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1章 二元化世界
杨勇比袁丽大四岁，勉强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他家在安徽农村，对于国企改革、大下岗和经商潮这样的城市运动，确实没什么直观的感受。这些东西还是他上大学后才从课堂上学到的，因为之前他连电视机都没见过几次，新闻联播都没看过。
杨勇大学毕业就公派出国，一直读到博士回国后又在大学里面教书，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崛起和他也没什么关系。等到杨勇和袁丽结婚后搬家到加拿大，再次错过了中国加入WTO，以及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潮。
杨勇常自嘲是个“时代绝缘体”，完美避开了改革开放所有风口。就连70后普遍吃到的房产红利，也因他长期待在海外而失之交臂。有次老同学聚会，他听着同窗们聊买房炒股，感觉自己像个误入股东大会的群众演员。
杨勇偶尔讲起的中学和大学的故事，袁丽觉得那些事离自己特别的遥远，简直更像是五六十年代的故事，让袁丽没什么共鸣。不过这次是袁丽挑起的话题，袁丽就耐下心来听杨勇的絮叨。
“我中学是在县里的中学，就那么一个中学，也没有所谓什么重点不重点。我家以及我的同学家里，大部分也都是农民，父母普遍也都不重视孩子的学习。或者说，想重视也没办法重视，送孩子上中学那就叫重视了。不重视的家长，早早就让孩子回家种地了。”杨勇推了推眼镜，语气不自觉地带上讲课的节奏，“那时候真正有权有势的家庭，并不是送孩子上学，而是想办法招工进厂。那时候，正是三农问题抬头的时候，你知道三农问题吗？……”
作为一个经济学讲师，杨勇的故事讲得有很重的理论感，更像是讲课，而不是给枕边人分享自己亲身经历。恨不得讲几分钟就来个提问，让学生们绷紧了神经不要走神。
杨勇的初中时代开始于1985年，到他初二的时候，九年制义务教育才成为法律。等到“普九运动”，也就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春风吹到杨勇的小县城，他已经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了。
因为不是义务教育，所以那个时代上学是要交学费的。学费不多，但依然是很多农村家庭难以负担的，因为那时候的农民刚刚能吃饱，但想挣点钱难度依然很大。杨勇的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靠的是半个村子亲戚家里的老母鸡下蛋换的。因此，杨勇有时候会自嘲，说自己是鸡屁股养大的。
杨勇的中学是寄宿制，吃住都在学校。学校食堂的操作模式很原始：开学时每个学生扛来大米，按斤两兑换成等额的饭票，每天凭票去打米饭。至于菜，打不打全看个人。食堂最便宜的猪血汤一毛钱一碗，但大多数农村学生还是选择从家里带玻璃罐装的咸菜、豆豉。
杨勇的情况也差不多，母亲每次都煮一大瓶黄豆，让他带到学校当菜吃。夏天黄豆很容易变质，有几次杨勇打开罐子闻到酸味，就只好干吃米饭。后来母亲就把黄豆做成咸豆酱，这样可以多放几天。杨勇现在不喜欢吃黄豆，不喜欢喝豆浆，都源自于当年落下的病根。
要是论学习用功刻苦，杨勇说他们县城的学生，绝对甩城里学生十八条街，头悬梁锥刺股都不是传说，他是真见过拿针扎自己的学生。在苏木的故事里，每次看到四人打牌和聊电影，杨勇就总是用撇嘴来表达他的不屑，揶揄袁丽那帮人过的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
但杨勇也承认，县中升学率就是比城里的中学要低。毕竟无论学校教育资源，还是家庭教育环境，县中都实在拿不出手，更没办法和西安中学这种重点中的重点相比。杨勇的物理老师特别怕讲到电学实验题，因为没办法带着学生做实验，哪怕是做给学生看都不行，只能在黑板上画个大概。其实，画也画的不像，因为物理老师本人，也没见过真正的示波器。
作为对比，袁丽那一届高中的西安中学里，光是全国特级教师就有好几个。高二开始学校组织的补习班，就是让这些特级教师可以覆盖整个年级，而不是只为某几个班服务。
杨勇当年就读的县中，高考上了本科录取线的只有两个人，重点本科更是只有杨勇一个人，他考到武汉大学。杨勇成为了随后很多届学生崇拜的大神，以他为榜样，在低水平教育基础上，继续头悬梁锥刺股，但下一个杨勇要到高校扩招以后才出现。
县中的教育窘迫，根源就一个字，穷。如果再多用几个字，就是农民穷。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一波生产效率提高，但这个效率提高是有上限的，到了九十年代初基本上无潜可挖了。
那时种地没什么机械化作业，全靠人力。即便是县中，即便是高三，也要放“双抢假”，让学生回家参加抢收抢种。
杨勇最怕的农活是插秧，几根手指握着秧苗根部插到泥水里稳住，一天只能插六七分地，晚上回家手指都是红肿的。等到割水稻的时候，吃苦还在其次，时不时还会割伤自己。杨勇的食指指尖，就被自己的镰刀削去了几毫米，受伤后包扎着还得咬牙继续干。
“那时候不是已经有杂交水稻了吗？”袁丽听到插秧，突然想起了短视频上纪念袁隆平的内容。她上学的时候，袁隆平就已经上了教科书，但似乎并没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
“杂交水稻又不是万能的！你们这些城里人啊！都是纸上谈兵。”杨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个问题他已经给很多同事科普过，每次当时都获得了好评，但过不了几天就又被洗脑了。
作为一个亲身种过地的农民，后来又搞了这么多年经济学研究，杨勇对于农业这个产业的理解还是很深刻的。这个世界是物质守恒的，农作物消耗的氮磷钾等元素不会凭空产生，必须通过肥料来补充。而杂交水稻等育种技术，主要提高的是转化效率，提高了亩产的上限。但八十年代末，化肥还不能敞开供应的情况下，杂交水稻等新品种，对产量的提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
袁丽正在收捡客厅里的纺织品，烤箱上挂着的隔热毛巾，洗手池旁的擦手巾。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又提出一个城里人的问题：“可我记得那时候农村已经用上化肥了？我记得我爸还帮农村的亲戚弄过化肥。”袁丽对农村的了解都是间接的，要么通过书本，要么通过家长的二手信息。
“你看，你都说要弄化肥了，就是说明化肥不好买。”杨勇两手一摊，这个问题他已经遇到好几次了，颇有应对经验，“我上中学那会，每一亩地公社发两张化肥票，凭票去供销社可以买平价化肥。不够就得另外掏钱，买议价化肥了，那价格可就……”
说到这里，杨勇突然卡住了，这不就是他自己之前提出的“价格双轨制”，看来不需要袁丽的帮助，他自己也能找到生动的案例。他看向袁丽，却发现客厅里只剩了他一个人，袁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进了卧室，刚才他讲的关于化肥供应的故事，弄不好就只有他自己听到了。
就在这时候，袁丽抱着洗衣篮重新出现在客厅里，篮子里装着全家的深色衣服，还有几套深色的毛巾。袁丽洗衣服的时候，坚持要把衣服分为深色和浅色两批来洗，杨勇对此就跟城里人不理解化肥重要性一样。
“杂交水稻是不是不好吃？”袁丽一边在洗衣篮里挑挑拣拣，一边随口提问，很显然刚才关于化肥那一段她没听到。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杨勇抓了抓脑袋，他种过的水稻有好几个品种，大多是农技站推广的，但是不是杂交水稻他也不知道。杨勇想了想，突然想到自己大学老师给他讲过的亲身经历，也算是一个侧面回答。
“我大学老师，年轻时候插队在北京郊区密云的一个村子。那个村子以前是种水稻的，70年代被要求改种一种叫做‘晋杂5号’的高粱，说是比其他粮食多出两成的产量。这是一个出了名，高产但难吃的作物。这个村长比较厉害，指挥村民和插队知青在田边种一圈高粱，中间还是继续种水稻。再专门种几块高粱地，用来糊弄上级检查。”
“这样也行？知青不会向上反映？”袁丽停下了手里的活，但凡干过几年基层工作的人都知道，糊弄上级是任何一个基层领导的基本功，但是这么拉着垂直管理的知青一起干，那真需要点本事。
杨勇就等着这句话呢，马上接了上去：“因为‘晋杂5号’实在太难吃了，连猪都不吃，知青哪里受得了。不对，应该是，连知青都不吃，猪那里受得了。”说完，杨勇和袁丽两人同时笑了起来。
笑过以后，已经找到思路的杨勇也不再缠着袁丽要故事，放下手里的事情帮着袁丽一起做家务。袁丽去收拾杨均一的脏衣服，而杨勇则负责搜查每一件衣服的口袋。在现金越来越罕见的社会，虽然洗坏钞票的风险基本没有了，但杨勇和杨均一都曾把纸巾、收据之类的东西忘在口袋里，最后搞得洗衣机和衣服站满了纸屑。
一边干活，两人一边继续刚才的话题闲聊，这次话题转到了粮价上。
“我们在城里买粮，要拿着粮本去粮店买，每个月28斤平价粮，不够吃的话要么多花钱买议价粮。还可以拿主粮换杂粮，我记得好像一斤面粉可以换一斤半还是两斤玉米面。”袁丽看着天花板思考了一会，“具体数字真记不清了，大概就这个意思吧。我能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不会有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了，所以那时候换玉米面多半是为了换口味。”
“那是你们城里，乡下可不是这样，我给你讲讲你们吃的粮食是怎么来的。”杨勇把洗衣篮放在沙发前，对着一筐脏衣服，像是对着他的学生，“农村统购统销取消以后，理论上应该是除了公粮，剩下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粮食，通常是留下自己吃的口粮，其余卖给粮站换成现金。如果碰上减产，或者本来就穷的地方，就得反过来从粮站买粮来吃，那就叫做返销粮。”
杨勇之所以用“理论上”这个词，是因为在八九十年代，卖粮的价格是个大难题。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后，实行粮食价格双轨制。农民卖粮有两种价格：一是国家收购价，一是市场价。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初，国家收购价是远低于市场价的，国家把收购粮食的任务分摊到每个农民身上，作为责任田承包人，每亩地必须向国家卖多少粮食是有定数的，称为平价粮。卖完后还有多余的，农民卖给粮贩子，称为议价粮。
等到九十年代后半期，由于粮食增产以及粮食进口，市场价反而远低于国家收购价了。这时粮站的工作人员收到了足够指标的粮食就行，专门拣着关系户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从2004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农民收获了粮食，毫无议价权，也只能低价卖给粮贩子，否则来年买农药都没钱。
杨勇总是用这个例子来讲解经济学里面竞争、价格和供应的关系，不过效果总是差强人意。因为外国学生大多不能理解国家收购，而中国留学生也不能理解粮食定价。
杨勇上中学那会，他家里五口人，种着七亩地，就算是风调雨顺，满打满算人均年产值也就是三百四十块钱。但是这三百四十块钱，要先交农业税和各级提留。要是所有合理和不合理的税费都交完，剩下的只能勉强够吃饭，就别说上学、看病和家庭建设了。
“三提五统，也就是乡村两级政府公共支出，因为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没钱了，只好向下转移压力。要说分税制改革，这还得从八十年代初的投资过热说起……”
杨勇这个农村走出来经济学讲师，不会像大部分七零后简单痛骂当权者，而是一环一环地拆解问题。不过很少有学生能坚持到循环的最后一层，大部分听众无论中外，要不了两层就听晕了。
于是，杨勇总会在学生们束手无策的时候，用这个来总结：“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怎么改？不知道！那就用穷举法，弄几个试验区把不同的政策都试试。”
和杨勇相比，袁丽就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儿童，生在家属大院，长在附小附中，身边几乎所有人都是三五零七厂的职工或者子弟。作为一个三千人的大厂，其实每天都有无数的事情发生，或者可笑，或者可悲，或者啼笑皆非。这些事情和国企改革，也许都沾边，也许都不沾边。
袁丽抱着洗衣篮进了洗衣房，把这几天积攒下来没有洗的深色衣服一件件丢进洗衣机。等到回来的时候，她对着杨勇两眼一亮：“我好像有一个跟国企改革沾边的故事，你还要不要？不保证切题哦！”
“要！你说说看。”杨勇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袁丽的眼前，闪过了西安的冬天，铅灰色的一排排家属楼之间，是白皑皑的积雪和落尽了树叶的法国梧桐树。家属院的两端，是澡堂、水塔和锅炉房，还有保障生活的供销社和菜市场。袁丽全家就住在家属楼中的某一栋，是个不算大的两房一厅。
从袁丽家下楼出单元门向西，绕过三排家属楼，就是家属院西区。这里都是水泥建筑的平房，从家属楼延伸过来的热力管道，无声地宣布着，这些平房也是职工宿舍的一部分。
平房宿舍也是有等级的，再继续向西向北，越接近生活区的边缘，宿舍的建筑标准就越来越低。先是水泥变成砖瓦，然后热力管道也消失了。最后几排宿舍根本就是棚户，屋顶连瓦片都没有，铺着一层牛毛毡，牛毛毡上压着一层红砖以免大风把房顶吹走。这是给没有职工编制的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居住的简易宿舍。
其实就算是最简陋的棚户，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住上的。娶了农村姑娘的青工，排上几年的队也未必有一间棚户，因为要优先满足双方都是厂里职工的小夫妻。
不管你住的是宿舍楼还是棚户宿舍，都是厂里分配给你的，你是要交房租的。厂领导的三房租金三元五元，青工的单身宿舍只要两三毛钱。说起来租金可能差了十几倍，但是总金额实在太小，便宜到交不交都差不多。
九十年代国企工资低，而且工资水平拉不开，厂长也就比青工多一倍。真正的报酬，实际上体现在住房等隐形福利上，因此每次分房都是一场争夺福利的战争。
袁丽莞尔一笑，在沙发上坐下：“你见过分房吗？”
杨勇摇摇头：“知道，但没见过。”
“我见过，那就跟打仗一样，那架势……三十六计全上都不够用……”袁丽啧啧着，看杨勇没打算坐下，干脆换了个姿势，侧身半躺在沙发上，小腿放在沙发扶手上放松一下脚底。这么不优雅的姿势，也就是杨均一不在家的时候她才敢放肆一下。因为，换成杨均一这么躺，袁丽多半是要河东狮吼的。
“两个人差不多，奖金可以每人发五千，但是房子却不能两人各一平方，只能你有我无。所以，一切实物福利，严格来说都是应该被改革的……”杨勇依然在自顾自的踱步，仿佛是回到了他熟悉的经济学课堂上。
“你不是要听故事吗？你要再讲经济学理论，就自己想办法糊弄学生去。”袁丽对于杨勇这种职业病非常的不满，不得不打断他。
袁丽印象比较深刻的分房，大概有两次。第一次是袁丽小学的时候，袁丽家从平房搬到了家属楼。那会儿年纪小，光顾着兴奋能有自己的小房间了，压根没琢磨明白大人们为分房暗中较劲的那些门道。第二次则是初中，整个家属院因为分房的事儿沸沸扬扬，连她这个原本事不关己的中学生，都被动成了前排看客。
主管这次分房工作的副厂长，家就在袁丽家对面那栋楼。自从分房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遍厂区，副厂长住的这个单元门，就再没清静过。从清晨到深夜，来访的人络绎不绝，那热闹劲儿，堪比厂区门口每晚准时出摊的夜市。
袁丽每晚趴在窗边写作业时，总忍不住朝对面楼张望。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在单元门口徘徊的身影：是大大方方直接上楼敲门，还是鬼鬼祟祟地躲在阴影里，等着没人的时机？手里提的礼物，还是菜刀？
在袁丽想象力加工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访客渐渐变成了她脑海中连载故事的主角。而父母饭桌上偶尔透露的只言片语，就像连载漫画旁白，不断丰富着这些角色的形象，有时甚至颠覆她之前的全部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