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三卷 随浪随风飘荡 第04章 内战
在从蒙特利尔出发前，袁丽曾无数次憧憬过回国后的生活，可打死她也想不到，回国后的第一周，竟会以这般令人疲惫又措手不及的方式度过。
前几天还在讨论外出旅行的一家人，此刻被命运强行拆分成了三组，各自承担着不同却又同样沉重的责任。
杨乐和老白的生意不能停，就只有让老白一个人既照看着生意，又和保姆一起负责后勤保障，顺便还要照顾一下杨均一。老白这个姨父非常称职，工作、谈生意和去医院送饭都带着杨均一，甚至中间还抽了点空带杨均一去了几个博物馆。
杨乐和婆婆负责早上8点到下午4点的看护重担，因为这个时间段有医生查房，可以第一时间和医生交流治疗方案。每天清晨不到7点，杨乐和婆婆便带着早餐来到病房。而袁丽和杨勇则负责下午4点以后时段，送上一顿在家做的晚饭，同时也要帮着护工一起给公公洗漱，安顿好睡觉再离开。
治疗有医生护士，日常护理有护工，家属们其实工作量并不算大，只能通过每天送两顿饭，尽量给公公一些在家的感觉，也算是一种比较直接的安慰手段。如果说轮班的陪护是个花时间但不费体力的工作，那么治疗方案的讨论，才是真正的体力加脑力活。
从第一天公公入院开始，整个杨家就陷入了一种紧张而忙碌的氛围中，全家人都好似上紧了发条的钟表，通过各种渠道，疯狂地学习脑梗相关知识。即便是在这个家庭中处于边缘位置的袁丽，在这漫长又煎熬的一个星期里，对脑梗这个疾病的认识，也如同坐了火箭一般突飞猛进。
经过这一番系统性学习，袁丽这才惊觉，之前从短视频里获取的那些关于脑梗的知识，简直是漏洞百出。要么是支离破碎不成体系，要么干脆就是与现实严重相悖的错误认知。
袁丽对脑梗的第一个认识改变是：脑梗并非瞬间爆发，而是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就算是在最好的医疗条件下，发病开始后的第三天达到高峰，之后才会逐渐回落。
事实也确实很快验证了医生的话，公公来医院的时候还只是不能走路，第二天就连手都抬不起来了。由于主治医生在公公入院时就解释过这一点，杨勇、杨乐和袁丽心里都有了心理准备。然而，婆婆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蒙了，整个人陷入了一种慌乱和无助之中。
婆婆完全听不进医生的任何解释，每天嘴里都要不停地抱怨几百次，那焦虑又愤怒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好好的人，送进医院怎么就不行了？”这句在互联网上被各种调侃的话，如今从婆婆口中反复说出，让袁丽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也正因为婆婆的这种焦虑和不信任，引发了一系列连带问题。她开始疯狂地寻求其他解决方案，像一只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些来路不明的治疗方案，比如那听起来就让人心里发毛的水蛭疗法。
袁丽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乡野间流传的无稽偏方，可后来在淘宝上随便一搜，竟然发现有几百个类似的产品。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淘宝上的这些产品还算老实，顶多写些强身健体、改善血液循环之类保健品常见的形容词。而婆婆和各种所谓“神医”的聊天记录，那才叫一个群魔乱舞，差不多都是些“脑梗吃了我的药，明天就能踢中超”这样离谱至极的宣传。
而有些“神医”颇具迷惑性，先发来一张问卷调查，要病人家属填写一些病人的基本情况，还像是高中生物考试那样采用单选。有些问题似乎有点道理，比如头疼的部位，A前额，B头顶……。有些问题就有难度了，病人嘴里发（），A酸，B甜，C苦……且不论这个问题合不合理，脑梗病人他也很难回答啊。还有些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比如：是否进行过人工流产？而且，还问几次。要是说，人工流产可能会影响健康吧，可为什么不问自然生产和刨腹产呢？
问卷的最后，需要几张病人的照片，面容和舌苔，就可以远程开药了。以现在手机的美颜技术，袁丽很怀疑这些照片能起到什么作用。真的拍个舌苔，手机弄不好就给你自动套上个美食滤镜处理一下。袁丽深度怀疑，其实不管填不填问卷拍不拍照片，快递来的药估计都一样。总之，神医们的理论千差万别，先款后货的要求倒是很统一，药倒是也不特别贵，2000块钱左右，卡着病人家属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心理价位。
袁丽对脑梗的第二个认识改变是：脑梗其实是个大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分支，其中不少分支疾病的治疗方案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具体到公公的病情，关键点就在于有没有脑出血。有出血点是一种治疗方案，没有出血点则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案。经过听医生几次详细的介绍，袁丽大概从原理上明白了，如果脑血管没有破裂，现在就该用比较强效的抗凝药去打通血管。但如果有破裂的脑血管，那可绝对不能这么做，因为抗凝药会立刻导致脑出血，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医学知识，婆婆却完全无法理解。她四处咨询各种“名医”，可得到的信息越多，反而加深了她对主治医生的不信任。婆婆找到的神医里面，有个相对靠谱真正的医生，只不过已经退休了十多年了。这个老医生跟她说：千万不要用抗凝药。并且还绘声绘色地讲了真实案例，他以前这么治死过人，一针下去几分钟人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主治医生无奈地向婆婆解释，以前没有CT，根本不知道病人有没有脑出血，直接上抗凝药肯定会有碰上脑出血的时候。现在公公已经查了两次头部CT，都没有发现脑出血，遇到这种危险情况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可婆婆却不依不饶地追问，那有没有可能漏掉出血点呢？主治医生出于谨慎，只能说那也有一定的可能性……结果这句话就成了婆婆坚决不进行抗凝治疗的理由，她继续执着地到处去找那些所谓的“神医”。
按照医生的说法，上抗凝药是有窗口期的，一旦过了这个时间不用，有些脑功能就会因为缺血而无法恢复。眼看着窗口期一点一点地缩小，婆婆却依旧固执地坚持不用抗凝药，一会儿提出水蛭疗法，一会儿又说出院回家吃三七粉。这样一来，杨家内部逐渐陷入了一场激烈的内战。
杨乐主张听主治医生的，不要理会婆婆的意见，直接去签字执行治疗方案。婆婆却暴跳如雷，痛骂杨乐是要害死自己的父亲，还恶狠狠地说果然是别人家里养大的，没有一点孝心。
杨勇则在中间左右为难，只能两边和稀泥。他一方面强调婆婆才是治疗方案的唯一签字人，让杨乐不要太冲动；另一方面又耐心地跟婆婆解释，杨乐的选择是目前最理智的，希望她能冷静下来。
作为一个旁观者，袁丽看着这一切，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悲凉，她发现，“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也许不是孝子被照顾病人的麻烦给吓跑了，而是孝子在这无休止的家庭内耗中，心理上已经阵亡了。
在窗口期结束前一天晚上，老白通过朋友联系到了一个神经内科的专家。杨家几个人怀着忐忑的心情聚在一起，给专家打了个电话。
其实专家也没有说出什么新的内容，还是耐心地解释了一下治疗的原理，然后认可了主治医生的方案。甚至还调侃了一下，说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自己这种快要退休的所谓专家，临床水平可能还真不如四十多岁的一线医生，除非是在自己的医院住院，否则还是应该听主治医生的。
本来专家的这一通自嘲，已经拐着弯把婆婆那个退休医生的建议给否定了，可结果最后还是在抗凝药的副作用上卡了壳。在婆婆的各种追问下，专家不得不抛出：“如果找得到真正的好中医，中药也许可能大概率会没有很多副作用。”
这复杂的表述，差点把旁听会议的袁丽给逗笑了，她不禁感叹，专家就是有水平，不管是医疗水平还是说话的水平。这一连串定语用的，放在中文八级考试里，不得把老外考生杀的片甲不留。
也不知道是这内战的过程把婆婆给折腾得实在疲惫不堪了，还是窗口最后一天的巨大压力让她顶不住了，又或者是婆婆终于意识到，那些微信上的“神医”“神药”实在不靠谱。总之，婆婆从一个极端跑到了另一个极端，从一开始说“出院回家吃三七粉”的极端保守，变成了“反正活够了你们随意”的极端激进。
在窗口期最后一天的治疗沟通中，主治医生突然给出了另一个选择，药效比较温和的口服抗凝药，而放弃之前说的针剂。这个退让，让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婆婆松了一口气，她毫不犹豫地痛快签了字。看着婆婆签字的手，主治医生和几个住院医，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袁丽心中暗自猜测，这种方案上的“求上得中”，也许一开始就是他们的计划。
袁丽的第三个认识改变是：脑梗的复杂性往往不在于脑梗本身，而是老年人各种疾病之间那错综复杂的互斥关系。这种药的副作用，可能恰好碰上另一个病的禁忌。换个药躲开了这个问题，可能又会和另一个病撞上。因此，在实际选择治疗方案时，往往看的是，哪个副作用和哪种基础病是暂时可以接受的。
公公什么病都有点，可什么病又都不重，在医生眼里，这样的情况就是什么方案都行，可在家属眼里，却变成了怎么治都不行的尴尬局面。袁丽那段时间最大的感触就是，这真的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让人头疼不已。
有一天晚上，杨勇和袁丽刚刚从医院疲惫地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护士站的一个电话叫回了医院。护工发现了公公消化道出血，杨勇签字做了加急的CT，还好没有发现明显的内出血。值班医生这才放下心来，解释说可能是原来就有的消化道炎症，创口被抗凝药给打开了。他们安顿好公公，又反复嘱咐好护工，这才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医院门口走去。可还没走到门口，又被一个电话叫了回去，这次是血压又不稳定了。
作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属，袁丽一直被医生视为无足轻重的配角，而主角则是婆婆和杨勇。袁丽询问过自己的医生朋友，大部分治疗方案只要有一个直系亲属签字就可以。可每次签字的时候，医生都要让婆婆和杨勇两个人都签字。袁丽在多伦多生孩子，以及在蒙特利尔看病的经历中，从来没有见过家属签字这个流程。
更让她不可理解的是，杨乐这个直系亲属却和袁丽一个待遇，属于可以签但不管用。明明杨乐已经签了字，医生还要说，你不是还有个哥哥吗？过来也签个字。袁丽上网搜了一下家属签字的相关信息，发现“重男轻女”和“尊重老人”这些竟然都是医患斗争中的“宝贵经验”。看着这些信息，袁丽顿时感到啼笑皆非，心中五味杂陈。
还好，这场杨家人之间的“内战”，就像夏日里的雷阵雨，来得突然，走得也快。抗凝药用上两天后，奇迹出现了，公公的各种情况明显好转。原本虚弱得像片落叶的公公，现在人也看起来精神了很多，脸上有了血色，眼神也有了光彩。杨家人一扫之前的阴霾，各个参战方围坐在一起，脸上堆满了笑容，把酒言欢，之前战争时期的各种矛盾，好像被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袁丽作为没有直接参战，却深度参与了治疗过程的“观察员”，这段时间可真是收获颇丰，除了学到了不少让人头大的医学知识以外，病床上虚弱的公公和焦虑得像热锅上蚂蚁的婆婆，深深地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思乡情结。
在医院那长长的走廊上，每天袁丽都会找个安静的角落，拨通爸妈的电话。听着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聊聊家长里短，那些琐碎的小事，却让她感觉无比温暖，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自己刚刚大学毕业，满怀憧憬在深圳工作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