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年，我都会重看一遍《鉴证实录》。情节和对白早已烂熟于心，有时候甚至不用看画面，就知道接下来谁会说什么、做什么。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不自觉地点开它，就像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不需要理由。
剧中的人物，早已成了我的朋友。我在《刑侦12》里看到林保怡，第一反应还是叫他“曾家原督察”。我们不是那种时常联系、彼此更新近况的密友，更像是多年未见、却始终心照不宣的老友——哪怕久未谋面，一开口，依旧默契如初。
《留痕》的前奏响起，像是某种仪式，宣告一场老朋友的聚会正式开始。他们说着一样的话，走着一样的剧情，但我每次看，心境总是有所不同。
那些曾经只是剧情的东西，后来逐渐有了体温。看剧，成了一种与过去对话、与现在过招的方式。
张松枝演的陈小华，原来早就看出曾家原和聂宝言“针锋相对”背后的情愫，只是当事人尚未自知。果然没有一个配角是多余的。
吴美珩演的谭慧欣，表面上为形婚丈夫隐忍，看起来很伟大，可又何尝不是在逃避自己的人生——为别人牺牲得多，为自己勇敢的少。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重看，一次又一次在和老友的聚会上，看看自己长高了没有。
觉醒并不让人更轻松，反而更疼。
《母猫与大叔》是一篇让我读完后仍感困惑的小小说。关掉 Kindle，脑子还是被情节卡了壳。
他们本是两个可以彼此陪伴、又能各自保有空间的独立生物。可惜人类有太多毛病，太多复杂的念头：嫉妒、轻蔑、恐惧、贪婪、自私、固执……偏偏又看不起这样丑恶的自己。动物映照出了人类不愿承认和面对的阴暗面，反而被人厌恶和抛弃。
生物之间的连结来自于纯粹的信任、同情和理解，动物没有时间概念，它们活在当下，所以它们更容易无条件地信任。愚蠢的人类并不能明白这种联结的自然和珍贵，还当它们只是贪恋手里的那口吃的。
所以我不太明白母猫为什么选择回到大叔身边，她是想不开，想当人了吗？神话传说里，老有修炼成精的动物因尝到“人类的情感”就动了念，想成为人。人类自以为高级，将“非人”视为原罪，以为自己的情感足以感化一切。
虎斑大猫说，要用尊贵的心去赦免人类的局限。但为什么到了母猫这里，这句话仿佛变成了“所以你要回到他身边”？是不是因为思念太苦，在思念与羞辱之间，她选择了承担后者？如果她真的宽容了大叔的局限与丑恶，那她就不会如此哀伤。
活在当下的动物与普度众生的菩萨之间，向往爱、却爱无能的人类，才是最痛苦的存在。
流行歌曲最有趣的是，每一首歌都不能完全描绘你的遭遇，但每一首歌都可以让人投射大分量情绪认同。方便也快速的，这是一种情感上的放血与刮痧。那些没人能了解的孤单，遭到背叛的痛楚，人生没有明天的绝境，再努力也无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窝囊。那流行歌，神奇地，在差异中找到一个情绪上的最大公约数。
李维菁的文字让我想起学生时代把流行音乐当成宝贝的自己。那时候，音乐的世界就是我的秘密基地。我或许还无法说清学校和家庭我的压力究竟是什么，但音乐带给我的舒适和自在却显而易见。只要耳边还有旋律，时不时地哼唱几句，就会觉得安心。
听音乐在青春期的同龄人中，也算是一种彰显自我的方式。用存了很久的零花钱买 CD、看演唱会，在 MP3 里放一些小众歌曲，和同学们聊着似是而非的明星八卦，仿佛自己就是潮流前沿的“战地记者”，把热情投向某个遥不可及的梦幻。好像靠着几句歌词，就能悟出人生的大道理。
人到中年，这个秘密基地自然荒废了。偶尔听到熟悉的旋律，还是会不自觉跟着唱出来，但那早就不再是归属感的象征，也不再能让我感到“我很有感情地在表达”的心理安慰。看着电视上煞有介事的演唱表演和全情投入的粉丝观众，会忍不住觉得可笑又可爱。
有些歌曲像是我人生路上的印记，换个年纪听，感受有所不同。但现在的我，好像也没了当年那股热情，去认真体会它们想说的故事了。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附近路边摊卖的炸里脊串很好吃，一放学就围满了人。排队的时候，我的眼里只有吃的，但有个同班的女生尚存理智，在人群里认出了我：“你也喜欢吃啊！”
后来我俩就每天一起骑车回家，还常常一起买书、买磁带，之后再交换。杂志的命就没那么好了。那时《读者》卖三块钱，我们一人出资一块五，从中间广告插页把杂志一分为二，看完各自的部分再交换。
《读者》的广告插页上印的是戴尔电脑的广告，设计得很直白，产品图下写了型号和价格，从两千多的到一万多的都有。她说她每次看到这页广告，就会想到以后要赚很多很多钱，买最好的电脑。而我想的是以后我每个月只要赚三千块，第一个月就能买一台电脑，之后每天都能喝奶茶玩电脑。她说我没出息。
三岁看大，更何况十三岁。
有一次学校提早放学，我们俩就一起去书店，逛到平时放学的时间再回家。刚到家，我妈就问我去哪了。我说没去哪啊，正常放学。谁知班主任已经跟她互通了消息，所以她会才这么问。我早该想到的。初中生的智慧还是比不过成年人。
之后我说什么都没用了。家长对小孩的忠诚看得太重，说谎一定是为了掩饰什么滔天罪行。
第二天班主任分别找我们谈话，我俩确实只逛了书店，口供一致，抓不到痛脚，只好放过我们。
班主任和我妈倒更像是套好了话似的，都不相信我们居然只去了书店，逛书店有什么好隐瞒的，高低也得去个网吧什么的。班主任劝我不要跟她交朋友，说她成绩不好家长也不管。原来她们轮番拷问就是想找个理由治她的罪，好证明我被她带坏了。
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我有点看不起这些自以为是的成年人。交朋友是什么容易的事吗？说不交就不交了？
我们周末倒是会去网吧。她很聪明也很会钻研，学校教的东西她听不进，可在网络世界如鱼得水，靠开淘宝店实现了她十三岁时说的话。而我只是个普通的淘宝会员。
我妈前阵子说起朋友的女儿在开网店，很赚钱，是羡慕的语气。
我说：“xx 也在开网店，很赚钱。”
她居然反问我：“xx 是谁？”
我说：“你不认识的。”
过去十几年，我妈和我舅无数次力邀我外婆从村里搬到城里，想的是可以方便他们就近照顾。各种理由，多番诱惑，招式百出，可是都失败了。连两位曾孙相继出生，也没能让她多留一天。
外婆总是说城里没意思，没朋友。可她在村里也不爱交朋友，谁跟她多聊几句，她就不耐烦，边说边走要去地里干活了。我们去看她，还得先去地里碰碰运气。她看见我们，会喊话让我们退远一点，说她身上全是泥，别弄脏我们了。我看她跟泥巴好着呢。
我的父母辈虽然没靠种田吃饭，但毕竟都是在田里长大的孩子，这个时节什么菜新鲜，绿化带里什么能吃，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人一闲下来，他们的手就停不下来，就是忍不住要种点什么，没人吃也要种，种不活也要种。他们无私地消耗自己宝贵的退休时间，让这些歪瓜裂枣能多存活一阵。
城市里到处是柏油马路，来来往往的人和车，看起来生机勃勃，但在他们眼里，这马路什么也长不出来，就是没劲。
以前我总觉得他们是舍不得老家的环境，留恋过去的岁月，现在想，他们根本没那么多缠绵的感情。他们只是更愿意跟土打交道罢了。种土培的菜，做土培的人。
在一个不太相信理想、不太宽容偏执的现实里，某些自我就是要通过一些“媒介”才能存活下来。
最近读了冯内古特的小说《Who Am I This Time?》，过程中让我不断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自娱自乐》。一边是美国小镇的业余话剧团，另一边是中国农村的临时剧组，但他们似乎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在生活之外，建起一座“戏剧之岛”，让孤独的人得以相遇和被看见。
小时候看《自娱自乐》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请国际巨星来演农村人，总觉得不像那么回事，刻意制造的喜剧情节也显得格格不入。可是现在想来，这和故事里的情节正好形成互文：我不能理解这个选角，正如片中的村民不能理解米继红。
米继红是个有点木讷、有点执拗的农村青年。他突发奇想要拍武侠片，目的之一是让他喜欢的女孩芦花当女主角。村里人笑话他，村长也误解他的动机。但观众知道，其实是在用拍戏这个“壮举”来表达情感。
Harry Nash 是冯内古特小说里的五金店员，现实中沉默胆怯，但一上台就像换了一个人。只有在演出中，他才能释放自我，拥有魅力。他无法在“真实生活”里谈恋爱，除非剧本里写了这段爱情。
他们都是被现实拒斥的普通人。但舞台和银幕给了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以戏剧为名，悄悄地实现了自我认同与情感表达。
这是一种非典型的“活法”：不是摆脱平庸，而是在平庸中偷偷放一把火。
这两部作品都出现了一个相似的社会评价机制：看不懂的热情，会被当成笑话；不合常规的执着，会被认为“别有用心”。
村长因为听了闲话，认为米继红拍电影是为了“亲芦花”；小镇上的人也会说，Harry Nash 的光芒“不属于他自己”，他只是“借用了角色的皮囊”。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更深层的偏见：我们习惯根据一个人的“日常表现”来判断其价值，却很难理解才华和表达欲可以以别的形式存在。米继红和 Harry 都是“非标准”的天才：他们不健谈、不合群、无法“自然地”爱人，却拥有极强的表达能力，只是这能力并不符合我们定义的“正常”。
他们不是不会爱，只是用了一种别人听不懂的语言。
最动人的部分，莫过于这两个故事都出现了一种“戏剧性爱情”：《自娱自乐》中，米继红借拍片之名，与芦花共同完成了一次创作与靠近，他没有要求芦花表现得像个专业的演员，只是让她尽情发挥，最后让芦花得以看见并接受了他的感情；《Who Am I This Time?》中，Helene 并不介意 Harry 只能在演戏中表达爱，她选择用角色对白与他对话，与他一起沉入戏里，完成了一种“共演式恋爱”。
这是我最佩服的桥段：他们没有要求对方“变正常”，而是选择加入对方的世界。
这不是退让，而是创造。他们共同编写一出二人剧，并在其中获得真实情感与身份确认。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爱情不是寻找一个“正常人”，而是找到那个愿意与你共同编排舞台、演到底的人。
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逃避现实”。要说他们是“假戏真做”，未免太轻浮。
米继红在荒地里搭起片场，Harry 和 Helene 用莎士比亚对白谈恋爱，怎么看都不靠谱。但我越来越觉得，他们并非逃避，而是在另起炉灶，建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现实太粗糙、太狭窄、太贫瘠，无法容纳他们的情感密度，他们只好用表演与艺术去另辟空间，用虚构拯救了自己。我想，这比用“正常”来折磨自己更勇敢。
他们选择了少有人走的路，但在那条路上，他们得到了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