经叛道一点,借用苏木写的离奇故事,苏木和自己经历的高中时代,难道已经被池杉在碎片中偷偷修改了?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9章 早恋教育
“好看吗?”医院里的不愉快,袁丽在配眼镜的时候就忘光了,像挑选时装一样试戴了好几款眼镜架,每一款都要征求苏木的意见。
苏木努力做出认真品鉴的样子,但实际上回答得心不在焉。刚才医院发生的事情,让她不由自主地去猜测。女医生的和蔼可亲,到底是宾至如归的服务态度,还是温柔的陷阱。
为了忘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苏木拿池杉的那个故事作为解药,把这个故事认认真真地回忆了一遍。反复咀嚼之中,苏木突然对这个故事有了些画面感。
太平洋某处,海水如同被无形的巨力攫住,缓缓隆起成直径数百公里的水柱,宛如地球向太空伸出的巨臂。这道蔚蓝色的水柱撕裂云层,朝着大气层外延伸,最终与另一颗同样湛蓝的星球相连,在太空中架起了一座流动的桥梁。
海面上,如小房子般的木制球体,此刻正被这道水柱的牵引着,如同被唤醒的古老生灵,跟随着水流螺旋上升。在星光照耀下,木球外的铜皮划出银亮的轨迹,朝着两颗星球之间的宇宙深渊漂去,整个海洋都在进行一场星际迁徙。
历史书上的中国古代史,和物理教科书中的科学家,还有电视中高楼林立的繁华城市,几个完全不相干的世界,被这个故事串联了起来。
“你说解放百货的原始股敢买吗?”
“敢不敢有什么区别,你有钱吗?”
“才2块钱一股,最少100股,也就200块钱。”
“就算是经营得好,每年分红百分之十,给你分20块钱。为了这点钱,冒着全赔进去的风险,值吗?”
“每年都有20拿,这也挺好的啊。”
“你也不看看解放百货现在的生意怎么样!现在大家都去康复路和骡马市买东西,谁还去百货公司啊?”
“这也是,那职工也不是傻子,生意好不好,他们最清楚。”
“你没看电视上说,股份制改造,员工都成了股东,就更有主人翁精神,更能够调动工作积极性。”
餐桌上,苏木爸妈端着饭碗,正在讨论着医院里的热门话题:解放百货要从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公司了,正在募集私人投资。
实际上,这个讨论毫无实际意义,解放百货的募资只在职工中进行,外人也就是过过嘴瘾。那个时代老百姓对股份、股票、交易这些金融知识一无所知,连解放百货最早内部股票,都叫做“爱店券”。因此第一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主要靠动员党员干部来认购。
由于南北方改革的时间差,一些先知先觉的人,通过广东的改革案例,已经了解到此背后的巨大利益。一些胆子大的人,更是开始假借员工身份认购股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句九十年代的顺口溜,在几十年后证明了其预见性。
苏木妈突然停下了聊天,对着丈夫无声地做了个“你看那里”的口型,眼神扫往女儿。苏木面前的米饭几乎没有动,筷子在盘子里胡乱地画圈,眼神却看向桌面的空白处。
在苏木父母无从窥见的那个思想世界里,一幕奇景正悄然上演:西安中学方方正正的水泥教学楼,化作飞檐斗拱廊柱回环的古代书院。讲堂内,男生一袭青布长衫,女生身着素色五四裙装,齐坐于檀木案前。一位形如鲁迅的物理老师,蓄着短髭、眉眼冷峻的先生立于台上。他袖手而立,学生们则手捧线装课本,随他齐声诵念,琅琅之声穿透窗棂:“天地交应,动循阴阳,力出双生。甲物施力于乙物,乙物必以同量反趋之力应之。”
“木木!木木!”苏木妈用筷子在苏木的碗上敲了敲,苏木才从想象中苏醒。挂在半空的蓝月,变成了爸爸妈妈顶着问号的面孔。
“啊,我要挑块小一点的带鱼。”苏木慌忙掩饰自己刚才的走神,然而这时候她才发现,自己伸出去夹带鱼的筷子,正在放鱼骨头的小碗里翻找。
“嘿嘿嘿!爸,你这带鱼酱油放太多了,都黑得有点看不出来形状了。哎呀,我是不是近视了?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鱼骨头。”苏木只好搬出自己耍赖的绝招,一笑二撒娇三转移目标。
苏木爸妈疑惑地对视了一眼,在目光中交换了情报:
“有情况!”
“考砸了?”
“我都没问呢,而且你看她的嘴角,是不是在笑?”
“会不会是早恋了?”
“我来问问。”
“不可,此人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那你来?”
苏木爸清了清嗓子,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给苏木夹了一块带鱼:“木木,你中午吃什么好的了?是不是吃多了,我看你晚上胃口不好啊。”
苏木看到有可以转移话题的机会,没有细想就回答:“贾三家灌汤包,可能是吃多了,现在一点都不饿。”
“贾三包子好啊!我一个人可以吃两笼,你吃了多少?晚饭不想吃就少吃点米饭,多吃两块鱼,饭吃不完给我。”说着,苏木爸看了一眼苏木妈,示意她不要插话。
苏木不疑有诈,还认真回忆了一下:“我们四个人吃了六笼包子,每人还有一碗稀饭。”
听到这里,苏木爸面露微笑地朝着苏木妈眨了眨眼,得意洋洋的表情似乎在说:“你看我的计策高吧!”四个人能吃六笼包子,说明肯定有男生。灌汤包里面全是肉,女生根本吃不完一笼。
苏木妈白了丈夫一眼,没有理会苏木爸示意她不要插话的眼神:“其他几个都是高中同学?男的女的?哪里的孩子?”
苏木小时候是个野丫头,上小学后成了小胖妞,和男生更多的是一种哥们关系。但是到了五六年级,苏木身高嗖嗖地长,身材也变得苗条了起来,原来脸蛋甜的优点一下子就被放大了。
从六年级苏木第一次收到情书开始,爸妈对苏木的早恋就是严防死守。只要苏木跟那个男生走得近一点,比如放学一起回家,一起写作业什么的。苏木妈就会采取温柔的方式把苏木烦死,方法就是不断地追问:他叫什么?他爸妈是谁?他小学在哪里读的?他上学期成绩如何?
“都是高中同学,说了你们也不认识。”苏木不咸不淡的应付了问题,她也知道再多透露一些信息,恐怕妈妈要查李涛和池杉的户口了。
苏木爸连忙在饭桌下用脚踢了踢妻子,让她不要再继续追问,他生怕这个青春期的女儿,逼得太紧反而心理逆反:“不让我谈恋爱,我还非要给你谈一个看看!”
苏木爸倒是不怎么烦苏木,也不会像楼下王强爸那样动不动就吼两个儿子:“敢早恋,我打断你的腿。”苏木爸采取的是迂回路线,经常看似漫不经心地讲各种小故事,不是谁家的儿子早恋没考上高中,就是哪家的女儿早恋高考落了榜。
苏木爸这种指桑骂槐的行为,也许自以为隐蔽地讲了道理,但苏木实际上都听懂了,暗自骂爸爸愚昧:自己又不是傻子,再怎么喜欢一个男生,哪怕是刘德华本人来了,她都不会分心影响学习成绩。
苏木爸主动岔开了话题,和妻子聊起了医院里的奇葩事:“上周收了一个乡下来的急腹症女性患者,年纪跟木木差不多。她爹死活不让动手术,说开刀留疤,以后嫁人会被当成生过娃的。我嘴皮子磨破,他愣是咬定不能影响闺女‘行情’,非要转院。”
“碰上这种爹,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苏木妈瞥了眼正在专心给带鱼做骨骼分离手术的苏木。“后来呢?”这种奇葩患者她见得多了,后续多半才有话题价值。
“自己出了院,结果还没半天,救护车又给送回来了,人在街上晕倒了。腹腔弥漫感染,怀疑坏疽穿孔,还没上手术台人就没了。”苏木爸说得云淡风轻,医生都是看惯生死的,结果就是把医生家属也给传染了,全家人该吃菜吃菜,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见自己讲的故事没有引起母女俩注意,苏木爸尴尬的扒拉了两口菜,又换了个频道:“说到当爹妈的,急诊去年还有个事儿,我前几天听楼下老王谝闲传的。小伙和姑娘搞对象,小伙爹妈嫌姑娘是道北的。结果俩人演了出苦肉计,在家喝农药,还把门敞着,估计是想吓唬爹妈。谁知爹妈回来得太晚,加上天黑没瞅见,直接耽误成悲剧了。”
“这都啥爹妈啊,嫌弃农村的,嫌弃没户口,连市内还分个三六九等,婚姻自由喊了这么多年,跟文革里喊打倒某某某的口号似的,喊完忘完。”苏木妈又是一阵子唉声叹气。
“这两个孩子错误也不小,父母不同意本来还可以慢慢说服,两人年龄都才二十出头,又不着急。”苏木爸停下来看了看苏木,向妻子示意他下面的话是说给苏木听的。“这两人偷偷发生了关系,女的怀孕了!这就成了不结婚不行,结婚晚了也不行,这就闹出了大错。”
苏木爸说完,妻子颇有默契地倒吸一口凉气,两口子的眼神跟探照灯似的,牢牢锁定女儿颤动的睫毛。此刻夫妻两个就像两台X光机,试图扫描青春期的每个异常信号。苏木早听懂了父母的弦外之音,却若无其事地啃完带鱼,装傻反问:“后来呢?”
这一记反击恰到好处,直接把苏木妈的第二波攻势憋在了嗓子眼。苏木爸只好放弃思想教育,回归故事会模式:“姑娘没了,小伙喝得少捡回一条命。姑娘父母一听说这结果,当场就在抢救室外面和小伙父母打起来了,说是要进去把小伙也给打死。最后警察把两家人和小伙都带走了,也不知道什么结果。”
两人无声地叹了口气,互相看了一眼,无声的用眼神交流着信息。
“找老师反映一下情况?”
“没有证据先不要把事情闹大吧。”
“你找楼下王强,问问木木跟哪个男同学走得近。”
“别逼急了孩子。”
父母的挤眉弄眼,苏木看在眼里烦在心里。这两人自以为隐蔽的交流方式,实际上她早已经破译了密码。苏木叹了一口气,忍不住打断了她们的眉来眼去:“你们知道文屠……我们班主任文老师,是怎么说早恋这事的吗?文老师是这么说的……”
苏木轻咳一声,学着文屠的低沉嗓音,用陕西普通话说:“老丝以前学生里面有一对早恋的,后来两人自己闹分手,每天都要相互举报另一个。什么上课说话、抄作业、课间打闹……连着举报了一个学期,饿真是服咧!不想听还不行!饿奏特别想舍,你们两个皮干货,老丝祝你们一辈子在一起,白头偕老,千万不要出来祸害其他人。”
苏木爸听完噗呲一声笑了出来,而苏木妈则柳眉倒竖,把这个真实故事理解成了女儿指桑骂槐。于是,这顿晚饭终于恢复到了正常节奏:苏木妈唠叨因为日本天皇来访,连小姨这样的办公室人员都天天出外勤,姥姥气得大骂小鬼子。苏木爸绘声绘色讲了,西大街证券交易所的开业盛景,怀揣发财梦的人多到差点把柜台拆了。
饭后,苏木立刻钻进了自己的卧室开始学习。父母虽然不太管她,但高二学习压力陡增,就算作业都做完了,苏木也不敢太过放肆。最近有部她放不下的电视剧,因此主动抓紧电视剧前后的空隙来完成学习任务。
苏木翻开数学课本,书页哗啦翻动,恰好停在“渐开线”那一章。旋转展开的曲线,让她瞬间联想到渐开线齿轮,以及博物馆里那架铜车马的传动装置。指尖再一挑,书页翻到“圆锥曲线”,椭圆的轨迹在她眼前仿佛活了过来,化作行星环绕恒星的优雅舞步。
就在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物理课本里的《天体运动论》似乎挣脱了纸张的束缚,历史书中嘉靖皇帝的画像竟从书页中缓缓走出,政治课本里的严嵩也探出了头。所有教科书的边界开始模糊,封面上的标题如雪花般消融,书页脱离装订线在空中飞舞,最终汇聚成一道知识的漩涡,静静沉淀在她手中这本无名的厚书里。
苏木轻轻翻开,只见书页上描绘着改变数代人命运的宏图伟业,远征、变法、革命、阳谋和诡计。再翻开下一页,却只是几行看似微不足道的公式与定理,墨迹淡得几乎难以辨认。然而苏木明白,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文字,悄然撬动了整个世界的轨迹。
原来最极致的浪漫,就藏在这看似平常的书页之间。用最波澜壮阔的人类史诗,最肮脏卑鄙的阴谋诡计,才能体现出最纯粹的理性力量。
就在这一瞬间,苏木忽然对自己看得更真切了。她意识到,那种安稳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是她所习惯的,甚至依赖的。但那并不是,她心底真正渴望的。
一堵看不见的墙外,那个全然陌生的世界,那条与过去彻底割裂的道路,既让苏木畏惧,也让她血脉深处涌动着无声的期待。她甚至想,如果自己活在池杉讲述的那个故事里,大概也会咬牙跳进那条单程的星间通道,只为亲眼看看头顶那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
“也许……我应该走得更远一点。”
这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出来。三年来,她第一次对“高中之后”的人生,生出了具体而汹涌的想象。不是模糊的憧憬,而是仿佛能听见风声、触到陌土、望见远灯的,真实的遐想。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8章 蓝月潮
“后来呢?”苏木、袁丽和李涛异口同声地问道,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期待。据说这是讲故事的人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因为它意味着听众根本没听懂。
池杉听到这句话,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脑门上,深深地为这几笼包子,以及自己的交友不慎感到心痛。用“对牛弹琴”来形容,都有点不够形象了,应该说是“一片赤胆忠心,结果喂了狗”。
池杉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内核其实并不新鲜,本质仍是历史课本里的东西方文明碰撞。只不过,在这出戏里,横亘于东西方之间的浩瀚海洋,被他拉到到了行星之间的距离。
在故事中,“欧洲”被替换成了一颗名为“蓝月”的流浪行星,每六十年才会与地球擦肩而过。在最近的那个交汇点上,两颗星球的海洋会在引力作用下短暂连通,形成一条转瞬即逝的“星间航道”。于是,好奇的探险家、走投无路的亡命徒、乃至一无所有的科场失意人……总有那么些身影,踏上这条通往另一颗星辰的单程旅途。
成百次的擦肩而过,数千年时间的文化数学,蓝月上茹毛饮血的原始文明逐渐被重塑。铁犁、耧车和扇车让那片陌生土地的谷仓渐渐丰盈,司南和瓷器启发了蓝月的工商星火。一种全新的蓝月文明,就这样在引力潮汐的间隙里,默默长出了自己的骨骼。
地球上最强大帝国的皇帝,从秘而不宣的史书中发掘了真相,翻开蓝月学术的巅峰之作《天体运行论》与《三角精要》时,尽管文字如天书,符号诡谲难辨,但帝国最顶尖的那些头脑,却骤然惊出一身冷汗。他们嗅到了技术爆炸的危险气息。闭关锁国,于是成了唯一顺理成章的应对。皇帝与朝臣试图用一道高墙,切断两个星球的交流,锁住摇摇欲坠的领先。
故事的最后,一位钦天监的老臣偷偷藏起了那两本被视为禁忌的“屠龙之书”。他在更深夜静时摊开《九章算术》与《四元玉鉴》,企图以先人留下的算学密钥,默默破译来自另一颗星辰的数学密语。
苏木觉得这个故事不算太难理解,只是信息量太大,让她大脑有些过载了。嘉靖和严嵩,这两个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无疑象征着封建统治者。《天体运行论》和《九章算术》,显然是东西方数学成就。宣德海禁和嘉靖海禁,从字面意思推测就是闭关锁国。蓝月使张骞这个熟悉的名字,似乎暗指了什么?但钦天监戈永龄又代表了什么?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个人吗?
密集的信息,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苏木一时有些措手不及,仿佛每一个词都有隐喻,每一个名字都另有所指。它们交织在一起,在苏木脑海中嗡嗡作响,一时竟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去归纳。像走进一个陌生的家属院,每栋火柴盒般的赫鲁晓夫楼,都让她似曾相识,但整体的结构却令人恍惚。
不过,对这个故事的评价倒不难给:标新立异,带着一种不着调的精彩。
就在这时,李涛突然一拍桌子,像是恍然大悟一样,大声说道:“我知道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你这故事说的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改革开放!对吧?”
李涛的话音刚落,苏木和袁丽立刻捂住了嘴,差点没笑出声来。对于还没接触社会的学生来说,政治课就是死记硬背各种车轱辘话,考试时拼命往上堆砌背诵的内容。结果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这句话背得太熟,以至于不说前面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
池杉看着李涛那一脸得意的样子,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突然高声喊道:“服务员,再来一笼羊肉包子!”然后转头向苏木和袁丽解释道:“这笼包子我特意请李涛一个人,因为他说得不错,虽然形容的不太贴切,但也算方向正确了。我这个故事就是要说:文明要想发展,就要坚持开放的心态。”
看到苏木和袁丽脸上都挂着嫌弃的表情,李涛像是没听见说话一样,把桌面上最后一个包子送进嘴里。池杉知道这句话讲得过于“大道理”,让大家想起了最不受同学待见的政治课。于是,他换了一个角度来解释:“前一阵子,咱们不是学了极坐标吗?你们注意到课本上的注释,这个理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
苏木、袁丽和李涛三个人一起摇了摇头。
“1635年,咱们的明末崇祯年间,不信你们回家翻翻数学课本。这个理论在那时候应该没什么用。非要说的话,也就是用极坐标来描述开普勒第二定律,比用直角坐标系要简洁清晰。”
开普勒第二定律,也称面积定律,指的是太阳系中太阳和运动中的行星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等的面积。虽然物理课上把这个定律内容作为结论来讲,并没有论证过程。但作为重点中学的高中生,大家稍微动脑筋一想,也能明白极坐标用在这里确实比较方便。然后三人互相看了看,也点了点头。
池杉看到三人的反应,又继续说了下去:“我当时看到课本上的年份就有个想法,如果中国古代和西方是两个挨得很近的星球,比如地球和月球,无法进行交流。我们能独立发展出现代科技吗?”
这个问题明显超出了三个人的预期,三人又是一阵你看我我看你,苏木第一个摇了摇头,然后其他两人也跟着摇了摇头。这个答案显然是池杉预期的,他有些得意地说道:“我也觉得有点悬。咱们的古代数学和物理,走的路子实在太不一样了。那么,到我们这个年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会相当于哪个朝代?”
这个问题把其他三人都问住了,物理和数学课本上的公式定律,几乎全都是西方科学家的名字。别说是把牛顿、高斯、麦克斯韦、拉瓦锡的路重新走一遍?就是扔掉教科书,用自己的话把这些理论写出来,大家都没什么信心。
这时,又是李涛提出了疑问:“我们古代也是有先进技术的,比如……”但是话说到一半,他找不到词了。
池杉像是说相声的救场一样,立刻就接了上去:“比如,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这个大家肯定都见过吧。那上面有一组齿轮,据说是全世界最早的金属齿轮,起码是最早的之一吧。”
三个人一起点了点头,西安的中小学春游,兵马俑就是其中必选的一个景点,小学加初中一共九年,去过两三次非常正常。
“但古代那种齿轮,绝对无法用于蒸汽机这种级别的动力,百分百要崩齿,顶多也就是用在水磨这种地方。因为,齿轮的牙想要受力均匀,就必须用渐开线齿轮,就是咱们高中数学课本上的渐开线。所以,没有数学,就没有齿轮,就用不了蒸汽机……”
这个反驳有理有据,李涛一时半会找不到可以反击的点,不由地看向袁丽和苏木。但迎接他的是两个女生无辜的眼神,渐开线和齿轮有什么关系,又和蒸汽机有什么关系,两个女生是从来都没想过。
池杉看大家不出声,以为是话题太沉重了,又开始往回找补:“当然,真要是分开两颗星球的话,欧洲什么时候文艺复兴?能不能文艺复兴?也真是个问题。”
这个话立刻引起了三人一阵点头,这个观点是最近姚老师讲的: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处于失传状态。但东征的十字军,却从阿拉伯世界带了回来,直接促成了文艺复兴。因为这不是教科书上的内容,所以这几个藐视权威的中二学生,反倒是记得特别牢。把池杉和姚老师的观点放在一起看,东西方世界,还真是缺了谁都不好使。
“每个文明都会自发地找到一些路,走对了可以创造巨大的优势。但每个文明也一定有错过的道路和走错的道路,不知道哪一天就会发现,别人已经领先了。”
正在这时,服务员把一笼汤包放在了四人中间,盖子掀开,一团蒸汽冒了出来,一时间把餐桌对面的人全都遮挡住了,连池杉最后一句话也被蒸汽给吞没了。直到一两秒钟后,随着蒸汽的减弱,池杉的声音才重新传来。
“因此,必须交流!文明才知道别的文明在往何处去,才知道还有哪些道路可以走!至于道路的对错,反而不重要,因为时间会筛选出正确的那一个。”
苏木坐在池杉的对面,看着蒸汽吹向他,遮住了他的脸,让他消失在白雾中,宛如大变活人。然后,池杉的身影又逐渐浮现,神情稳重,双目炯炯有神,也像在陕图时那样神采飞扬。
池杉说是请李涛一个人吃的包子,实际上自己也没少吃,只有两个女生完全没有动筷子,坐在一起聊天。袁丽小声的对苏木说:“等会陪我去验个光,我觉得可能不戴眼镜不行了。”
“好啊!”苏木的视力很好,至今还维持在1.5,因此对配眼镜的流程完全不熟,“去哪?眼镜店吗?”
“西北眼镜行吧?”袁丽也没有相关经验,只知道东大街上有这么一家老字号。
这时,李涛口齿不清的插话:“我是在医院验的光……”他嘴里还叼着半个包子,一张嘴包子差点掉到衣服上。
池杉放下筷子,把最后一个包子留给了李涛:“我也是在医院验的,还要用一点麻醉药散瞳。”这个解释足够有说服力,不管是阿托品还是托吡卡胺,都不大可能让商店来管理。
虽然苏木极力邀请,但袁丽还是拒绝了去苏木爸妈医院去验光。为了一件小事,穿过半个西安市区,怎么看都是很不合算的小事。关键是,验光后还得再穿过半个城区去眼镜店。于是,在去西北眼镜行的路上,两人看到一家职工医院就走了进去。
“眼科挂号在三楼!”挂号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接袁丽递进去钱,语气里除了标配的冷漠生硬,还有些说不清的酸溜溜。
这是个很小的医院,建筑面积也不大,好几个冷门科室挤在一个角落,却很奢侈地给了眼科整整一层楼。
挂号,点药,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着药物让眼睛的睫状肌麻痹、瞳孔散大,从而获取眼睛真实屈光状态。给袁丽点药的女医生,服务态度好的让苏木有些不适应,不但语气温和讲解细致,更是不厌其烦地给两人科普了验光的医学常识。
七十年代的百货商店里,曾经堂而皇之地挂着“不得打骂客户”的标语。到了八十年代,标语是不见了,百货商店服务员的服务态度,终于进化到了“不得随意打骂客户”。动手打架几乎看不到了,但是叉腰对骂的场面一点也不稀奇。
而医院里,大多数医生依然维持着百货行业的服务态度。只不过病人求着医生,谁也不敢和医生起口角,而且身体状态不佳,真动手也打不过。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大多也是冷冰冰,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碰上偶尔有病人和护士动手,不乏王强他爸那种挺身而出,给病人物理麻醉的事情。
冷不丁,碰上一个服务态度比康复路服装店老板还好的医生,苏木真想带自己爸妈来好好学习一下,至少在家里提升一下服务态度。
一个小时的麻醉等待结束,袁丽被护士叫去操作间检查。测屈光,测瞳距,又戴着巨大的试镜架走来走去。那个笨拙的模样,让苏木想起了刚刚在同学间流传的漫画《阿拉蕾》。
“你这个近视是假性的,很有希望恢复。”女医生在验光单上盖了个章,但并没有把单子还给袁丽,反倒是一脸期待地看着袁丽。
假性近视这个词,袁丽和苏木都是听说过的。一方面是来自学校和家长时不时地恐吓:“再不注意用眼卫生,假性近视就该变成真近视了。”另一方面,电视里也曾反反复复播放过“刘东理疗镜”的广告,声称专治此症。实际上,那东西不过是副黑色塑料镜片上钻了几个小孔,怎么看都像拙劣的骗局。
“假性近视吃药没用!”女医生看袁丽不说话,也不解释就拿出另一张处方单,画了几道谁也不认识的符,就不容置疑的塞在了袁丽手里,“我给你开个扎个针灸治疗,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治疗。两天一次,一个疗程五次。”
袁丽接过了处方单,虽然看不懂处方单上写了什么,但知道下面按流程应该是缴费和扎针,不由自主地回头去看苏木。
“不是扎眼睛!别害怕!”女医生笑了笑,和蔼地拍了拍袁丽胳膊,指了指诊室对面的治疗室:“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的,我们的眼科针灸,可是全国有名的。”
顺着女医生手指的方向,苏木看到治疗室里果然是人头攒动,二三十人静静坐着,每个人头上都插着长长短短的银针,远远看去像是一群火星叔叔马丁。苏木爸妈医院也是有中医科的,苏木小时候也没少去看针灸治疗,甚至跟着邻居阿姨,在针灸铜人上扎过几个穴位。不过,这么大的治疗室,这么多人一起扎针,还是在这么一个不出名的职工医院,最关键的还是在眼科这么一个非传统中医势力范围,苏木确实是万万没想到。
“要扎五次?”袁丽的声音带着颤音从背后传来,苏木回过头,看到她捏着处方单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女医生态度更加温柔,揽着袁丽的肩膀,把她带去了治疗室门口,又足足聊了四五分钟,这才向走廊喊了“下一个”,把一对带着孩子的中年夫妇迎进了诊室。
苏木跟上站在治疗室门口发呆的袁丽,大大咧咧地从她手里接过处方单。处方单上龙飞凤舞的字迹,说是阿拉伯语苏木也相信,估计是某种加强疗效的咒语。
苏木把处方单还给袁丽,轻轻的在她肩膀上拍了拍:“听医生的!”她对女医生的印象很好,信任感达到了顶峰。
眼科挂号缴费都在三楼的一个独立窗口,省得像其他医院一样上下楼跑冤枉路。袁丽没应声,拖拉着脚步踱到挂号窗口,步伐沉重,就像英雄走向刑场那么大义凛然。苏木从背后看着袁丽的背影,脑海里闪过好几个黑白老电影的镜头。
《英雄儿女》里王成对着步话机嘶喊“向我开炮!”。
《上甘岭》中伤员推开水壶,气若游丝却目光如铁:“我不行了,把水留给能战斗的同志”。
《地道战》里村长朝伪军嚷嚷:“有本事朝这儿扎!”
正在苏木胡思乱想的时候,袁丽就已经回来了。
“你猜多少钱?”袁丽的表情活像生吞了只苍蝇,“五十八块!”
“多少?”苏木愣住了。在肌肉注射只收两毛钱的年头,几十块的医药费通常意味着病历上印着某个触目惊心的诊断。
“五十八!”袁丽又重复一遍,每个字都透着肉疼,“顶我妈大半个月工资了。”其实由于厂里开工不足,袁丽母亲早已是“上三休四”,工资早打了折。
苏木自然不会知道袁丽家的经济危机,却凭着对医院的了解,立刻嗅出了异样:“医院收费要过物价局审核,多开药、多开治疗次数有可能,但也不至于这么离谱。一次针灸,最多一两块钱顶天了。”
袁丽长长地除了口气,没接苏木的话茬:“走吧,反正我也没钱,正好不用扎了。”说着便拉苏木往楼梯口去。
袁丽只是庆幸逃过了被扎针的劫难,苏木心里那点较真的劲儿却上来了。两人下了楼,经过挂号收费处,苏木脑子一热就冲了过去:“你们眼科针灸收费怎么这么贵?你们这个定价经过物价局了没有?”
这个挑衅意味满满的的问题,但女收费员很显然对此类问题早就免疫了。她给了苏木一个白眼,然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眼科是承包科室,别说物价局管不着,院长都管不着。”
医院的科室承包,作为医院子弟的苏木,是多少听父母说过几句的。有家县里的卫生所,承包出去以后成了所谓“肝病”专科医院,效益好的上了报纸,被架空的院长也成了改革典型。报纸上写的福利待遇,连在省城大医院工作的苏木爸妈都听着咋舌。
当然,羡慕归羡慕,苏木妈并不相信报纸上对所谓专家和疗效的吹捧。反倒是从专业角度分析,那些来历不明的所谓“肝病1号”“肝病2号”特效药,多半是大剂量添加了止痛药和激素。苏木母亲最后总不忘骂一句:“赚钱不要命。”
从前只当八卦听的事,忽然砸进自己的生活里。苏木站在嘈杂的医院大厅,感到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无声地裂开。改革带来的旧秩序坍塌,并非遥远的新闻,它早已渗透到眼皮底下,只是自己从未低头细看。而最令人不安的或许在于:当混乱穿上白大褂、戴上听诊器,苏木甚至不确定,该不该称之为混乱。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7章 西安航空馆
1992年没有国庆黄金周,甚至还没有双休,国庆当天休息了一天后,周五周六还得上两天课。稍微轻松一点的是,没有了歌咏比赛训练,大家又可以在自习课上愉快地写家庭作业了,晚上回家后的时间略微宽裕了些。周日还是要有半天时间去学校补课,实在做不完的作业,也可以拿到学校去写。
西安航空馆,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并不熟悉。它并不像陕西历史博物馆那样拥有高大的建筑、大幅的玻璃门窗和明亮的展厅,游客络绎不绝。相反,西安航空馆的位置偏僻,毫无存在感,甚至给人一种破败的感觉。这里的展品都是一些破旧的教具,介绍文字少得可怜,仿佛只是为了凑数而存在。即便是现在,它仍然没有摆脱三十多年前的那种破落状态。
然而就这么一个地方,就是苏木和池杉,准确地说是四人小团体的第一次校外活动内容。那是1992年国庆后的第一个周日,不知道是哪路神仙显灵,学校居然停电了。因为那天阴云密布,没有照明,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黑板上写了什么。于是,半节课都没上完,教导主任就来通知,临时停课。
幸福来得太突然,四个人在校门口的自行车棚碰面,面面相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消化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难得有一上午合法外出的时间。
李涛提议:“去和平电影院看电影?”
袁丽反对:“没啥好看的片子。”
池杉建议:“新城广场的少年宫打游戏机。”
苏木反对:“你多大了?不去!”
李涛提议:“去钟楼电影院后面看录像?”
这次换成了池杉反对,并且换来了两个女生的一致鄙视:“这还不到九点钟……再说那里太乱了,不适合女生去。”
李涛抓抓脑袋,提出了最后一个议案:“去体育场打篮球吧?”
苏木再次否决:“那你们男生去吧,我们回家了。”
袁丽心有不甘:“回家……?那多亏啊!”
别说娱乐贫乏的九十年代,就是放在现在。周日上午不到九点,购物中心和电影院都没有开门营业,除了找个咖啡厅拿手机打游戏,还真想不出来还能干什么。
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同意了池杉的建议,去参观一下西安航空馆,这个池杉自己都只听说过没去过的地方。其实苏木、袁丽和李涛的想法都是,看什么不重要,只要不回家学习就算是赚了。
在没有导航的年代,靠着一个名字找路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而且西安航空馆这个地方,除了知道是在西北工业大学内,就完全不知道其他信息。袁丽家和西工大不远,知道去西工大怎么走,因此这段路倒是没有走冤枉路,很快就进了学校。然后,四人就抓瞎了。
池杉找了个学生模样的人问路:“同学,西安航空馆往哪边走?”
“西安航空馆?不在机场吗?”这个答案让其他三人倒吸一口凉气,幸好多问两句,发现这位同学也是瞎猜。
学生不知道,情有可原,老师总应该比学生更清楚。四人又拦住了一名中年教师模样的路人:“老师,请问知道西安航空馆在哪里吗?”
中年教师透过厚厚的眼镜片,迷惑的扫视了一下四人,抓了抓头回答:“没这个地方吧,我在西工大教了十年书也没听说过。”
也许这位老师在西工大待的时间还不够久,池杉看到澡堂门口有个收澡票的职工,自告奋勇上去问路:“师傅,西安航空馆往沃达走?”
“喔似个球地方?”老师傅的回答简洁明了,不愧是西工大的职工。
幸好,在四人放弃之前,遇上一个飞行器专业的老师,给四人指出了这个名字吓死人的博物馆,实际上就是飞行器专业教室,然后给四人指了个方向。
说是航空馆的正门,其实从门口经过也不一定能认出来,因为门牌不但小还掉了色,不走到一米以内,根本看不清上面的字。毫不起眼的水泥灰色建筑,红砖围墙上有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大铁门,类似的建筑在校园里实在是相当地普通。真正让四人在远处定位大门的,是铁门对面有个自行车棚,相当于今天购物中心门口的停车场。
池杉上去敲了敲铁门,很快就有了回应。看门大爷慢吞吞地打开门,不可思议的确认了三次,才相信这几个人真的是来参观的。
进了门,苏木这才发现,这栋建筑从里面看要比外面看大得多,层高足有十来米,在半中腰的高度开着一排气窗,从外面看还以为是二层的窗户。
仓库里面的飞机不少,但是状态完整的没有几架,大部分都缺胳膊少腿。有些体型庞大的飞机,估计是因为太占地方被拆了,机翼被从翼根截断,拆下来的机翼放在机身下。苏木看着这副模样,不禁想起了外科病房里被截肢的病人。
还有一些飞机的机翼和机身,被剥掉了外壳,露出蜂窝一样的内部结构。裸露管线上还挂着吊牌,写着燃油、氧气之类的注解。在苏木看来,就像是医院里的人体标本。
另外有些单独展示的零部件,比如发动机、航空炸弹、机炮炮弹之类的,则像极了医院标本瓶里用福尔马林泡着的人体组织。
总之,对于出身于医院的苏木来说,这就是一家医学院的标本库,她们来看的,就是一些飞机的尸体和器官。
刚才给苏木四人开门的看门大爷,是这里唯一的工作人员。多聊两句后她们了解到,老教师是飞行器专业的退休老师。从老教师很不熟练地收钱检票动作,看得出来压根没有人花钱来参观这个地方。
李涛、袁丽和苏木都对飞机没有什么认识,也对军事没什么兴趣,除了知道没有螺旋桨的叫喷气式飞机以外,其他的飞机知识约等于零。但池杉是半个军事爱好者,对于大部分飞机都能说上几句,因此客串了导游和解说。
“这架是歼5,米格17的国产型号,老古董了……”
“这架看起来差不多的是歼6,你们看进气道上边有个突出的嘴唇,那是测距雷达,这应该是歼6甲夜间型号。哎!不对啊,这玩意怎么会在这里……”
刚开始,苏木还能听池杉念叨一下,这个飞机什么历史,那个导弹什么参数,但是也就坚持了十分钟就开始厌烦了。只不过因为听到了几个在图书馆查资料时候见过的名词,勉强跟在池杉后面听他自言自语。李涛和袁丽耐心更差,直接抛弃了池杉,每个展品看看介绍再扫几眼实物就过去了,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落满灰尘的破烂。
三个听众就剩了一个,再加上个三心二意摇头晃脑的的苏木。池杉看得反而更仔细了,很快就和陪着他们遛弯的老教师聊得热火朝天。
池杉指着一架长着翅膀,但没有驾驶舱的飞机问:“老师,这个是无侦5吗?”
“不是,不过也算是无侦5的亲戚。”老教师尽可能用外行能听懂的语言来解释。
“也是仿制火蜂的?”池杉的问题,在苏木听来就是天书。
“懂得挺多啊,家里有人是系统内的?”老教师来了兴趣。
“没有,我订了《航空知识》”,池杉说过,他订了好几本杂志,好像都叫什么知识。
“难怪,系里有几个青年老师总喜欢给这个杂志投稿,不务正业。”不知道为什么,老教师有点生气了,苏木完全没听出来池杉的话里有什么问题。
池杉在一边也尴尬的陪笑:“这也不算……不务正业吧。”
老教师咳嗽了一声,重新换上笑脸解释道:“就像你说的,这个也是火蜂的仿制品,但明显比火蜂要大了一圈。为什么?咱们发动机和航电技术差,仿制出来就比原来的体积大。这样原来的机体尺寸就塞不下,就必须也跟着放大,原来的气动布局……反正就是性能下降了。这些年轻人,不把时间花在这些问题的科研上,热衷于投稿,不就是为了点稿费。”
这下连苏木都明白了,老教师生气的不是池杉的话,而是池杉看的那本杂志,引得西工大的年轻教师不再专注于科研。就这个情况,苏木还真有些亲身体会,因为苏木爸妈医院也有类似的情况。苏木爸妈说起过,八十年代末职称评审制度修改,高级职称不再只看临床能力,开始要求科研能力。这个改革让很多人都抓了瞎,上班时间也不再专心看病,而是研究起怎么写论文。
池杉自然不会看到苏木的想法,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师,您的这个观点我不太同意。也许他们是为了稿费,但是科普也很重要。您看我们几个人,就是因为看了《航空知识》才来这里的,以后会有更多人对航空感兴趣而去学飞行器专业。这就跟滚雪球一个道理,今天我们基础太差,雪球滚不起来。除了滚雪球的人要努力以外,制造更多的雪,以及吸引更多人来参与滚雪球也很重要。”
池杉的这个观点,在苏木看来其实就是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稍有不同的是,愚公偷点懒去生孩子,在池杉看来也是挖山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这么说,对于初代愚公而言,生孩子比挖山重要。
“你家里真的没有系统内的?”老教师对池杉的这段话还挺受用的,起码没有更生气,反倒是有点另眼相看。
池杉指了指挂在空中的一架直升机说道:“航空系统内的人真没有!但要说渊源,也算是有点。”
那架直升机做工非常地简陋,不但表面凸凹不平,舱门和机身的蒙皮还存在明显的色差,其他部位也明显有几块颜色不同的补丁,完全没有飞机这种高科技产品应该有的现代感。由于旋翼已经被拆除了,细长的机尾显得很不协调,机尾横梁的灰尘下,还能看到“延安二号”四个字。
“刚才您说的那个,延安二号试飞事故,我爸就在现场,他当时还是西工大的学生。”池杉收回手指,介绍了自己和航空馆的渊源。苏木也跟着点了点头,原来这小子带我们来是存着私心的啊。
一听这话,老教师立刻就亲热了起来:“哦?我当时也参加了那个项目,你爸是飞行器专业的吗?没准还是我的学生呢。”
池杉连忙摆了摆手:“不是,我爸是机械专业的,后来他搞鱼雷去了。”
老教师叹了口气,看来非常遗憾:“也算是半个系统内的人吧,希望未来真的像你说的一样,学生是因为喜欢飞机而选飞行器专业。”
“小伙子你上高中了吧?”老教师话锋一转,明显是开始招生宣传了。
“高二刚开学,还有两年高考。”池杉也实话实说。
“那欢迎你报考西工大,来学飞行器专业。”果然,师傅相中了这个徒弟。
老教师突然转了个身,对着东张西望摇头晃脑的苏木说:“还有你,也欢迎你来西工大。”
苏木大张着嘴巴,想说我可不喜欢飞机,但这种煞风景的话,她也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
后来,老教师看着苏木以及另外两个参观者,像植物大战僵尸一样无精打采。既担心池杉被那几个胸无大志的拖油瓶拉走,又怕他们会破坏他和池杉的的“专业交流”,于是带着四人拐进了一个录像厅,试图给几个拖油瓶放电影来打发时间。
录像厅是用客机的一段客舱改建的,仿佛坐上了真正的飞机。只不过客舱挑高不够,加上没有照明灯光显得有些昏暗。空气流通也不算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很难形容的金属味,仿佛连空气都被岁月锈蚀了。座椅倒是绒布的,三个连在一起,通道左右各有一排,坐下去也很舒服。
客舱的一端,很不协调的放着一张学校里常见的木课桌,上面摆着一台尺寸巨大的电视,而录像机很憋屈的被塞在课桌抽屉里。老教师走过去,慢吞吞的摆弄着录像机和电视,好半天电视机都没有亮起来。
“显像管老化了,要稍微等一下,你们可以参观一下,这可是咱们国家自行研制的客机。”老教师朝着四周指了一圈,四人随着他的手指东张西望。这个是行李架,这个是座椅,这个是舷窗。虽然几个人都没有坐过飞机,颇有些新鲜感。但这个客舱里确实也没什么可看的,不到一分钟就介绍完了。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还是池杉问出了一个其他三个人都听不懂的问题:“这是运10?”
“没错!我还参加了当年的运10项目攻关呢。”老教师颇为自豪,看来池杉这个马屁正好拍到了老教师的痒处。如果换成武侠小说,估计这会把女儿许配给池杉的心都有了。
这时候,刚才黑着的电视机屏幕出现了一个亮点,然后很快扩大到了整个屏幕。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电视机这算是预热完毕了。
老教师不太熟练地打开录像机,塞进一盘录像带,屏幕上出现了一架造型奇特的飞机,比航空馆里所有的展品加起来还要漂亮。紧接着,画外音开始介绍,这是瑞典的萨博35战斗机,绰号“雷”。通过画外音,苏木很快了解到,这是一部内参片,用于向科研单位介绍外军最新动向。很快,又有一架更加帅气的飞机出现,萨博37战斗机,绰号“鹰狮”。
“这片子刚弄来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觉得,萨博35也没有比歼8好多少,他们想以这个萨博37为参考,来规划我们自己的下一代战斗机。”老教师看着画面上的飞机,向四人继续介绍,“实际上,以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萨博35都得踮起脚尖去够。这个萨博37,实在太悬了。”说着,老教师无奈的摇了摇头。
屏幕上又接着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战斗机,画面时而推进特写,时而跟随战机穿云入海,在峡谷里面惊险追逐。苏木虽然眼睛盯着电视画面,但耳朵一直在听身后的池杉和老教师的聊天。
老教师讲了些当年研制运10过程中的一些小事,比如当时项目组的办公地点是一个食堂,中午开饭前还要先把东西收拾起来,给人家腾地方。还有为了试验,运10飞了很多次西藏,但是都没敢在拉萨过夜。因为所有的保障物资,燃料、润滑油、零部件等可能用到的耗材,都必须走公路运输上去,实在折腾不起。
这些故事大多跟飞机本身没什么关系,但都属于外行能听懂的秘闻和趣闻,不但池杉听得津津有味,连其他三人也都不再看录像了。
“这算是……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老教师故事的间隙中,李涛插入了评价,这种套话当时隔三差五就出现在新闻联播和报纸上,大家都说得异常顺溜。
老教师点了点头,但表情略显尴尬。
“那我们普通人,什么时候可以坐上运10?”李涛继续追问,李涛爸经常往兰州出差,除了火车,也坐过几次飞机。因此刚才讲故事的过程中,他还问了运10是不是比号称空中拖拉机的伊尔18更好。
老教师更加尴尬了,他看了池杉一眼,估计这事也没法撒谎,只好摸摸头不好意思地回答:“项目早就下马了,85年的事情,实际上81年项目组就开始散伙了。”
四人里面除了池杉面色如常,其他人都长吁短叹了起来,纷纷说了些自己父母单位里类似的事情。不买国产买进口是当时的一种潮流,小到电子表,大到化肥工厂,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台面下的政治正确。
“老师,飞机都造出来了,为什么最后不用呢?前几天报纸上还说,西北航空新引进的一架图154到西安。”池杉谨慎地提出了问题,九十年代的新闻报道渠道很少,人们发展出了通过小道消息,以及新闻不报道什么来推测事实的能力。
老教师想了一想,没有直接回答池杉的问题,而是反问四人:“你们都见过街上跑出租车吧,有没有注意过都是什么车型?”
九十年代初,西安街头的出租车还不多,但出现的时间也有差不多十年了,因此大家属于“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
“拉达、波罗乃兹、桑塔纳、皇冠……”李涛掰着手指头一个一个数了起来,这些名字其他三人多少也听说过,但绝对认不出来。
“那你们见过上海、红旗、北京吉普跑出租车的吗?”老教师没等李涛数完就追问四人,四人马上齐刷刷的摇头。
“前一段时间,咱公交去兵马俑那条线,都换了日野客车,这个知道不?”老教师的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很有共性。但四人都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说出来,他们猜得出老教师真正想说的,绝对不是他们看到的那点东西。
“民航和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一样,都是要赚钱的。这些进口车,虽然买的时候贵,但用起来比老上海那些便宜多了,反而能赚钱。”老教师的谜底不复杂,几个高中生都能理解。
“因为省油吗?”袁丽小声的问。
“省油是一方面,主要是故障率低,出勤时间长。老上海,一半时间开一半时间在维修,实际上两辆车都不见得能顶一辆桑塔纳,这样算比桑塔纳还贵。”老教师索性把话说的更直白了,这下子引起了几个人的共鸣。
“我爸单位的北京吉普,就是三天两头坏。在西安市内跑业务,我爸他们都不愿意坐车,宁愿骑自行车。”池杉先出来赞同。
“我听说,青藏线的汽车兵,都换了五十铃,就是因为老解放在半路总坏车,那地方一旦坏车可能要出人命。”李涛的这个小道信息,立刻引发了袁丽的赞同。小学时候春游,学校借来的跃进130轻卡,刚出校门口就抛锚,葬送了整个活动的悲剧,她之前讲过好几次了。
苏木没有发言,她对汽车一点都不了解。不过,国产不如进口的情况,在医院里更加地极端。针头、针管这些东西自然是国产货,但上限到X光机就打住了。
B超虽然有国产,但成像效果太差,给产科看个胎儿畸形还行。要是碰上胆结石肾结石这种检查,检验科里根本就不敢用这些国产货,实际检查完全依赖另外几台进口的二手货。
血细胞分析仪倒是国产的,但碰上重要一点的病人,或者复杂一点的病,主治医师多半要在检查单加上“人工”两个字,意思是要在显微镜下人工复检。因为这些国产设备,对异常细胞和微小凝集的抗干扰能力差,容易产生错误结果。
更加高级的CT机,传说中的核磁共振设备,就更是只有进口根本没有国产了。
“运10也是类似情况,造是造出来了,先不说那些大问题,就是那些小问题,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拿最好的维修保养顶着,勉强可以用。要是放在军用飞机里,那这样也行,比咱歼6还能强点。但是民航不行……”
“那就军用呗?”池杉第一个明白了老教师的意思,客机是要拿来赚钱的,要是三天两头坏,那还不如不买。
“你见过发动机用进口型号的军用飞机?”老教师的问题,瞬间就把池杉打的哑口无言,“你看看咱们空军里,有没有美国飞机,或者飞机零部件来自美国?”
池杉想了想,刚要张开嘴。老教师见状,又补充了一句:“我说的是空军,陆军靠缴获已经习惯了,他们不在乎。”
池杉刚才想说的就是陆航的黑鹰直升机,再想想空军的那些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似乎还真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只好摇了摇头。池杉的第一本《航空知识》杂志上,中心插页就是飞跃长城的F16,那段时间空军即将装备F16和F14的小道消息也不少,但结果是一个都没有成,想来空军对国产化是相当坚持的。
提问又继续了一会,袁丽问了几个略显业余的问题,都是从新闻联播上看来的,既有新的波音737入列,也有上海麦道交付MD82。老教师一一作答,简单说这些都是民航不是空军。
“还不如封锁呢,封锁上个10年,我们什么都能搞出来。这一中外合作,人家高价卖你点零部件,你就放弃自研去搞组装了。搞来搞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自己的大飞机。”老教师摇着头,给这场由大飞机引起的讨论画上了句号。
正在这时候,内参的录像也放完了,屏幕变成了一片蓝色。老教师走上前去,挑了一盒录像带塞进录像机,很快屏幕上跳出了一部外国的空战电影。
电影是全英文的,没有配音,也没有字幕,苏木看得半懂不懂,只能勉强看出这是个菜鸟飞行员的成长故事。不过,这并不妨碍她记住男主角的帅气脸庞、女主角甜美的笑容、激昂的背景音乐,还有那些在蓝天中翱翔的漂亮战机。特别是在刚刚看了一堆缺胳膊少腿的“破烂”之后,这些画面简直让人眼前一亮。
有了好看的电影,时间过得似乎特别快,直到老教师关掉录像机,她才从男主角的帅气笑容里回过神来。离开航空馆之前,苏木特意跑去问老教师电影的名字。老教师推了推眼镜,慢悠悠地拿出录像带盒子递给苏木。
“TOP GUN”,苏木皱了皱眉,心里嘀咕:“这名字怎么这么莫名其妙?应该翻译成什么?顶级枪?但是电影内容也没专门描写枪法啊,真是莫名其妙地不解其意。”她摇了摇头,决定不再纠结这个让人费解的片名。
池杉没有看电影,他和老教师又去展厅里面聊天了。看录像的时候,苏木几次从舷窗往外张望,看到池杉和老教师站在一架破旧的飞机前,池杉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苏木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心想:“老师和学生的地位怎么颠倒了?”
这个并不算很愉快的活动,真正让苏木记住的,是之后的午餐。那天,三个人因为陪着池杉看了一上午的废铜烂铁,于是决定惩罚他请客。池杉也很痛快的答应,请三人去洒金桥吃贾三灌汤包。
九十年代的老西安人都知道,灌汤包子有贾大、贾二和贾三,虽然大部分人都吃不出什么区别,但贾三包子的名声最响,排队的人也最多。
包子确实很好吃,皮薄馅多,汤汁鲜美,咬一口满嘴都是浓郁的香味。但让苏木记住的,并不是包子的味道,而是池杉在饭桌上给她们讲的故事。原来,在她们看电影的时候,池杉向老教师讲了一个和飞机无关的故事。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6章 不按套路出牌
“但是……”
姚老师这两个字说得很重,这也是大家意料之中的转折,“但是,我这个同学跟我说,他并不感到快乐。因为他觉得,他的时间被用来给社会制造废品。他的这些学生,文化课根本就是来混的,解不出二元一次方程,这也就算了,反正他们也不参加高考。但是专业课也是来混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搞不懂并联和串联。他觉得,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去当电工,把自己电死才是正常结果。他跟我说,羡慕我这个能去重点中学的。”
说到这里,姚老师顿了顿,好像情绪有点激动。她朝最后一排的两个电线杆子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坐下来。又整理了一下情绪,才接着说了下去:“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我的学生,有时候也差不多。”说到这里,姚老师看着粉笔盒,再次陷入了沉默。
教室里一片寂静,从未如此的寂静,以前有过老师大发雷霆,把某个同学骂得狗血喷头。但此时的寂静,比任何暴风骤雨都更加有震慑力。
沉默了几秒钟,姚老师对着粉笔盒居然笑了出来,不是大家在课堂上看惯了的和蔼微笑,也不是在校外看到的青春洋溢的笑,而是一种自嘲的笑。
“刚才我看到你们两个打牌,我突然……”姚老师抬起头,看着王强和他的同桌,两个男生红着脸低下了头,几乎要把脸埋到了课桌下。
“我突然想,我之前选择师范是不是错了?或者,我在师范学校里玩命的学习,想要去重点中学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或许,我该和我那个职高的同学对换一下,他篮球比我打得好,和你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肯定比他更擅长组织文艺活动。”
姚老师说完这几句话,拿起书本好像要接着讲课,但翻了几页都没有找到刚才的位置,又去翻自己的教案,然而还是没有找到,显得手忙脚乱像个慌了神的小姑娘。其实也没错,她确实没有比她的学生们大多少。
还好,下课铃及时地响了起来。班长丁舒晴微微欠身离开了座椅,就等着姚老师喊一声“下课”,她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喊“起立,老师再见。”
然而,姚老师迟迟没有喊“下课”,反倒是一边磨磨蹭蹭地收拾书本,一边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我得好好想一想,今晚要好好想一想。”说着,她把书本夹在腋下,转身走出了教室,留下了一教室面面相觑的中二少年。
从那一天以后,历史课上几乎没有人干扰课堂纪律,虽然说不上能全神贯注听讲,但吃东西打牌这种事确实绝迹了。不过,课堂纪律是不包括写其他课家庭作业的,不在这些副科上写,就真没其他时间写了。因为每天放学后,还要进行一个小时的训练,给歌咏比赛做准备。
池杉用了很长时间回忆,初中三年似乎并没有什么歌咏比赛之类的活动,上一次涂了红脸蛋上台跟着哼哼,还要追溯到西安小学。但是这一次,学校要搞一个“纪念建国四十三周年歌咏比赛”,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合唱比赛,还说这是传统。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哪有这么不前不后的传统。要么每年都搞,要么五年一次十年一次的整数,国庆四十周年、四十五周年这样,哪有四十三周年这么一个有零有整的年份。”李涛义愤填膺的推理,这个结论得到了其他人的一致赞同。
按说歌咏比赛这种事,应该是班主任主抓的工作,但是文屠对名次看得很淡。把所有组织工作都交给了班干部,他只根据需要提供协助,于是丁舒晴和孙锐两个人就成了实际上的组织者,每天下午放学后不是组织大家练歌,就是和热心群众一起讨论服装道具细节。
既然是歌咏比赛,第一个问题就是曲目。按照规则,每个班要演唱两首歌曲,必须是和国庆主题有关。按照丁舒晴和孙锐协商的结果,从歌词里直接带着中国两个字的歌曲里面选一首,比如说:《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然后把含义稍微放大,再加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之类老歌选一首。没想到,第二个建议在班会上遭到了坚决抵制,没有一首歌获得过半的投票,准确的说是只拿到了个零头。
苏木觉得《我的祖国》中女声独唱那一段,她实在是唱不上去,因此把赞成票投给了《歌唱祖国》。至于其他选项,苏木一律投了反对票。
作为压着文革尾声出生的一代,苏木对于文革历史有不少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激发了她的逆反心理,让她对于所有“极左”,或者疑似“极左”的一切,都带有本能的反感。这一次投票结果,让她发现,其实班里绝大多数同学,或多或少都有点这样的倾向。
苏木对“政治”两个字的理解,不是从学校里的政治课本上来的,而是从身边的很多小事来的。
苏木的很多同学,姓氏后面是“卫红”“卫东”“文革”这样的红色名字。在幼儿园里,有三个小朋友和苏木玩得比较好,时不时被羡慕嫉妒恨的其他小朋友喊“打倒四人帮”。
一些地理名词,苏木很长时间都搞不清楚,因为从不同渠道获得的地名,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人嘴里的东风路,似乎就在家附近,但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她才知道,这就是家门口的长乐路,在文革期间被换了个更加革命的名字。
再比如工农街,一会在钟楼东边,一会在钟楼西边。最后还是苏木爸给出的标准答案:这本来就是两个地方。骡马市和五味十字,在文革里都被改成了工农街,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此类地名更改,在文革中非常普遍。竹笆市和前卫街是同一个地方,湘子庙街和向阳巷是同一个地方,太阳庙门和育红街是同一个地方。与此相反的是,育红街、育红幼儿园、育红小学、育红中学又全都不在同一个地方,要是有人望文生义的去育红街找,是绝对南辕北辙的。
这些改名文革后大多被取消,但是民间还是两个名字混用,经常造成误会。也有少数地名保留了下来,东风电影院、向阳派出所、红光街、工农路……到了苏木懂事时候,几乎已经失去了原先的革命含义。
不止是地名,好些词儿在那年头也像被送去“改造”了一样,本行干不下去,全转了岗。说起“牛棚”,那八成里面住的不是哞哞叫的牛,而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提起“运动”,脑子里先蹦出来的不是奥运赛场,而是比跑百米还刺激的“政治浪潮”。至于“坐飞机”,那更不是啥美差,跟天上白云蓝天没关系,是让人鬼哭狼嚎的刑罚。
苏木她外公,当年就光荣地被划为“右派”,老人家后来常跟孙辈们逗闷子,自称是资深“老运动员”,主攻项目就是这晕头转向的“坐飞机”。这些词儿在苏木小时候,都顶着这么一副严肃面孔,直到她年岁渐长,它们才像完成任务似的,慢慢溜达回自个儿的本意上去。
此类遗产也不仅限于词汇,活动也有不少。九十年代很多单位里还有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对应学校里也搞每周一次的主题班会。
苏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主题班会上老师总是“忆苦思甜”,讲旧社会如何吃不饱穿不暖,亚非拉人民如何受迫害被压迫。苏木当时也就是随便听听,后来大了一点,看了很多《万水千山总是情》《上海滩》之类民国时代背景的电视剧,还有《女奴》《卞卡》这样的巴西墨西哥电视剧。小学忆苦思甜教育和电视上的内容,却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矛盾冲突。本来就没有体验过“苦”的城市70后,感觉“甜”也没那么甜了。
这种矛盾冲突是相当广泛存在的,其结果是小学高年级就不再搞类似的教育,而初中的主题班会则彻底沦为学习成绩批斗会。到了初中,学校里还能坚持的,带着时代烙印的活动,也就剩下每年一次的“学雷锋活动”了。
“学雷锋活动”,顾名思义就是走出校门,去社会上去做好事。但学生能做什么?常见的帮人理发、修自行车、看病义诊等,他们全都不会。就算会,谁敢拿自己的脑袋给学生们当小白鼠。于是,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打扫街道卫生,擦人行道护栏,给行道树浇水这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种劳动,苏木从小学到初中没少参加。直到一次冒着小雨参加“学雷锋活动”,看着脚下的道路逐渐从“洋灰路”变成“水泥路”,苏木突然顿悟了。冒雨给树木浇水,顶着沙尘天擦人行道护栏,这种活动这不应该叫“学雷锋”,这叫“把雷锋同志当傻子”。
不知道是不是校长和苏木有了心灵感应,从那次雨中的“学雷锋活动”后,就再也没有搞过类似的活动。于是,学校里剩下的有时代特征的活动,恐怕也就是歌咏比赛了。
丁舒晴和孙锐不愧是老班干部了,不知道受了谁的指点,过了几天从音乐学院搬来了救兵,某个学生的家长。专业人士出手,就是不一样。那个穿的像李谷一的阿姨,没有直接让大家选歌曲,而是让每一排同学都唱了一组哆啦咪嗦来试音,然后又让几个自告奋勇当领唱的同学唱了几段。
最后,李谷二阿姨先宣布了她的专业结论,以我们班级的声音情况,应该选择什么歌曲,不应该选什么歌曲。然后她给了几个新的选项,很快就在全班同学的投票下,选定了《黄河大合唱》和《七律长征》作为合唱曲目。
曲目定下来之后就是练习了,李谷二阿姨不能每天来学校,训练也就按照她的时间隔三岔五安排。好在文屠并不在乎成绩,来看了两次训练,只给大家留下一个“大家玩好”的指示就撤了。没有李谷二阿姨的日子,丁舒晴和孙锐要求同学自愿留下来训练,大部分人抹不开面子唱了一两轮以后找借口溜号,剩下的人也就再多唱两轮也就尿遁了。
训练组织不了,两位班干部也不放弃,依旧会抓着文艺委员等人一起研究服装、道具、指挥等细节。池杉和苏木正好今天值日,绕开他们占的几张桌椅,还能少扫一片区域。
“报告班长,歌咏比赛的战术,我有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方案,领导要不要听一下?”池杉一边说着,一边挨个把课桌上的椅子搬回地面,动作麻利得像在布置战略沙盘。
“不按套路出牌?”丁舒晴被池杉的话给逗乐了,扶了扶并不存在的眼镜框,摆出老干部腔调:“池杉同学,只要你的方案不涉及绑架校长家属这类行为,组织上愿意认真听取你的汇报。”
池杉把最后一把椅子放回地面,正好到了丁舒晴面前:“我这个计划比较大胆,做好咱们肯定是冠军。当然,做砸了就是垫底了。不知道领导们愿不愿意冒个险?”
刚刚倒完垃圾回到教室的苏木一听,也愣在了那里。对于歌咏比赛,池杉最近只有抱怨,并没有吐露什么想法,更没听说过什么方案。于是,她拿了书包也没有着急走,站在丁舒晴身后想听听看。
“刚才我出去听了一圈其他班的训练,其实大家选的歌差不多,唱的水平也差不多,跟翻录的磁带似的。咱们就算是发挥出最高水平,评委们也就是在不同的磁带里面瞎选。所以,咱们应该在形式上做一些出奇制胜的东西。”池杉一边说,一边看向在场的每个人,收获了一群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只有苏木甩给了他一个白眼,她深深地怀疑,这货又要“气功大师式的”危言耸听了。
“这个出奇制胜,也分为正兵和奇谋。正兵就是,把咱们的合唱,唱的再复杂一点。我看过电影版的长征组歌,这首七律应该是三个或者是四个声部,咱们是不是可以也学着,唱得更复杂一点。有好几个班都是两个声部合唱,咱们如果简单的一声部,那就真的只有拼声音大了。”
这一条说完,大家纷纷点头,就连苏木也承认,这个想法没错。李谷二阿姨是被自家孩子拉来帮忙的,自然上心程度有限,凑合把歌咏比赛对付过去就完了,肯定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池杉看到大家纷纷点头称赞,感觉非常地受用,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说:“正兵说完就是奇谋了,这个奇谋呢,就是服装。能不能弄点红军和八路军的服装?”
“这条不用你想,我们已经算计过了,就是没钱。道具服装倒是能找到,但就算是租,班费全填进去也不够。”丁舒晴两手一摊,表示这条建议毫无价值。
池杉摆了个牙疼的姿势冥思苦想起来,眼神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活像在考虑偷袭高家庄的山田队长。
与此同时,丁舒晴还在介绍服装方案:“服装最后定了白衬衫,这个大家都有。男生穿深蓝色长裤……”
“白衬衫,蓝裤子,是不是还要白球鞋和红领巾?”池杉立刻想起了从小到大,学校里但凡有点什么活动,男生基本上都是这套打扮。
“白球鞋不用,要穿黑色皮鞋。不过,红领巾还真有!”丁舒晴说完,连旁边打酱油的苏木都要跳了起来,大家都是高二学生,红领巾这种东西怎么好意思戴。
“不是学校的红领巾,而是从音乐学院借的,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带的那种,绸子的。”丁舒晴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大家都跟着点了点头,这电影大家看过的次数普遍都在十次以上了。“女生深蓝色裙子,也是音乐学院借来的,自己要准备一双黑色皮鞋。”
说完,丁舒晴看了看苏木,似乎在征求意见。苏木想象了一下,似乎这个形象谈不上有多好看,但肯定是不难看。
“那就只有在阵型上做手脚了。”池杉的牙疼似乎好了,他拍了拍丁舒晴面前的草稿纸,那上面写着四排名字,是全班同学在合唱时的站位。“调整一下站位,让美女站中间,其他人站两边。”
“我靠,你这是要上美人计啊!”一直没有说话的孙锐在旁边叫了起来。
池杉摆了摆手:“谈不上,本来我还想说穿低胸装呢。”池杉说完,故作潇洒的左顾右盼,却撞上了苏木眯缝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杀气。
丁舒晴和孙锐却没有看到这一幕,他们还真的接受了池杉的歪点子,一本正经的在名单上讨论了起来,谁和谁换个位置,谁个头太矮不能站中间等等细节。
池杉的正兵和奇谋都被采纳了,但具体的工作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丁舒晴用一个指挥的角色收买了李谷二阿姨,让她死心塌地帮着全班练了一个星期的合唱,三个声部的《七律长征》果然听上去生动了许多。最后能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多半还是这个复杂设计的功劳。
而美人计在丁舒晴的运作下,也得到了加强。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家长,来给女生们化了妆,还专门带了烫发棒,把几个女生的发型也稍微调整了一下。苏木和丁昕站在第一排中央,上台转身那一刻,在场下观众席里引起了一片惊呼。
除此以外,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李涛妈的不请自来。可能是歌咏比赛当天,担任辅助工作的家长太多,学校门卫形同虚设,李涛妈畅通无阻地拎着一兜子冰棍来慰问。她一边给同学发冰棍,一边询问上次来家里吃饭的女生在哪里,搞得其他男生一顿起哄,搞得李涛百口莫辩,颜面扫地。
再有什么值得一说,恐怕就是池杉自己了。按照他的美人计,不但女生遵循了美女站中间的原则,男生也是如此安排。最后,最后一排的18个男生里面,第9和10两个最显眼的位置,给了又高又帅的王强和李涛。而池杉和李涛之间还隔了3个人,就深刻地说明了池杉在丁舒晴眼里的颜值排名。
苏木对池杉的这个贡献一点也没有感恩,也丝毫不为能站C位感到自豪。在四人的聊天中,苏木揭发了池杉向领导班子献计的过程,并且毫不留情的评论:丁舒晴为了感谢池杉,把他位置往中间挪了挪。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5章 中二少年
手机屏幕暗淡了下去,像素点如细沙般流散。机身的金属光泽悄然褪为旧课桌油漆的哑光,微信图标在指尖淡化成钢笔的剪影。1992年秋日的阳光透过教室窗棂,在摊开的作业本上投下斑驳。空气中粉笔灰的微尘代替了数据流的无声涌动,远处操场传来的上课电铃覆盖了按键声。
高二一开学,学业就像是一个热身完毕的拳击手,对着苏木以及其他高中生毫不留情地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完全没有了高一的循序渐进。每天下午第四节的自习课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常上课。
学校的意图很明显:要把高二和高三两年的课程压缩到高二这一年上完,高三则整年用来备战高考。
这种安排让所有人都感到窒息,尤其是那些理科薄弱的同学,几乎每天都被数理化的月考、期中考和期末考折磨得痛不欲生。
英语虽然也有月考,但形式相对轻松一些,通常是随堂考试,一百道选择题,三十分钟做完,三十分钟讲解。一堂课只有四十五分钟,怎么安排下六十分钟的内容呢?很简单,前后两个课间也被占用了。前一堂课刚下课,卷子就已经发到了每个人的桌上。
这种纯粹以升学为目的的教学方式,完全违背了“能文能武,文武兼修”的传统教育思想,也与“文科生需要点理科常识和逻辑,理科生需要些人文精神”的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然而,在九十年代初,高考录取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这种教学模式却成了吊打同行的“先进生产关系”。
被学业“殴打”多了,同学们也逐渐意识到,学校之所以安排如此快的学习进度和骤然加大的考试压力,是为了让每个人充分认识到自己更擅长哪一科,以便在文理分班时作出理智的选择。
那时候还是六天工作制,本来周日还可以休息一天,但高二开始,周日上午也被安排上了补习课。全年级的同学按照成绩分科目分班。比如,数学考试在80分以上的去快班,80分以下的去基础班,由两个不同的老师同时上课,一个上午连上四节。至少从补习时间来看,这个力度是惊人的。
语数外三门课的补课时间是相同的,因此每个人只能选择一门参加。由于这个补课是自愿的,也要另外收费,因此参加的人数并不是很多。苏木的英语成绩不需要补课,而数学成绩刚好80分,因此和池杉一起选择了数学。袁丽和李涛则选择了英语,这样四人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又少了一半。
在巨大的学习压力之下,班级里的同学迅速地分化成了两个极端,像是个哑铃的形状。一个极端是疯狂学习的学霸和学痴,已经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比如和苏木隔着一排的袁雨欣,什么时候你跟她讨论学习以外的事情,无论是学校内的花边新闻,还是娱乐圈的八卦,她都是同一个反应:“还有这事?”
有一次课间,苏木找她问一道英语填空题:“beat ______ his face。”苏木分明记得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后有一句旁白,“So we beat on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所以苏木填了“on”,但老师给的正确答案却是“in”。
苏木问了几个同学,都没有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隔了一天,袁雨欣突然找过来,说她终于想通了这里面的原因。
袁雨欣的解释是:“face比较软,一拳打上去能陷进去,所以是‘in’。而教材上的例句是,‘beat on his chest’,胸口很硬所以是‘on’。”
苏木感谢了她的解释,实际上心里想的却是:“这事值得记一天吗?”苏木自己都已经忘记了,简单地把“beat in face”作为一个整体记住就算完了。
另一个极端是在压力下选择及时行乐。这个极端比较多元化,有些同学会疯狂迷恋一些事情,比如以王强为首的一群男生,连十分钟的小课间也不放弃,去不了篮球场也要在走廊上或者教室里传球。有时候球从女生头顶飞过,吓得女生惊叫连连,他们就更得意了。
在女生里面,琼瑶的小说之外,王小波的小说成了新宠,后来又多了王朔和余华。不过真正实现“男女通吃”的当属三毛,连池杉都捧着《撒哈拉的故事》两眼放光,连续两个早读课给其他三人讲故事:撒哈拉的驾照试题,骆驼如何塞进冰箱。
后来传来三毛自杀的消息,那些本来对三毛小说不屑一顾的同学,居然放下批判,也加入到传阅的读者群中,作者的不幸居然成了最好的营销。
在学校里面看小说这件事愈演愈烈,最开始大家还是在课间转进时间看几眼,后来每个班都出现上课看小说被抓的同学。最终,引来了教导主任的突击检查,据说每个班都被搜出来七八本之多。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校门口附近的小店很快开始提供托管业务。花几毛钱把小说存在小店里,终于没有了被学校和家长没收的风险。但是坏事传千里,后来这种商业模式居然上了电视台,作为反面教材批判的同时,也教会了全国的奸商。
除了课程方面的调整,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学校的食堂关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倒也不真的是关门了,而是暂时停业。停业是7月份开始的,正好和暑假重合,苏木还以为是只在暑假期间停业,结果开学后食堂还是没有开门。
后来小道消息才渐渐传开。原来上个学期,郑州有所大专院校出了桩骇人听闻的事:有个女生为了报复学校,在食堂做馒头的面粉里面投毒,一下子撂倒了800多人。幸好是面食大省,每顿饭面粉消耗量特别巨大,平均到每个馒头上的剂量不算太多,最终竟无一人死亡。但这起事件像一颗炸雷,震得全国所有学校的后勤部门心惊胆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苏木的学校索性一刀切,干脆把学生全数赶出了食堂。
这样的安排,对苏木这类走读生影响不大,无非是照常回家吃饭。可对于那些原本依赖食堂解决午餐的同学,就成了大问题。然而,危机中也有人看到了“机遇”。对于一些本就崇尚“及时行乐”的学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借口。学校食堂也就是混饱个肚子,外出就餐则可以变成了一种娱乐。
每天中午放学铃一响,苏木总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几个活跃分子像传令兵似的挨个教室串门,不一会儿就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涌出教学楼,直奔学校前门。出了大门就是西七路,不管往左还是往右,沿街开着不少小饭馆,成了这群学生的午餐新据点。
苏木原本以为,学生们在外吃饭,无非是图个方便快捷,吃个凉皮扯面什么的也就差不多了,顶多再配个肉夹馍。毕竟暑假里她和池杉在外面解决午饭,也就是这些。可有一天下午预备铃响前,她却在教学楼前的花坛边,看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隔壁班的张琦烂醉如泥地蜷在花坛里,不省人事。
后来才听说,中午张琦就在教室里吐得天翻地覆,被两个酒友连拖带架地弄到厕所冲洗。不知道是不是酒友也喝多了,反正就是一顿冲洗后张琦浑身湿透,活像只从水里捞起来的落汤鸡。怕上课后被老师发现追究,他那几位酒友也算煞费苦心,把他藏进花坛里。花坛一圈都是茂密的冬青,躺在里面非常隐蔽,不走到花坛边根本看不到人,简直就是新时代的青纱帐。可能是酒友们怕他着凉,不知从哪儿扯来一张工地用的草帘子,胡乱盖在了他身上。
那天下午,高二年级的任课老师们,脸都绿得像菜市场卖剩的菠菜。教室里有食堂的饭菜味、很久没洗的袜子臭味、刺鼻的化学药品味都是正常的,可弥漫的酒气实在挑战教师们的底线。然而,那一天几乎每间教室,都能或多或少地闻到酒味。
第一节课上到一半,教导主任从行政楼踱步过来。他走的是二楼的连廊,从上往下看,花坛里睡成个大字的张琦,差点把教导主任惊得直接一个跳水的307B,反身翻腾三周半屈体,从二楼连廊跳下去。苏木透过窗口看到,只见主任一路小跑下楼到花坛边,一个跨栏动作翻过冬青树,动作之标准连刘翔来了都得鼓掌。
教导主任站在花坛里,用脚碰了碰张琦,可能是想叫醒他。然而,倒在地上的张琦只是动了动,然后翻了个身换了个姿势,还发出了几声舒服的哼唧。主任一脸懵逼,愣在原地足有五分钟,场面之滑稽,让偷窥的苏木都憋笑憋出内伤。
过了几分钟,教导主任走进高二年级,也不管正在上课的老师,径直进入教室,鼻子像警犬似的抽动着在教室内巡查。很快,他就把一个带着酒气的男生叫了出去。过了几分钟,又有两个男生在其他班级里落网。教导主任像是狱警一样,押着三个人把张琦抬去了医务室。
事后据小道消息说,午饭喝酒的学生有男有女,足有十五六个人,几乎每个班都有。好几个坏孩子从家里偷了粮票,在小饭店里换了酒来喝。虽然闹得满城风雨,事情的结局竟然异常平静,居然一个被处分的都没有,就连喝醉酒的张琦过了两天也正常来上学了。
顺便提一句,自从苏木上高中开始,粮票这玩意儿其实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学校门口那些小饭馆,家属院附近的早餐摊子,早就不用粮票结账了,揣着现金就能解决温饱。因此,苏木对粮票的感性认知,一直停留在“能在自由市场上换鸡蛋”这个层面。
等到第二年,报纸上登出粮票正式停止流通的消息时,苏木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之前那些偷家里粮票换酒喝的家伙,这下可赚大发了!他们醉卧花坛的光辉时刻,让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实现了最后一点价值。
在这个两极分化的群体里面,四人组又毫无疑问和毫不起眼地缩在了中间地带。说四人疯狂学习吧,上课时候几个人是挺认真地学习,周日上午的补习课四个人还都参加了。但是疯狂是绝对谈不上的,一点都没有袁雨欣那种扣着一点小错误不放过的精神。
上次袁雨欣向苏木解释“beat in”和“beat on”的时候,池杉和李涛刚开始还跟着听,讲到“beat on his chest”就开始偷笑,两人越笑越厉害,把袁雨欣搞了个莫名其妙。
苏木揪住笑得最厉害的李涛进行审讯,他一个字都不说,只是把头埋在课桌下面躲避惩罚。碍于隔着课桌,苏木没办法对李涛用刑,但是池杉就比较容易了。
“你无权保持沉默!再不说就叫你见识一下什么叫‘beat in face’,或者‘掐 in arm’!”苏木威胁道。现在还是夏末,天气还很热,大家都穿的是短袖,狠狠掐一下的威力比冬天大多了。
池杉被苏木逼得没办法,只得先讲条件:“李涛说的,不是我,你得先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看苏木点了点头,池杉用更小的声音说,“李涛说:‘beat on his chest,beat in her chest’。”
看到池杉叛变投敌,李涛还没等他话说完就冲出了教室,他也知道如果再不逃跑,可能会被苏木“beat into face”。在没有互联网,没有盗版光盘,没有地下出版物的九十年代初,换成一个较真的女生,这种玩笑已经足够把两个男生都送上周一的升国旗仪式,对着全校做检讨。
下午第四节的自习课被占用了以后,很多同学放学后都会多留一会写作业。一方面回家要看家长脸色,另一方面有什么疑难杂症还可以交流一下。同时,在一些不重要的副科课堂上,做家庭作业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历史课正是这么一门副科,虽然文科高考也要考历史,但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没有把历史当做主科。再加上姚老师是个小姑娘,既没有威信,也没有威胁,把学生叫起来教训,没说几句自己先脸红。因此,越来越多人在历史课上,公然的干私活。
今天下午就是这么个情况,在姚老师如同蚊子叫的讲课声中,苏木一边写数学作业,一边小声问池杉:“下次你能不能给咱们侦察一下高考考题?”
砰的一声,池杉的脑门磕在了课桌上:“碎片这玩意也不受我控制啊!再说了,以我现在的水平,真的能遇上高考,怕是大专都考不上。为了你能多考几分,我这牺牲有点大啊。”
“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你这点觉悟都没有?”苏木不满地看回去,仿佛是批评池杉又背着她偷吃什么好东西。
“千万家?不可能!大家都知道,就等于大家都不知道。那我不就白牺牲了吗?”池杉耸了耸肩,表示自己死的比窦娥还冤,比鸭绒还轻。
“有道理!那就幸福我一家吧。”苏木恍然大悟,然后邪恶的嘿笑,“池杉同学,这点无产阶级感情你还是有的吧?”
“别笑得跟格格巫似的!”池杉一脸嫌弃,扭回头去继续做他的物理作业,一边写一边回答:“那你就祈祷我能遇上,正好我在一个新华书店,正好能找到历年高考试卷集,正好时间够我把试卷看一遍,正好我全都记住,正好……”
“不用全部,你把作文题目记住就行,我最怕这个。”苏木从课桌抽屉里偷偷夹了一块锅巴塞进嘴里,小心翼翼地控制咀嚼的声音。
“还有数学最后一道大题!还是两道吧,情况允许的话要不三道?”苏木捂着嘴,也不知道她怕别人听到说话,还是听到她在偷吃锅巴。
“贪得无厌!”池杉恶狠狠地瞪了苏木一眼。
苏木眼前一亮,给池杉招招手,让他附耳过来受命:“反正,你就偷偷告诉我一个人,这样你也正常高考了,也没什么损失。”
池杉想了想点了点头,“这个可行。”
“而且,我还会把题目再透露给你啊!”苏木开始采用利诱战术,“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池杉点了点头,意思是“不若与人。”
“不过……万一是我四十岁才碰到这么一个机会,高考什么题早就忘了。”池杉又迟疑了,为了高考多考几分,把这个破任务记一辈子,这代价好像也不小啊。
“所以……”池杉开始不怀好意地看苏木,眼睛在苏木脸上和课桌上扫来扫去,“要付钱!”
“定金给你,这事就这么定了。”苏木大方地从课桌下掏出半包太阳锅巴,啪的一下拍在了池杉怀里,“鸡肉口味的,太难吃了,正犹豫要不要浪费粮食呢。”
突然讲台上传来啪的一声脆响,苏木和池杉同时打了个哆嗦,还以为自己偷偷摸摸的行为被姚老师发现了。抬头一看,姚老师站在教室中间的走道上,对着教室后排怒目而视。
“完了!”苏木感到一阵眩晕,腿有些发软。各种借口在脑海中翻飞,是承认上课吃东西好,还是忏悔上课聊天好?聊天吧,毕竟同桌之间聊天是常有的事,被老师骂一顿也就过去了,吃东西这事说出去有点不好听。要不还是承认写作业吧?毕竟也是学习,如果要追究我和池杉说话,就说我在请教他数学题好了。
苏木打定了主意,心里略微安定了一些,偷偷看了一眼池杉,发现他脸色发白,嘴唇微动似乎是在念叨着什么,可能也是在准备供词。
“众目睽睽之下,没办法串供啊!”苏木不由得感到遗憾,现在她理解了,姨夫抓了人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关押。散兵游勇式的犯罪要不得,干坏事还是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正在苏木胡思乱想,池杉两股战战的时候,王强和另一个男生站了起来,紧接着一副扑克牌哗啦一声从他们腿上撒到了地板上。原来是这两人上课打牌被姚老师抓到了!苏木揉了揉胸口,她感觉刚才已经快要主动脉夹层破裂了。
姚老师直勾勾地看着王强和他的同桌,两个人都是一米九的大个子,如果姚老师走到他们身边,会出现诡异地仰视两人场面。过了一会,姚老师开了口,却不是日常的教训学生套路。
“我有个同学在职高当老师,他说特别羡慕我,可以到重点中学当老师。我说重点中学的老师累啊!他说他知道,他就特别轻松,上课随便讲讲就可以下班了,学生也不听课,就在下面偷偷打牌。作业没有几个人交,交上来他改不改都一样,反正学生也不会订正。”
“于是,他每天晚上有大把的时间去打篮球,在篮球场上还和几个学生成了哥们。这下子日子就更好过了,他要在学校里搞点什么篮球赛、歌咏比赛、文艺表演都特别容易,因为那帮哥们真帮他。他第一年就在那个职高里面,拿了个优秀青年教师的奖。”
姚老师这一通和课堂纪律毫无关系的感慨,倒是把全班同学都给震住了,大家都悄悄的把历史课以外的书本作业塞进了抽屉,聚精会神的听着。就连站在最后一排的两个傻大个,也都忘了自己还处于罚站状态。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4章 遗忘即消亡
袁丽在手机屏幕上敲完最后一行字,指尖悬在发送键上顿了半秒,像完成某种仪式般轻轻按下。“我已经订好了回国的机票,这个周日出发,到北京是下周二。”她把这趟行程甩给苏木,既像通知,又像把两周前戛然而止的话题线头重新捡起来。
等了几分钟,苏木没有回复,袁丽便把手机收起来,开车去了Costco。每次回国前,她都得准备一些深海鱼油之类的土特产,用来应付迎来送往的人情往来。
推着购物车,袁丽一边走一边对着手机备忘录念叨:“枫糖、软骨素、鱼油、枫糖饼干……”
杨勇点名要的东西已经放进车里了,但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不常见面的亲戚朋友好对付,反倒是父母,这些大路货都已经不新鲜了。
她走到肉类区,看着特大包装的牛肩肉,突然想起第一次收到苏木的故事时,自己好像也站在这个地方。正想着,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袁丽心里一动,有种预感:弄不好还真是苏木。
袁丽停下购物车,掏出手机一看,果然是苏木的信息。她忍不住笑了,心想:难道这地方的WIFI还能直连苏木不成?
“我在伦敦,最近到欧洲出差,还没定哪天能回去,不过顶多也就比你晚几天。你能在北京待多久?”苏木的消息简短而直接。
“我们机票是待40天,不过不能一直在北京,我还要抽空去一趟西安。”袁丽刚把这句话发出去,还没过一分钟,苏木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要去西安?什么时间?我跟你一起回西安吧!”苏木的声音里透着兴奋。袁丽说的是“去”,而苏木用的是“回”,显然对她来说,西安依然是她的家。
“你怎么不打微信语音?国际漫游啊!一分钟一斤牛肉。”袁丽不按套路出牌,家庭妇女勤俭节约的本色暴露无遗。
苏木在电话那头笑出声:“哎呀!能和你一起回西安,还管什么国际漫游。再说了,漫游也是我漫游,你那么塞皮干什么。”袁丽和苏木虽然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但两人都是单位家属区长大,身边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平时都说普通话。而“塞皮”这种陕西方言,往往只在她们互相调侃时才会冒出来,意思是“抠门”或者“过度节俭”。
“没办法,家庭妇女塞皮惯了,你不要皮干!”袁丽也回了一句陕西话,电话那头的苏木顿时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仿佛穿透了地球,也穿透了时间。“皮干”也是一句陕西方言,可以直接按照字面意义来理解:“皮肤干燥,非常欠揍。”
“我这边还没那么快,可能还要去一趟巴黎和汉堡,计划是最后从法兰克福飞,不过具体哪天还得看事情办得怎么样。”苏木叹了口气,换成粤语说了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那句粤语台词像一枚细针,猝不及防地刺入袁丽记忆的深处,让她鼻腔一酸,眼眶瞬间发热。
苏木不仅喜欢看电影,还喜欢搜集其中的经典台词。记得那个早读课后的课间,晨光斜照进教室。她戏精上身,嘴角斜斜地叼着一根牙签,手指间像模像样地夹着钢笔当作香烟,摆出小马哥的经典姿势,用带着几分生硬却努力模仿的粤语,对围坐的三人挑眉问道:“你知唔知佢哋叫我食咩?”
谁知这次演出彻底翻了车。池杉和李涛对视一眼,竟异口同声地用粤语吼了回来:“食屎啊!” 原来这次,男生们终于抢在苏木前面看完了《英雄本色》。
那一刻,苏木错愕的表情和男生们得意的大笑,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弥漫着粉笔灰和晨光的课间。时隔三十年,这一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让袁丽在一瞬间重新回到了那一刻。
袁丽清了清嗓子,收拾了一下有些激动的心情:“我们在北京见面后,再一起定去西安的时间好了。”
说到这里,袁丽突然心念一动,有什么东西在眼前一闪而过。
“咱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袁丽根据直觉提出问题,似乎是这个问题,似乎又不是这个问题。
“上次?你从巴黎回国吧,我送你到机场了没有,我有点想不起来了。肯定是在巴黎没错。”苏木的回答有些模糊,隔着快二十年,模糊也是可以原谅的。
袁丽皱了皱眉,刚才那个念头已经跑远了,怎么也抓不住。她索性换了个话题:“你写的东西我看了一半,写得真不错。那你想让我帮你验证什么呢?你和池杉的那些事情,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其实袁丽想说的是,“我一点都不相信”。
“就你知道的部分呢?”苏木没有追问袁丽是否相信,似乎她完全不在乎袁丽信不信,或者说她根本没指望袁丽相信。
“我应该知道的部分,都没什么问题,包括那次去李涛家。看了你的文字,我才想起来当年确实有那么一件蓝色条纹衬衫,我特别珍惜所以从不会穿到学校去。”袁丽如实回答。
“哦”,电话那边只传来一个音节,似乎对这个答案有点失望,电话两边同时陷入了沉默。
过了许久,袁丽轻轻地叫了一声苏木的名字,苏木也轻轻哼了一声。
“苏木,你写得真的挺好的,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还有很多人,王强、袁雨欣、葛小婕。然后我就想起了文屠、岳老师、李涛的妹妹。如果不是你的故事,他们对我来说就是不存在的。”袁丽的声音有些感慨。
“是吗?”苏木的声调又扬了起来,有点小得意。
“你多写点我们身边的事情,也别光写那些……”袁丽一下子想不出,该用什么词来形容那些穿越剧情,魔幻?变态?神经病?
“那些……你相信吗?”苏木还是抛出了这个问题,答案很明显,但是很难说出口。
如果二十年前,苏木在和袁丽一起混在巴黎的时候,苏木胆敢抛出这个问题,袁丽十有八九会用锅铲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是林青霞转世、刘雪华附体、马景涛蒙了心。但是现在,袁丽已经和她十多年没有联系,只能说比一般朋友略微亲切一点而已。
“坦白地说,我半信不信。半信的是你,你说你确实看到过池杉写的那些东西,和他一起搞过那个什么计划,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不信的是池杉,他这些说法都可以是编造出来骗人的。如果他真的能这么在碎片里看到未来,他好歹应该成了个亿万富翁吧。别的不说,他买了几套房子?”袁丽用她有限的穿越知识,提出了最实际的质疑。
苏木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电话那边重重地出了一口气,似乎是说给袁丽听,也似乎在自言自语,“我也很难相信。”
袁丽张了张嘴,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她。过了几秒钟,袁丽听到苏木那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她转换了话题:“你还记得我们高二的时候去西安航空馆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咱们为什么会去这破地方?”袁丽的眼前闪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和几栋灰色建筑。
“还不是被骗去的呗……这个不重要,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了贾三包子。这个记得不?”苏木继续循循善诱。
“这个我有印象,你和隔壁贾大家的伙计还吵了一架。”袁丽的大脑仿佛是个停机状态的机械硬盘,启动后要等一会转速才能逐渐提高,记忆也逐渐恢复了,连老西安人关于贾家三兄弟的八卦都浮现了出来。
这次轮到苏木吃惊了:“噢?还有这个细节?为什么吵架?我怎么不记得了。”
“就是你!自行车都停在人家贾大院子里了,然后要去隔壁贾三吃,人家伙计当然不愿意了。”
九十年代的旅游业还没有起步,更没有什么网红打卡地,洒金桥就是个本地人去的比较多的美食街,仅此而已。骑着自行车去吃饭,就有个停车的问题。或者在附近的莲湖公园,花上一毛钱存车,然后走到洒金桥里面。或者就得骑车到餐馆,然后在附近的小胡同里面找个能临时放一会的空间。和今天一样,能不能停车,对餐馆来说也是挺重要的。
“哈哈……我想起来了”,苏木那边又响起了悦耳的笑声。
袁丽也跟着哈哈大笑,那天最后没有打起来,是因为苏木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抛出了一个灵魂拷问:“贾大和贾三是不是亲兄弟?是不是一家人?”然后从店里冲出来的老板就成了和事佬,拉回了张口结舌的伙计,让袁丽们尽管去他兄弟家吃。
“前一阵子,我还去贾大包子吃了一次,你这么一提醒,就权当是还了贾大这个人情吧。”苏木开心的时候,几乎每句话后面都带着笑声,似乎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变。
“和池杉?”袁丽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脱口而出,完全没过脑子。
“不是……不是……”苏木没有生气,很平静的解释,“纯粹是为了回忆那个故事。”
袁丽一头雾水的追问:“哪个故事?”
“池杉讲的哪个故事啊!”苏木的回答让袁丽更加的疑惑。
“他讲了什么故事?完全没有印象。”袁丽又努力想了想,好像回忆到她们进贾三包子店就戛然而止了,吃没吃?吃了什么?都完全回忆不起来。更不要提吃饭过程中,池杉讲了个什么故事。
袁丽发现,好像很多遥远的记忆,特别是关于苏木和池杉的记忆,就像是挤牙膏一样。每次苏木说起来,她就能挤出一些,甚至包括一些苏木也不记得的细节。但没有她这个引子,这些事情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苏木很耐心地听袁丽唠叨完,只在中间“嗯嗯”地附和了几声。
“你看,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你不记得,我不敢相信,所以如果我们都不去探究过去,这些事情就没有发生过,很多人就不存在了。”
没人记得,就等于不存在,遗忘即消亡。苏木这话说得有点道理,但又是歪理邪说。不管袁丽记不记得,客观上发生过的事情,袁丽曾经的同学老师,又怎么会不存在呢?当然,没有必要反驳,这也许就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再说了,袁丽还指望苏木的故事,带着她回去重温高中时代。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3章 黑色幽默
张晓是工厂里的技术员,算是袁丽爸的下属之一,他比袁丽大了十岁,处于叫叔叔和哥哥之间的两可地带。由于袁丽妈身体不好,袁丽又是个女孩子,买蜂窝煤、买米买面、冬储大白菜之类的重体力家务,袁丽爸总是叫上张晓来搭把手。如果赶上什么重活累活,而袁丽爸不在家,袁丽妈也多半会让袁丽去找张晓来帮忙。
袁丽在记忆中搜寻对张晓最初的记忆,追溯到上小学时的一个冬天。记忆中,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袁丽爸的叫门声:“丽丽,快开门!”
袁丽拉开门的一瞬间,下雪天独有的那种略带潮湿感的冷风扑面而来。门外站着袁丽爸和张晓,两人各自扛着一袋沉甸甸的面粉,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他们的肩膀和半边脸,都被面口袋蹭上了厚厚的白色粉末,像是刚从面粉堆里爬出来似的。
袁丽爸的棉袄上沾满了面粉,连眉毛和头发都染成了白色,看起来有些滑稽。张晓则显得更加狼狈,他的头发被汗水浸湿,黏在额头上,脸上沾满面粉的痕迹像是被随意涂抹的颜料,连嘴角都挂着一抹白。
袁丽忍不住笑了起来,赶紧侧身让他们进屋。袁丽爸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把面袋放在地上,拍了拍身上的面粉,笑着说:“还是老了,放在十年前,两袋面粉我一次就能搬上来。可现在,一袋面粉我都费劲。要不是张晓帮忙,真要了我这把老骨头的命!”
张晓憨厚地笑了笑,抹了抹脸上的面粉,结果反而把脸抹得更花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师傅客气了,这点活儿不算啥。”
袁丽妈听到动静,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到两人的模样,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哎哟,你们这是去面粉厂打工了还是咋的?扛面粉也不知道用块毛巾隔一下。快进来洗把脸,别把面粉弄得到处都是!”
袁丽妈一边说,一边拿来一条湿毛巾递给张晓。张晓接过毛巾,擦了擦脸,脸上的白色渐渐褪去,露出他那张憨厚而朴实的面庞。
袁丽爸一边自己找了条毛巾擦脸,一边解释:“厂里的福利,我从办公室用自行车推到楼下,本想让丽丽下来帮忙。正好张晓看到,就一人一袋扛上来。”
张晓连忙接话说:“师父,丽丽这才多大,又是个女孩子。她要是去帮你,你是让她一个扛一袋面呢,还是你们两个抬一袋面?下次有这种事,你还是叫我来吧。”
自此以后,张晓就以这种形象经常出现在袁丽家。或者扛着面口袋,或者搬着一麻袋大白菜,甚至是用木板端着小山一样的蜂窝煤。每次张晓来帮忙,袁丽爸妈都要留他吃饭,而张晓也很少客气。
冬天的时候,张晓和袁丽爸两个人围着蜂窝煤炉子,一人捧着一个铝饭盒,饭盒里面装着几个馒头。蜂窝煤炉子放着一锅烩菜,炸丸子、大白菜、粉条和冻豆腐。两个人一边从烩菜里夹一筷子,一边聊着天,时不时咬上一口馒头。
这时候,袁丽妈总是会从厨房里拿出点腊牛羊肉之类的硬菜,热情地招呼张晓:“多吃点丸子,别总吃白菜。”而张晓总是一脸憨厚地傻笑:“嫂子!我不是客气,我就爱吃白菜!”
1990年,张晓结婚了,对象是厂里一个叫做徐岚的女工。袁丽也喜欢徐岚,因为徐岚永远一副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样子。每次见到袁丽,徐岚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虽然都是同样的“早上好!”,但徐岚的声音充满了朝气,拖长的尾音每次都让袁丽想起电视上的小鹿纯子。
严格意义上来说,徐岚只能算半个职工,因为在九十年代初,工厂的员工分为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张晓是中专毕业分配到厂,属于有国家编制的正式工。而徐岚则是厂子自行招工进来的合同工,而且还是农村合同制职工,不能农转非。
也就是这个原因,即便张晓和徐岚是双职工夫妻,也是无法进入分房范围的。袁丽爸这个技术干部,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是帮两人弄来了一间宿舍。就像大学宿舍一样,不但面积很小,而且需要使用公共水房和厕所,压根就没有厨房,至多只能在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上煮个面条。不过,这对于小夫妻也不是什么困难,张晓两口从来不做饭,总是吃食堂。
结婚之后,张晓依然时不时来给袁丽爸帮忙,但很少在袁丽家吃饭了。为了表示感谢,每到袁丽家包饺子,父母也会额外多包出两个人的分量,煮好了再让袁丽送过去。
有一天的清晨,天色还带着一丝朦胧,袁丽刚从卧室出来正准备洗漱,忽然听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紧接着门口传来徐岚那带着歉意的声音:“嫂子早上好……不好意思这么早来打扰你们,我家的蜂窝煤炉子灭了,昨天半夜冻得我们够呛。这不,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赶紧来你家换块煤。”
换煤这种事,在家属院里再常见不过了,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发生一次。袁丽的妈妈正在厨房忙活,听到徐岚的请求,二话不说,拿起火钳子,从自家炉膛里夹出最上面那块正烧得通红的蜂窝煤,稳稳地放在徐岚带来的铁皮簸箕上。接着,她把徐岚带来的那块新蜂窝煤放进了自家的炉膛里。这就是换煤的规矩,一块新煤换一块正在燃烧的煤。
蜂窝煤炉子在不做饭的时候,为了节省燃料,需要减缓燃烧速度,这就涉及一门叫做“封炉子”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关小炉门、稍微错开上下蜂窝煤的孔、调整炉盖等方法,减少通风量,让炉膛里的蜂窝煤缓慢燃烧。
不过,封炉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次封炉时,炉膛里的蜂窝煤燃烧状态都不一样,得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像徐岚家那样,还没等到下次用火,炉子就灭了。
炉子灭了,最快的补救办法就是换煤。把燃烧的煤放在下层,上面压上一块新煤,打开炉膛的风口,扇上几下,新煤很快就能被点燃。如果附近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换煤,那就得用木柴、报纸之类的易燃物塞进炉膛,再在上面加一块蜂窝煤,借助木柴的火力来点燃蜂窝煤。这可比封炉子还要复杂,算得上是一门更高阶的手艺了。
张晓徐岚结婚后,借着元旦请了假回乡探亲,带回来的各种土特产。袁丽放学的时候,正好遇上张晓和徐岚大包小包地走进家属院。张晓朝着袁丽大手一挥:“等会来你哥家搬年货!”
张晓和徐岚结婚后,厂里分给他的房子,也就是袁丽爸帮着张晓要来的那一间宿舍。就在家属院里不远的另一栋楼里,从袁丽的房间窗户,可以远远地看到他家窗户。如果是亮着灯,袁丽就可以随时上门打搅,或者送东西,或者拿年货,有时候只是考试不理想找个地方躲躲。
张晓和徐岚都不是西安本地人,两个人的老家一个陕南一个陕北,相距甚远。在交通不便的九十年代初,春运尚未成为一种全国现象,因为既没有那么多需要回家的人,也没有能够承载客流的交通工具。因此,1991年的那个春节他们没有回老家,留在西安又闲着没事,就选择了去楼观台游玩。然后,张晓和徐岚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家属院里。
那时候袁丽已经初三了,对于两个身边人的猝然离世,感到震惊和伤心。但给袁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两人的身后事。
1991年2月的某一天,寒风凛冽,天空阴沉得仿佛随时会压下来。袁丽站在窗前静静地注视远处家属楼吓得混乱,距离和窗玻璃阻挡了所有的声音,让这出闹剧带上了一丝黑色喜剧的效果。
在张晓徐岚的宿舍楼下,袁丽爸带着几个工人,正在从宿舍里搬出床架桌子等大件家具,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厂子的,只是配发给员工使用而已。几个搬运家具的工人,此时不得不把家具放在雪地里,去阻止另一场混乱。
宿舍楼前的空地上,一些黑色的身影纠缠在一起,像一幅杂乱的剪影。男人们穿着厚重的棉袄,女人们裹着褪色的围巾,他们的动作粗暴而急切。有些人相互推搡,拳头在空中挥舞,嘴里喷出白色的雾气;有些人拉拉扯扯,试图将对方拽离那堆散落的物品。从宿舍里搬出的日用品凌乱地铺在地上,褪色的被褥沾满了泥土,搪瓷脸盆被踩得凹陷,暖水瓶的碎片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书本的纸页在风中翻飞,像一群无助的蝴蝶。
由于距离太远,而且人群时刻都处于晃动中,袁丽只能看清楚人群最边缘的场景。一个瘦高的男人和一个矮胖的妇女,正紧紧抓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毫不退让的沉默对峙。袁丽看不清两个人的脸,但两个人都头发凌乱,身上散发出来的岁月的气息,眼神里透着相似的倔强和愤怒。
这些身影属于张晓和徐岚各自的家属,尽管他们留下的财产不多,但乡下的亲属们好似什么都缺,连一床旧棉被都能引得两家人拳脚相向。后来袁丽才知道,这些鸡毛蒜皮的争夺只是表象,一个进厂顶岗接班的名额,才是两家人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顶岗接班这个词,起源于那一年已经说不清了。但至少到了八十年代末,就业岗位严重不足,人口压力巨大的时代,国企还普遍存在着老工人办退休,让出编制给儿女的情况。说穿了,还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用尽闪转腾挪来释放一些社会压力。
但这是1991年,“破三铁”已经成了电视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词汇,潜移默化的传达着改革方向。效益不好的军工企业,而且还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厂,考虑的是怎么减员增效,怎么推迟近在眼前的下岗潮。碰上职工退休或者主动离职,厂领导恨不得要庆祝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顶岗接班是一件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事情坏就坏在,吊桥事故众所周知,不属于正常情况。新闻媒体的报导,两家亲属上门,给了厂里很大的压力。这时候要是完全理性处理,一点额外的表示都没有,就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因此,厂里最后决定,给一个顶岗接班的指标。这既是怀柔,也是分化。
然后,厂领导的英明决策见效了,两家亲属很快从合力向厂里施压,变成了在宿舍楼下上演内战。张晓徐岚这对恩爱的小夫妻,大约永远都不会料到,他们的突然离去会带来如此黑色幽默的一幕。曾经在喜宴上推杯换盏,亲热的如同一家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
在混乱的画面中,一个黑色的小点吸引了袁丽的注意。它仿佛是个顽皮的孩子,弹跳着从台阶上滚落,旁若无人地穿过厮打的人群。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仿佛有生命一样的躲开了每一次无意识的踩踏,最终停在了马路上。尽管距离让袁丽无法看清那究竟是什么,但她的直觉告诉她,那应该是几天前她亲手送给徐岚的那个搪瓷碗。
那天,袁丽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敲开了徐岚的宿舍门。徐岚打开门时,屋内的暖气扑面而来,她的脸庞在饺子散发出的热气中显得红润而生动。她的短发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发丝随着气流轻轻抖动,像是被风吹过的麦田。
然而如今,那个曾经代表着温暖的搪瓷碗,却在混乱中被遗忘,独自躺在冷清的马路上,显得如此孤独和无助。像是一个被遗弃的符号,提醒着袁丽,某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2章 分房战争
要想讲清楚这些故事,还得先总结一下分房的流程。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分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分房阶段以及分房后阶段。
准备阶段,是制定分房评分规则的阶段。为了确定哪些人可以参与分房,分到什么样的房,就得有一套规则。比如工龄一年算几分,职务和技术等级算几分,家里几口人算几分……诸如此类,看起来算是科学合理,实际上每种规则和得分,都会有意无意地有利于某些人,同时有意无意地伤害某些人。
在准备阶段登门拜访的人不多,因为这个阶段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多半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大多数情况打个电话,或者直接在办公室就谈了。而一些消息灵通脑筋灵活的普通职工,会在晚上拎上些烟酒点心,去相关领导家里谈谈心诉诉苦。如果领导听进去了群众意见,多半就会在规则里面做点调整,比如学历加不加分数,人均住房面积的记分规则,一儿一女和两个儿子是不是同样得分等等。
这样经过多方博弈出来的分房规则,实际上在第三方看起来,有时是有些滑稽的。
比如经常出现的,按照家里人口计算人均面积,听起来很合理,但仔细一考虑。这样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反而吃了亏,而生了多个孩子的家庭反而沾了光。而更倒霉的是那些因为要晚婚晚育,谈了朋友但没有结婚,更没有生孩子的职工。在一个把计划生育当作国策的年代,晚婚晚育有额外奖励的年代,这个规则看起来就是一种惩罚。
袁丽这样的学生,对于分房传言是后知后觉的,只有每次从父母那里听说,才能恍然大悟。原来一个月前,时不时看到几个厂领导晚上往副厂长家去串门,大约就是在为了自己人,对规则进行讨价还价。
等到分房规则确定张榜公示,这就算是正儿八经进入分房阶段了。这时候到分房领导家串门的人,可以说跟等公共汽车似的,队伍能从家门口排到生活区门口。有人毫不忌讳地提着烟酒,引得其他人暗自唾骂,而刚才还骂不正之风的人,可能也会在第二天晚上带上一个红包。
其实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百分之九十九来排队的人都要落空。有经验的分房领导,早就已经用各种借口遁逃到厂外去了,不给热心群众们一个敞开心扉寻求进步的机会。就算是被叛徒出卖,走漏了行踪被人堵在了家里,也是打死不敢开门。那么多人在外面排队,让谁进不让谁进,收谁的不收谁的礼物,都是得罪人。
夜市一样的排队人群,很快就体会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纷纷转向分房领导的身边人展开“曲线救国”。分房领导的家属、孩子、上级、助理、下属等等,也不管能不能说得上话,讲究的是一个全面进攻不留死角。
对于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普通工人,如果没有在前期做些工作,等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但对于略懂些门道的人来说,前期影响规则的能力没有,但在规则范围内争取一下的胆识还是有一些的,部分人的胆子还很大。从这一刻起,分房战争才正式打响。
“我家这情况必须得照顾一下……”
“我知道!但我说话不管用啊……”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袁丽家的客厅里上演。与此同时,科室领导、车间主任等等中层领导,都处于同样的公关游说漩涡之中。
中层领导没有规则的制定权,但有时候中层领导有些额外加分的权利,比如有功劳的老同志、需要重点培养的苗子。就算不能加分,也有一定灵活操作的便利。比如相同得分,谁排前面谁排后面,给谁的备注里面多写几句好话。甚至说,只要在申请表上指点一二,申请顶楼三房还是三楼两房,可能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袁丽爸作为一个在厂领导面前能说上几句话的技术干部,也属于被重点公关的目标之一。每天迎来送往各种师傅、徒弟、同事、亲戚、邻居,被迫听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理由。
“小袁,你不要花角俄!”河南口音的陕西话,还有难得一见的金丝猴香烟的味道,把客厅的每一个缝隙都塞的满满当当。
“咋会呢!你以前斯俄司傅!你奏永远斯俄司傅!”袁丽爸也说着不太熟练的陕西话,然后传来的是热水冲入茶杯的声音,茶杯里浮起的碎渣,像他们理不清的人情账。
袁丽的房间门紧闭着,刚才袁丽妈进来送水,让她一定不要出去。今天来家里的是一位老王师傅。老王师傅在袁丽爸刚进厂时候,带过他一段时间,算是真的有点交情。
老王家里三代人挤在一间十个平方的宿舍里,而这间宿舍还是六十年代老王师傅结婚时分的,确实挺困难的。按说老王师傅和袁丽爸的关系很近,但让袁丽爸头疼的是,老王师傅全家五口人只有他一个是厂里职工,这就在评分规则上吃了大亏。
“你个莫良心的!你咋就能看着司傅在恁破房子里,挤了这么多年!俄看你,奏斯自个住上了大房子,看不起司傅咧!”老王师傅在袁丽家坐了两个晚上,最后不欢而散。面对老王师傅的指责,袁丽爸一言不发,也不让袁丽妈参与进来。
上门求办事的人,多半都带着各种礼物。最开始流行的是二十响和手榴弹。二十响是烟,因为一盒烟有二十支。手榴弹是酒,根据形状得名。至于什么烟什么酒,就要看收礼人的级别,以及送礼人的预期。
袁丽妈曾经在饭桌上开玩笑,说袁丽爸这个技术课副科长,是秦川大区级干部,享受西凤级别待遇。按这个标准往上推,往副厂长家送的少说得是五粮液,正厂长那儿怕是得茅台开道。
袁丽爸对上门求办事的人,总是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然后把礼物推回去。
“我就是个搞技术的,厂领导遇到难题还愿意听我叨叨两句。可出了车间门,我说话还没针车响动大,办不了这种大事。”
这些话袁丽爸说的完全就是实情,真的不是谦虚。技术干部在每个单位都是同样的存在,说技术问题厂领导必须认真听,说别的就是耳旁风了。
有袁丽爸这样死心眼的,自然就有活络的。有些人特别喜欢有人来求他,礼物来者不拒统统收下。等到分房结果出来,他还会带着礼物去给没有分到房的人道歉,客客气气地说没办下来,实在是其他人关系太硬。
以前袁丽总觉得这些人脸皮厚,没有把握的事情也敢答应,现在想来,也许他们压根就没去领导那里做工作,只是等着天上掉馅饼。万一什么工作都不做也分到了房子,他就白捞一份礼物。就算是没成,他这么客客气气退回礼品,还能落个能办事会做人的好名声。再者说了,有时候就算没成,这礼物也不见得退的回去。
除了走关系路线的,还有一些钻规则空子的。尽管分房的评分规则公布之前,分房小组已经测算过分房的结果,并且肯定是针对结果重新调整过规则的。但是,在没有各种计算机系统的时代,测算都是很不精确的,数据都是不及时不准确的。
比如说规则是:“家里人口超过三人,每人加一分”。临时生孩子可能来不及了,但是父母过来“养老”总可以吧,不够的话还有岳父母,祖父母在户口本里“复活”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又比如说规则是:“夫妻有外单位房者不得参与”。好办,把媳妇厂里的宿舍“借”给兄弟朋友住,钥匙往人手里一塞,至于那位好兄弟是真搬进去还是继续睡桥洞,谁还能半夜去查房?
最绝的是:“未婚职工不参与分房”。那就突击结婚,而且对象还是厂内的,喜糖和申请表一起送到分房办,两人就成了可以加分的双职工,至少跨了两个台阶。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果然,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在这场地毯式搜索规则漏洞的运动中,连分房小组的基层员工都享受到了超规格待遇。袁丽同学张胖子的爸爸,曾经在分房小组里当了个组员。突然之间,他变得比厂长还抢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到每一家上门去量住房面积,手里那把皮尺松一松紧一紧,可能就会差了一两个平方。就这一两个平方,可能正好能把某家人从候选名单外给捞进安全区。这个潜规则的故事越传越神,以至于张胖子的外号后来变成了“张平方”。
作为吃瓜群众,分房后阶段才是最精彩最八卦的。这时候分房结果已经用浆糊牢牢贴在了厂区公告栏的水泥黑板上,木已成舟,管你公不公平,横竖是改不了了。主管分房的副厂长终于敢回家睡觉,他家单元楼前排队送礼的人群也散了,可真正的八卦大戏,这才拉开帷幕。
没分到房的,分到了但是不满意的,进入到背水一战的状态。他们或者光明正大的上门,兴师问罪要个说法。或者半夜才偷偷摸摸敲开门,痛哭流涕喊冤叫屈,哭诉自家三代同堂睡大通铺的辛酸。甚至不乏撒泼打滚闹事的,胆子大的甚至带着菜刀上门。
如果事情闹得太大,第二天厂里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传言,并且随着传播人群的扩大,内容往往越来越离奇。
“缝纫车间厂花带着儿子冲进副厂长家不走了……”
“缝纫车间厂花和付厂长关系不一般……”
“缝纫车间厂花和鲁厂长有一腿……”
“缝纫车间厂花的儿子是胡厂长的……”
“顾厂长要和老婆离婚娶缝纫车间厂花……”
其实大家闹的目的一般不是分房结果,因为分房结果一出,分到房子的人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这个时候闹出个翻案,让搬进去的人再搬出来,那可就两头都得罪了。因此,极少有领导敢于修改分房结果,也极少有人敢直接去阻止别人搬家。
闹事的真正目的是,分到房的人空出来的房子,俗称脱壳房。在领导层,这些空出来的房子,多半已经在分房准备阶段瓜分了。某某人是上级单位的关系户,某某人家里八个人住二十平方,某某人的结婚对象是上级单位领导孩子,某某人从重点中学弄到了几个学位。
这些房子通常条件比较差,但好在不在分房的范围内,盯着的人少。领导出于私心照顾也好,出于被闹烦了息事宁人也好,反正只要领导松松手,拿出一两套来也不是太大的难事。分房后还在闹的人,多半都是赌这些脱壳房还有没被分完的。就算分完了也不要紧,脱壳房还有脱壳房,毕竟搬进脱壳房的人还会再脱一层壳不是。
顺便说说老王师傅,老王师傅在袁丽爸这里碰了软钉子,愤愤地回到家后重整旗鼓,没几天就出现在了排队人群中。当然最后的分房结果还是没有他,毕竟他的条件差太远,评分规则怎么改也都轮不到他。
但是他不知道听了哪位高人的指点,等到大家都把分房这事忘记了,用手榴弹轰开了路,在棚户区里“借”到了一间小房,算是给儿子媳妇找了个家。借,不是分,不是厂里的正式决定,是原房主和老王师傅的个人行为。原房主搬进了脱壳房,原来私自搭建的小房理论上应该被拆掉,但是这么借给了本厂职工家属,房管科也不好再说什么,完美地躲开了分房流程的所有限制。
“高!实在是高!”杨勇不由得晃了晃大拇指,也不知道是给袁丽点赞,还是给老王师傅点赞。
“实物福利,很难体现价值,更难以公平分配。折算成现金,按照级别和绩效发下去,自己去市场上买房,这些矛盾就都没有了。”杨勇替袁丽发挥了一下,把货币化分房改革的原因和方向都总结了出来,搞经济学的都擅长总结和起名字。
如果目光再放的长远一点,实物分房的分配不公问题,杨勇其实还只说了一半。这些当年分出去的房子,后来在房改的时候,只需要非常少的现金就可以买断产权拿到红本。如果能再等上十来年,那就是几十上百倍的收益了。
“对,后来就开始房改,不再直接分房了。”袁丽从沙发里站起身,走到冰箱前拉开门的动作带着点莫名的烦躁。她取出那瓶喝剩的干白葡萄酒,对着灯光看了看瓶底残留的透明液体,只倒出个杯底的量。不知怎的,此刻她特别需要这点酒精来压住胸腔里翻涌的陈旧情绪。“不过,对我爸妈单位来说,终结分房时代的不是政策,而是厂里再也盖不起新房了。”
从最后一次分房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上次回西安的时候,袁丽还专门去家属院看了看。当年袁丽住的家属楼已经有些破旧,黄色的外墙涂料少说也有十年没有重刷。唯有新装的黄色燃气管道在夕阳下闪着刺眼的光,算是时代留下的唯一升级补丁。
当年的棚户区,除了以前的土路被硬化,路边多了些五菱宏光之类的小车,宿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仍旧是砖石建筑,仍旧没有暖气。有些房屋稍加修缮加装了空调,但也有些依然维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甚至还保持着牛毛毡的屋顶。也许压在牛毛毡上的红砖,比袁丽的年龄还要大。
袁丽知道父亲这辈子最讨厌走后门,唯独为张晓破过例。就在那次分房后,父亲带着刚结婚的张晓敲开副厂长家门,硬是帮他要到了一间腾出来的单身宿舍,算是脱壳房的脱壳房。
事后张晓登门道谢,感谢的话刚说了两句,就当场哭了出来。当时母亲在厨房一边剁饺子馅,一边和徐岚嘀咕:“老袁这是把下辈子的脸面都预支了。”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1章 二元化世界
杨勇比袁丽大四岁,勉强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他家在安徽农村,对于国企改革、大下岗和经商潮这样的城市运动,确实没什么直观的感受。这些东西还是他上大学后才从课堂上学到的,因为之前他连电视机都没见过几次,新闻联播都没看过。
杨勇大学毕业就公派出国,一直读到博士回国后又在大学里面教书,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崛起和他也没什么关系。等到杨勇和袁丽结婚后搬家到加拿大,再次错过了中国加入WTO,以及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潮。
杨勇常自嘲是个“时代绝缘体”,完美避开了改革开放所有风口。就连70后普遍吃到的房产红利,也因他长期待在海外而失之交臂。有次老同学聚会,他听着同窗们聊买房炒股,感觉自己像个误入股东大会的群众演员。
杨勇偶尔讲起的中学和大学的故事,袁丽觉得那些事离自己特别的遥远,简直更像是五六十年代的故事,让袁丽没什么共鸣。不过这次是袁丽挑起的话题,袁丽就耐下心来听杨勇的絮叨。
“我中学是在县里的中学,就那么一个中学,也没有所谓什么重点不重点。我家以及我的同学家里,大部分也都是农民,父母普遍也都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或者说,想重视也没办法重视,送孩子上中学那就叫重视了。不重视的家长,早早就让孩子回家种地了。”杨勇推了推眼镜,语气不自觉地带上讲课的节奏,“那时候真正有权有势的家庭,并不是送孩子上学,而是想办法招工进厂。那时候,正是三农问题抬头的时候,你知道三农问题吗?……”
作为一个经济学讲师,杨勇的故事讲得有很重的理论感,更像是讲课,而不是给枕边人分享自己亲身经历。恨不得讲几分钟就来个提问,让学生们绷紧了神经不要走神。
杨勇的初中时代开始于1985年,到他初二的时候,九年制义务教育才成为法律。等到“普九运动”,也就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春风吹到杨勇的小县城,他已经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了。
因为不是义务教育,所以那个时代上学是要交学费的。学费不多,但依然是很多农村家庭难以负担的,因为那时候的农民刚刚能吃饱,但想挣点钱难度依然很大。杨勇的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靠的是半个村子亲戚家里的老母鸡下蛋换的。因此,杨勇有时候会自嘲,说自己是鸡屁股养大的。
杨勇的中学是寄宿制,吃住都在学校。学校食堂的操作模式很原始:开学时每个学生扛来大米,按斤两兑换成等额的饭票,每天凭票去打米饭。至于菜,打不打全看个人。食堂最便宜的猪血汤一毛钱一碗,但大多数农村学生还是选择从家里带玻璃罐装的咸菜、豆豉。
杨勇的情况也差不多,母亲每次都煮一大瓶黄豆,让他带到学校当菜吃。夏天黄豆很容易变质,有几次杨勇打开罐子闻到酸味,就只好干吃米饭。后来母亲就把黄豆做成咸豆酱,这样可以多放几天。杨勇现在不喜欢吃黄豆,不喜欢喝豆浆,都源自于当年落下的病根。
要是论学习用功刻苦,杨勇说他们县城的学生,绝对甩城里学生十八条街,头悬梁锥刺股都不是传说,他是真见过拿针扎自己的学生。在苏木的故事里,每次看到四人打牌和聊电影,杨勇就总是用撇嘴来表达他的不屑,揶揄袁丽那帮人过的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但杨勇也承认,县中升学率就是比城里的中学要低。毕竟无论学校教育资源,还是家庭教育环境,县中都实在拿不出手,更没办法和西安中学这种重点中的重点相比。杨勇的物理老师特别怕讲到电学实验题,因为没办法带着学生做实验,哪怕是做给学生看都不行,只能在黑板上画个大概。其实,画也画的不像,因为物理老师本人,也没见过真正的示波器。
作为对比,袁丽那一届高中的西安中学里,光是全国特级教师就有好几个。高二开始学校组织的补习班,就是让这些特级教师可以覆盖整个年级,而不是只为某几个班服务。
杨勇当年就读的县中,高考上了本科录取线的只有两个人,重点本科更是只有杨勇一个人,他考到武汉大学。杨勇成为了随后很多届学生崇拜的大神,以他为榜样,在低水平教育基础上,继续头悬梁锥刺股,但下一个杨勇要到高校扩招以后才出现。
县中的教育窘迫,根源就一个字,穷。如果再多用几个字,就是农民穷。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一波生产效率提高,但这个效率提高是有上限的,到了九十年代初基本上无潜可挖了。
那时种地没什么机械化作业,全靠人力。即便是县中,即便是高三,也要放“双抢假”,让学生回家参加抢收抢种。
杨勇最怕的农活是插秧,几根手指握着秧苗根部插到泥水里稳住,一天只能插六七分地,晚上回家手指都是红肿的。等到割水稻的时候,吃苦还在其次,时不时还会割伤自己。杨勇的食指指尖,就被自己的镰刀削去了几毫米,受伤后包扎着还得咬牙继续干。
“那时候不是已经有杂交水稻了吗?”袁丽听到插秧,突然想起了短视频上纪念袁隆平的内容。她上学的时候,袁隆平就已经上了教科书,但似乎并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
“杂交水稻又不是万能的!你们这些城里人啊!都是纸上谈兵。”杨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个问题他已经给很多同事科普过,每次当时都获得了好评,但过不了几天就又被洗脑了。
作为一个亲身种过地的农民,后来又搞了这么多年经济学研究,杨勇对于农业这个产业的理解还是很深刻的。这个世界是物质守恒的,农作物消耗的氮磷钾等元素不会凭空产生,必须通过肥料来补充。而杂交水稻等育种技术,主要提高的是转化效率,提高了亩产的上限。但八十年代末,化肥还不能敞开供应的情况下,杂交水稻等新品种,对产量的提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
袁丽正在收捡客厅里的纺织品,烤箱上挂着的隔热毛巾,洗手池旁的擦手巾。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又提出一个城里人的问题:“可我记得那时候农村已经用上化肥了?我记得我爸还帮农村的亲戚弄过化肥。”袁丽对农村的了解都是间接的,要么通过书本,要么通过家长的二手信息。
“你看,你都说要弄化肥了,就是说明化肥不好买。”杨勇两手一摊,这个问题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颇有应对经验,“我上中学那会,每一亩地公社发两张化肥票,凭票去供销社可以买平价化肥。不够就得另外掏钱,买议价化肥了,那价格可就……”
说到这里,杨勇突然卡住了,这不就是他自己之前提出的“价格双轨制”,看来不需要袁丽的帮助,他自己也能找到生动的案例。他看向袁丽,却发现客厅里只剩了他一个人,袁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进了卧室,刚才他讲的关于化肥供应的故事,弄不好就只有他自己听到了。
就在这时候,袁丽抱着洗衣篮重新出现在客厅里,篮子里装着全家的深色衣服,还有几套深色的毛巾。袁丽洗衣服的时候,坚持要把衣服分为深色和浅色两批来洗,杨勇对此就跟城里人不理解化肥重要性一样。
“杂交水稻是不是不好吃?”袁丽一边在洗衣篮里挑挑拣拣,一边随口提问,很显然刚才关于化肥那一段她没听到。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杨勇抓了抓脑袋,他种过的水稻有好几个品种,大多是农技站推广的,但是不是杂交水稻他也不知道。杨勇想了想,突然想到自己大学老师给他讲过的亲身经历,也算是一个侧面回答。
“我大学老师,年轻时候插队在北京郊区密云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子以前是种水稻的,70年代被要求改种一种叫做‘晋杂5号’的高粱,说是比其他粮食多出两成的产量。这是一个出了名,高产但难吃的作物。这个村长比较厉害,指挥村民和插队知青在田边种一圈高粱,中间还是继续种水稻。再专门种几块高粱地,用来糊弄上级检查。”
“这样也行?知青不会向上反映?”袁丽停下了手里的活,但凡干过几年基层工作的人都知道,糊弄上级是任何一个基层领导的基本功,但是这么拉着垂直管理的知青一起干,那真需要点本事。
杨勇就等着这句话呢,马上接了上去:“因为‘晋杂5号’实在太难吃了,连猪都不吃,知青哪里受得了。不对,应该是,连知青都不吃,猪那里受得了。”说完,杨勇和袁丽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笑过以后,已经找到思路的杨勇也不再缠着袁丽要故事,放下手里的事情帮着袁丽一起做家务。袁丽去收拾杨均一的脏衣服,而杨勇则负责搜查每一件衣服的口袋。在现金越来越罕见的社会,虽然洗坏钞票的风险基本没有了,但杨勇和杨均一都曾把纸巾、收据之类的东西忘在口袋里,最后搞得洗衣机和衣服站满了纸屑。
一边干活,两人一边继续刚才的话题闲聊,这次话题转到了粮价上。
“我们在城里买粮,要拿着粮本去粮店买,每个月28斤平价粮,不够吃的话要么多花钱买议价粮。还可以拿主粮换杂粮,我记得好像一斤面粉可以换一斤半还是两斤玉米面。”袁丽看着天花板思考了一会,“具体数字真记不清了,大概就这个意思吧。我能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不会有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了,所以那时候换玉米面多半是为了换口味。”
“那是你们城里,乡下可不是这样,我给你讲讲你们吃的粮食是怎么来的。”杨勇把洗衣篮放在沙发前,对着一筐脏衣服,像是对着他的学生,“农村统购统销取消以后,理论上应该是除了公粮,剩下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粮食,通常是留下自己吃的口粮,其余卖给粮站换成现金。如果碰上减产,或者本来就穷的地方,就得反过来从粮站买粮来吃,那就叫做返销粮。”
杨勇之所以用“理论上”这个词,是因为在八九十年代,卖粮的价格是个大难题。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后,实行粮食价格双轨制。农民卖粮有两种价格:一是国家收购价,一是市场价。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初,国家收购价是远低于市场价的,国家把收购粮食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农民身上,作为责任田承包人,每亩地必须向国家卖多少粮食是有定数的,称为平价粮。卖完后还有多余的,农民卖给粮贩子,称为议价粮。
等到九十年代后半期,由于粮食增产以及粮食进口,市场价反而远低于国家收购价了。这时粮站的工作人员收到了足够指标的粮食就行,专门拣着关系户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从2004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农民收获了粮食,毫无议价权,也只能低价卖给粮贩子,否则来年买农药都没钱。
杨勇总是用这个例子来讲解经济学里面竞争、价格和供应的关系,不过效果总是差强人意。因为外国学生大多不能理解国家收购,而中国留学生也不能理解粮食定价。
杨勇上中学那会,他家里五口人,种着七亩地,就算是风调雨顺,满打满算人均年产值也就是三百四十块钱。但是这三百四十块钱,要先交农业税和各级提留。要是所有合理和不合理的税费都交完,剩下的只能勉强够吃饭,就别说上学、看病和家庭建设了。
“三提五统,也就是乡村两级政府公共支出,因为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没钱了,只好向下转移压力。要说分税制改革,这还得从八十年代初的投资过热说起……”
杨勇这个农村走出来经济学讲师,不会像大部分七零后简单痛骂当权者,而是一环一环地拆解问题。不过很少有学生能坚持到循环的最后一层,大部分听众无论中外,要不了两层就听晕了。
于是,杨勇总会在学生们束手无策的时候,用这个来总结:“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怎么改?不知道!那就用穷举法,弄几个试验区把不同的政策都试试。”
和杨勇相比,袁丽就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儿童,生在家属大院,长在附小附中,身边几乎所有人都是三五零七厂的职工或者子弟。作为一个三千人的大厂,其实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发生,或者可笑,或者可悲,或者啼笑皆非。这些事情和国企改革,也许都沾边,也许都不沾边。
袁丽抱着洗衣篮进了洗衣房,把这几天积攒下来没有洗的深色衣服一件件丢进洗衣机。等到回来的时候,她对着杨勇两眼一亮:“我好像有一个跟国企改革沾边的故事,你还要不要?不保证切题哦!”
“要!你说说看。”杨勇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袁丽的眼前,闪过了西安的冬天,铅灰色的一排排家属楼之间,是白皑皑的积雪和落尽了树叶的法国梧桐树。家属院的两端,是澡堂、水塔和锅炉房,还有保障生活的供销社和菜市场。袁丽全家就住在家属楼中的某一栋,是个不算大的两房一厅。
从袁丽家下楼出单元门向西,绕过三排家属楼,就是家属院西区。这里都是水泥建筑的平房,从家属楼延伸过来的热力管道,无声地宣布着,这些平房也是职工宿舍的一部分。
平房宿舍也是有等级的,再继续向西向北,越接近生活区的边缘,宿舍的建筑标准就越来越低。先是水泥变成砖瓦,然后热力管道也消失了。最后几排宿舍根本就是棚户,屋顶连瓦片都没有,铺着一层牛毛毡,牛毛毡上压着一层红砖以免大风把房顶吹走。这是给没有职工编制的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居住的简易宿舍。
其实就算是最简陋的棚户,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住上的。娶了农村姑娘的青工,排上几年的队也未必有一间棚户,因为要优先满足双方都是厂里职工的小夫妻。
不管你住的是宿舍楼还是棚户宿舍,都是厂里分配给你的,你是要交房租的。厂领导的三房租金三元五元,青工的单身宿舍只要两三毛钱。说起来租金可能差了十几倍,但是总金额实在太小,便宜到交不交都差不多。
九十年代国企工资低,而且工资水平拉不开,厂长也就比青工多一倍。真正的报酬,实际上体现在住房等隐形福利上,因此每次分房都是一场争夺福利的战争。
袁丽莞尔一笑,在沙发上坐下:“你见过分房吗?”
杨勇摇摇头:“知道,但没见过。”
“我见过,那就跟打仗一样,那架势……三十六计全上都不够用……”袁丽啧啧着,看杨勇没打算坐下,干脆换了个姿势,侧身半躺在沙发上,小腿放在沙发扶手上放松一下脚底。这么不优雅的姿势,也就是杨均一不在家的时候她才敢放肆一下。因为,换成杨均一这么躺,袁丽多半是要河东狮吼的。
“两个人差不多,奖金可以每人发五千,但是房子却不能两人各一平方,只能你有我无。所以,一切实物福利,严格来说都是应该被改革的……”杨勇依然在自顾自的踱步,仿佛是回到了他熟悉的经济学课堂上。
“你不是要听故事吗?你要再讲经济学理论,就自己想办法糊弄学生去。”袁丽对于杨勇这种职业病非常的不满,不得不打断他。
袁丽印象比较深刻的分房,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袁丽小学的时候,袁丽家从平房搬到了家属楼。那会儿年纪小,光顾着兴奋能有自己的小房间了,压根没琢磨明白大人们为分房暗中较劲的那些门道。第二次则是初中,整个家属院因为分房的事儿沸沸扬扬,连她这个原本事不关己的中学生,都被动成了前排看客。
主管这次分房工作的副厂长,家就在袁丽家对面那栋楼。自从分房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厂区,副厂长住的这个单元门,就再没清静过。从清晨到深夜,来访的人络绎不绝,那热闹劲儿,堪比厂区门口每晚准时出摊的夜市。
袁丽每晚趴在窗边写作业时,总忍不住朝对面楼张望。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在单元门口徘徊的身影:是大大方方直接上楼敲门,还是鬼鬼祟祟地躲在阴影里,等着没人的时机?手里提的礼物,还是菜刀?
在袁丽想象力加工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访客渐渐变成了她脑海中连载故事的主角。而父母饭桌上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就像连载漫画旁白,不断丰富着这些角色的形象,有时甚至颠覆她之前的全部猜想。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0章 余波
文字闪烁了一下,Office助手的曲别针跳动了一下,发出咔嚓的一声。文件被关闭了,陕图阅览室的吊扇掀起的气流,又在2024年持续了短暂的时间。
袁丽和杨勇一直并排坐在书房电脑前,一起看着苏木写的故事,像两个偷偷熬夜追剧的高中生。看到在李涛家做客那段,两人一起哈哈大笑,杨勇情不自禁的搂着袁丽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让袁丽找回了一些谈恋爱时的感觉。但是看到吊桥事故这里,袁丽陷入了沉默。
杨勇起初没察觉异常,往后看了好几页,才反应过来刚才一直喊“慢点翻”的袁丽,居然已经好几分钟没出声了。杨勇转过头去看袁丽,只见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眼神空洞仿佛自己的手上沾了看不见的血迹。杨勇清了清嗓子,轻轻咳嗽了一声,袁丽仍然毫无反应。
杨勇回忆了一下剧情,想不出这段剧情里面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两个高中生的秘密调查,还有青春期特有的暧昧情愫。但这好像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再说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至于让当了孩子妈的她失魂落魄吗?
难道是吊桥事故的原因?
杨勇轻轻把手放在袁丽的手背上,手心接触手背,袁丽全身抖动了一下,仿佛从梦里醒来一样。
“就看到这里吧,我困了。”袁丽的声音有些飘忽,人也变得无精打采,但杨勇知道,这不是困了,倒像是遭受了什么精神打击。
杨勇没吭声,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他把“楼观台”、“吊桥”、“事故”、“1991年”这几个词敲进搜索框,敲回车。页面刷新,搜索结果跳出来,密密麻麻好几页都是相关信息。他滚动鼠标滚轮,标题一个个掠过,日期、地点,全都和苏木写的故事对得上。
“这是个真实的事故?”杨勇转动鼠标滚轮,页面向下滚动,连着几屏都是事故信息。从搜索结果的标题来看,事故确实发生在1991年大年初一,和苏木故事里写的一样。
“不用搜,这个事故我知道……我爸的同事就死在了这场事故里面。”袁丽按住了杨勇点开详细新闻报道的手,指尖有点凉,“我爸的同事,张晓,还有他爱人徐岚。当时小两口刚结婚不久,春节去玩就没回来。而且,他们和我爸约好,第二天到我家来吃饺子。”
袁丽是在工厂家属院里长大的,她的同学、朋友,几乎都是厂里子弟,而她能接触到的成年人,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父母的同事。在这个以父母为坐标系的微型社会里,多数成年人看她都带着“老袁家闺女”或者“袁科长女儿”的标签。
凡事总有例外,张晓和徐岚就是那两个特别的存在。徐岚会像女同学一样,和她换着戴不同颜色的发卡;张晓在家属院门口遇上放学的袁丽,会往她书包塞一把还烫手的糖炒栗子。这种友谊不需要通过父母关系中转,就像车间里偶然发现的两个不按图纸生产的零件。
听了袁丽的话,杨勇沉默了,握着鼠标的手放了下来,书房里只剩下空调轻微的嗡鸣。过了好一会儿,他轻轻拍了拍袁丽的手背,站起身:“你这同学文笔是粗糙了点儿,但事儿写得……真够实的。”
杨勇起身走去厨房。袁丽听见冰箱门开合的响动,几秒钟后,微波炉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接着是清脆的“叮”一声。脚步声由远及近,一杯温热的牛奶被塞进袁丽手里。瓷杯的暖意透过掌心,一点点渗进皮肤里。袁丽感到一股暖流从手掌顺着手臂蔓延开去。袁丽肩膀轻轻靠向杨勇,感觉到身边这具身体散发出的、带着生活温度的活力,竟与三十年前的张晓、徐岚他们,有某种模糊的相似。她从那个混乱的冬日挣脱出来,重新来到了蒙特利尔的夏天
“忘了告诉你,我爸妈已经在北京了,这次我们都在北京过暑假。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带杨均一去趟西安,给他恶补一下中国历史。”杨勇想要用这个好消息来岔开话题,但意图过于明显,显得有点傻得可爱。
袁丽对杨勇笑了笑,表示领会了这份笨拙的关心。好消息是不需要舟车劳顿去乡下老家,更重要的是这个打岔确实也将袁丽从故事中抽离出来。杨勇就是这样,情商经常掉线,但关心却是实打实的。
“都过去快四十年了,没那么多心理阴影。后来他们各自的家人,因为一个进厂名额,在家属院里还打了起来。”袁丽喝了两口热牛奶,感到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其实这个架,打得非常不值得。”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是谁赢了那个进厂名额,但是第二年开始破三铁,没几年就差不多都下岗了。”
袁丽叹了一口气,给这件故事做了总结,“简直是黑色幽默!”说完自己先笑了。
“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九十年代初确实很多人看重,特别是农村人,进厂和上大学两条路都不宽,有个机会拼了命地抢,也可以理解。那时候,计划体系……”杨勇接过话题,说了还没两句就转到了他习惯的套路上。
袁丽一看杨勇又要掉书袋,又打断了他,把话题接了过去。
“那几年,军被军服的生产任务也不能说没有,勉强不饿死的程度,1985年开始百万大裁军,最终客户少了一百万啊!真是神仙也救不了啊!”说到这里袁丽自己也笑了,自己居然隔了几十年才看出当年效益不好的根本原因。
“我上高中那几年,我爸妈单位就一直在不断地下岗分流。先下岗的肯定就是那些刚刚进厂的年轻人,先是临时工,然后是合同工,最后连正式工也保不住。厂领导也不是等死,搞改革转产一部分民品,毛巾之类的,学着南方的样式做,质量虽然不差,但是成本比人家高。不过,这些招数好歹又让厂子多拖了几年,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千禧年。”
袁丽喝了口热牛奶,顺便看了看杨勇的反应,看他没有打断的意思,就继续说了下去。
“附近的工厂也都差不多,特别是军工系统的。眼见着路边摆摊的人噌噌地多了起来,先开始大家都去远处摆摊,怕被熟人碰到。后来就顾不上了,西大街上都有人去摆摊。有一次莲湖公园办个什么活动,可以免门票进去摆摊,我就跟着我妈去了。公园里面全是人,但是一天下来什么都没有卖出去,因为都是来摆摊的人。”
说完,袁丽把剩下的牛奶喝掉,让杨勇去洗杯子。等杨勇洗完杯子回来,发现袁丽正盯着北京的景点预约攻略发呆。屏幕上的故宫门票预约流程密密麻麻,她的目光却涣散地落在虚空里。杨勇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浴室。水声响起时,袁丽依然对着屏幕出神。
袁丽跟杨勇说过好几次,她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很多以前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开始是一件事,然后是一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段时间。如果不是苏木的这个故事,袁丽几乎已经把大学以前的时代忘了个干净。感谢苏木,高中时代的事情,多少已经找回了一些,但是高中之前,仍然是一片迷雾。
借助张晓和徐岚作为起点,袁丽在时间之河里面奋力回溯,小学时代的事情也找到了少许片段。
小学教室是没有暖气的,冬季取暖全靠教室最后的一个蜂窝煤炉子。每到冬天,每个学生都需要带着几块蜂窝煤去学校。袁丽爸把绳子从蜂窝煤的孔中穿过,几块蜂窝煤串成一串,在绳子的一头绑上一个小木片卡住煤饼,这样袁丽可以轻松地提起几块蜂窝煤。
几乎所有同学都是这么带蜂窝煤去学校,然后把蜂窝煤在教室最后叠放成一个小山。总有些淘气的同学,在上学的路上把沉重的煤饼串甩来甩去,结果一不小心脱了手,所有的蜂窝煤都碎成了渣。家里条件好的同学,无非回家挨几句骂,再换几块蜂窝煤来交作业。而家庭条件差的同学,除了哭着回家挨打以外,还得拿来簸箕把碎的煤块装回家自用。
再大一点的记忆,袁丽是承包了家里的打酱油等小额采买工作。那时候的打酱油就是拿个瓶子去食品店打一斤酱油,看着营业员用漏斗撇开酱油缸上的白毛,从下面打一勺酱油出来。同理还有打醋、打面酱、打酱菜等等,霉菌的白毛只要不进自家的碗,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有些讲究一点的人家,长了毛的酱油打回家,先要煮开杀菌再用,但大多数人家是不在意的。按照现在的视角,霉菌确实可以创造出一种鲜美的滋味出来,所以那时候的酱油更好吃,可能并不是错觉。
面包馒头包子这些食品不管是家里做的还是买的,如果长了霉点,多半是抠掉完事,经常看到抠得一身窟窿的包子。这种带着窟窿眼的包子馒头,通常会用很便宜的价格对外销售,深得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居民欢迎。
但是打面酱需要特别注意,因为面酱在夏天比酱油容易坏。每次去打面酱,袁丽妈都要叮嘱袁丽,先看看缸里面有没有生蛆。袁丽至今不喜欢吃炸酱面,就是因为有一次看到了一缸坏得很厉害的面酱。打面酱的勺子从缸里提出来的时候,几十条蛆虫从勺子上夺路而逃的场面,比任何恐怖片都惊悚一万倍。
所谓打酱油,其实也不限于调味品,买馒头包子这种事情其实也包括在内。小学时候去买馒头或者去食堂吃饭,还需要带着粮票一起去,除了给钱还要给对应重量的粮票。等到上中学后,很多地方慢慢地就不再需要粮票了,开始是早点摊子,后来连换面条的铺子也不再需要了。等到1991年袁丽上了高中,粮票唯一的作用就剩下去粮站买米面。
想到粮店,袁丽想起了一个记忆深处的词,富强粉。小时候每次爸爸去买粮之前,都要和妈妈商量买多少面粉多少富强粉。那时候,袁丽把富强粉完全当作了一个商品名。等到初中政治课上,袁丽突然意识到,富强粉原来是“象征着富强的面粉”的意思。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富强粉就是比较精细的面粉,比略带黑色的普通面粉要贵一些。因此如果谁家吃的是富强粉蒸的馒头,那么谁家就先富强了。大约到了高中时期,家里的面粉已经都变成了富强粉,再也没有听到爸妈商量买哪一种。
西安中学附近有一家全国有名的粮店,十九粮店。六七十年代,这家粮店以服务好闻名全国,甚至还出了一本同名的连环画。而从八十年代开始,这家粮店则以面包、绿豆糕等糕点闻名全城。因此,袁丽就成了十九粮店的快递员,逢年过节总会受了父母或邻居的委托,放学顺路去买几个带奶油馅的面包回来。
袁丽天真地以为,自己家还有其他邻居同学家,从此都进入了富强的阶段。谁知道,大下岗的洪流已经出现在了门外。
当然,更让袁丽没想到的是,三十年以后,市场上任何面粉都比当年的富强粉更白更细,但看重健康的人开始吃全麦食品。比如Costco里的全麦粉,居然要比普通面粉贵出一半价钱。面包店的欧式酸面包,也和奶油面包一个价钱。如果把这一幕和当年爸妈商量买面粉的场景放在一起,有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
袁丽小时候只有一样工作从未干过,就是买肉。九十年代,买肉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要肥的还是要瘦的,要骨头还是要肉的标准,是随着时代不断改变的。袁丽初到深圳的时候,有一次袁丽妈来看她,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惊叹,“深圳的排骨好啊,肉这么多!”她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骨头比肉贵的原因。
当然,不变的标准也有:坚决不买米猪肉,也就是带着绦虫虫卵的猪肉。小孩子容易马虎,容易上当,无良售货员故意切一块米猪肉的事情,时不时就能听到。
不过,尽管米猪肉已经处于人人喊打的地位,但当年还有一样相关的特殊产品,高温肉,也就是被高温蒸汽加热了两个小时后的米猪肉。不要说风险,就是看起来就很吓人,是连袁丽妈这样经验丰富的厨师都不敢轻易尝试的东西。高温肉能够被堂而皇之摆上肉铺,还有一定客户群的原因,不但因为便宜,而且买这个还不用肉票。
记忆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怎么都想不起来的事情,被一个引子稍微地一勾,就稀里哗啦地撒了一地。
过了两天,并没有任何电话打过来找袁丽,无论是池杉还是苏木,两个人好像突然把袁丽忘记了。 然后又过了三天四天,电话还是一样地静悄悄。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杨勇难得没课,在家办公。袁丽送了杨均一去学校回来,发现杨勇没在书房备课,而是在客厅里背着手溜达来溜达去。
看到袁丽回来,杨勇凑上来邀功请赏:“机票已经订好了,期末考试后一个星期,等那帮子中国留子们都走完了咱们再走。考完试当天的机票,你知道被这帮家伙买到了一个什么价钱?”
说着,杨勇伸出四个指头比划了一下,作出痛心疾首状。留学生被简称留子,是最新的网络词汇,伴随着新时代留学生强大的购买力一起出现。袁丽不常去学校,感受不到留子和留学生的区别,杨勇告诉她留子大约等于留学来的二流子。
“留子”这个词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特指那些刷卡不眨眼、把奢侈品店当超市逛的土豪留学生。后来范围逐渐扩大,把那些不自己做饭,嫌弃食堂难吃就下馆子的学生也囊括了进去。最后,终于彻底取代了“留学生”这个词。因为,传统概念里一天打几份工,20美元吃一个月的穷学生,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
“现在这些学生是真不差钱!”杨勇一边感慨,一边又开始了他的忆苦思甜,“哪像我们那会儿……”
这话头一起,袁丽就知道接下来半小时将是留学血泪史的重播。果然,杨勇很快讲到了骑自行车送外卖那段经典剧情:“那天大雪纷飞,我连人带车滑进路边水沟,但是我立刻就爬了起来……”
说到这,杨勇停下来,挺直腰板,下巴微扬,右脚向前半步,右手抚上胸口,左手向后一展……一气呵成摆了个忠字舞造型,然后振臂一呼:“同志们别管我,抢救披萨要紧。”
杨勇的这段光荣历史,袁丽已经听过不下二十次,不过这个造型和口号还是最近发展出来的新版本。所以,袁丽还是跟着他一起笑了笑。
“你不是Work at Home吗?怎么还在这里晃悠,光at home不Work?”袁丽收起笑容,开始整理衣服。刚刚出门前,袁丽已经把洗好的衣服堆在了沙发上,给留在家的杨勇下达了叠衣服的指令。看这会的情景,杨勇只叠了一半,还有另一半仍然胡乱的散在沙发上。袁丽的不悦,来自于最终还得自己动手叠好并且分类放进衣柜,否则沙发上都没法坐人。
“我正在琢磨明天课上的事呢”,杨勇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揉了揉发红的鼻梁,“现代中国经济史,讲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段。都是讲了八百遍的东西,材料都是现成的。但麻烦的是……我怎么讲他们才能理解?”
可惜袁丽正专心对付一件总也叠不平的衬衫,头都没抬。他只好讪讪地自己接话:“考试不考这部分,所以学生们也都没什么兴趣。”杨勇说出了原因,原来这门课就是个送分童子。老师讲得敷衍,学生混个学分,双方心照不宣。
“学生不关心,老师肯定也就随便讲讲,要不……你给他们来个随堂测验吧,保证他们竖着耳朵听。”袁丽一边把袜子配对,一边给杨勇出了个馊主意。
“那可不行!”杨勇像被踩了尾巴,“本来选课人就少,再考试下学期真要改线上了!”学校这几年也跟着企业学坏了,成本意识很重。选课学生少的话,这门课可能会改线上,然后就有被裁掉的风险。
袁丽抱起叠好的衣服往卧室走,最后半句话飘在身后:“那你在这儿转悠半天是图什么……”卧室门“咔嗒”一声,把问号关在了卧室里面。
等袁丽抱着洗衣篮再出来时,杨勇还在客厅转圈。她停在走廊口,洗衣篮抵在胯骨上,就那么看着杨勇。俗话说:“孩子静悄悄,多半在作妖。”男人其实也差不多,多半都是有什么不好意思提的请求。
“我这不是,想找你要几个故事吗。就是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故事。穿插进去增强故事性,就没那么枯燥。要是不说点故事,别说老外学生,中国学生也没人能理解价格双轨制……”杨勇终于讲出了他的要求,但这个要求直接把袁丽给逗乐了。
“你找我要故事?”袁丽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杨勇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来问自己这个家庭主妇。她嘴角抽了抽,像看外星人似的打量丈夫,“你一个搞经济研究的,国企改革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1988年我刚上初一,你那会应该已经上高中了,应该比我知道的更多啊。”
杨勇看着袁丽的表情,扑哧一声也笑了:“我那时候在干什么?我给你讲过啊!”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09章 老陕图
九十年代初的陕西省图书馆,原来是清代陕西巡抚衙门东花园,民国的时候这里就已经被改造成了图书馆。即使到了新世纪,原来的陕西省图书馆变成了所谓老陕图,然后又变成了陕图少儿分馆,这里门额石匾仍然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名字:“中山图书馆”。
这个强烈的误导性标志,在没有GPS没有导航的年代,经常会把第一次来的读者带到沟里去。
读者:师傅,陕西省图书馆往哪里走?
路人:中山图书馆往阿达走!
读者:我说的是陕西省图书馆。
路人:中山图书馆莫马达!
读者:这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啊!
路人:这娃咋磁码二楞!
拜陕图糟糕的服务态度所赐,工作日这里非常清净,阅览室根本没几个人,于是这里就成了苏木池杉的研究院。
“这是整理好的碎片记录,累死我了!”池杉邀功似的,把绿色绒布面日记本郑重地放在了苏木面前,“我可是按你的要求做的,连回忆带记录,每天晚上都得晚睡一两个小时,困死我了!”
苏木翻了翻日记本,就像池杉所说的一样,前面是索引,后面是碎片记录,索引和碎片记录之前,以及碎片记录和碎片记录之间,都隔着几页空白,留给未来补充信息所用。
苏木翻到索引页,经过上一轮的筛选,精选下来的记录已经不多了。
0,1990年12月31日,写信,时间地点不明。
1,1991年2月10日,聚会喝酒,时间地点不明。
2,1991年3月18日,驾驶汽车,时间地点不明。
3,1991年5月3日,严打游行示众,实际时间1985年4月15日。
4,1991年7月4日,电视上关于爆炸的新闻,时间地点不明。
5,1991年8月12日,岳老师凶杀案公审大会,实际未发生。
6,1992年4月某日,电视上收看欧洲杯半决赛,实际时间1991年6月23日。
7,1992年3月22日,电视上报道卫星发射失败,时间地点不明。
8,1992年3月30日,在小时候的家属院里游戏,实际时间约为1982年前后。
9,1992年5月19日,烤肉炒饭,时间地点不明。
10,1992年7月20日,巴黎埃菲尔铁塔,时间不明。
11,1992年8月15日,楼观台吊桥事故,实际时间1991年2月15日。
苏木从翻开日记本,一个一个记录向后看。池杉根据之前两人研究的结果,重新回忆和补充了每个碎片的细节,甚至包括了他们两人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都记录了下来。除了编号为零的碎片,其他碎片都满满当当的写了一两页纸。
这个零号碎片,由于历史过于遥远,只有一句话的记录。
“我在碎片里正在写信,而正在写下的内容是:1992年欧洲杯,丹麦将战胜德国拿到冠军。”
从零号碎片到八号碎片,苏木看的很快,因为这些内容大部分和之前的记录非常相似,可能是池杉自己也都忘了碎片中的内容,再怎么回忆也很难有新的发现。
直到翻到第九号碎片,苏木发现,这次的记录内容比之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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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19日,午休打瞌睡时
因为进入碎片的时候,我正在打瞌睡,不能确定自己是在做梦还是碎片中。
碎片中的画面很黑,是一个晚上的室外。我坐在一张餐桌前,桌上放着一个塑料做的牌子。我拿起牌子,看起来像是一个菜单。光线很暗,我很难看清楚,只隐隐约约看清第一行是“烤肉炒饭”,后面有个数字,多少什么数字有点不记得了,只有个两位数的印象。
菜单顶部画了一双动物的眼睛,可能是餐厅的招牌。这双眼睛的画虽然很简单,但眼神里透露着的野性,还是第一眼就给人很深的印象。我盯着这双眼睛看了很久,想把这个画面记住。
这时候,旁边有一个声音问:“晚上好,两位要点什么?”。我顺着声音看去,是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女服务员。女服务员又黑又瘦,站在桌边只能看到上半身,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衬衫围着一个褐色的围裙。
因为服务员的问话,我这才发现桌子对面还有一个人,已经打开了服务员递过去的菜单。光线很暗,菜单非常大,打开以后足有两张A4纸的面积,完全挡住了她的脸。我无法描述她的任何外貌,只能从微微露出的头发和手指上,直觉告诉我对面是一个女人。这时候碎片就结束了。
补充1:那个服务员的口音非常奇怪,肯定不是陕西口音,也不是任何日常能够听到的任何口音。但说的又是普通话,而不是粤语或者其他方言,至少说明了地点还在国内。
补充2:天气很热,非常热,比西安夏天的夜晚要热得多,不但热而且湿度很大。这应该是南方,广东、广西、海南或者西双版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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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池杉把动物的眼睛也画了下来,不过这比文字推测更加没用,图形搜索还要等二十年才能进入实用阶段。一对动物的眼睛上哪里去找,该翻旅游杂志,还是动物图谱?
苏木和池杉稍微讨论后就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应该是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之后的事情。拍脑袋定了个1998-2008年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
当然,最让苏木感兴趣的是十号碎片,因为这个碎片中,居然看到了一个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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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20日,凌晨睡眠中
进入碎片时还在睡觉,但是碎片结束时我从睡眠中醒了过来,因此能够在印象深刻的时候记录下来。
地点巴黎,肯定是巴黎,因为我的身边都是外国人,关键远处还有著名的埃菲尔铁塔。进入碎片的时候,我正在向着埃菲尔铁塔的方向走,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要做什么。
我的身后是一个欧式宫殿,宫殿和埃菲尔铁塔之间是一片巨大的草地,草地两旁是松树林。如果一定要找个类比,有点像兴庆公园。很多外国人在草地上或坐或躺,一点都不像我们这边公园里的草坪,全都被围起来严禁踩踏。
我的裤子口袋里装了一只电话,就像计算器一样有个显示屏,还有个键盘。之所以认为这是电话,而不是计算器,是因为上下明显有变化的麦克风和耳机孔。从外形上,也确实和电影里的无绳电话相似,也有一根不太长的天线,只不过更小更薄一点,我猜这就是港片里大哥大的后续型号。
电话显示屏比计算器要大一些,键盘上除了数字还印着字母,整体来说比计算器要厚重不少。我随便按了一下,屏幕亮了,显示出一排汉字“屏幕已经锁定”。再按任何按钮,屏幕上都重复着同样的信息。最后,我只能放弃了对电话的研究。
除了电话以外,我口袋里还有一个钱包,里面有些花花绿绿的纸币,估计是法郎吧。还有几张硬塑料卡片,印着一些看不懂花纹和字母,估计也是法语我就没有研究。
我边走边欣赏异国风景,走了大约十来分钟,突然远处有个人在向我招手。我仔细看了看,这个人我居然认识。袁丽!长大以后的袁丽,明显要比现在成熟了很多。如果能碰到一个熟人,那就太好了,可以方便地获得很多信息。
但是,还没等我走到袁丽身边,碎片就结束了。
补充1:我穿着长袖长裤,但袖子挽了起来,既不感觉热也不感觉冷,温度估计大约是西安的五六月。考虑到巴黎的纬度比西安要高,因此可能会再推后一个月,也就是六七月。
补充2:根据袁丽的外貌变化推测年龄约在25左右,也就是大学毕业后四到五年,这也比较符合在工作单位出差去巴黎的猜测。按照这样推测,也就是2005年前后一两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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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碎片记录,苏木上一次看到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根据池杉的描述,苏木感觉他们应该是约好在埃菲尔铁塔见面的,否则两个中国人跑到巴黎去偶遇,这个可能性也太低了。池杉和袁丽是什么关系?难道这两个人未来在一起了?没看出来啊!
从第一次看到这个碎片记录之后,苏木就一直在留意池杉和袁丽,观察这两个人在日常交流中的眼神和举止。到现在也有几个星期了,观察的结果其实可以说是,毫无异常。
除了九号碎片之外,苏木把七号碎片也纳入到重点研究的范围内,因为这是一个尚未发生的碎片,自己可以亲自验证,碎片中预言的未来会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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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25日晚上,新闻联播期间
这个梦时间很长,也很短。就像是看完了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走出电影院后的感觉。感觉很长是因为内容很多,感觉很短是电影的开头和结尾,对你来说都是同时发生的。
梦的主要内容,是在一部看起来非常高级的电脑上,看一部外国纪录片。说是外国纪录片,因为声音说的是英语。但内容说的却是中国的事情,大概说的是中国的火箭发射国外的卫星,发射后坠毁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由于梦里的纪录片是从半中间开始的,因此没有听到火箭事故的时间,但英文解说反复提到的xichang,应该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由于解说语速很快,加上解说有点口音,能够捕捉到的词很有限,主要是一些反复出现的数字代号:“B Two”“Thirty Three F”“Seven Zero Eight”。
补充1:英文解说中经常重复出现这个词“Optus”。之前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是什么,直到1992年8月14日,我从报纸上看到: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了代号为“澳普图斯B1”的卫星,后续还将发射“澳普图斯B2”卫星。我突然醒悟过来,“Optus B Two”就是“澳普图斯B2”。
补充2:大胆推测一下,澳普图斯B2卫星的发射任务将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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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发射还会失败?”苏木对这方面并不了解,不由得小声问自己。
池杉没有理会苏木的问题,他的笔尖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游走,蓝色圆珠笔渐渐勾勒出新闻联播里常见的火箭轮廓。他低着头,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你说我们打电话给航天部,告诉他们第二次发射会失败,会怎么样?他们会不会仔细检查,然后提前排除故障,避免问题的发生。”
苏木从《少年科学画报》上抬起头来,冷笑一声,心想这人怎么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慢慢答道:“除了接电话的人,认为你是神经病以外,什么都不会发生。”她用圆珠笔尾端敲了敲桌面,“人家造火箭的,没有你的提醒就不检查了?”
“那倒不会,可是毕竟最后……”池杉一边画一边回答。
“毕竟什么?你能告诉对方,哪个螺丝会松?还是哪根线路会短路?”苏木打断他,顺手把滑到额前的碎发别到耳后。
“不能!”池杉头也没抬一下,继续他的绘画艺术。
“那不就得了!如果明天有人跟你说,有些三角形的内角和不等于一百八十度,你怎么想?”苏木继续追问。
“那不是神经病吗!”池杉完成了他的作品,抬起头得意的回答。
“你看!你也一样的反应。”苏木耸了耸肩,继续低下头看她的杂志。
苏木的这个动作让池杉顿时跳了起来,好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三角形内角和怎么会不等于一百八十度?你给我画一个看看。”
苏木淡淡的看了一眼池杉,露出一个不屑的微笑,并没有回答。
苏木慢条斯理地合上作业本,嘴角弯起神秘的弧度。这个笑让池杉莫名心虚,却还强撑着开出赌注:“今天要是你能证明,中午我请你吃……羊血饸络。对,就是羊血饸络。不过你要是证明不出来……”
池杉说着,随即露出一脸狰狞的坏笑,然后变成认真思考的表情,看来他正在思考赢点什么好。
“好吧,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顺便满足你想请客的愿望。”苏木没等池杉做完白日梦,她放下手里的《少年科学画报》,用眼神示意池杉看地面,然后用鞋尖在地板上随意画了一个三角形。
“就这个?”池杉一脸疑惑。
“看好了,这个三角形是画在地面上的,换句话说是画在地球这个球面上的。球面三角形的内角和,可以大于一百八十度。”苏木信心满满的解释,换来了池杉怀疑的眼神。高中不学球面几何,这个问题显然触及到了池杉的知识盲区。
过了几秒钟,池杉才结结巴巴的开口,声音虚得像漏气的气球:“就算……就算是……你怎么证明?”
平面上证明三角形内角和,是所有中学生都学过的,但球面上怎么证明?直观想想一下就可以知道,计算内角和还得考虑球面曲率,这就大大超过了池杉的数学能力,估计连数学特级教师老李都悬。
“那……看这里……”苏木没有拿草稿纸列公式,直接把手边的《少年科学画报》翻开,指着其中一页,手指在一个段落上点了点。
池杉伸头一看,居然是一篇球面几何的科普文章。虽然没有证明过程,但结论和示意图都非常的清晰直观。
“球面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和总是大于180°。超过180°的数值称为球面角超。球面角超的大小,同球体半径的平方成反比。”
结合示意图,池杉一看就能明白。当球体半径无限大的时候,球面就展开成了平面,三角形内角和就是180度。但只要在地球上,应该说在任何一个星球上,三角形内角和都是略微大于180度的。
“又被这家伙算计了!”池杉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脑门上,怎么就没注意到,苏木这么气定神闲的说话,肯定是有阴谋的。
那天的羊血饸络,可能是苏木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羊血饸络,羊血滑嫩,饸络醇香,加上一丝丝黄芥末的味道,仿佛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她身边。
那个暑假苏木和池杉几乎每天都混在一起,因为零花钱有限,大部分时间她们不会选择羊血饸络,或者西安最有名的羊肉泡馍。这些特色小吃,在还是高中生的眼里,都属于大餐的范畴。更多的日子里,苏木池杉都会先去老樊家买个肉夹馍,再来瓶汽水就算是对付了午餐。
西安的肉夹馍大体可以这么分类,按照馅儿的种类不同,分为腊汁肉、孜然羊肉、腊牛肉以及豆腐干这种素馅。其中只有腊汁肉走出西安,走向了全世界,独享了肉夹馍这个名字。其他类型的肉夹馍,非得到西安才能吃到。
肉夹馍的馍说起来都是白吉馍,但实际上有些店铺的白吉馍没有芯子,两张饼皮可以夹更多的肉。而有些人却专喜欢吃带芯子的正宗白吉馍,说是有面香。外地流行的用潼关油旋饼来夹肉,在西安是没有这个吃法的,就算有也必须写上“潼关夹馍”,在西安这么赤裸裸欺骗客户,挨揍的风险是很大的。之所以不能写油旋饼,是因为这个词在西安是另一种东西,通常是牛肉大葱馅,也是一个离开西安就看不到的街头小吃。
在肉夹馍和羊血饸络的滋养下,那个夏天苏木池杉两个人仿佛成了一对科学家,一头扎进陕图海量的图书中,从书籍、报纸和杂志中疯狂地收集碎片中一切能看到的信息。
报纸区的合订本是他们的主战场。两人的手指总是沾着旧报纸的油墨,一页页翻过历年的《西安晚报》《陕西日报》,寻找着可能被改写的社会新闻。除了从旧报纸上寻找适合写入编年史的内容,两人也疯狂地搜集可能和未来世界有关的破碎信息。她们阅读《驾驶员培训教材》,想象着手动换挡和自动换挡的区别。她们一起看科幻小说,看《2001太空漫游》录像,畅想着拔地而起穿越云层的光点。她们翻阅旅游杂志、地理书籍和法国现代小说,在想象中攀登埃菲尔铁塔。
苏木说不出来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花在翻书、浏览和讨论上的时光大多也是无用功。但少年的热情像永动机般源源不断,对未来的期待和兴奋,支撑着她在黑夜的迷宫中,漫无目的地狂奔。
在翻书的间隙,苏木和池杉会聊天,分享从书中获取的信息和感悟,还有对未来的遐想。池杉那些无用的阅读量,让他成了苏木的私人搜索引擎和聊天机器人。
大部分时间,无需苏木的提问,池杉就会自顾自滔滔不绝地讲着弦论、巴黎凡尔赛宫、卡普里岛蓝洞、空天飞机和牧夫座空洞这样带着神秘色彩的话题。苏木看着池杉兴奋地卖弄他那些奇怪知识,一边惊异于他从哪里看到这些,一边慢慢地发现,曾经被自己形容为傻得冒烟的路人脸,逐渐被神采飞扬的青春,雕刻的俊朗起来。
有时,池杉突然意识到苏木在看他,吃惊地停了下来看着苏木,苏木看到了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光,在那光的中心有一个同样青春的苏木。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08章 编年史和美人计
吊桥碎片事件像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苏木和池杉的心头。两人在钟楼冷饮店里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却几乎没怎么说话。池杉眼神空洞,他说不清是目睹惨剧的心理冲击更大,还是对自己成为事故导火索的自责更甚。
穿白色制服的服务员来来回回收拾着邻桌的餐具,目光不时飘向这个角落。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在冷饮店一坐就是半天,还一言不发,着实引人注意。
“准是早恋闹矛盾了。”
“这么小就谈恋爱,能有什么好结果。”
这些议论隐隐约约飘进苏木耳朵里,她却连抬头解释的力气都没有。此刻她满脑子都是那个令人恐惧的念头:如果碎片里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那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现在所处的这个现实,又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关于吊桥事故,苏木和池杉第二天去学校图书馆,这也是暑假期间唯一对学生开放的学校设施。她们翻了事故之后半年的报纸,大致弄明白了事故原因。悬索桥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刚性结构,会随着桥上人员的步伐出现晃动。因此悬索桥通常要限制同时过桥人数,桥上的人也要尽量避免齐步走,以免让桥梁的晃动超出承受范围。
官方调查结果也很简单:严重超载,以及吊索长期缺乏维护。理论上每次只允许二三十个人上桥,结果光是住院的伤员就一百多,想想就知道超载有多严重。伤亡人数被很有时代特点地模糊处理了,而且并没有具体的名字。
其实就算是有准确数字和伤亡名单,苏木和池杉也不可能对比在碎片之前的版本,因为两人谁也没有关心过这件事,谁也不知道,在池杉进入碎片之前的原始记录是什么。
看完所有的相关报道,苏木像拆弹专家剪断电线前那样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可能性。这个碎片也许是一种现场的还原,一场无限趋近于真实的梦境:大脑把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信息,再加上溢出脑门的想象力,在大脑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并且想象自己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所谓的碎片,只是池杉自己制造的一个梦境,或者说一场电影。
这个说法的前半截是科学推理,后半截纯属人道主义援助。毕竟眼睁睁看人遇难是一码事,救人不成反害人是另一码事,后者足以让最坚强的人半夜惊醒。苏木当时要是读过《理性、真理与历史》,就会发现她歪打正着发明了“缸中之脑”的青春版。
苏木当然没有看过希拉里·普特南的哲学著作,甚至也不是受科幻作品的影响。她的理论完全土生土长:池杉曾经和吊桥事故擦肩而过这件事,在他潜意识里留下了心理阴影。因此,他在报纸新闻上看到的各种相关报道,都被大脑无意识的记忆、消化和加工。最终促使他的大脑,不受控地用事故作为素材,塑造一个几乎真实的梦境。
为了增强说服力,苏木屈尊降贵带着池杉去陕西省图书馆的录像厅,看了场老电影《爱德华大夫》。看完录像,池杉一脸震惊看着苏木,眼神里写着四个字,五体投地。
苏木毫不在意地摆摆手,让他把敬仰的心情掩饰一下,但实际上内心却乐开了花,感觉自己就是英格丽褒曼扮演的那个女医生,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这么严谨、大胆且证据充分地假设,当然是因为苏木早就看过《爱德华大夫》这部老电影。
但五体投地是一回事,池杉依然坚持这不是一个梦,而就是一个碎片。“如果是梦,那些从吊桥上掉下去的人,应该都是面目模糊的。”他较真的踢了一脚路边的碎砖头,“我虽然画不出来他们的样子,但他们的脸,我却很难忘记。”
于是,研究工作转了一大圈再次回到了原点。这次闻仙沟吊桥,池杉依然无法证明,历史碎片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历史。苏木只好再一次强调了画王八计划的重要性,说明了他最大的错误不是去阻止人上桥,而是应该找一个生僻的角落画个王八,以便于两人再去一趟楼观台找王八。
“我觉得,我们不能等子弹打出去了,再去画靶子。”池杉像是托塔李天王一样,一只手拿着汽水瓶,另一只手里捧着一盒蜂蜜凉糕,和苏木站在南院门街边聊着。
糯米粉掺了黄豆粉,裹着豆沙馅蒸出大理石的纹路。桂花蜜浓得发黑,顺着糕体往下淌,空气里都是甜丝丝的香气。苏木腮帮子被凉糕塞得鼓鼓的,只能用眼神发射死亡射线:敢质疑画王八计划?
“不是……不是……”池杉看懂了苏木的眼神,连忙解释“我是说,应该先把伤亡名单之类的事件结果记录下来,然后再去验证是否被修改了。先画靶子,等开枪后验证就行了。”
“说的是没错!不过……”苏木又用牙签插起一块凉糕,这是饭盒里最后一块带着豆沙的凉糕,她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留给池杉,毕竟池杉还一口没吃呢。
“可你怎么知道,下一个碎片是什么时间?碎片里又能遇上什么事情?”苏木想想池杉的两只手都占着,难不成还要喂给他?于是,她说完就把凉糕丢进了自己嘴里。糯米粉独有的绵密与柔韧,带给人前所未有的细腻触感。紧接着,蜂蜜和豆沙的香气悄然弥漫开来,与糯米的甜香交织在一起。苏木闭上了眼睛。
“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画靶子!”
池杉的方法简单粗暴。不知道碎片发生在何时,那就在现实中尽可能多的记录,也就是尽可能多的画靶子,在碎片中向最近的靶子射击。
不得不说,这个办法是画王八计划的重大升级改进,简直就是凉糕遇上了桂花蜜,羊肉遇上了孜然,腊汁肉遇上了刚出炉的馍,充满了暴力的美学。
从那一天开始,苏木的暑假睡懒觉计划就泡汤了,苏木和池杉每天早上都会去陕西省图书馆碰头,把整个上午的时间投入到《西周编年史》的编写中去,下午再各回各家去完成学校的暑假作业。
西周不是古代那个西周,而是西安中学周边的意思。为什么要强调西安中学周边?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交通实在是太落后,池杉只能选择围绕着西安中学三十分钟自行车可达范围,再远池杉就很难及时赶到了。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实际上具有可影响和可验证特性的事件很少,一个月都不一定有一件,这样一来能和碎片碰上的概率就更小了。
这部编年史,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池杉和苏木周围的一些事件记录。入选编年史的每一件事,都具备可影响和可验证的特性。也就是可以被池杉的力量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以验证。
举个例子,就在几个月前的2月份,红庙坡发生过一起投毒案。凶手在烧饼铺子的面粉中下毒,造成了顾客7死33伤。
苏木经过一番调查,在同年级其他班里找到一个曾经就读红庙坡小学的同学,顺藤摸瓜打听到了几个受害人的真实姓名。在编年史中,苏木把伤亡数字和她打听来的姓名,进行了详细的登记。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距离池杉家很近,只要池杉能够提前赶到,就可以假扮中毒来阻止其他顾客购买烧饼,伤亡人数也必然减少。只要池杉实施了干预行动,至少能够部分阻止悲剧发生,事后通过核对新闻报道和走访,就可以检验对历史的干预到底成功了没有。
当然,投毒案这种事件太大了,很难凑够足够的数量,苏木还在编年史中加入了各种身边的小事。比方说隔壁班的张琦,全校有名的差生加混世魔王,有一天在学校后门口被几个混混打得灰头土脸。
那天苏木刚走出校门,还没来得及去取自行车,就看到几个拎着棍子的小流氓围住张琦。张琦没有反抗直接倒在地上,双手抱头,脸紧紧地贴着膝盖,整个人蜷缩成了一个球。小流氓们一言不发,对着不反抗的张琦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苏木还听到身边几个同学小声议论:“这叫有打架经验,实力太悬殊的时候,让对方随便打,对方就不会动武器。”
果然单方面地殴打一两分钟就结束了,围观的同学们都还在震惊中,小流氓们已经散了,张琦带着一身的脚印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擦了一下鼻血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
苏木把这件事的日期、时间、地点和过程都写进编年史,只要池杉提前跟张琦说一句换个其他门走,至少这一天的打架事件就不存在了。苏木甚至已经考虑好了,一旦池杉阻止了打架事件的发生,苏木就去找张勇来验证他的记忆是否也发生了改变。张勇就是那个,和其他同学议论打架经验的人。
除了发生在某个固定时间地点的事件以外,苏木还策划了一个“美人计”,让池杉在碎片中向班花丁昕公开表白。
“为啥?这也太……”池杉似乎对这种送上门的好事还有点犹豫,活像只被强制洗澡的猫。
“为啥?为了实验啊!你一当众表白,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丁昕,然后这种八卦不得流传个十年八年啊!不就可以验证了吗!”苏木拍了拍池杉的肩膀,循循善诱。
“那我这个牺牲也太大了吧!我既然都回到高中时间了,我直接跟你说,我是在碎片里,我来自某年某月某日,下一次考试的试题是……不就完了吗。”池杉提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计划直截了当,验证方法也很简单明确。
“那当然可以,不过高中一共才过去了一年,更大的可能是你遇不到我。丁昕是你初中同学,一下子多了三年时间,概率大了不少。”苏木坚持这个计划,倒不是说池杉的建议不合理,而是如果有一天池杉真的对她这么说,苏木绝对不会相信。
池杉抓了抓脑袋,疑惑的问苏木:“可是初中的事情,你怎么知道?”
苏木眼睛亮得像个即将按下快门的狗仔:“我当然是直接问丁昕本人啊!那个池杉追过你吗?什么时候表白的?写信还是当面?这种八卦女生记得最牢了,表白的话记得比《岳阳楼记》都熟。”想想这个场景,苏木心里就兴奋了起来。
“对了!你要用这段话向丁昕表白,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苏木递过去一张小纸条。
池杉愣了一下,接过小纸条看了一眼,气愤的将纸条揉成了一个团,看了看附近没有垃圾桶可以丢,还是放进了口袋里。
“我拒绝!丢不起这个人!”池杉拒绝的非常坚决,一半是因为这个计划丢人,另一半是因为苏木写的台词更加丢人。
“切……”苏木对池杉的反抗不屑一顾,“丁昕!班花!她拒绝的人多了……多你一个大家也见怪不怪。再说了,你又不吃亏。万一的万一,她要是答应你了……”
这时候,苏木看到池杉的耳朵居然慢慢地变红了。这个没有原则的家伙居然动心了!动心了!苏木妈说的对,男人都是电视遥控器,总爱切换来换去,就怕错过任何一个美女。
虽然池杉嘴上说了拒绝,后来苏木还是向丁昕旁敲侧击地询问了一下。初高中里向她表白的男生少说也有二三十个,还真没池杉。丁昕甚至用了好几分钟回忆,才确认她和池杉初中也是同班。看来,池杉同学在初中和高中一样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人。
苏木和池杉一起在陕西图书馆翻了两个星期的报纸后,不得不把编年史的地点范围扩大到整个西安城区,时间范围也从1991年扩大到了1986年以后。这时候池杉已经转学到了西安小学,每天自己骑自行车上下学,有能力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就算是这样,编年史里面的内容也不算丰富,勉强做到了每个月有2-3个事件,全都罗列下来也就几页纸。池杉把这些事件的时间地点,按照文言文全文背诵的标准全都装在了大脑里,苏木则扮演拿摩温的角色,不定期地对他进行抽查考试。在碎片中,唯一能依靠的工具,就只有池杉自己的记忆。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07章 吊桥
李涛的爸爸在城建工作,需要跟着工地走,因此除了逢年过节基本上都不在家。李涛的妈妈则是全职家庭妇女,生活圈子就是一对儿女,确实像李涛说的那样喜欢热闹。
李涛妈妈买菜回来,看到李涛带了几个同学回来,就非要留几个人吃饭。甚至不由分说,就折腾出来了一桌子菜,这下子几个人是不吃也得吃了。
吃饭的过程是欢乐夹着尴尬,欢乐的是观众,尴尬的是李涛妈妈的主攻对象。可能袁丽属于李涛妈妈喜欢的类型,她一个劲给袁丽夹菜,热情得好似对待新媳妇上门。观众席上的苏木和池杉乐不可支,舞台中心的袁丽却如坐针毡。
“我跟李涛说了,以后就在西安上大学。西安这么多好学校,不要去外地了。考得好就上西军电、西工大和交大。考不好,那选择就更多了……”
“你们都是西安中学的,那最起码也能上个大专。都在西安上学好,学校之间距离也不算远,下了课骑个自行车就能见面……”
“毕业以后肯定还分配在西安啊,他爸爸是干基建的,到处跑太辛苦了。李涛要是能读个大学出来,最好就进城建局,或者进设计院。最差也能在建筑公司找个办公室的工作……”
“我们这个房子刚分了没两年,当时为了要大房子,选了这个六楼。除了要爬楼梯以外,没什么缺点。我都想好了,回头这间大房就给李涛结婚用,我和他爸住旁边那间小一点的……”
“李念还住自己那间小房,她又不会在这里结婚。等李念嫁出去,那间房子还可以给孙子住……”
李涛尴尬的左拦右挡,还是没能挡住他妈妈的火力全开。李涛妈妈计划周密且富有远见,李念在旁边不断地添油加醋,把李涛妈妈哄得是越说越高兴。这分明是说给未来儿媳妇听的话。袁丽只好全程傻笑,装没听懂,专心数着碗里的米粒。苏木和池杉笑得头都要埋进了碗里,肩膀抖得像漏电的按摩仪。
好不容易从李涛的话题里脱身,李涛妈妈话锋一转,夹起一撮韭黄炒蛋,不由分说地放进池杉碗里:“这个菜是李念炒的,她会做的菜不多,但是个个都做得好,不像李涛完全下不了厨房。来来来,阿姨给你夹菜,多吃一点……”
“我家李念还会织毛衣呢,织得可好了,也就是上袖子还需要我帮一下,我去年冬天就穿的是我闺女织的毛衣。我说给李涛也织一件,这家伙还不领情……”
李涛妈妈像是推销产品的售货员,从很多方面介绍了李念的孝顺和贤惠。如果放在其他人,这时候多半要谦虚一下,但李念丝毫没有客气的意思,坦然接受了表扬。甚至还把自己给李涛打了一半的毛衣拿出来,像展示艺术品般抖开衣片,指着不同部位的针法讲解:“这是麻花针,这是元宝针……”
半成品毛衣在每个人手里传阅了一下,但到了池杉这里,李涛妈妈突然按住他的肩膀:“来来来,试试袖子长短!”
这下子池杉也笑不出来了,只能一脸尴尬的重复着:“不用了!天气太热!”汗水从他额角不断滑落,他却被李涛妈妈按着手臂连汗都不能擦。
苏木和袁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饭碗都端不住只能丢在桌面上。连原本试图救场的李涛都放弃抵抗,低头专心吃饭夹菜,由着她妈和李念折腾池杉。
得亏李涛胳膊长,袖子明显不合适,否则苏木怀疑池杉今天就得穿着毛衣回家了。但李涛妈妈的兴致高涨,查户口的问题像机关枪似的扫过来,子弹般砸在池杉脸上。
“你住哪里?”
“家里还有没有兄弟姐妹?”
“父母都是干什么的?”
还好,李涛终于在关键时候出面,打断了查户口,把池杉从越来越尴尬的局面下拯救出来。
苏木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她估计李涛妈妈的下一个问题是:“家里房子有几间?结婚以后住哪里?”她恨不得踹李涛两脚让他闭嘴,让他不要打断这出好戏。
晚饭的菜色其实很简单,但时间却拖得很长。席间笑点一个接一个,像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连播,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进食速度。最后一口汤还没喝完,池杉就第一个弹起来告辞,袁丽立刻响应,本来事不关己的苏木也只好跟着起身。
李涛把三人送到楼下,重重地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歉意:“你们都别介意,我哥的事情之后,我妈就有点神叨叨的,总要把我拴在身边。上小学时候最糟糕,我放学稍微晚了点,她都会跑到学校来找我。要是我在学校打了架……”
“去帮你打架?”其余三人异口同声地问。
李涛愣了一下,被这默契的追问逗乐了:“那还不至于,但拉着我去告状是肯定的。所以,后来打架这种事,我后来尽量都不参与。”
袁丽和苏木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原来李涛这种大个子,遇到事情往女生身后躲是这么来的。
“到了高中好一点,基本上算个大人,我妈盯我盯得没有那么紧了。加上我妹吸引了一部分注意力,基本上算是正常,也就是来客人的时候,有点热情过度了。”
李涛抬手在池杉肩头拍了拍,算是替他那位热情过头的母亲表达歉意。池杉也十分大度地接受了这份歉意,抬手在李涛肩膀上回拍了一下。路灯将两个男生的身影拉得老长,这兄弟间心照不宣的亲热举动,在苏木眼里,活像两只长颈鹿在互相蹭痒痒。
于是,苏木一时没忍住,又跳了出来,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笑意:“没关系!今天大家都挺开心的。”她故意顿了顿,清了清嗓子,像是要宣布什么重要消息,“关于池杉做倒插门女婿这件事,我们都没意见。你要是同意,明天你就是池杉的大舅子了。”
李涛和袁丽顿时笑作一团。池杉连忙向苏木抗议:“不对啊,凭什么我就得接受倒插门?”他指着袁丽,试图转移火力,“李涛妈妈看好的儿媳妇明明是袁丽,你跟着起什么哄?”
这话又引起了又一阵笑声。袁丽中了苏木的离间计,也加入到打击池杉的同盟里面:“池杉同学,说真的,李念那可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看她那身高,将来肯定比苏木还高,模样也周正。让你入赘,那都是看在李涛的面子上才给你开的后门。”
“再说了!”,没等池杉反驳,苏木又补了一刀,语气轻快,“你要是真能把李念娶回家,估计李涛妈妈也不会反对。毕竟那间房子,终究是要留给孙子的嘛。”大家笑成了一片,没给池杉留下反击的机会。
大家又嘻嘻哈哈了一阵子,然后找到自行车各自回家。几分钟后,从小路转到莲湖路上,苏木向东,袁丽和池杉向西,三辆自行车的铃铛叮当作响,算是道别。
可还没等苏木骑过莲湖公园的正门,身后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车铃声。她回头一看,池杉正猛蹬着他那辆飞鸽追上来,车链子哗啦啦响得像在抗议。
“什么事?怎么刚才不说?”苏木单脚支地,瞥了眼手腕上的电子表,心里有些担心回家太晚被骂,一个劲的催他赶快说。
“今天上午我遇到了一个碎片,内容比较长,情况也有点复杂。”池杉抹了把额头的汗,车把晃悠着保持平衡,说话时眼神不时飘向路边的梧桐树,好像考试时在偷看隔壁卷子,“具体情况明天细说吧,你几点钟有空?”
其实今天下午在李涛家里,苏木就注意到池杉有点心不在焉,打牌的时候时不时走神,面对李涛妈妈的热情,反应总是慢半拍。当时她还以为是被李念那丫头迷的,现在看来另有隐情。
“那就明天中午吧,我爸妈明天下乡去了,不出来吃也得去食堂。”苏木着急回家,实在不想在这个点耽误时间。她现在回家,已经要面对父母解释为什么吃过饭了,再晚的话就会罪加一等。
“好!明天中午去吃饺子吧,就从这里顺着路向前走,到大皮院那条街上,我知道个特别好吃的店。”池杉痛快地答应,指了指前方不远的岔路,大莲华池街。
苏木耸了耸肩,算是答应了。又约好了具体的时间地点,苏木也顾不上告别,扔下池杉连忙往家里赶。天黑之前要回家这条规则,苏木上次违反还是小学时候。没有移动通讯的年代,孩子出了门就跟失踪区别不大。
第二天中午,北院门的石牌坊底下,池杉正蔫头耷脑地趴在自行车后座上,两只胳膊伸长搭在车把上,活像一只在等着被挑选的龙虾。远远瞧见苏木慢悠悠晃过来,他有气无力地挺直腰板,眉毛拧成个倒八字。
“你怎么才来啊?我站的腿都麻了,你再不出现我都准备要撤了。”池杉一脸的不高兴,因为苏木迟到了超过一小时。
苏木也自觉理亏,只好嬉皮笑脸的赔罪:“我爸妈下乡去了,走得太早没叫我。他们六点不到就出发了,暑假总不好那么早就起来吧。再说了,你不是坐在自行车上吗,腿怎么会麻呢?”
“你不会是刚起床吧?”池杉惊讶的看着苏木,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站在马路中间左顾右盼的时候,苏木居然还在梦乡里。
“是啊!是啊!”苏木有点不好意思,赶快解释,“暑假不睡懒觉什么时候睡?”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池杉却更是一脸的郁闷:“我可是早上六点起床去体育场打球!”
“那是你自找的!”苏木习惯性的呛了回去,想想毕竟还是自己有错在先,后半句声音不自觉地小了下去。
“池杉同学!你明天一定要睡到十二点,这样……”苏木清了清嗓子,模仿着课文朗诵的腔调,“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没睡懒觉而悔恨,也不会因为没吃喝玩乐而羞耻。这样,在开学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时间和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高中生的暑假。”
还没等苏木念完台词,池杉突然轻声打断:“我在碎片里弄塌了一座桥……”
“啥?”苏木以为自己听错了。
“有很多人……掉了下去……”池杉的声音依然很轻,几乎要被街边的吆喝声给淹没。
“你?弄塌了桥?死了很多人?”苏木几乎不敢相信,又重复了一遍池杉的话,池杉没有回答,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
那天苏木和池杉没有去吃饺子,因为苏木被池杉的这句话弄得心神大乱,迫切需要找个地方详细的聊聊,饺子馆那种乱哄哄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
北院门街两边全是餐馆,闹哄哄的也没有地方可以说话。苏木去路边买了炸柿子饼,两人单手推着自行车,另一只手用纸捏着柿子饼边走边吃。穿过鼓楼,两人来到西大街上,环境这才稍微安静了一点。
池杉停下自行车,小心翼翼地从苏木手里接过包柿子饼的纸,连同自己手里的一起找了个垃圾桶丢掉。
“这里倒是安静,就是没地方坐。”池杉环顾了一圈四周,除了还没有收摊的胡辣汤和豆腐脑摊子,真的就没有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
九十年代的西安,自然没有星巴克这种地方,一定要找个类似的,茶水摊子倒是有。路边摆上几张小板凳和小桌子,茶水用玻璃茶杯装着,盖上一张玻璃片以示卫生。有些茶水摊也摆上冰柜售卖冷饮,还要再摆上一个喷泉样的饮料机,卖些来历不明糖精饮料。但是茶水摊通常是在公园或火车站附近,谁家的茶水摊子也不会开在餐饮街。
“你吃完油炸的,再吃冰淇淋有事吗?”苏木的无厘头问题一下子把池杉给唬住了,只能机械的摇摇头,不知道苏木为什么突然要问这个。
“那就好,跟我走吧。”苏木推起自行车,向着钟楼的方向走去。
钟楼冷饮店在东大街,紧挨着钟楼邮电局,是八十年代非常有名的国营冷饮店,到了九十年代已经显得有些破落了。苏木带池杉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地方人少可以坐着聊天,不会像饺子馆那么吵,吃完不走老板还会赶你走。
苏木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上小学的时候,小姨的追求者们排着队请她吃冰淇淋,名义上是“带小朋友解馋”,实则是为了接近她那位扎着马尾辫的小姨。那时候冰淇淋只有奶油一种口味,乳白色的雪球盛在高脚瓷碗里,服务员端上来时还冒着丝丝白气,顶上撒着香喷喷的花生碎。在苏木看来,那就是人生的顶级享受。等到小姨从追求者中选了一个,真的开始谈恋爱,苏木就成了可以被牺牲的电灯泡。
“碎片那边是1991年的大年初一,那天我爸找了辆车拉着我家和我姥姥去楼观台,我妈和姥姥没有上山,就在山下的玉华观。我记得我和我爸去爬山,到半山腰我爸爬不动了,我们就下山返回了。就像你说的,碎片中应该尽量做点和历史不同的事情,我就让我爸先回去,然后自己继续上山。”
“然后山上有个桥,你把桥弄断了?”苏木有点不可思议,虽然是自己教唆池杉改变历史,但总不至于做个这么大的动静出来。再说了,能让很多人摔死的桥,应该是很坚固的,除非是董存瑞那样用炸药包,否则不大可能把桥弄断。
“你太瞧得起我了”,池杉给了苏木一个白眼。苏木最近发现,这个表情是自己传染给其他几个人的,时不时就能在小团体里面看到。
“楼观台山顶有个闻仙沟,就是一道河谷,上面修了一座吊桥。那个桥塌了,你知道吗?死了很多人的。”池杉把冰淇淋小勺,架在两个高脚瓷碗之间,盯着苏木的眼睛,完全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
“我知道啊,西安很多医院都有伤员,我爸还参与过抢救和治疗。好像是前两年的春节……”苏木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是你干的?”
“这里有个悖论,就像是……”池杉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低头想了好一会,看来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形容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知道闻仙沟出吊桥事故,所以我想上去看看。然后我就想,要是能拦住一些人上桥,他们就不会出事,历史就被改变了。碎片结束后,我们再去查查死亡名单,或者死亡人数,不就知道我们能不能改变历史了?”
“这好像说得通……那你拦着了多少人?”苏木难得赞同了池杉一次。
池杉依然低着头,没有看到苏木期待的眼神,他像是对苏木诉说也像是自言自语道:“可是人太多了,现场至少有几百人等着从桥上过,我跟谁说也没用啊。所以我就在售票处,质问他们不是春节免费吗?为什么要继续卖票,然后秩序就乱了。卖不了票,就不能上桥,这不就间接达成了目的。”
“有道理,那后来你是怎么把桥弄塌的?”苏木被弄糊涂了,按说这个操作应该是挽救了出事的吊桥才对。
池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是一幅他画的当时场面。苏木接过来,左看右看愣是没有看出他画的是什么,一座拱桥和很多杂草?看到苏木投来的疑惑目光,池杉没好气伸出手,把苏木面前的那张纸转了方向。
苏木这下子看懂了,是个现场的示意图。从图上来看,闻仙沟吊桥是一座悬索桥,上面的两条钢索承重,钢索上连接着很多吊索用于拉住桥面形成主要的力学结构。另外下面还有两条钢索,负责桥面的平衡。桥头一侧还画了个小房子,上面还注明了售票处。
和吊桥结构的精确相比,所有的人物就画的太潦草了,都是没有特征的火柴人,而且乱糟糟的挤在一起,不解说一下还以为是灌木丛的写意画。
池杉对着那张皱巴巴的草图比划了半天,苏木总算在脑海里拼凑出当时的场景。这个寒假作业都没写完的高中生,轻飘飘一句“春节免费开放“的谣言,像在滚油锅里泼了勺冷水。
原本就挤成沙丁鱼罐头的吊桥景区瞬间炸了锅,还没买票的开始质疑售票员,拿到票的想要退票,还有一些已经上了桥的,则是回来围观。售票人员脸色铁青百口莫辩,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死死地守在入口处,不让那些没有买到门票的人上桥。上桥的人少了,人群似乎比刚才略微松动了一些。但是下桥的地方由于有人要返回退票,桥头又显得更加拥挤了。
“然后,这里……”池杉用勺子把轻轻戳了草图上某处,“钢索断了。”
苏木仿佛听见“咔嚓”一声,手臂粗的钢缆弹向空中,像条暴怒的钢鞭抽破雾气。接二连三的崩裂声如同鞭炮炸响,整个桥面像被掀翻的麻将桌,带着上百个黑点倾泻而下。两个从空中坠落的男女,还伸手抓向彼此,像电影慢镜头里最后救赎。
现实中冷饮店墙壁上的挂扇正好转过某个角度,一阵冷风直吹苏木后颈,她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哆嗦。现实和碎片在此时重合,吊桥如预料般坍塌了,一股寒意从头到脚袭来,苏木随着池杉一起置身于冰湖之中。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06章 画王八计划
黑暗中,袁丽翻了个身,枕边手机的微光熄灭了,意识在黑暗里漂浮时,一股槐花混着尘土的气味悄然渗入,那是1992年西安夏天特有的味道。空调冷气不知不觉变成了老式电扇搅动的闷热,记忆的闸门在梦境边缘松动。她仿佛听见远处传来自行车的铃响,还有西瓜摊叫卖的吆喝,还有悠长缓慢的东方红乐曲,那是电报大楼的准点报时。
通常伟大的事业都有一个低调的开端,对池杉来说,1992年的暑假也一样。在暑假的第一天,苏木给他布置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家庭作业。
“你再背诵一下我们的计划”,苏木坐在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翘着二郎腿,像文屠一样提问。
“计划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未来的我,来到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我立即联系你,通过面谈和打电话的方式,提供可验证信息。信息根据出发时间,可以是你的大学名字、高考作文题、最近一次期末考试大题等任何可验证的信息,原则是越早越好。”池杉坐在他自己的自行车后座上,像在教室里回答老师提问一样神情严肃。
“好,另一种情况呢?”苏木先给予表扬,然后继续追问。
“第二种情况,未来或者现在的我,来到过去我们还不认识的时间,然后……然后你还没说啊?”池杉的背到一半发现了问题。
“看那里,这就是计划。”苏木朝着一个方向指了指。顺着苏木手指的方向看去,池杉看到了一组常见的儿童玩具,铁制的滑梯,跷跷板和秋千。
苏木跳下自行车后座,带着池杉走到秋千架下。苏木指着秋千的木头底板说:“准确地说,是秋千底板的反面,保存个几年十几年都没问题。别写在正面,容易淋雨褪色。记得不要用钢笔,要用圆珠笔,你要是有本事带点油漆来就更好了。”
苏木家住在第四军医大学家属院,虽然去学校上学需要接近一个小时,但从西安中学回家是一路下坡,大约二十分钟就能到家。如果从池杉的小学,或者池杉家里过来,四十分钟也应该能到。
放假前一天,苏木带池杉到苏木家楼下,让他记住来苏木家的路线。如果碰上历史碎片,让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到苏木家楼下,在秋千底座的反面,画一只王八,并且在王八盖子上签上池杉的名字。
“记住了,但是为啥要签我的名字?”池杉眨了眨眼睛,露出一丝疑惑。
苏木不屑的挥挥手,好像这个问题非常愚蠢:“大院里的孩子基本都认识我,保不齐谁会干类似的事情,写你的就没问题了,谁会正好有一个叫做池杉的仇人?你这个名字太小众了。”
池杉依然不依不饶:“这么说你经常得罪人?”
池杉的追问让苏木非常的不爽:“路线记住没?记住了赶紧走,要是被我妈看到你就惨了。直接拉医院里做个手术,能切的都切了。回家别忘了把计划多背几遍。”
那时候的爱情电影里面,谈恋爱找秋千架,一边摇晃一边谈情说爱是个标准流程,就连《万水千山总是情》《在水一方》这样的港台电视剧都不能免俗。让苏木妈看到,苏木和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在楼下秋千架下拉拉扯扯,后果肯定是相当严重的。
另一方面原因,被池杉一不小心说中了。家属院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里面,有好几个小心眼,一言不合就在墙上写脏话骂人。苏木打小就属于野姑娘,和男孩子一起满院子疯玩,打架这种事司空见惯,而且胜率颇高,所以这种待遇没少享受。医院食堂桌子上最多的涂鸦,就是“木头大坏蛋”和“苏木头是王八”这样的历史遗迹,从用词上大约就能推测出来年代和作者。
家属院里有多个秋千架,苏木选楼下的这个,是因为这个秋千架正对着苏木的房间。写作业的时候,只要稍微站起来一下,就能看到秋千架这边的情况。选别的秋千架,苏木还担心池杉哪天偷偷来画个王八骗自己。
在苏木上高中的那个年代,暑假开头的几天总带着某种神圣的狂欢气息。外出旅游还没有兴起,上补习班只是极少数学生的选择,恐怖的暑假作业还有拖延的余地,因此就是各种吆五喝六地一起疯玩傻玩。
放假第二天,苏木接到刘敏的电话,邀请苏木一起去玩扑克牌。刘敏坐在前几排,虽然平时交集不多,但苏木记得有次在医务室偶遇,发现两人父亲都在医院工作,聊起福尔马林气味时竟有种诡异的默契。
牌局设在张勇家。这位隔壁班的传奇人物顶着一头天然卷,什么时候都像刚被电过。全校都知道高一有个女生公开放话,张勇是她的第一眼情人。苏木扣下电话时想,今天或许能见识下这位风云人物,没准还有那个单方面宣誓主权女主角。
苏木和刘敏推开张勇家门时,一股混合着汗味和零食气的热浪扑面而来。七八个男生围在茶几旁,丁昕坐在正中央,像朵开在杂草丛中的花。他们玩的是二十一点,张勇甚至把大富翁游戏里的假钞票搬出来当筹码,皱巴巴的纸币堆在茶几上,乍一看还真有几分录像带里香港赌场的架势。
两个女生的到来像往油锅里滴了水。男生们的笑声陡然提高了八度,洗牌的动作夸张得像在表演魔术。苏木和刘敏对视一眼,默契地退到沙发后方的观察区。从这里看出去,整张牌桌成了浮夸演技大赏。
有的人捏着一手烂牌,嘴角却快咧到耳根,活像已经摸到了黑杰克。有的人明明握着好牌,却愁眉苦脸像要输掉全部家当。还有人明明手里的牌平平无奇,却像拿到了同花顺一样,把筹码摔得震天响。
全场的中心无疑是丁昕,她每摸一张牌都要配合相应的表情,时而捂嘴惊呼,时而蹙眉咬唇。而男生们,或者是真的摸不清她的底牌,或者是心思压根就不在牌上,跟着她的牌路各种昏招频出。时不时,丁昕还会自言自语几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配上楚楚可怜的表情,这番风情让其他男生如同打了鸡血一样,使出浑身解数博美人一笑。
看着牌桌上那群人吵吵嚷嚷地推筹码摔牌,苏木觉得实在有点融入不了这种过于热烈的气氛,找了个撸猫的借口没有上牌桌。张勇家有一只赫赫有名的老猫,每年两次向同学和朋友提供小猫,算是半个西安中学的猫祖宗。
今天的铲屎官喜欢给猫主子起各种五花八门的名字,什么蛋挞、汤圆、布丁什么的。但在九十年代,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猫都叫“咪咪”,剩下的就是张勇家的猫,都跟他家一起姓张,大名“张鳗鱼”。
此刻张鳗鱼正瘫在猫窝里喂奶,肚皮下滚着三只毛团。五六个同学围成半圆轮流撸猫,手法从撸狗式到梳头式千奇百怪。老猫眯着眼,尾巴尖有气无力地晃着,浑身散发着“被迫营业”的怨念。
撸猫的人群里,居然还有袁丽,她今天难得穿了件蓝白细纹衬衫,比平时鲜亮一些。当苏木挤过去时,袁丽正把一只三花小猫举到眼前,鼻尖对鼻尖地小声问话:“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苏木挤了过去,扯扯袁丽衣角。袁丽顺手把三花小猫塞进她怀里,小猫的肉垫啪地按在苏木胸口。
袁丽看着小猫在苏木怀里扭来扭去,一边笑一边小声问苏木:“我正想走呢,你走不走?”
“去哪里?”苏木虽然不太喜欢这种热闹,但是暑假的白天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九十年代的娱乐基本上都是一群人的自娱自乐,人少了也没啥可玩的。
“先出去再说吧,要不上我家玩去。”袁丽拉着苏木往外走,看来她已经被吵得受不了了。
苏木和袁丽刚推门出来,就在昏暗的楼梯间撞见了正往上蹿的李涛和池杉。两个男生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活像刚被泼过水的流浪狗。
苏木和袁丽默契地组成人墙,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你们怎么来了?别进去了,里面比平常上课还挤!”
暑假里,李涛和池杉每天早上都会起得特别早,趁着凉快去省体育场打篮球,打到太阳升起来才回家。也就是在篮球场上,男生们一个传一个的约好了去张勇家打牌。
四个脑袋凑在楼下的泡桐树荫里,叽叽喳喳地商量了几个方案。看电影、看录像、逛植物园动物园……大部分方案,都因为预算关系被否决了。九十年代大家零花钱都有限,付费娱乐流行不起来。苏木有心建议大家去环城公园打牌,但现在还是正午,就算有树荫也不适合室外活动。
最后李涛自告奋勇,邀请大家去他家玩,他还有个妹妹在家,可以作为打牌的服务员和替补。“我妈总觉得家里人气不足,今天这么多人去,她一高兴估计要留你们吃饭。”
“你居然还有个妹妹?”其余三人异口同声。四个人都是1976年出生的,那一年是计划生育从松到紧的转折点,因此有哥哥姐姐的人不少,但是有弟弟妹妹的非常罕见。
李涛的妹妹叫李念,暑假后升五年级。这姑娘完美继承了李家的身高基因,明明比他们小五六岁,个子却蹿到了苏木的鼻尖,站在90年代的女孩子堆里活像只误入鸡群的小鹤。兄妹俩长相南辕北辙:李涛是小麦色皮肤,李念却白得像刚剥壳的煮鸡蛋,短袖短裤露出的四肢白得晃眼。苏木注意到,池杉好几次眼神飘忽。
李念的性格更是和李涛反着长。哥哥沉稳像老家具,妹妹活泼得像刚摇过的汽水。见到哥哥的同学,根本不需要人介绍,李念就主动端茶倒水,很快就自来熟的把称呼改成了“哥哥姐姐”。
“哥,你这手猪拱圈简直神了!”
“姐,你这牌怎么算的?我都没看出来!”
“哥,你怎么知道我哥是猪?”
“姐,你这件衣服可真漂亮。”
有这个气氛组在,在打牌时的互相挖苦攻击的气氛淡了,除了亲哥李涛被怼得生无可恋,另外三人都被糖衣炮弹轰得晕头转向。特别是池杉,在美人计攻势下,昏招连出很快就成了唯一的输家。
几局牌打下来,几人笑得有些缺氧,必须要暂停休息。李念抱出一叠相册,给苏木和袁丽介绍照片,这张是那年去哪里玩的照片,那张是在哪里照的。这种分享和炫耀方式,在当年也算是挺流行的,串门走亲戚的标配流程。
通过照片和李念的介绍,苏木这才知道原来李涛家里祖籍是宁波,到现在也还有大量的亲戚在宁波和上海那一带,每年他父母至少都会去江南走动一次。怪不得李涛很多服装,看起来就和其他西安土著学生不一样,原来都是在那边置办的。
池杉没有兴趣看照片,到李涛房间去看他的杂志。看到男生们都离开了,李念神神秘秘地拉过苏木和袁丽说:“你们看这是李涛小时候”。说着,递过来一张有点历史的全家福。
苏木仔细看了看,照片上两个年龄较大的成年人,显然是李涛父母。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男生。一个看上去和李涛年龄相仿,面孔和李涛有三分相似,另一个明显就是幼儿园时代的李涛,照片里并没有李念的存在,估计她那会还没有出生。
“哦,你们还有个哥?上大学还是工作了?”袁丽仔细看了几遍照片,把照片还给了李念。看起来男生比李涛大了至少七八岁,所以算上去现在本科都应该毕业了。
李念正在拿着凉水壶给两人杯子里加水,头也不抬的接话:“哎!我都没见过他”。她突然停下了倒水的动作,把凉水壶贴在自己脸颊上蹭了蹭,“我妈以前说过,在医院打针打死了,所以他们才生了我。”
空气突然凝固了。窗外的蝉鸣像被按了暂停键,只剩下电风扇在头顶吱呀转动的声响。苏木感到相片突然变得沉甸甸的,那些笑着的面孔在视线里模糊起来。她看见袁丽伸向西瓜盘的手停在半空,指尖微微发颤。
此刻苏木突然明白了许多事:为什么李念的名字里藏着个“念”字,像道温柔的疤痕;为什么李涛的妈妈喜欢家里热闹,因为体会过失去亲人的孤独。
“打针?打针怎么会出人命?得了什么重病吗?”袁丽没有苏木想得那么多,还在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听说就是发烧,去医院打退烧针,不知道怎么就没了。所以,现在我和我哥要是发烧,我妈是打死也不去医院打针。吃药可以,打针那是绝对不行。你说我活到这么大,我容易吗?有一次啊……”李念开始喋喋不休地讲她怎么硬抗重感冒的故事。
李念后面的故事,苏木没怎么认真听,心里一直在想着什么退烧针才会闹出人命来。
“是安乃近吗?”苏木冷不丁地插嘴打断了李念的故事。
“听着有点像,可能是吧。那会还没我呢,我都是听我妈和我哥说的。”李念随口应付了一下,又去和袁丽继续她的故事去了。
四环素的黄牙,
链霉素的聋子。
地塞米松吃成猪头,
安乃近过敏见阎王。
苏木们这些医院家属院长大的孩子,从小唱的儿歌都是与众不同的。九十年代的退烧药江湖三分天下:阿司匹林、扑热息痛和安乃近。但遇到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况,只剩两个选择:疗效不可靠的小柴胡,或者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安乃近。
安乃近就像班级里那个成绩优异但脾气暴躁的优等生。退烧效果快得像坐滑梯,价格便宜得像菜市场收摊前的处理菜。可它的副作用清单长得能写满黑板,每项都能要命。虽然概率堪比中彩票,但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总有几个到几十个“中奖”的倒霉蛋。
大医院用安乃近还比较克制,就算用也会控制剂量,打完也不让病人马上回家,在医院观察一个小时,有点事情还来得及抢救。小医院,特别是农村卫生所,特别喜欢自制退烧针,大剂量安乃近加地塞米松,一针下去不但是立刻退烧,其他症状也几乎马上就消失了。当然,后果就是出事的概率更大,出事的后果更严重,相当于把彩票里,5块钱的安慰奖也统统改成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