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6章 不按套路出牌
“但是……”
姚老师这两个字说得很重，这也是大家意料之中的转折，“但是，我这个同学跟我说，他并不感到快乐。因为他觉得，他的时间被用来给社会制造废品。他的这些学生，文化课根本就是来混的，解不出二元一次方程，这也就算了，反正他们也不参加高考。但是专业课也是来混的，机电一体化专业，搞不懂并联和串联。他觉得，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去当电工，把自己电死才是正常结果。他跟我说，羡慕我这个能去重点中学的。”
说到这里，姚老师顿了顿，好像情绪有点激动。她朝最后一排的两个电线杆子挥了挥手，示意他们坐下来。又整理了一下情绪，才接着说了下去：“我没好意思告诉他，我的学生，有时候也差不多。”说到这里，姚老师看着粉笔盒，再次陷入了沉默。
教室里一片寂静，从未如此的寂静，以前有过老师大发雷霆，把某个同学骂得狗血喷头。但此时的寂静，比任何暴风骤雨都更加有震慑力。
沉默了几秒钟，姚老师对着粉笔盒居然笑了出来，不是大家在课堂上看惯了的和蔼微笑，也不是在校外看到的青春洋溢的笑，而是一种自嘲的笑。
“刚才我看到你们两个打牌，我突然……”姚老师抬起头，看着王强和他的同桌，两个男生红着脸低下了头，几乎要把脸埋到了课桌下。
“我突然想，我之前选择师范是不是错了？或者，我在师范学校里玩命的学习，想要去重点中学的选择，是不是错了？或许，我该和我那个职高的同学对换一下，他篮球比我打得好，和你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肯定比他更擅长组织文艺活动。”
姚老师说完这几句话，拿起书本好像要接着讲课，但翻了几页都没有找到刚才的位置，又去翻自己的教案，然而还是没有找到，显得手忙脚乱像个慌了神的小姑娘。其实也没错，她确实没有比她的学生们大多少。
还好，下课铃及时地响了起来。班长丁舒晴微微欠身离开了座椅，就等着姚老师喊一声“下课”，她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喊“起立，老师再见。”
然而，姚老师迟迟没有喊“下课”，反倒是一边磨磨蹭蹭地收拾书本，一边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我得好好想一想，今晚要好好想一想。”说着，她把书本夹在腋下，转身走出了教室，留下了一教室面面相觑的中二少年。
从那一天以后，历史课上几乎没有人干扰课堂纪律，虽然说不上能全神贯注听讲，但吃东西打牌这种事确实绝迹了。不过，课堂纪律是不包括写其他课家庭作业的，不在这些副科上写，就真没其他时间写了。因为每天放学后，还要进行一个小时的训练，给歌咏比赛做准备。
池杉用了很长时间回忆，初中三年似乎并没有什么歌咏比赛之类的活动，上一次涂了红脸蛋上台跟着哼哼，还要追溯到西安小学。但是这一次，学校要搞一个“纪念建国四十三周年歌咏比赛”，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合唱比赛，还说这是传统。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哪有这么不前不后的传统。要么每年都搞，要么五年一次十年一次的整数，国庆四十周年、四十五周年这样，哪有四十三周年这么一个有零有整的年份。”李涛义愤填膺的推理，这个结论得到了其他人的一致赞同。
按说歌咏比赛这种事，应该是班主任主抓的工作，但是文屠对名次看得很淡。把所有组织工作都交给了班干部，他只根据需要提供协助，于是丁舒晴和孙锐两个人就成了实际上的组织者，每天下午放学后不是组织大家练歌，就是和热心群众一起讨论服装道具细节。
既然是歌咏比赛，第一个问题就是曲目。按照规则，每个班要演唱两首歌曲，必须是和国庆主题有关。按照丁舒晴和孙锐协商的结果，从歌词里直接带着中国两个字的歌曲里面选一首，比如说：《我的祖国》《歌唱祖国》。然后把含义稍微放大，再加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之类老歌选一首。没想到，第二个建议在班会上遭到了坚决抵制，没有一首歌获得过半的投票，准确的说是只拿到了个零头。
苏木觉得《我的祖国》中女声独唱那一段，她实在是唱不上去，因此把赞成票投给了《歌唱祖国》。至于其他选项，苏木一律投了反对票。
作为压着文革尾声出生的一代，苏木对于文革历史有不少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激发了她的逆反心理，让她对于所有“极左”，或者疑似“极左”的一切，都带有本能的反感。这一次投票结果，让她发现，其实班里绝大多数同学，或多或少都有点这样的倾向。
苏木对“政治”两个字的理解，不是从学校里的政治课本上来的，而是从身边的很多小事来的。
苏木的很多同学，姓氏后面是“卫红”“卫东”“文革”这样的红色名字。在幼儿园里，有三个小朋友和苏木玩得比较好，时不时被羡慕嫉妒恨的其他小朋友喊“打倒四人帮”。
一些地理名词，苏木很长时间都搞不清楚，因为从不同渠道获得的地名，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人嘴里的东风路，似乎就在家附近，但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她才知道，这就是家门口的长乐路，在文革期间被换了个更加革命的名字。
再比如工农街，一会在钟楼东边，一会在钟楼西边。最后还是苏木爸给出的标准答案：这本来就是两个地方。骡马市和五味十字，在文革里都被改成了工农街，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此类地名更改，在文革中非常普遍。竹笆市和前卫街是同一个地方，湘子庙街和向阳巷是同一个地方，太阳庙门和育红街是同一个地方。与此相反的是，育红街、育红幼儿园、育红小学、育红中学又全都不在同一个地方，要是有人望文生义的去育红街找，是绝对南辕北辙的。
这些改名文革后大多被取消，但是民间还是两个名字混用，经常造成误会。也有少数地名保留了下来，东风电影院、向阳派出所、红光街、工农路……到了苏木懂事时候，几乎已经失去了原先的革命含义。
不止是地名，好些词儿在那年头也像被送去“改造”了一样，本行干不下去，全转了岗。说起“牛棚”，那八成里面住的不是哞哞叫的牛，而是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提起“运动”，脑子里先蹦出来的不是奥运赛场，而是比跑百米还刺激的“政治浪潮”。至于“坐飞机”，那更不是啥美差，跟天上白云蓝天没关系，是让人鬼哭狼嚎的刑罚。
苏木她外公，当年就光荣地被划为“右派”，老人家后来常跟孙辈们逗闷子，自称是资深“老运动员”，主攻项目就是这晕头转向的“坐飞机”。这些词儿在苏木小时候，都顶着这么一副严肃面孔，直到她年岁渐长，它们才像完成任务似的，慢慢溜达回自个儿的本意上去。
此类遗产也不仅限于词汇，活动也有不少。九十年代很多单位里还有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对应学校里也搞每周一次的主题班会。
苏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主题班会上老师总是“忆苦思甜”，讲旧社会如何吃不饱穿不暖，亚非拉人民如何受迫害被压迫。苏木当时也就是随便听听，后来大了一点，看了很多《万水千山总是情》《上海滩》之类民国时代背景的电视剧，还有《女奴》《卞卡》这样的巴西墨西哥电视剧。小学忆苦思甜教育和电视上的内容，却产生了极为强烈的矛盾冲突。本来就没有体验过“苦”的城市70后，感觉“甜”也没那么甜了。
这种矛盾冲突是相当广泛存在的，其结果是小学高年级就不再搞类似的教育，而初中的主题班会则彻底沦为学习成绩批斗会。到了初中，学校里还能坚持的，带着时代烙印的活动，也就剩下每年一次的“学雷锋活动”了。
“学雷锋活动”，顾名思义就是走出校门，去社会上去做好事。但学生能做什么？常见的帮人理发、修自行车、看病义诊等，他们全都不会。就算会，谁敢拿自己的脑袋给学生们当小白鼠。于是，最常见的形式就是打扫街道卫生，擦人行道护栏，给行道树浇水这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这种劳动，苏木从小学到初中没少参加。直到一次冒着小雨参加“学雷锋活动”，看着脚下的道路逐渐从“洋灰路”变成“水泥路”，苏木突然顿悟了。冒雨给树木浇水，顶着沙尘天擦人行道护栏，这种活动这不应该叫“学雷锋”，这叫“把雷锋同志当傻子”。
不知道是不是校长和苏木有了心灵感应，从那次雨中的“学雷锋活动”后，就再也没有搞过类似的活动。于是，学校里剩下的有时代特征的活动，恐怕也就是歌咏比赛了。
丁舒晴和孙锐不愧是老班干部了，不知道受了谁的指点，过了几天从音乐学院搬来了救兵，某个学生的家长。专业人士出手，就是不一样。那个穿的像李谷一的阿姨，没有直接让大家选歌曲，而是让每一排同学都唱了一组哆啦咪嗦来试音，然后又让几个自告奋勇当领唱的同学唱了几段。
最后，李谷二阿姨先宣布了她的专业结论，以我们班级的声音情况，应该选择什么歌曲，不应该选什么歌曲。然后她给了几个新的选项，很快就在全班同学的投票下，选定了《黄河大合唱》和《七律长征》作为合唱曲目。
曲目定下来之后就是练习了，李谷二阿姨不能每天来学校，训练也就按照她的时间隔三岔五安排。好在文屠并不在乎成绩，来看了两次训练，只给大家留下一个“大家玩好”的指示就撤了。没有李谷二阿姨的日子，丁舒晴和孙锐要求同学自愿留下来训练，大部分人抹不开面子唱了一两轮以后找借口溜号，剩下的人也就再多唱两轮也就尿遁了。
训练组织不了，两位班干部也不放弃，依旧会抓着文艺委员等人一起研究服装、道具、指挥等细节。池杉和苏木正好今天值日，绕开他们占的几张桌椅，还能少扫一片区域。
“报告班长，歌咏比赛的战术，我有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方案，领导要不要听一下？”池杉一边说着，一边挨个把课桌上的椅子搬回地面，动作麻利得像在布置战略沙盘。
“不按套路出牌？”丁舒晴被池杉的话给逗乐了，扶了扶并不存在的眼镜框，摆出老干部腔调：“池杉同学，只要你的方案不涉及绑架校长家属这类行为，组织上愿意认真听取你的汇报。”
池杉把最后一把椅子放回地面，正好到了丁舒晴面前：“我这个计划比较大胆，做好咱们肯定是冠军。当然，做砸了就是垫底了。不知道领导们愿不愿意冒个险？”
刚刚倒完垃圾回到教室的苏木一听，也愣在了那里。对于歌咏比赛，池杉最近只有抱怨，并没有吐露什么想法，更没听说过什么方案。于是，她拿了书包也没有着急走，站在丁舒晴身后想听听看。
“刚才我出去听了一圈其他班的训练，其实大家选的歌差不多，唱的水平也差不多，跟翻录的磁带似的。咱们就算是发挥出最高水平，评委们也就是在不同的磁带里面瞎选。所以，咱们应该在形式上做一些出奇制胜的东西。”池杉一边说，一边看向在场的每个人，收获了一群小鸡啄米似的点头。只有苏木甩给了他一个白眼，她深深地怀疑，这货又要“气功大师式的”危言耸听了。
“这个出奇制胜，也分为正兵和奇谋。正兵就是，把咱们的合唱，唱的再复杂一点。我看过电影版的长征组歌，这首七律应该是三个或者是四个声部，咱们是不是可以也学着，唱得更复杂一点。有好几个班都是两个声部合唱，咱们如果简单的一声部，那就真的只有拼声音大了。”
这一条说完，大家纷纷点头，就连苏木也承认，这个想法没错。李谷二阿姨是被自家孩子拉来帮忙的，自然上心程度有限，凑合把歌咏比赛对付过去就完了，肯定用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池杉看到大家纷纷点头称赞，感觉非常地受用，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说：“正兵说完就是奇谋了，这个奇谋呢，就是服装。能不能弄点红军和八路军的服装？”
“这条不用你想，我们已经算计过了，就是没钱。道具服装倒是能找到，但就算是租，班费全填进去也不够。”丁舒晴两手一摊，表示这条建议毫无价值。
池杉摆了个牙疼的姿势冥思苦想起来，眼神在教室里扫来扫去，活像在考虑偷袭高家庄的山田队长。
与此同时，丁舒晴还在介绍服装方案：“服装最后定了白衬衫，这个大家都有。男生穿深蓝色长裤……”
“白衬衫，蓝裤子，是不是还要白球鞋和红领巾？”池杉立刻想起了从小到大，学校里但凡有点什么活动，男生基本上都是这套打扮。
“白球鞋不用，要穿黑色皮鞋。不过，红领巾还真有！”丁舒晴说完，连旁边打酱油的苏木都要跳了起来，大家都是高二学生，红领巾这种东西怎么好意思戴。
“不是学校的红领巾，而是从音乐学院借的，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带的那种，绸子的。”丁舒晴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大家都跟着点了点头，这电影大家看过的次数普遍都在十次以上了。“女生深蓝色裙子，也是音乐学院借来的，自己要准备一双黑色皮鞋。”
说完，丁舒晴看了看苏木，似乎在征求意见。苏木想象了一下，似乎这个形象谈不上有多好看，但肯定是不难看。
“那就只有在阵型上做手脚了。”池杉的牙疼似乎好了，他拍了拍丁舒晴面前的草稿纸，那上面写着四排名字，是全班同学在合唱时的站位。“调整一下站位，让美女站中间，其他人站两边。”
“我靠，你这是要上美人计啊！”一直没有说话的孙锐在旁边叫了起来。
池杉摆了摆手：“谈不上，本来我还想说穿低胸装呢。”池杉说完，故作潇洒的左顾右盼，却撞上了苏木眯缝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杀气。
丁舒晴和孙锐却没有看到这一幕，他们还真的接受了池杉的歪点子，一本正经的在名单上讨论了起来，谁和谁换个位置，谁个头太矮不能站中间等等细节。
池杉的正兵和奇谋都被采纳了，但具体的工作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丁舒晴用一个指挥的角色收买了李谷二阿姨，让她死心塌地帮着全班练了一个星期的合唱，三个声部的《七律长征》果然听上去生动了许多。最后能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多半还是这个复杂设计的功劳。
而美人计在丁舒晴的运作下，也得到了加强。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家长，来给女生们化了妆，还专门带了烫发棒，把几个女生的发型也稍微调整了一下。苏木和丁昕站在第一排中央，上台转身那一刻，在场下观众席里引起了一片惊呼。
除此以外，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李涛妈的不请自来。可能是歌咏比赛当天，担任辅助工作的家长太多，学校门卫形同虚设，李涛妈畅通无阻地拎着一兜子冰棍来慰问。她一边给同学发冰棍，一边询问上次来家里吃饭的女生在哪里，搞得其他男生一顿起哄，搞得李涛百口莫辩，颜面扫地。
再有什么值得一说，恐怕就是池杉自己了。按照他的美人计，不但女生遵循了美女站中间的原则，男生也是如此安排。最后，最后一排的18个男生里面，第9和10两个最显眼的位置，给了又高又帅的王强和李涛。而池杉和李涛之间还隔了3个人，就深刻地说明了池杉在丁舒晴眼里的颜值排名。
苏木对池杉的这个贡献一点也没有感恩，也丝毫不为能站C位感到自豪。在四人的聊天中，苏木揭发了池杉向领导班子献计的过程，并且毫不留情的评论：丁舒晴为了感谢池杉，把他位置往中间挪了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