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21章 黑历史
“你看！都不说产业政策那些差异性大的，就光是一个税务，不同经济特区之间就有这么大差异。你当分税制、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这些税务制度改革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都是不同经济特区试错出来的。”杨勇说完，像是刚发表完诺贝尔奖的领奖演说，吐出一口气，然后得意地往后一靠，拍了拍杨均一的后脑勺：“去找姐姐要两个冰淇淋。”
“你理论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怎么没见你付诸实践啊？”袁丽忍不住吐槽。长期以来，袁丽没少听杨勇讲各种经济策略和针砭时弊，可每次说到下一步该干什么，他总是东拉西扯，没有个正经结论。
“我有自知之明，也就只能当个顾问。”杨勇自嘲地笑了笑。说起来，杨勇还真挂了不少顾问的头衔。自从前几年他写的一本经济学书籍出版后，他家乡好几个政府部门都抢着给他发顾问聘书。
“理论都是总结出来的，起点和终点，成本和收益都是已经知道的，只要善于归纳总结，你也能当经济学家。”杨勇从杨均一手里接过冰淇淋，让他再去找空姐要一个，然后把冰淇淋包装撕开，递到袁丽的手上。
“但是制定政策，是建立在未知的基础上的。除了政策的理论依据靠不靠谱以外，你还得选择，让谁受益让谁做代价。”和刚才嬉笑怒骂的表情不同，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杨勇眼神里却充满了认真，好像冰淇淋里藏着地下党搞到的什么绝密情报。
“比方说……”袁丽对杨勇这种严肃的眼神很不适应，拖长了尾音表示没听懂。
杨勇好像一点都没有看出来袁丽的异样，还在继续用一本正经地口气说着：“比方说八十年代中期，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改革一通忙乎，然后传统农业基本上就卡在亩产600斤这个水平了。现在那些吨粮田，不只是靠杂交水稻，更重要的是化肥敞开了用。要想增产就要有化肥，要么直接进口化肥，要么自己建大型化肥厂。不管是哪一个，都是当时我们不掌握的技术，而且都得花钱进口。好了，钱从哪里来？让谁勒紧裤腰带去凑这笔钱？让谁牺牲一下少吃几口饭？让谁平均寿命掉几年？这个决定，你有勇气决策吗？反正我不行。”
“我？我那时候只是个学生。”袁丽赶紧回避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
杨勇肯定也看出了，笑了笑继续说：“所以穿越者也不好做啊！穿过去赚点小钱问题不大，真要是我魂穿重要领导岗位，我肯定直接退居二线算了。”
杨均一这时候举着另一个冰淇淋回来，杨勇给他竖了个大拇指，然后不动声色地接管过了冰淇淋的所有权，傻乎乎的杨均一还乐呵呵开始在小屏幕上找动画片看。
“所以，你也就能骗一下儿子！”袁丽白了杨勇一眼，换来了他洋洋得意的咬了一大口冰淇淋。
“别说农村，那时候城里也不好过的。”袁丽若有所思，杨勇的这番话却是触动了她的一些回忆。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一起去西安吗？我们初中同学搞了个聚会，因为大部分都是厂里的子弟，大家来的很齐整，我突然发现了身边的一个幸存者偏见。”
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情了，袁丽和杨勇两个还住在多伦多，还没有杨均一。袁丽等着杨勇点了点头，才继续说下去。
“我的初中同学里面，其实绝大部分没有上高中。父母是工厂的，大多去中专读两年然后进厂。非工厂子弟的，没有这个招工的门路，有些去参军的，有些跟着父母做生意的。有人卖凉皮，有人开出租车，还有些去骡马市摆摊卖货。”
杨勇又点了点头，好像听懂了，似乎又没有听懂。
“我们那个班，五十多人，最后正经去读高中的，满打满算就剩下三分之一，十来个人。我去了西安中学，还有一个男生考上了西工大附中。剩下的，就散落到各个普通高中去了。”袁丽顿了顿，像是在清点一支伤亡惨重的队伍。
杨勇点了点头，深有同感：“人们总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可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连走到桥头的资格都没有。能站在那条摇摇晃晃的木头前面的，本身就已经是百里挑一了。”
说到这里，袁丽身体微微向杨勇前倾，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那次聚会，不知谁起头，说要搞个非正式调查。他问，咱们班当年，有谁额外花钱上过补习班、请过家教的，举个手。”
袁丽说到这里，嘴角牵起一丝复杂的笑意，那笑意里没有得意，只有一种洞察事实后的平静。她缓缓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比划出一个“二”字：“两个！就是我和那个西工大附中的同学。”
当年初中班级大约五十多人，但在这个群体里，对重点大学的竞争，实际上只是袁丽和那个同学之间的事情。对于班上绝大多数家长来说，他们孩子的赛道，早在中考前就根本不在一个维度上。
“其他孩子的父母，难道就真是糊涂，不懂读书的好处么？”袁丽摇了摇头，声音低沉下去，却带着更强的穿透力，“不是的。他们比谁都懂，只是……没得选罢了。一个普通家庭，能想着法子供孩子把初中念完，已经算是尽了全力，哪里还掏得出那份多余的钱呢？只能顺其自然。”
杨勇沉默地点了点头，他完全同意袁丽的观点，甚至比妻子的理解更加深刻。杨勇没有上过任何形式的补习班，甚至他的父母也没给他补过课，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经济能力，都不允许他父母这么做。应该说，在新世纪之前的几十年里，几千万的农村学生，还有上千万的城市普通家庭，都是这样被迫顺其自然的。
“你小时候打过肝炎疫苗吗？”杨勇突然抛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瞬间把袁丽给问得愣住了。
杨勇看到袁丽轻微的摇了摇头，就解释道：“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150万人感染，然后紧急在国内推广肝炎疫苗。我算算，你那时候小学还没毕业吧？我已经上高中了，加上我家那边离上海比较近，推广的力度很大。”
袁丽摇了摇头，依稀记得中学时教室里排队打疫苗的情景，但应该不是肝炎疫苗。她是大学毕业，办理入职体检时才打了肝炎疫苗。之前有没有推广过？她实在想不起来了。
“你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也正常。”杨勇不在意地挥了挥手，顺便咬了一口冰淇淋，然后把剩下半个给了杨均一，然后转回头说：“60块钱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全校没有一个同学打疫苗。两个月的收入和十分之一的染病概率，所有的家长一起选了后者。”
杨勇的这个例子，杀伤力比袁丽的故事强多了，把八九十年代脉脉温情的面纱扯下，赤裸裸亮出了贫穷的窘迫。
“都怪你！非要聊这么沉重的话题！我要是今天晚上睡不着，你要负全责。”袁丽用手指戳了一下杨勇的肩膀，把尚未发生的事故责任全都给了杨勇。
“还不是你起的头？最早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校园爱情……我又没说是中学。来说说……”杨勇嬉皮笑脸地接过了锅，反过来当作了盾牌。
最近，杨勇这家伙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非要刨根问底地打听袁丽的恋爱史，仿佛不挖出几个“前男友”他心里就不舒服。每次他提起这个话题，袁丽都忍不住翻个白眼，心里嘀咕：“这家伙是不是闲得慌？”但今天，她突然心里一动，想到了一个人。
刘平，这个名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放在九十年代，叫这个名字的人估计得有上百万。袁丽的小学是在三五零七厂附小度过的，那是一所典型的工厂子弟学校。大多数同学都是工厂里的职工子女，但也不是绝对的。袁丽的同桌刘平，就是个例外。
刘平来自当地普通市民家庭，家里没有工厂的背景，也没有那种“铁饭碗”的保障。在整个小学六年里，刘平一直稳稳地霸占着班级第一名的位置，成绩好得让老师都挑不出毛病。
除此之外，刘平给袁丽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那种老师喜欢的好孩子模样。聪明又文弱，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
作为班里的第二名，同时也是刘平的同桌，袁丽和刘平的关系其实只能算平平无奇。他们一起度过了六年同桌的日子，毕业后挥手告别，没有留下一丝想念，甚至连联系方式都没留。
袁丽后来去了教育水平不错的庆安附中，而刘平因为不是工厂子弟，只能去了一个以打架和早恋闻名的普通中学。现在看来，两个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经分叉了。
袁丽再次听到刘平的名字，已经是在大学里了。家属院里遇到的初中同学，随口提到了刘平。袁丽才知道，刘平根本就没去考大学，初中毕业后就直接上了中专。当袁丽还在为填报高考志愿纠结的时候，刘平已经上班赚钱了。至于什么单位，赚多少钱，传播八卦的同学没有说，袁丽也没有好奇心去追问。毕竟，那时的她已经忙于自己的大学生活，刘平的名字只是偶尔在记忆里闪过。
又过了几年，袁丽毕业去了深圳工作。有一次过年回家，和妈妈一起上街吃早餐。就在那个热闹的小吃摊前，袁丽意外地看到了刘平。准确地说，是袁丽妈先认出了刘平。小学的时候，刘平没少在袁丽家做作业，也深受袁丽妈的喜爱。
“肉丸胡辣汤……”刘平站在一口大锅前，一边收钱一边给顾客盛胡辣汤，还不时地喊着叫卖的号子。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依然带着一丝熟悉的温和。刘平的身上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围裙，手上戴着同样脏兮兮的白套袖，完全没了当年那个文弱书生的模样。
袁丽盯着他看了很久，试图从那张被岁月催肥的脸上找到曾经的影子。袁丽在脑海里删除了他身上的白围裙和套袖，依稀从眉宇和动作中认出了那个曾经的刘平。那天，袁丽没有和他打招呼。刘平把胡辣汤递给袁丽时，只是礼貌性地说了句：“小心烫”，他也没有认出袁丽来。
那个春节，袁丽又去吃了几次胡辣汤，但她们依然没有说过一句话。有一次，袁丽正吃着，城管突然来查处占道经营。正在吃饭的客人坚决不愿意挪位置，刘平涨红了脸，两边解释，两边讨好，就差磕头求饶了。折腾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平息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那一刻，袁丽才真正确认，这个被时间和生活摧残的胡辣汤老板，确实是刘平无疑。他的本质依然是当年那个聪明文弱的少年，只是命运没有给他应有的机会。他本该属于大学的课堂、老师的讲台，或是设计院的办公室。然而，家庭条件决定了他与这些无缘，甚至连做一个高考落榜“失败者”的资格都没有。
袁丽爸妈搬出老家属院之前，每次袁丽回西安，经常能在家属院里碰到初中同学，几次旁敲侧击之后，袁丽大致凑出了刘平的人生轨迹。
袁丽还在为高考埋头苦读时，刘平已经分配到了西安无线电一厂，就是那家生产“海燕”电视的知名企业。没过多久，他又娶了国棉三厂的一个漂亮姑娘，成家立业，生活顺风顺水。那段时间，刘平的日子确实让普通人羡慕不已。他早早地踏入了社会，拥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美满的家庭，仿佛人生的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的节奏上。
然而，等到袁丽大学毕业，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南下深圳，再回头看时，却发现刘平已经被时代的惊涛骇浪卷入了深渊。那时的西安，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黄河断流，长岭垮塌，海燕折翅，双鸥纷飞，如意破碎，孔雀东南飞。”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家曾经风光无限的西安知名企业，如今却纷纷倒下。
曾经辉煌的西安无线电一厂，在1995年陷入了发不出工资的困境，仅仅一年后便宣告倒闭。而在此之前，纺织行业的大规模下岗潮已经席卷而来，几乎让刘平一家同时失去了收入来源。电影《纺织姑娘》里，男人用自行车载着妻子去KTV陪酒的剧情，正是那段时期西安纺织城的真实写照。
刘平有没有送妻子去陪酒，袁丽自然无从得知。但从同学那里传来的消息来看，刘平并没有像许多人一样南下打工，而是选择留在了西安。他卖过盗版书，在食堂当过小工，甚至客串过导游……然而，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将他推到了胡辣汤摊子前，让他成了一个为生计奔波的小摊贩。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一连串的变故虽然改变了刘平的生活，却并没有赋予他市井所需的野性和圆滑。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文弱，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坐在教室里埋头解题的少年。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刘平横冲直撞，而他既无力反抗，又无法驾驭，甚至做不到随波逐流。只咬着牙默默承受，钉在原地一步也不愿挪动。
袁丽和刘平的命运，一个走向加拿大的家庭主妇，一个站在西安街头的胡辣汤店老板，命运的转折点或许还要回到初中报名的那一刻。袁丽是单位子弟，而刘平只是个普通小市民。
给杨勇讲完这个故事后，袁丽本以为他会满意，或者至少会表现出一点嫉妒。但杨勇既没有满意，也没有嫉妒，反而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杨勇思考时的表情，像极了小学时的刘平。这一点，袁丽没有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