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2章 分房战争
要想讲清楚这些故事，还得先总结一下分房的流程。从讲故事的角度来说，分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准备阶段，分房阶段以及分房后阶段。
准备阶段，是制定分房评分规则的阶段。为了确定哪些人可以参与分房，分到什么样的房，就得有一套规则。比如工龄一年算几分，职务和技术等级算几分，家里几口人算几分……诸如此类，看起来算是科学合理，实际上每种规则和得分，都会有意无意地有利于某些人，同时有意无意地伤害某些人。
在准备阶段登门拜访的人不多，因为这个阶段能够施加影响力的，多半是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大多数情况打个电话，或者直接在办公室就谈了。而一些消息灵通脑筋灵活的普通职工，会在晚上拎上些烟酒点心，去相关领导家里谈谈心诉诉苦。如果领导听进去了群众意见，多半就会在规则里面做点调整，比如学历加不加分数，人均住房面积的记分规则，一儿一女和两个儿子是不是同样得分等等。
这样经过多方博弈出来的分房规则，实际上在第三方看起来，有时是有些滑稽的。
比如经常出现的，按照家里人口计算人均面积，听起来很合理，但仔细一考虑。这样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反而吃了亏，而生了多个孩子的家庭反而沾了光。而更倒霉的是那些因为要晚婚晚育，谈了朋友但没有结婚，更没有生孩子的职工。在一个把计划生育当作国策的年代，晚婚晚育有额外奖励的年代，这个规则看起来就是一种惩罚。
袁丽这样的学生，对于分房传言是后知后觉的，只有每次从父母那里听说，才能恍然大悟。原来一个月前，时不时看到几个厂领导晚上往副厂长家去串门，大约就是在为了自己人，对规则进行讨价还价。
等到分房规则确定张榜公示，这就算是正儿八经进入分房阶段了。这时候到分房领导家串门的人，可以说跟等公共汽车似的，队伍能从家门口排到生活区门口。有人毫不忌讳地提着烟酒，引得其他人暗自唾骂，而刚才还骂不正之风的人，可能也会在第二天晚上带上一个红包。
其实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百分之九十九来排队的人都要落空。有经验的分房领导，早就已经用各种借口遁逃到厂外去了，不给热心群众们一个敞开心扉寻求进步的机会。就算是被叛徒出卖，走漏了行踪被人堵在了家里，也是打死不敢开门。那么多人在外面排队，让谁进不让谁进，收谁的不收谁的礼物，都是得罪人。
夜市一样的排队人群，很快就体会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纷纷转向分房领导的身边人展开“曲线救国”。分房领导的家属、孩子、上级、助理、下属等等，也不管能不能说得上话，讲究的是一个全面进攻不留死角。
对于绝大多数无权无势的普通工人，如果没有在前期做些工作，等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但对于略懂些门道的人来说，前期影响规则的能力没有，但在规则范围内争取一下的胆识还是有一些的，部分人的胆子还很大。从这一刻起，分房战争才正式打响。
“我家这情况必须得照顾一下……”
“我知道！但我说话不管用啊……”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袁丽家的客厅里上演。与此同时，科室领导、车间主任等等中层领导，都处于同样的公关游说漩涡之中。
中层领导没有规则的制定权，但有时候中层领导有些额外加分的权利，比如有功劳的老同志、需要重点培养的苗子。就算不能加分，也有一定灵活操作的便利。比如相同得分，谁排前面谁排后面，给谁的备注里面多写几句好话。甚至说，只要在申请表上指点一二，申请顶楼三房还是三楼两房，可能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袁丽爸作为一个在厂领导面前能说上几句话的技术干部，也属于被重点公关的目标之一。每天迎来送往各种师傅、徒弟、同事、亲戚、邻居，被迫听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理由。
“小袁，你不要花角俄！”河南口音的陕西话，还有难得一见的金丝猴香烟的味道，把客厅的每一个缝隙都塞的满满当当。
“咋会呢！你以前斯俄司傅！你奏永远斯俄司傅！”袁丽爸也说着不太熟练的陕西话，然后传来的是热水冲入茶杯的声音，茶杯里浮起的碎渣，像他们理不清的人情账。
袁丽的房间门紧闭着，刚才袁丽妈进来送水，让她一定不要出去。今天来家里的是一位老王师傅。老王师傅在袁丽爸刚进厂时候，带过他一段时间，算是真的有点交情。
老王家里三代人挤在一间十个平方的宿舍里，而这间宿舍还是六十年代老王师傅结婚时分的，确实挺困难的。按说老王师傅和袁丽爸的关系很近，但让袁丽爸头疼的是，老王师傅全家五口人只有他一个是厂里职工，这就在评分规则上吃了大亏。
“你个莫良心的！你咋就能看着司傅在恁破房子里，挤了这么多年！俄看你，奏斯自个住上了大房子，看不起司傅咧！”老王师傅在袁丽家坐了两个晚上，最后不欢而散。面对老王师傅的指责，袁丽爸一言不发，也不让袁丽妈参与进来。
上门求办事的人，多半都带着各种礼物。最开始流行的是二十响和手榴弹。二十响是烟，因为一盒烟有二十支。手榴弹是酒，根据形状得名。至于什么烟什么酒，就要看收礼人的级别，以及送礼人的预期。
袁丽妈曾经在饭桌上开玩笑，说袁丽爸这个技术课副科长，是秦川大区级干部，享受西凤级别待遇。按这个标准往上推，往副厂长家送的少说得是五粮液，正厂长那儿怕是得茅台开道。
袁丽爸对上门求办事的人，总是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然后把礼物推回去。
“我就是个搞技术的，厂领导遇到难题还愿意听我叨叨两句。可出了车间门，我说话还没针车响动大，办不了这种大事。”
这些话袁丽爸说的完全就是实情，真的不是谦虚。技术干部在每个单位都是同样的存在，说技术问题厂领导必须认真听，说别的就是耳旁风了。
有袁丽爸这样死心眼的，自然就有活络的。有些人特别喜欢有人来求他，礼物来者不拒统统收下。等到分房结果出来，他还会带着礼物去给没有分到房的人道歉，客客气气地说没办下来，实在是其他人关系太硬。
以前袁丽总觉得这些人脸皮厚，没有把握的事情也敢答应，现在想来，也许他们压根就没去领导那里做工作，只是等着天上掉馅饼。万一什么工作都不做也分到了房子，他就白捞一份礼物。就算是没成，他这么客客气气退回礼品，还能落个能办事会做人的好名声。再者说了，有时候就算没成，这礼物也不见得退的回去。
除了走关系路线的，还有一些钻规则空子的。尽管分房的评分规则公布之前，分房小组已经测算过分房的结果，并且肯定是针对结果重新调整过规则的。但是，在没有各种计算机系统的时代，测算都是很不精确的，数据都是不及时不准确的。
比如说规则是：“家里人口超过三人，每人加一分”。临时生孩子可能来不及了，但是父母过来“养老”总可以吧，不够的话还有岳父母，祖父母在户口本里“复活”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又比如说规则是：“夫妻有外单位房者不得参与”。好办，把媳妇厂里的宿舍“借”给兄弟朋友住，钥匙往人手里一塞，至于那位好兄弟是真搬进去还是继续睡桥洞，谁还能半夜去查房？
最绝的是：“未婚职工不参与分房”。那就突击结婚，而且对象还是厂内的，喜糖和申请表一起送到分房办，两人就成了可以加分的双职工，至少跨了两个台阶。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果然，一旦涉及到切身利益，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在这场地毯式搜索规则漏洞的运动中，连分房小组的基层员工都享受到了超规格待遇。袁丽同学张胖子的爸爸，曾经在分房小组里当了个组员。突然之间，他变得比厂长还抢手。原因很简单，他负责到每一家上门去量住房面积，手里那把皮尺松一松紧一紧，可能就会差了一两个平方。就这一两个平方，可能正好能把某家人从候选名单外给捞进安全区。这个潜规则的故事越传越神，以至于张胖子的外号后来变成了“张平方”。
作为吃瓜群众，分房后阶段才是最精彩最八卦的。这时候分房结果已经用浆糊牢牢贴在了厂区公告栏的水泥黑板上，木已成舟，管你公不公平，横竖是改不了了。主管分房的副厂长终于敢回家睡觉，他家单元楼前排队送礼的人群也散了，可真正的八卦大戏，这才拉开帷幕。
没分到房的，分到了但是不满意的，进入到背水一战的状态。他们或者光明正大的上门，兴师问罪要个说法。或者半夜才偷偷摸摸敲开门，痛哭流涕喊冤叫屈，哭诉自家三代同堂睡大通铺的辛酸。甚至不乏撒泼打滚闹事的，胆子大的甚至带着菜刀上门。
如果事情闹得太大，第二天厂里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传言，并且随着传播人群的扩大，内容往往越来越离奇。
“缝纫车间厂花带着儿子冲进副厂长家不走了……”
“缝纫车间厂花和付厂长关系不一般……”
“缝纫车间厂花和鲁厂长有一腿……”
“缝纫车间厂花的儿子是胡厂长的……”
“顾厂长要和老婆离婚娶缝纫车间厂花……”
其实大家闹的目的一般不是分房结果，因为分房结果一出，分到房子的人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这个时候闹出个翻案，让搬进去的人再搬出来，那可就两头都得罪了。因此，极少有领导敢于修改分房结果，也极少有人敢直接去阻止别人搬家。
闹事的真正目的是，分到房的人空出来的房子，俗称脱壳房。在领导层，这些空出来的房子，多半已经在分房准备阶段瓜分了。某某人是上级单位的关系户，某某人家里八个人住二十平方，某某人的结婚对象是上级单位领导孩子，某某人从重点中学弄到了几个学位。
这些房子通常条件比较差，但好在不在分房的范围内，盯着的人少。领导出于私心照顾也好，出于被闹烦了息事宁人也好，反正只要领导松松手，拿出一两套来也不是太大的难事。分房后还在闹的人，多半都是赌这些脱壳房还有没被分完的。就算分完了也不要紧，脱壳房还有脱壳房，毕竟搬进脱壳房的人还会再脱一层壳不是。
顺便说说老王师傅，老王师傅在袁丽爸这里碰了软钉子，愤愤地回到家后重整旗鼓，没几天就出现在了排队人群中。当然最后的分房结果还是没有他，毕竟他的条件差太远，评分规则怎么改也都轮不到他。
但是他不知道听了哪位高人的指点，等到大家都把分房这事忘记了，用手榴弹轰开了路，在棚户区里“借”到了一间小房，算是给儿子媳妇找了个家。借，不是分，不是厂里的正式决定，是原房主和老王师傅的个人行为。原房主搬进了脱壳房，原来私自搭建的小房理论上应该被拆掉，但是这么借给了本厂职工家属，房管科也不好再说什么，完美地躲开了分房流程的所有限制。
“高！实在是高！”杨勇不由得晃了晃大拇指，也不知道是给袁丽点赞，还是给老王师傅点赞。
“实物福利，很难体现价值，更难以公平分配。折算成现金，按照级别和绩效发下去，自己去市场上买房，这些矛盾就都没有了。”杨勇替袁丽发挥了一下，把货币化分房改革的原因和方向都总结了出来，搞经济学的都擅长总结和起名字。
如果目光再放的长远一点，实物分房的分配不公问题，杨勇其实还只说了一半。这些当年分出去的房子，后来在房改的时候，只需要非常少的现金就可以买断产权拿到红本。如果能再等上十来年，那就是几十上百倍的收益了。
“对，后来就开始房改，不再直接分房了。”袁丽从沙发里站起身，走到冰箱前拉开门的动作带着点莫名的烦躁。她取出那瓶喝剩的干白葡萄酒，对着灯光看了看瓶底残留的透明液体，只倒出个杯底的量。不知怎的，此刻她特别需要这点酒精来压住胸腔里翻涌的陈旧情绪。“不过，对我爸妈单位来说，终结分房时代的不是政策，而是厂里再也盖不起新房了。”
从最后一次分房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上次回西安的时候，袁丽还专门去家属院看了看。当年袁丽住的家属楼已经有些破旧，黄色的外墙涂料少说也有十年没有重刷。唯有新装的黄色燃气管道在夕阳下闪着刺眼的光，算是时代留下的唯一升级补丁。
当年的棚户区，除了以前的土路被硬化，路边多了些五菱宏光之类的小车，宿舍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仍旧是砖石建筑，仍旧没有暖气。有些房屋稍加修缮加装了空调，但也有些依然维持着几十年前的样子，甚至还保持着牛毛毡的屋顶。也许压在牛毛毡上的红砖，比袁丽的年龄还要大。
袁丽知道父亲这辈子最讨厌走后门，唯独为张晓破过例。就在那次分房后，父亲带着刚结婚的张晓敲开副厂长家门，硬是帮他要到了一间腾出来的单身宿舍，算是脱壳房的脱壳房。
事后张晓登门道谢，感谢的话刚说了两句，就当场哭了出来。当时母亲在厨房一边剁饺子馅，一边和徐岚嘀咕：“老袁这是把下辈子的脸面都预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