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0章 余波
文字闪烁了一下，Office助手的曲别针跳动了一下，发出咔嚓的一声。文件被关闭了，陕图阅览室的吊扇掀起的气流，又在2024年持续了短暂的时间。
袁丽和杨勇一直并排坐在书房电脑前，一起看着苏木写的故事，像两个偷偷熬夜追剧的高中生。看到在李涛家做客那段，两人一起哈哈大笑，杨勇情不自禁的搂着袁丽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让袁丽找回了一些谈恋爱时的感觉。但是看到吊桥事故这里，袁丽陷入了沉默。
杨勇起初没察觉异常，往后看了好几页，才反应过来刚才一直喊“慢点翻”的袁丽，居然已经好几分钟没出声了。杨勇转过头去看袁丽，只见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眼神空洞仿佛自己的手上沾了看不见的血迹。杨勇清了清嗓子，轻轻咳嗽了一声，袁丽仍然毫无反应。
杨勇回忆了一下剧情，想不出这段剧情里面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是两个高中生的秘密调查，还有青春期特有的暧昧情愫。但这好像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再说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至于让当了孩子妈的她失魂落魄吗？
难道是吊桥事故的原因？
杨勇轻轻把手放在袁丽的手背上，手心接触手背，袁丽全身抖动了一下，仿佛从梦里醒来一样。
“就看到这里吧，我困了。”袁丽的声音有些飘忽，人也变得无精打采，但杨勇知道，这不是困了，倒像是遭受了什么精神打击。
杨勇没吭声，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窗口。他把“楼观台”、“吊桥”、“事故”、“1991年”这几个词敲进搜索框，敲回车。页面刷新，搜索结果跳出来，密密麻麻好几页都是相关信息。他滚动鼠标滚轮，标题一个个掠过，日期、地点，全都和苏木写的故事对得上。
“这是个真实的事故？”杨勇转动鼠标滚轮，页面向下滚动，连着几屏都是事故信息。从搜索结果的标题来看，事故确实发生在1991年大年初一，和苏木故事里写的一样。
“不用搜，这个事故我知道……我爸的同事就死在了这场事故里面。”袁丽按住了杨勇点开详细新闻报道的手，指尖有点凉，“我爸的同事，张晓，还有他爱人徐岚。当时小两口刚结婚不久，春节去玩就没回来。而且，他们和我爸约好，第二天到我家来吃饺子。”
袁丽是在工厂家属院里长大的，她的同学、朋友，几乎都是厂里子弟，而她能接触到的成年人，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父母的同事。在这个以父母为坐标系的微型社会里，多数成年人看她都带着“老袁家闺女”或者“袁科长女儿”的标签。
凡事总有例外，张晓和徐岚就是那两个特别的存在。徐岚会像女同学一样，和她换着戴不同颜色的发卡；张晓在家属院门口遇上放学的袁丽，会往她书包塞一把还烫手的糖炒栗子。这种友谊不需要通过父母关系中转，就像车间里偶然发现的两个不按图纸生产的零件。
听了袁丽的话，杨勇沉默了，握着鼠标的手放了下来，书房里只剩下空调轻微的嗡鸣。过了好一会儿，他轻轻拍了拍袁丽的手背，站起身：“你这同学文笔是粗糙了点儿，但事儿写得……真够实的。”
杨勇起身走去厨房。袁丽听见冰箱门开合的响动，几秒钟后，微波炉发出沉闷的嗡嗡声，接着是清脆的“叮”一声。脚步声由远及近，一杯温热的牛奶被塞进袁丽手里。瓷杯的暖意透过掌心，一点点渗进皮肤里。袁丽感到一股暖流从手掌顺着手臂蔓延开去。袁丽肩膀轻轻靠向杨勇，感觉到身边这具身体散发出的、带着生活温度的活力，竟与三十年前的张晓、徐岚他们，有某种模糊的相似。她从那个混乱的冬日挣脱出来，重新来到了蒙特利尔的夏天
“忘了告诉你，我爸妈已经在北京了，这次我们都在北京过暑假。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带杨均一去趟西安，给他恶补一下中国历史。”杨勇想要用这个好消息来岔开话题，但意图过于明显，显得有点傻得可爱。
袁丽对杨勇笑了笑，表示领会了这份笨拙的关心。好消息是不需要舟车劳顿去乡下老家，更重要的是这个打岔确实也将袁丽从故事中抽离出来。杨勇就是这样，情商经常掉线，但关心却是实打实的。
“都过去快四十年了，没那么多心理阴影。后来他们各自的家人，因为一个进厂名额，在家属院里还打了起来。”袁丽喝了两口热牛奶，感到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其实这个架，打得非常不值得。”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是谁赢了那个进厂名额，但是第二年开始破三铁，没几年就差不多都下岗了。”
袁丽叹了一口气，给这件故事做了总结，“简直是黑色幽默！”说完自己先笑了。
“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九十年代初确实很多人看重，特别是农村人，进厂和上大学两条路都不宽，有个机会拼了命地抢，也可以理解。那时候，计划体系……”杨勇接过话题，说了还没两句就转到了他习惯的套路上。
袁丽一看杨勇又要掉书袋，又打断了他，把话题接了过去。
“那几年，军被军服的生产任务也不能说没有，勉强不饿死的程度，1985年开始百万大裁军，最终客户少了一百万啊！真是神仙也救不了啊！”说到这里袁丽自己也笑了，自己居然隔了几十年才看出当年效益不好的根本原因。
“我上高中那几年，我爸妈单位就一直在不断地下岗分流。先下岗的肯定就是那些刚刚进厂的年轻人，先是临时工，然后是合同工，最后连正式工也保不住。厂领导也不是等死，搞改革转产一部分民品，毛巾之类的，学着南方的样式做，质量虽然不差，但是成本比人家高。不过，这些招数好歹又让厂子多拖了几年，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千禧年。”
袁丽喝了口热牛奶，顺便看了看杨勇的反应，看他没有打断的意思，就继续说了下去。
“附近的工厂也都差不多，特别是军工系统的。眼见着路边摆摊的人噌噌地多了起来，先开始大家都去远处摆摊，怕被熟人碰到。后来就顾不上了，西大街上都有人去摆摊。有一次莲湖公园办个什么活动，可以免门票进去摆摊，我就跟着我妈去了。公园里面全是人，但是一天下来什么都没有卖出去，因为都是来摆摊的人。”
说完，袁丽把剩下的牛奶喝掉，让杨勇去洗杯子。等杨勇洗完杯子回来，发现袁丽正盯着北京的景点预约攻略发呆。屏幕上的故宫门票预约流程密密麻麻，她的目光却涣散地落在虚空里。杨勇什么都没说，转身进了浴室。水声响起时，袁丽依然对着屏幕出神。
袁丽跟杨勇说过好几次，她的记忆出现了问题，很多以前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开始是一件事，然后是一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段时间。如果不是苏木的这个故事，袁丽几乎已经把大学以前的时代忘了个干净。感谢苏木，高中时代的事情，多少已经找回了一些，但是高中之前，仍然是一片迷雾。
借助张晓和徐岚作为起点，袁丽在时间之河里面奋力回溯，小学时代的事情也找到了少许片段。
小学教室是没有暖气的，冬季取暖全靠教室最后的一个蜂窝煤炉子。每到冬天，每个学生都需要带着几块蜂窝煤去学校。袁丽爸把绳子从蜂窝煤的孔中穿过，几块蜂窝煤串成一串，在绳子的一头绑上一个小木片卡住煤饼，这样袁丽可以轻松地提起几块蜂窝煤。
几乎所有同学都是这么带蜂窝煤去学校，然后把蜂窝煤在教室最后叠放成一个小山。总有些淘气的同学，在上学的路上把沉重的煤饼串甩来甩去，结果一不小心脱了手，所有的蜂窝煤都碎成了渣。家里条件好的同学，无非回家挨几句骂，再换几块蜂窝煤来交作业。而家庭条件差的同学，除了哭着回家挨打以外，还得拿来簸箕把碎的煤块装回家自用。
再大一点的记忆，袁丽是承包了家里的打酱油等小额采买工作。那时候的打酱油就是拿个瓶子去食品店打一斤酱油，看着营业员用漏斗撇开酱油缸上的白毛，从下面打一勺酱油出来。同理还有打醋、打面酱、打酱菜等等，霉菌的白毛只要不进自家的碗，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有些讲究一点的人家，长了毛的酱油打回家，先要煮开杀菌再用，但大多数人家是不在意的。按照现在的视角，霉菌确实可以创造出一种鲜美的滋味出来，所以那时候的酱油更好吃，可能并不是错觉。
面包馒头包子这些食品不管是家里做的还是买的，如果长了霉点，多半是抠掉完事，经常看到抠得一身窟窿的包子。这种带着窟窿眼的包子馒头，通常会用很便宜的价格对外销售，深得一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居民欢迎。
但是打面酱需要特别注意，因为面酱在夏天比酱油容易坏。每次去打面酱，袁丽妈都要叮嘱袁丽，先看看缸里面有没有生蛆。袁丽至今不喜欢吃炸酱面，就是因为有一次看到了一缸坏得很厉害的面酱。打面酱的勺子从缸里提出来的时候，几十条蛆虫从勺子上夺路而逃的场面，比任何恐怖片都惊悚一万倍。
所谓打酱油，其实也不限于调味品，买馒头包子这种事情其实也包括在内。小学时候去买馒头或者去食堂吃饭，还需要带着粮票一起去，除了给钱还要给对应重量的粮票。等到上中学后，很多地方慢慢地就不再需要粮票了，开始是早点摊子，后来连换面条的铺子也不再需要了。等到1991年袁丽上了高中，粮票唯一的作用就剩下去粮站买米面。
想到粮店，袁丽想起了一个记忆深处的词，富强粉。小时候每次爸爸去买粮之前，都要和妈妈商量买多少面粉多少富强粉。那时候，袁丽把富强粉完全当作了一个商品名。等到初中政治课上，袁丽突然意识到，富强粉原来是“象征着富强的面粉”的意思。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富强粉就是比较精细的面粉，比略带黑色的普通面粉要贵一些。因此如果谁家吃的是富强粉蒸的馒头，那么谁家就先富强了。大约到了高中时期，家里的面粉已经都变成了富强粉，再也没有听到爸妈商量买哪一种。
西安中学附近有一家全国有名的粮店，十九粮店。六七十年代，这家粮店以服务好闻名全国，甚至还出了一本同名的连环画。而从八十年代开始，这家粮店则以面包、绿豆糕等糕点闻名全城。因此，袁丽就成了十九粮店的快递员，逢年过节总会受了父母或邻居的委托，放学顺路去买几个带奶油馅的面包回来。
袁丽天真地以为，自己家还有其他邻居同学家，从此都进入了富强的阶段。谁知道，大下岗的洪流已经出现在了门外。
当然，更让袁丽没想到的是，三十年以后，市场上任何面粉都比当年的富强粉更白更细，但看重健康的人开始吃全麦食品。比如Costco里的全麦粉，居然要比普通面粉贵出一半价钱。面包店的欧式酸面包，也和奶油面包一个价钱。如果把这一幕和当年爸妈商量买面粉的场景放在一起，有一种荒诞的喜剧效果。
袁丽小时候只有一样工作从未干过，就是买肉。九十年代，买肉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要肥的还是要瘦的，要骨头还是要肉的标准，是随着时代不断改变的。袁丽初到深圳的时候，有一次袁丽妈来看她，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惊叹，“深圳的排骨好啊，肉这么多！”她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骨头比肉贵的原因。
当然，不变的标准也有：坚决不买米猪肉，也就是带着绦虫虫卵的猪肉。小孩子容易马虎，容易上当，无良售货员故意切一块米猪肉的事情，时不时就能听到。
不过，尽管米猪肉已经处于人人喊打的地位，但当年还有一样相关的特殊产品，高温肉，也就是被高温蒸汽加热了两个小时后的米猪肉。不要说风险，就是看起来就很吓人，是连袁丽妈这样经验丰富的厨师都不敢轻易尝试的东西。高温肉能够被堂而皇之摆上肉铺，还有一定客户群的原因，不但因为便宜，而且买这个还不用肉票。
记忆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怎么都想不起来的事情，被一个引子稍微地一勾，就稀里哗啦地撒了一地。
过了两天，并没有任何电话打过来找袁丽，无论是池杉还是苏木，两个人好像突然把袁丽忘记了。 然后又过了三天四天，电话还是一样地静悄悄。
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杨勇难得没课，在家办公。袁丽送了杨均一去学校回来，发现杨勇没在书房备课，而是在客厅里背着手溜达来溜达去。
看到袁丽回来，杨勇凑上来邀功请赏：“机票已经订好了，期末考试后一个星期，等那帮子中国留子们都走完了咱们再走。考完试当天的机票，你知道被这帮家伙买到了一个什么价钱？”
说着，杨勇伸出四个指头比划了一下，作出痛心疾首状。留学生被简称留子，是最新的网络词汇，伴随着新时代留学生强大的购买力一起出现。袁丽不常去学校，感受不到留子和留学生的区别，杨勇告诉她留子大约等于留学来的二流子。
“留子”这个词刚开始出现的时候，特指那些刷卡不眨眼、把奢侈品店当超市逛的土豪留学生。后来范围逐渐扩大，把那些不自己做饭，嫌弃食堂难吃就下馆子的学生也囊括了进去。最后，终于彻底取代了“留学生”这个词。因为，传统概念里一天打几份工，20美元吃一个月的穷学生，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
“现在这些学生是真不差钱！”杨勇一边感慨，一边又开始了他的忆苦思甜，“哪像我们那会儿……”
这话头一起，袁丽就知道接下来半小时将是留学血泪史的重播。果然，杨勇很快讲到了骑自行车送外卖那段经典剧情：“那天大雪纷飞，我连人带车滑进路边水沟，但是我立刻就爬了起来……”
说到这，杨勇停下来，挺直腰板，下巴微扬，右脚向前半步，右手抚上胸口，左手向后一展……一气呵成摆了个忠字舞造型，然后振臂一呼：“同志们别管我，抢救披萨要紧。”
杨勇的这段光荣历史，袁丽已经听过不下二十次，不过这个造型和口号还是最近发展出来的新版本。所以，袁丽还是跟着他一起笑了笑。
“你不是Work at Home吗？怎么还在这里晃悠，光at home不Work？”袁丽收起笑容，开始整理衣服。刚刚出门前，袁丽已经把洗好的衣服堆在了沙发上，给留在家的杨勇下达了叠衣服的指令。看这会的情景，杨勇只叠了一半，还有另一半仍然胡乱的散在沙发上。袁丽的不悦，来自于最终还得自己动手叠好并且分类放进衣柜，否则沙发上都没法坐人。
“我正在琢磨明天课上的事呢”，杨勇把眼镜推到额头上，揉了揉发红的鼻梁，“现代中国经济史，讲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段。都是讲了八百遍的东西，材料都是现成的。但麻烦的是……我怎么讲他们才能理解？”
可惜袁丽正专心对付一件总也叠不平的衬衫，头都没抬。他只好讪讪地自己接话：“考试不考这部分，所以学生们也都没什么兴趣。”杨勇说出了原因，原来这门课就是个送分童子。老师讲得敷衍，学生混个学分，双方心照不宣。
“学生不关心，老师肯定也就随便讲讲，要不……你给他们来个随堂测验吧，保证他们竖着耳朵听。”袁丽一边把袜子配对，一边给杨勇出了个馊主意。
“那可不行！”杨勇像被踩了尾巴，“本来选课人就少，再考试下学期真要改线上了！”学校这几年也跟着企业学坏了，成本意识很重。选课学生少的话，这门课可能会改线上，然后就有被裁掉的风险。
袁丽抱起叠好的衣服往卧室走，最后半句话飘在身后：“那你在这儿转悠半天是图什么……”卧室门“咔嗒”一声，把问号关在了卧室里面。
等袁丽抱着洗衣篮再出来时，杨勇还在客厅转圈。她停在走廊口，洗衣篮抵在胯骨上，就那么看着杨勇。俗话说：“孩子静悄悄，多半在作妖。”男人其实也差不多，多半都是有什么不好意思提的请求。
“我这不是，想找你要几个故事吗。就是八九十年代，国企改革的故事。穿插进去增强故事性，就没那么枯燥。要是不说点故事，别说老外学生，中国学生也没人能理解价格双轨制……”杨勇终于讲出了他的要求，但这个要求直接把袁丽给逗乐了。
“你找我要故事？”袁丽感到又好气又好笑，杨勇是哪根筋搭错了，居然来问自己这个家庭主妇。她嘴角抽了抽，像看外星人似的打量丈夫，“你一个搞经济研究的，国企改革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1988年我刚上初一，你那会应该已经上高中了，应该比我知道的更多啊。”
杨勇看着袁丽的表情，扑哧一声也笑了：“我那时候在干什么？我给你讲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