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二卷 去看红色的朝霞 第13章 黑色幽默
张晓是工厂里的技术员，算是袁丽爸的下属之一，他比袁丽大了十岁，处于叫叔叔和哥哥之间的两可地带。由于袁丽妈身体不好，袁丽又是个女孩子，买蜂窝煤、买米买面、冬储大白菜之类的重体力家务，袁丽爸总是叫上张晓来搭把手。如果赶上什么重活累活，而袁丽爸不在家，袁丽妈也多半会让袁丽去找张晓来帮忙。
袁丽在记忆中搜寻对张晓最初的记忆，追溯到上小学时的一个冬天。记忆中，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袁丽爸的叫门声：“丽丽，快开门！”
袁丽拉开门的一瞬间，下雪天独有的那种略带潮湿感的冷风扑面而来。门外站着袁丽爸和张晓，两人各自扛着一袋沉甸甸的面粉，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他们的肩膀和半边脸，都被面口袋蹭上了厚厚的白色粉末，像是刚从面粉堆里爬出来似的。
袁丽爸的棉袄上沾满了面粉，连眉毛和头发都染成了白色，看起来有些滑稽。张晓则显得更加狼狈，他的头发被汗水浸湿，黏在额头上，脸上沾满面粉的痕迹像是被随意涂抹的颜料，连嘴角都挂着一抹白。
袁丽忍不住笑了起来，赶紧侧身让他们进屋。袁丽爸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把面袋放在地上，拍了拍身上的面粉，笑着说：“还是老了，放在十年前，两袋面粉我一次就能搬上来。可现在，一袋面粉我都费劲。要不是张晓帮忙，真要了我这把老骨头的命！”
张晓憨厚地笑了笑，抹了抹脸上的面粉，结果反而把脸抹得更花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师傅客气了，这点活儿不算啥。”
袁丽妈听到动静，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到两人的模样，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哎哟，你们这是去面粉厂打工了还是咋的？扛面粉也不知道用块毛巾隔一下。快进来洗把脸，别把面粉弄得到处都是！”
袁丽妈一边说，一边拿来一条湿毛巾递给张晓。张晓接过毛巾，擦了擦脸，脸上的白色渐渐褪去，露出他那张憨厚而朴实的面庞。
袁丽爸一边自己找了条毛巾擦脸，一边解释：“厂里的福利，我从办公室用自行车推到楼下，本想让丽丽下来帮忙。正好张晓看到，就一人一袋扛上来。”
张晓连忙接话说：“师父，丽丽这才多大，又是个女孩子。她要是去帮你，你是让她一个扛一袋面呢，还是你们两个抬一袋面？下次有这种事，你还是叫我来吧。”
自此以后，张晓就以这种形象经常出现在袁丽家。或者扛着面口袋，或者搬着一麻袋大白菜，甚至是用木板端着小山一样的蜂窝煤。每次张晓来帮忙，袁丽爸妈都要留他吃饭，而张晓也很少客气。
冬天的时候，张晓和袁丽爸两个人围着蜂窝煤炉子，一人捧着一个铝饭盒，饭盒里面装着几个馒头。蜂窝煤炉子放着一锅烩菜，炸丸子、大白菜、粉条和冻豆腐。两个人一边从烩菜里夹一筷子，一边聊着天，时不时咬上一口馒头。
这时候，袁丽妈总是会从厨房里拿出点腊牛羊肉之类的硬菜，热情地招呼张晓：“多吃点丸子，别总吃白菜。”而张晓总是一脸憨厚地傻笑：“嫂子！我不是客气，我就爱吃白菜！”
1990年，张晓结婚了，对象是厂里一个叫做徐岚的女工。袁丽也喜欢徐岚，因为徐岚永远一副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样子。每次见到袁丽，徐岚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虽然都是同样的“早上好！”，但徐岚的声音充满了朝气，拖长的尾音每次都让袁丽想起电视上的小鹿纯子。
严格意义上来说，徐岚只能算半个职工，因为在九十年代初，工厂的员工分为正式工、合同工和临时工。张晓是中专毕业分配到厂，属于有国家编制的正式工。而徐岚则是厂子自行招工进来的合同工，而且还是农村合同制职工，不能农转非。
也就是这个原因，即便张晓和徐岚是双职工夫妻，也是无法进入分房范围的。袁丽爸这个技术干部，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是帮两人弄来了一间宿舍。就像大学宿舍一样，不但面积很小，而且需要使用公共水房和厕所，压根就没有厨房，至多只能在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上煮个面条。不过，这对于小夫妻也不是什么困难，张晓两口从来不做饭，总是吃食堂。
结婚之后，张晓依然时不时来给袁丽爸帮忙，但很少在袁丽家吃饭了。为了表示感谢，每到袁丽家包饺子，父母也会额外多包出两个人的分量，煮好了再让袁丽送过去。
有一天的清晨，天色还带着一丝朦胧，袁丽刚从卧室出来正准备洗漱，忽然听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紧接着门口传来徐岚那带着歉意的声音：“嫂子早上好……不好意思这么早来打扰你们，我家的蜂窝煤炉子灭了，昨天半夜冻得我们够呛。这不，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赶紧来你家换块煤。”
换煤这种事，在家属院里再常见不过了，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发生一次。袁丽的妈妈正在厨房忙活，听到徐岚的请求，二话不说，拿起火钳子，从自家炉膛里夹出最上面那块正烧得通红的蜂窝煤，稳稳地放在徐岚带来的铁皮簸箕上。接着，她把徐岚带来的那块新蜂窝煤放进了自家的炉膛里。这就是换煤的规矩，一块新煤换一块正在燃烧的煤。
蜂窝煤炉子在不做饭的时候，为了节省燃料，需要减缓燃烧速度，这就涉及一门叫做“封炉子”的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关小炉门、稍微错开上下蜂窝煤的孔、调整炉盖等方法，减少通风量，让炉膛里的蜂窝煤缓慢燃烧。
不过，封炉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次封炉时，炉膛里的蜂窝煤燃烧状态都不一样，得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一旦操作不当，就会像徐岚家那样，还没等到下次用火，炉子就灭了。
炉子灭了，最快的补救办法就是换煤。把燃烧的煤放在下层，上面压上一块新煤，打开炉膛的风口，扇上几下，新煤很快就能被点燃。如果附近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换煤，那就得用木柴、报纸之类的易燃物塞进炉膛，再在上面加一块蜂窝煤，借助木柴的火力来点燃蜂窝煤。这可比封炉子还要复杂，算得上是一门更高阶的手艺了。
张晓徐岚结婚后，借着元旦请了假回乡探亲，带回来的各种土特产。袁丽放学的时候，正好遇上张晓和徐岚大包小包地走进家属院。张晓朝着袁丽大手一挥：“等会来你哥家搬年货！”
张晓和徐岚结婚后，厂里分给他的房子，也就是袁丽爸帮着张晓要来的那一间宿舍。就在家属院里不远的另一栋楼里，从袁丽的房间窗户，可以远远地看到他家窗户。如果是亮着灯，袁丽就可以随时上门打搅，或者送东西，或者拿年货，有时候只是考试不理想找个地方躲躲。
张晓和徐岚都不是西安本地人，两个人的老家一个陕南一个陕北，相距甚远。在交通不便的九十年代初，春运尚未成为一种全国现象，因为既没有那么多需要回家的人，也没有能够承载客流的交通工具。因此，1991年的那个春节他们没有回老家，留在西安又闲着没事，就选择了去楼观台游玩。然后，张晓和徐岚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家属院里。
那时候袁丽已经初三了，对于两个身边人的猝然离世，感到震惊和伤心。但给袁丽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两人的身后事。
1991年2月的某一天，寒风凛冽，天空阴沉得仿佛随时会压下来。袁丽站在窗前静静地注视远处家属楼吓得混乱，距离和窗玻璃阻挡了所有的声音，让这出闹剧带上了一丝黑色喜剧的效果。
在张晓徐岚的宿舍楼下，袁丽爸带着几个工人，正在从宿舍里搬出床架桌子等大件家具，因为这些东西是属于厂子的，只是配发给员工使用而已。几个搬运家具的工人，此时不得不把家具放在雪地里，去阻止另一场混乱。
宿舍楼前的空地上，一些黑色的身影纠缠在一起，像一幅杂乱的剪影。男人们穿着厚重的棉袄，女人们裹着褪色的围巾，他们的动作粗暴而急切。有些人相互推搡，拳头在空中挥舞，嘴里喷出白色的雾气；有些人拉拉扯扯，试图将对方拽离那堆散落的物品。从宿舍里搬出的日用品凌乱地铺在地上，褪色的被褥沾满了泥土，搪瓷脸盆被踩得凹陷，暖水瓶的碎片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书本的纸页在风中翻飞，像一群无助的蝴蝶。
由于距离太远，而且人群时刻都处于晃动中，袁丽只能看清楚人群最边缘的场景。一个瘦高的男人和一个矮胖的妇女，正紧紧抓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毫不退让的沉默对峙。袁丽看不清两个人的脸，但两个人都头发凌乱，身上散发出来的岁月的气息，眼神里透着相似的倔强和愤怒。
这些身影属于张晓和徐岚各自的家属，尽管他们留下的财产不多，但乡下的亲属们好似什么都缺，连一床旧棉被都能引得两家人拳脚相向。后来袁丽才知道，这些鸡毛蒜皮的争夺只是表象，一个进厂顶岗接班的名额，才是两家人大打出手的导火索。
顶岗接班这个词，起源于那一年已经说不清了。但至少到了八十年代末，就业岗位严重不足，人口压力巨大的时代，国企还普遍存在着老工人办退休，让出编制给儿女的情况。说穿了，还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用尽闪转腾挪来释放一些社会压力。
但这是1991年，“破三铁”已经成了电视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词汇，潜移默化的传达着改革方向。效益不好的军工企业，而且还是没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厂，考虑的是怎么减员增效，怎么推迟近在眼前的下岗潮。碰上职工退休或者主动离职，厂领导恨不得要庆祝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顶岗接班是一件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事情坏就坏在，吊桥事故众所周知，不属于正常情况。新闻媒体的报导，两家亲属上门，给了厂里很大的压力。这时候要是完全理性处理，一点额外的表示都没有，就属于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因此，厂里最后决定，给一个顶岗接班的指标。这既是怀柔，也是分化。
然后，厂领导的英明决策见效了，两家亲属很快从合力向厂里施压，变成了在宿舍楼下上演内战。张晓徐岚这对恩爱的小夫妻，大约永远都不会料到，他们的突然离去会带来如此黑色幽默的一幕。曾经在喜宴上推杯换盏，亲热的如同一家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
在混乱的画面中，一个黑色的小点吸引了袁丽的注意。它仿佛是个顽皮的孩子，弹跳着从台阶上滚落，旁若无人地穿过厮打的人群。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仿佛有生命一样的躲开了每一次无意识的踩踏，最终停在了马路上。尽管距离让袁丽无法看清那究竟是什么，但她的直觉告诉她，那应该是几天前她亲手送给徐岚的那个搪瓷碗。
那天，袁丽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敲开了徐岚的宿舍门。徐岚打开门时，屋内的暖气扑面而来，她的脸庞在饺子散发出的热气中显得红润而生动。她的短发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发丝随着气流轻轻抖动，像是被风吹过的麦田。
然而如今，那个曾经代表着温暖的搪瓷碗，却在混乱中被遗忘，独自躺在冷清的马路上，显得如此孤独和无助。像是一个被遗弃的符号，提醒着袁丽，某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