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五卷 谁在宿命里安排 第04章 象牙监狱
袁丽,你好!
暑假没能在西安见面,实在是非常地遗憾。听我妈说,我不在家的那段时间,你打过两个电话给我。等我回到西安,再给你打电话,你又不在西安。咱们这个暑假安排,简直像齿轮一样相互交错,一点共同时间都没留下。
暑假里我去了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之前邀请你去的威海,我大学室友高雪的老家。这里的地形是典型的丘陵地形,村子附近的地形还算平坦,有大片的农田,但稍远一点的地方就有好几座小山丘。我们爬上离村子最近的山丘,就看到了大海。向南能看到渤海,向东能看到东海。但距离有些远,并没有想象中蔚蓝色大海的感觉,只能看到灰蒙蒙的一片水。
在高雪家住了三天,她带我们爬了山、下了河还去附近的成山镇赶了集。临走之前,我们去了附近的西霞口风景区,也是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当年戚继光大破倭寇的摩天岭也在这里。这一次,我们赶上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在被晒得生疼之余,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法语词Côte d'Azur,高中读报时,我只把这个词当做一个地名。在大学的法语课上,法语老师把这个词翻译成蔚蓝海岸。站在西霞口的山上,我突然对万里之外的法国,产生了无限的遐想。
暑假结束前,我和高雪刘圆三人在重庆集合,坐客轮顺江而下到武汉,然后从武汉坐火车直接回北京开学,为的是沿途看看长江三峡。前两年三峡工程开工,引发了一阵三峡旅游热,大家生怕再也看不到三峡美景,结果把三峡直接给堵瘫痪了。幸好到了今年,这种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这一趟行程下来,对于三峡风景我在上一封信里面已经写得够多了,就不再滥发感慨了,这次我想写写客轮上的人。我们乘坐的是一艘老旧的“中华号”客轮,而并非专门的旅游船,就只有二三四等舱,据说还有四等站票留给半路上船的旅客。我们三个穷学生既没钱又怕不安全,就选择了中间的三等舱。
三等舱有点像大学宿舍,都是上下铺,有的舱室住8个人,有的舱室大一点住12个人。我们住的这一间就是12个人,虽然铺位较多,但是舱内有一个洗手池,洗洗涮涮不需要去公共水房还是要方便不少。幸好一路上客舱都没有住满,让我们自在了不少。
和我们一起在重庆上船的人不多,一对小夫妻看起来和我们几乎同龄,一个老阿婆要去武汉看望自己的儿子,两个广东来的生意人,说是来旅游的,但大部分时间都拿着一部砖头样的大哥大,在甲板上用粤语大声地谈着生意。
这两个生意人很是烦人,只要不打电话,就粘着我们三个人套近乎,一会说请我们吃饭,一会说请我们喝饮料。即便碰了几次钉子,他们也会在舱室内故意高谈阔论,并且在聊天中爆点大家都不知道的料,故意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不过,这一点上他们成功了。
“那年9月,有人在建国门开枪扫射……哇……血流成河啊……香港电视台当天新闻头条,你们想想,首都的大街上……哎呦呦……”一个广东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向小夫妻讲着,终于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几位靓女,你们不是在北京上学吗?你们总该知道吧?”另一个广东人问我,我们三个人集体摇了摇头。按照时间,应该是大一刚刚开学,我们三个人都在北京,但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然后,小夫妻和广东人开始聊别的国家大事,很快他们谈到了克拉玛依大火。
“香港电视台说了,现场有人喊‘让领导先走’……后来,我看你们大陆报纸也写了……”广东人说着说着,就把自己放在了不知道什么阵营,开始“你们大陆”地叫了起来,仿佛这么说有着某种优越感。
“中国青年报上也是这么写的……”小夫妻也附和着。
“到什么时候都有那种狗腿子……”老阿婆没有看过报纸,更不可能看过香港电视台,但长期以来的政治智慧让她无师自通。
“今年2月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出大事啦……刚刚飞起来的火箭,一头栽了下来……呜啊……那附近正好有个宿舍,里面的人可就倒霉了……电视画面上全是火……”广东人描述了半天香港电视台偷拍到的画面,但不知道是他的普通话太差,还是语文太差,我完全没有听明白。
回到北京以后,我找Daisy求证关于枪案的消息,作为本地人她有着更加发达的小道消息渠道。她告诉我,这件事是真的,甚至死者里面还有一名伊朗外交官。电视和报纸上没有报道,小道消息被学校的围墙挡住,大学是座象牙塔,也是一座象牙监狱。
从重庆到武汉用四天三晚的时间,我在船上度过了三个晚上。除了每天看风景、聊天和看书,我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上甲板去看夜景。夜色下的河流十分静谧,北斗七星泛着微光,一轮弦月明晃晃地挂在南边的天空上。除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夜班船在航标灯之间缓缓前行,船顶的探照灯在水面上平静地一扫而过,我就这样顺江而下。
走南闯北的好处,再加上学校里五湖四海来的同学,不知不觉中,我们孕育出来了一种新的文化,黑话。这种黑话,是各地对某些人的形容词,以及对某些事的感叹词的大杂烩。经过了学校这个熔炉的重新锤炼,这些黑话都带上了某种偏离原始意味的含义。
比方说,形容一个男生傻乎乎。
如果说他“轴”,就是让人泄气的傻。
如果说他“宝”,就是带着点可爱的傻。
如果说他“彪”,就是有点让人惊讶的傻。
如果说他“信球”,就是让人无语的傻。
如果说他“牙刷”,那就完了,让人绝望的傻。
我的这趟三峡客轮之旅,没给同学们带回来什么特产,倒是从两个去涪陵上学的学生那里,学会了“牙刷”这个形容词。后来一段时间,我们宿舍对于男生的形容,可能是这样的:“有点宝,又有点彪,有时候特别轴,但肯定不牙刷。”然后大家就会发出一声感慨,这样的男生不错啊,可以交往一下看看。
开学之后,我们都迈入了大三,从心理上突然从“大学生”变成了“准毕业生”。上了两个月的课,眼见着这个学期也没多久了,下学期还有半年,就要进入大四实习,就算是半只脚踏入社会了。然后再一年后,就要彻底告别我们曾经痛恨的学生时代,然后踏进我们曾经憧憬,但现在无比恐惧的社会。
想想中学时代,我们想的是:“这学是非上不可吗?”
到了临近大学毕业,想法居然变成了:“这学就这么上完了?”
我觉得这个人生简直就是一出荒诞喜剧,而我就是那个小丑。
于是乎,似乎每个人从这学期的第一天,就开始为毕业以后的道路做准备了。有些人开始准备考研,有些人开始积极入党,还有些人在校外兼职工作,还有些人……开始疯狂享受。
昨天我去北理工参加了池杉宿舍的一个饭局,他们宿舍里的北京同学,从家里拿了一只铜火锅来学校,然后他们八个男生去买了羊肉和蔬菜,就在宿舍里吃了一顿涮羊肉。因为菜买多了,池杉就叫了我一起。我也不好意思白吃白喝,贡献了两袋宴友思猪蹄和熏鸡。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宿舍可以吃一个星期,结果到了男生宿舍一人一块瞬间就空了,甚至还不太够分。另外两个女生原本没带东西,看到我拿了土特产出来,临时去楼下买了一箱啤酒。吭哧吭哧抬上楼的时候,把整个男生宿舍楼都给看呆了。
那天的涮羊肉吃的很尽兴,酒喝完了不够居然又去买了一次。八个男生轮流讲故事,由女生来评判故事的好坏,讲得不好罚酒一杯。
有个从医学院流传出来的故事:一群晚上下自习的学生路过解剖教室,从门缝里看到一只苍白的沾着血的手……尖叫、狂奔、找老师……然后结果是,解剖课没有收拾好手套。
转折不够曲折,罚酒!
有个历史悠久学校流传出来的故事:学校建在太监坟上,宿舍里八个人一起打牌,每次抓牌都发现缺牌,于是抓好牌以后大家把牌扣在桌上,数了数发现居然有九堆牌。
有头无尾,罚酒!
有个没有出处的故事:有两个中学同学上了警校,穿着警服就去大学里找同学玩,三个人走在一起,再拥挤的地方都有人让路。不断的有人问那个穿便衣的,“哥们你犯什么事了?”
有头无尾,罚酒!
讲故事的罚完了,旁边的男生插嘴:跟穿制服的一起出门,千万别三个并排,特别是不能让两个穿制服的站你两边。不如你们三个排一队走,穿制服的一头一尾,你走中间。
建议够损的,你也罚一杯!
实际上不管故事讲得好坏,男生们都会喝一杯,好像讲故事只是个喝酒的借口。
轮到池杉的时候,他却没有讲笑话,而是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初二那年,国内最乱的一段时间,他的一个表哥参加了绝食活动。这种第一视角的秘闻,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但是故事内容却很乏味,表哥确实七天没有吃饭,但是牛奶可没有少喝,所以一点事都没有。七天时间很无聊,他看完了一本基辛格写的《白宫岁月》,突然大彻大悟,在清场的第一时间就离开了,再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之后继续读书,毕业后进了中科院读研,现在池杉偶尔还会去他那里蹭个饭。
这个故事题材很吸引人,但故事本身却很无趣,罚酒!
男生都讲完了,轮到女生讲。可能是受了池杉的传染,我用了一个真实的新闻开头:北理工和北外之间的那条路上,有个大富豪夜总会,前几天被扫黄端掉了。这件事上了电视,再加上实在是很近,所有人都知道。
我又继续讲下去:“警方抓获一批从事三陪的女大学生,调查的时候警察就在那里喊,有北外的女生吗?站起来几个。有民院的女生吗?又站起来几个。有北理工的女生?半天都没人站起来,这警察就奇怪啊……”
这时候有个男生忍不住说道:“北理工女生太少了。”
我看到有人上当,立刻一指他:“所以换男生来三陪?你也站起来。”
女生们都笑疯了,八个男生面面相觑,共同罚了这一杯。
那天的涮羊肉,从6点吃到了快10点,在女生们的提议下饭局才结束。其实并不是女生们多有节制,而是大家都多少喝了点啤酒,而男生宿舍楼又没有女厕所。
说回到象牙监狱的感受,其实这种感受我自中学以来就有,很多大事其实就发生在身边,但只要报纸、广播、电视的官方媒体不报道,然后学校和家长稍微一沉默,我们就完全被隔离了。
远了不说,华东水灾、银河号事件、青海沟后水库溃坝、浙江风灾、台海危机……再加上之前写过的几件事,虽然都离我们不远,但没有报道或者简化报道,就让我们全都蒙在鼓里。
最近的一件大事,就是李登辉引发的台海危机。新闻联播里面报道了东山岛的演习,报纸上也刊登了各种社论,但在学校里,几乎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我从未在身边听到人讨论过。就连前身是半个军校的北理工,也没有人半点关于这次危机的小道消息。但是在Internet上,站在外国人的视角,几乎就是世界大战的边缘。校内校外,国内国外,同一件事竟然有如此天差地别的,真的让我有些目瞪口呆。
Internet,是今年才开始普及的一个新东西。从北外门口坐几站公交车到中关村,在白石桥路的路口有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是一家叫做“瀛海威公司”的广告,他们提供各种Internet相关服务来赚钱。其中一项业务,我还真体验了过。就在这个月初,池杉带我去了首都体育馆旁边一家叫做“实华开”的网咖,就是网络加咖啡的意思。
这地方实在是太贵了,上网30块一个小时,还要点饮料,最便宜的一杯咖啡也要38块。池杉看了半天菜单,咬着牙点了一杯咖啡给我,他自己不喝,这样人均就只要19块了。
来之前,我们一起商量了几个没有答案问题,用来测试一下这个Internet到底有多大作用。这三个问题分别是:
美国怎么看待中国?
如何申请哈佛大学?
什么公司的形象标志是野兽眼睛的图案?
我们以为这三个问题,解决任何一个都算是30块钱花的值了,毕竟拿这些钱去街上悬赏回答,你是不可能获得答案的。没想到的是,不到半小时钟,我们这三个问题全都解决了。其中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了我们对找问题的方法不对上。
我们主要用的工具叫做Yahoo,这个是服务员告诉我们的,在这个网站上,用问题里面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就能获得非常多的信息,后面需要的就是耐心阅读并挑选相对准确的信息。
以第一个问题为例,Yahoo给了我们几千个网页,都是各种新闻中包括“China”这个词的。这里面有些只是提到了中国,但大部分内容和中国无关。有些是中国商品的广告,或者唐人街“China Town”的旅游信息。即便是正儿八经的新闻,大部分也是一些常规的新闻报道。但就在这些垃圾以外,还是能找到不少正经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很多内容都是我们从未思考过的。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个秘书已经替你把全球报纸上的带有“China”这个词的内容都剪下来做成剪报,虽然剪得不太准确,但已经大大地缩小了范围,至少把信息检索效率提高了一千倍。
关于台海危机的各种信息,特别是美国人视角下的世界大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展现在了我的眼前。世界长什么样?原来在人民日报、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以外,还有更多的表现形式。
剩下半小时的时间,我顺手搜了一下我们学校,居然查到一个曾经在北外教过西班牙语的美国人,在一家叫做“纽约客”的杂志上写了一系列介绍北京的文章。而池杉则查询了一下同一款内存条,在美国和香港的零售价格,用来和国内的售价作比较。所有的这些信息,如果折算成30块钱,其实是相当合算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潜力极其巨大的行业。
池杉之所以会带我去体验这个新事物,是因为他已经不再做股票机了。三个文老板发生了内讧,其中一个文老板办了一个新的公司,专门做ChinaNet分销。名字叫得高大上,其实就是摆摊卖邮电的ChinaNet服务。用户预缴两三百元,然后就会获得一个账号密码,凭着这个账号密码,在家里用Modem拨163就可以上网了。
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池杉下定了决心去参与这个生意,第二天就开始出摊了。他摆摊的地方主要是北理工、北外和人大的教师生活区,每卖出一个账号可以获得一点佣金。但他看中的其实不是佣金,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抄下用户密码,然后偷偷在用户不上网的时候用。对于他这种监守自盗的行为,我简直是无语到了极点,断然拒绝他分享免费上网的要求,只求他那天被抓的时候不要说认识我。
要说北京这一年最大的新闻,恐怕是抢银行了。上半年就发生了三次持枪抢劫银行的大案,最近的一起发生在知春里,距离我的一个家教客户家只有5分钟的路程。我倒是没觉得什么,结果这事把我妈吓够呛,以前是开学我一次性把整个学期的生活费都带去北京,然后存在学校里的储蓄所。现在变成了我妈每个月给我寄钱,平白无故增加了每月一次去邮政取钱。要说不安全,邮局在魏公村里,去邮电局取钱要经过新疆村,比学校里的储蓄所更不安全。
说到魏公村里的新疆村,据说其实“魏公村”这三个字就是元代“维吾尔村”的简称。反正这里的新疆人自古以来就很多,时间长了自然开了很多的新疆餐馆,可以吃到很正宗的新疆羊肉串和手抓饭。当然,这种地方治安都多少有些问题,就跟西安夜市上时不时就有打架一样。
不过今年确实有点严重,有好几个同学在附近遭遇了“卖刀”。就是几个人围着,非要把一把刀卖给你,不买就给你看他们身上的刀。小道消息说,有警察进村查案,也被打了一顿扔出来,结果国庆前的一天晚上,来了几十辆警车包围了村子,据说一次性抓了不少人,估计就是这些卖刀的,因为第二天卖羊肉串和抓饭的餐馆,依然正常营业。
唠唠叨叨写了好几页纸,实际上是分了几天写完,比起你每次就那么一两页纸几百个字,我这一封信至少顶你的三到五封,以后不要再嘲笑我薄情寡义了。
你最好的朋友
苏木
1996年11月11日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五卷 谁在宿命里安排 第03章 中关村是个大染缸
袁丽,你好!
最近我有点忙,所以忘了给你写信,今天赫然发现居然连续收到了你的两封信,因此决定今晚就是不睡觉了,也要给你写这封信。
首先就你来信中给我的四个选项,我必须逐一进行驳斥。
A、找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毕业后就结婚然后相夫教子。
你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我是那种相夫教子买菜做饭的人吗?以你对我的了解,你能给出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选项,真的是相当离谱,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凑数的选项。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很合适这个选项。我记得有一年春节,咱们班几个女生一起去植物园玩,拍了合影。我爸妈还挨个点评了一下,其中对你的评价是“旺夫”。
B、准备托福,然后出国留学,再争取定居不再回来。
其实这一条,我还真的是认真考虑过。但一个是我妈坚决反对,她觉得我考去北京已经是离家十万八千里了,但好歹每年还能回来两次。我要是在国内工作,就算是留在北京,以后她退休了还可以搬来跟我一起住。这要是出了国,我都不敢想我妈是什么反应。另一个原因呢,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想出国,我觉得国内也不错,机会也很多,生活也比较舒适。除非人生有什么大变故,需要找个地方躲清静,我还真想不出出国的理由。
C、继续想,毕业时候还没想好的话就考研继续想,还想不好就随便找一个大公司,让工作替你想,资本家总会发现让你做什么效率最高。
三年后想不想出国是一回事,就算想出也不一定有学校要。但是工作可是一定得参加的,至少要能够养活自己。我这个学期已经开始了在外兼职家教,基本上够养活自己了。就这个工作,都已经让我产生了怎么才能做得更好的念头,并开始根据学生的情况调整教学方法。看来,赚钱才是最激励人,最调动人主观能动性的事情。
D、立刻自杀,并且把全部遗产留给你。
如果没有这个选项,我觉得应该选C,不过既然有了这个选项,我还是选这个好了。请你把银行账户和密码都发给我,以便于我安排后事。
这个学期我真的很忙,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好几份家教的工作。周六下午在亚运村,晚上在西单,周日上午在赛特商场,下午在朝阳门外,简直就是北京东南西北四个角。本来周二晚上在北太平庄还有一个,但是我实在有点忙不过来,最近已经停掉了。这几个家教都是给初中生补习英语,每次两到三个小时,每周算下来我要工作10个小时左右,这一下子把我的周末时间全都给填满了。
按照北京的家教行情,通常价格是每小时15-20块钱,如果按照学校里贴出的求家教广告去问,有时候价格还会更低。而我的这些家教,基本上都是每小时30,赛特的那一家更是每小时50,算下来我收入最多的一周拿到了接近300块。
赚钱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我不再依赖家里的生活费过日子,自己赚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了!有了这些收入,我终于不需要为了还池杉人情而发愁了,牛肉面也敢喊加肉了,夜宵也敢点水煮肉片了。
我能拿到这些高薪的家教,其实还得感谢池杉。这个家伙自从大学开始,就没有安分在学校待着的时间,很早就开始在中关村干各种兼职,他自己说过的工作,就有攒电脑、卖内存条、卖显卡、卖鼠标键盘等七八件。最近几个月,池杉都在做股票机的上门安装。
股票机不是个单独的设备,而是一个电脑板卡,需要打开电脑机箱装在电脑主板插槽上。然后像电视机一样接上有线电视的同轴缆,就可以从电视信号中提取股票交易数据。由于要拆电脑搞硬件安装,这个工作还是有一点技术含量,池杉装一个终端可以拿到几十元到一百元不等的服务费,连带着还可以卖点软盘之类的小配件。赶上用户自己的电脑太烂,或者没有合适的主板插槽了,还能连带卖出去一台电脑,这也是他那个兼职公司的主要生意。
碰上家里有孩子的,池杉都会顺便问一句是否需要找家教,这也就是我的家教客户来源。池杉有一套很个性化的定价体系,根据对方股票账户盈利情况定价。那些没赚到钱的,他就会按照市场价格来安排,或者给他自己的同学,或者通过我介绍给我的同学。而那些一年能赚几十上百万的大户,池杉也敢于狮子大开口,咬死至少每小时30还得加路费。
我在亚运村的客户,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我每周给她补习三个小时的英语口语,其实就是找话题跟她聊天。小姑娘只有10岁,口语其实已经相当地好了,甚至超过了很多开不了口的大学生。思前想后,我把学校里演舞台剧的那一套搬到了她家里,每次带着她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
我们每次课程的结束,都是以小姑娘给妈妈的演出作为结尾,每次演出结束,她妈妈的手都拍红了。她的妈妈完全不会说英语,但是把送女儿出国读书当作了最大的人生目标。每次三个小时的课程,她妈妈都会慷慨地支付100块钱给我。
知道我马上要放寒假回家了,上周她还开车带着我和小姑娘在附近吃了一次西餐,算是给我送行。让我非常尴尬的是,我看不懂英文菜谱,不知道“Tenderloin”和“Sirloin”的区别,更不知道几成熟代表了什么,还得靠小姑娘替我点菜。最后结账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一眼菜单,这顿饭相当于我在她家干一个学期的费用。
对了!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见过小姑娘的爸爸,也没有听妈妈提起过。
赛特给每小时50的那个客户,因为是一个台湾老男人,被池杉狠狠地宰了一刀。每次去这个客户那里,池杉都会陪我一起去,他在客厅和台湾老男人聊天等我,这样算下来人均收入也不算很高了。
池杉反复叮嘱我,一定不要单独去这个台湾老男人那里,后来我注意到他看我的那种眼神,也认可了池杉的这个判断。
我的学生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是我所有学生里面最笨的一个,是这个台湾老男人和二奶的孩子。而这样的情人和孩子,这个台湾男人在上海还有一个。也不知道这两个情人,她们互相之间是否知道彼此的存在。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另一个问题:池杉和台湾老男人都谈了些什么东西?让台湾老男人把这么私密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因为这些家教都是高价,我不敢在宿舍里说,怕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有人问都只当做是每小时20的市场价。周萍和刘圆也从我这个渠道,找了几个家教的兼职,加上外出谈恋爱的高雪,以及两个时不时要回家的北京女生,周末的宿舍就变得空空荡荡了。与之相反的是,自从大家都忙起来以后,宿舍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很少发生其他女生宿舍鸡飞狗跳的事情。
池杉那边除了股票机以外,偶尔还做点小生意。大一的那个暑假后,他从深圳带了不少的内存条来,这都是他在兼职过程中积累的客户订购的,让我陪着他在中关村忙了两天送货。
那几天我们奔波在中关村的几个电子市场,黄庄电子市场、科苑电子市场、中关村电子市场……通常我们在电子市场的某个角落打开旅行箱,拿出一包内存条,他就去几个摊位交货,而我就傻站着给他看着旅行箱。那情形要是让我小姨和姨夫看到,准得把这家伙当作销赃的抓起来。我把我的这个猜想讲给池杉,他说要抓的话其实也没错,因为他卖的是走私货。
最后一站在四海市场,池杉卖掉了最后一批内存,也是最大的一包。由于不需要看行李箱,我是和他一起去的。我站在商铺门口没有进去,隔着玻璃门看着他数钱数得眉开眼笑,好像一点都没有在意我这个灰头土脸的帮工。我直呼上当,早知道这两天应该收费,白白帮他当了两天免费劳动力。
其实这个忙也不算是白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应该说是我心甘情愿帮他。从大一入学开始,在吃饭问题上池杉总是很照顾我的感受,北理工京工餐厅的酸菜鱼要十多块钱,池杉就会很强势地主动买单,说是“我的学校我做主”。农科院里的京东肉饼,一斤八块钱。我要是要还他的人情,他也就不会多推辞。每次在魏公村里的新疆烧烤摊子吃羊肉串,池杉都会跟老板说,我这个同学是半个新疆姑娘,你看她睫毛多长啊,其实他的目的是让老板多送两串。说起来,他之前那么多份兼职工作,赚来的收入可能有多一半都被我们吃掉了。
那次卖内存之后,池杉请我吃了一顿大餐,在甘家口那边新开的一家自助烧烤,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每人37元,烤肉随便吃,还有些啤酒饮料和其他小吃,足足摆了半面墙,应该有四五十种。37元啊!在学校里省着点都能吃一个星期了,为了尽量吃回本,我们不喝饮料不吃零食,专心吃烤肉。最后两个人吃了37盘肉,平均2元一盘应该是赚回来了吧。吃完饭我们从甘家口没敢坐公交车,愣是走回了学校。这可是320路公交车的8站啊!走了一个来小时,到魏公村的时候,终于觉得肚子里面没那么撑了。
池杉做股票机兼职的公司叫做“三文公司”,因为三个合伙人的名字里都带个“文”字而来,在车公庄有个面积还不小的办公室。这个看上去还有点样子的公司,除了三个老板以外,全是兼职的大学生。池杉由于加入的早干活卖力,就成了公司里的小头目之一。
既然是小公司,管理就是很随意的。有时候池杉趁着公司没人,带我去用公司的电脑看VCD影碟。赶上饭点,池杉会打电话去公司对面的餐馆叫“外卖”。其实所谓的“外卖”,只有池杉这种经常去吃的街坊邻居,才能麻烦餐馆服务员送一趟。每次听池杉打电话,我都觉得异常尴尬。
“二友吗?我是三文……”。
对!那个小餐馆叫做“二友肉饼”,和这个“三文公司”还真是一对卧龙凤雏。
说回这家“三文公司”,别看这个公司是个草台班子,可人家还注册了一个“三文电脑”的品牌,在中关村也有几个铺面卖他们的“品牌电脑”。当然,他们卖得更多的还是仿冒各种名牌的“品牌电脑”。
有一次池杉和我说起,公司曾经一次性卖了五十台所谓“宏基电脑”给某个单位,每台售价一万八,实际电脑的零部件成本八千,回扣成本四千,剩下六千就是公司利润。而公司真正付出的,其实只是四个大学生一个周末的工资,每人两百块钱,三位文老板净含泪赚二十九万九千,还有点零头被“二友肉饼”赚走了。
我曾经设身处地为池杉着想,这种倒买倒卖的生意,并不需要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可能换成一个高中毕业生做得会更好,因此这不是一个值得长期兼职的工作。池杉也挺坦诚,他只说大二的课太多,而且什么专业课程都还没学,不敢去从事太复杂的兼职,因此他只是暂且混着挣点生活费而已。等到暑假后大三开始,他要去找个写代码的工作。
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池杉又说了另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他真正的想法:他觉得这个工作很好玩!因为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还有百态的人生。
池杉说没做股票机兼职以前,他以为那些职业炒股的人,是因为钱多需要投资。可是现在他发现,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本事赚钱。拿下岗买断工龄赔偿炒股的人,拿拆迁款炒股的人,才是他的主要客户群。因为股票发家致富的人确实有,也就是那些介绍给我的高价家教客户。但更多的人是,慢慢亏掉了原本就不多的本金。至于那些迅速亏完本金的人,根本成不了他的客户,他也就没机会认识这些人。
池杉能够做这么多兼职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宿舍里的八个人,在大一就合伙买了一台电脑。不是什么品牌电脑,而是自己靠着一知半解的知识,在中关村电子市场买来散件组装的。池杉用了“坎坷”两个字来形容这个过程,其中机箱电源他们就跑了三次退换货。由于经验不足,自己选配的主板和机箱之间的螺丝孔都对不上,最后他们放了一本厚度合适的教科书进去,替代了专用防静电支架。听到这么草台的安装过程,我不由得为那些“三文电脑”的客户们捏了一把汗。
因为有了池杉这个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在,我也发现电脑对于社会的渗透几乎无处不在,就连北外这种文科院校,有些男生宿舍也买了电脑。很快,一些电脑游戏就连女生宿舍也流行了起来,《美少女梦工厂》《大富翁》《仙剑奇侠传》……就连完全不玩游戏的我,也知道李逍遥和赵灵儿。后来,又开始流行在电脑上看影碟,于是买电脑这个潮流,甚至吹进了不少女生宿舍。
有了游戏和影碟的需求,就有了盗版光盘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坐几站320路公交车到海淀黄庄下车,就可以在几分钟内满足。在这一段的中关村大街上,如果你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很快就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凑上来,低声问“要盘吗?”
这就是中关村的生存法则,抱着个孩子就能够免除被拘留的风险,就算有专项整治行动,顶多只能拉走问话半天就得放人。有一次我去海淀书城,在320路公交车上,看到路边有警察在抓这些卖盗版光盘的。有个妇女一边撒泼打滚一边把怀里的孩子扔给警察,现场一片混乱。据说,她们的盗版光盘批发价是5毛,卖给我们10块,真是奸商啊!
有一天欧美文学课上,外教Adam讲了一个故事。Adam来中国之前就读过《阿甘正传》的小说原著,因此他一直等着《阿甘正传》在电影院上映,但整个1995年过去了他也没有等到。
Adam在中关村买了盗版的电影光盘,并且约了几个中国老师一起来观看。但在最后时刻,那些中国老师表示不能来了,因为学校领导提醒他们,不要和外国人一起看盗版影碟。因为这样可能会给外国人留下,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印象。
“可是盗版光碟是我买的啊!”Adam在课堂上耸着肩膀一脸无辜,我们在下面笑的乐不可支。
Adam又说:“我建议每个人都去看一下这部电影,这对你们学习英语和了解美国都非常有帮助。但我不能在课堂上放给你们看,也不能借给你们光碟。因为这样,可能会给校领导留下,美国人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印象。”于是,我们笑得更厉害了。
对了!前两天遇上个无语的事。
有一天晚上,宿管大妈用对讲机叫我,说楼下有男生找我。我以为是池杉有什么急事,跑下去一看他居然带着张勇一起站在楼下。我看到张勇的时候,还有几节台阶没有下完,恨不得当场表演一下摔下去昏迷送医院。
张勇高三时候找人代写情书给我的仇,我后来一忙给忘了,他居然从西安跑到北京来,用一顿饭就收买了池杉这个汉奸给他带路。
当然,大家已经是成年人了,现场打他一顿是不现实的。还得耐着性子假装客气,带着他和池杉在北外里面转了转,又去北理工走了走,甚至还在三食堂的夜宵窗口吃了点东西。
一整晚,我尽量做出外交官的仪态,带最得体的微笑,说最漂亮的话,表达最扯淡的意思。腮帮子都快抽筋了,才把这两个货给送走。
那晚可以这么总结: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地交谈,共同回顾了高中时期没什么交集的故事。我方表示尊重对方从西安到北京来这一结果,对不经同意到我学校的行为持保留态度。我方奉劝对方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路费,并对对方表示有钱任性的行为表示遗憾。最后,我方告知未来的五一十一等长假期,我方将尽量外出旅行以避免此类突然袭击式访问。
等张勇回了西安,我找到池杉对他一顿臭骂,用小语种同学那些学来的十几种语言,表达了对他智商跳水情商崩溃的遗憾,以及卖主求荣的卑劣行为。等我发泄完,池杉的听觉神经好像才完成启动,什么都没听懂似的眨了眨眼睛,然后憋出一句:“你们俩有仇吗?”
当年张勇找人代写的情书,就是我写的!这种“自己给自己写情书”的破事,我怎么能说得出口?想到这里,我也无话可说了,要不是冬天穿得厚,非得在他胳膊上掐一个又青又紫的记号让他长长记性。
虽然寒假还没到,计划暑假稍微有点早,但我还是想邀请你暑假一起和我出去旅行。我在大学的好朋友高雪,邀请了我和刘圆一起去她的山东老家玩。她家在风景秀丽的威海,夏天可以吃海鲜看海景,而且她家新盖的房子很大,去上五六个人都住得下。但我宿舍里,目前也就只有两个人响应,北京女生不愿意去农村,周萍表示夏天要回家帮着干活,她家里刚刚开了一个小卖铺,夏天正是生意上最需要人手的时候。所以,我就问了高雪,可不可以带一个好朋友过去?她说,女生欢迎,男生不行。
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可以同时从北京西安出发,在威海碰头,然后一起换车去高雪家。我已经替你查过列车时刻表,西安有直达威海的火车,时间只比我从北京过去多了8个小时。
来北京上学这两年,别的经验增加的不多,但是火车真是坐够了。算算从上大学到现在,我在西安—北京线路上已经来回了5次了。从西安出发,还有我爸给我买卧铺,但是从北京出发,就只能坐硬座了。还好时间不算太久,大一开学的那次还要24个小时,这次寒假订的票只要17个小时了。坐下午晚一点的火车,不晚点的话第二天中午就可以回家吃饭了,这样算下来,回趟家的难度比以前真的小了不少。
而且,现在都是空调车了,冬天暖气很足,就跟宿舍里差不多。反倒是夏天空调更是冷得不像话,好几次我都已经带了长袖外套,还是顶不住空调,恨不得把窗帘围在身上。还是你们这些在本地上学的人幸福啊,骑个自行车一会就到家了,我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妈的选择才是最英明的。
你最好的朋友
苏木
1996年1月7日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五卷 谁在宿命里安排 第02章 文艺女青年
袁丽,你好!
寒假一别已经几个月了,你写了好几封信给我,结果我却只写了一封回信给你,确实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懒惰。
这种懒惰,可能是大学以来,我真的长胖了好多的缘故。寒假回家前,我称了一下体重,比高考体检时候重了四斤。寒假后回到北京,体重并没有因为暴饮暴食增加多少,反倒是吃了几个月食堂,昨天称了一下居然又重了两斤。你说,这是我没给你写信的原因,还是不给你写信的报应。
以前给你抱怨过北京没有好吃的东西,食堂的饭菜也仅仅比猪食好一点。不过呢,随着我对北京的熟悉,多少还是找了一些好吃的东西。上个周六晚上,池杉来找我吃饭,我带他去了魏公村吃肉饼,他全程都在一边吃一边偷笑,而我莫名其妙了一个晚上。最后吃完饭出门,我实在忍不住追问,他指了指“胖姐肉饼”的招牌,又指了指我。气得我在他胳膊上狠狠地掐了一下,留下了一个明显的青紫,算是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
“胖姐肉饼”算是学校附近的良心店家,六块钱可以买一斤肉饼,两张面皮里面夹着一层肉,蘸着醋和辣椒吃,顶饱又解馋。就算是池杉这样的男生,一次吃半斤也就差不多了。两个人一斤肉饼,遇上能吃的货,再加一盘三块钱的素炒饼,十块钱也足以搞定两个人,性价比勉强接近西安。
想想西安街头,肉夹馍五毛,凉皮五毛,牛肉韭黄饺子三毛钱一两,就算是羊肉泡馍这种高端货,也就是两三块钱的费用。而北京大部分的餐馆都是米饭炒菜,性价比就要差很多,随便要两个菜就得十几块钱。第一个学期。我的生活费标准是每个月200,结果实际上超支了不少,放假前不得不打长途给我爸,让他给我汇了点钱买火车票,这让我回家挨了不少嘲笑。
除了肉饼以外,我发现食堂的牛肉面也异常实惠,两块钱就可以买到一碗加肉的牛肉面,那个分量一个普通女生绝对吃不完,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有两个女生合吃一碗的情况。当然,我不是普通女生!我吃的完。
晚上食堂下班后,如果还想吃点热乎的,就得往北理工跑了。北理工三食堂有个夜宵小炒窗口,如果那天食堂剩下的米饭比较多,买一份菜能给你打满满一饭盒米饭。为什么要专门提一下这个夜宵呢?因为池杉请我吃饭,多半都是在这个夜宵窗口,他总是买最便宜的茄子炒肉片。
每次点完菜,食堂师傅拿出茄子现场切片,一般情况下吃夜宵的人不多,师傅每次都会把一根茄子全切了,因此炒出来的菜有一大盘,比正常打饭时候的量大多了,两个人吃一份都足够,因此显得性价比超群。
不过,夜路走得多难免遇上鬼,有一次菜都要出锅了,又来了一个人点了一份茄子炒肉,结果我眼睁睁看着师傅拿起锅,直接把一锅菜分成了两份,气得我们两个七窍生烟又毫无办法。
这个夜宵窗口的性价比有多好呢?有时候池杉他们整个宿舍不吃晚饭,专门等食堂下班后去吃夜宵。有时候谁家里带来了好吃的,他们也会用这种形式聚餐。我参与了他们几次这样的夜宵活动,也算是跟池杉的同学们都混熟了。
池杉宿舍有一个浙江来的同学,有一次带了一桶梅干菜咸菜来,那真是一桶,足有五六斤。这帮男生们只要在宿舍吃饭,就会挖了两勺放在米饭里吃,偶尔有人吃到了混在梅干菜里面的肉丁,就像是中了奖一样兴奋的嗷嗷叫。我在聚餐时吃过两次,确实有一种很难形容的咸鲜味道,从此对梅干菜有了些异常的好感。
这个学期我和池杉的联系多了起来,每周都会有些来往,原因是排球赛。以北外的阴盛阳衰,如果运动要分男子组和女子组,那基本上男子组就没法开了。因此,学校的大部分集体运动都必须要混合组队,比如排球赛要求4+2,4个女生2个男生,其他集体项目也差不多。
我所在的班级只有一个男生,也实在找不到能打一下排球的第5个女生,最后就批准我们找一个外援,代价是我们的比赛在成绩上都要记为0:3负。本来池杉就是个来凑数的角色,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排球打得很好,扣球和跳发球在我们这些球盲看来都是天顶星技术,给我在班级里赚了不少的面子。
后来又是他们自己的排球赛,池杉的班级里还有一个排球高手,正好一个人二传一个人主攻,比赛质量比我们班高出不知道多少去了。当初给我们当外援,交换条件是我要带着北外的女生来给他们当拉拉队,结果其他人都不愿踏入北理工这个龙潭虎穴,我只能自己来。
我和池杉他们班的女生站在一起,看了两场比赛,还跟一个叫做魏芳华的贵州女生混熟了。她问我和池杉是什么关系?我跟她解释,我们只是高中同学,算是同桌关系。然后,这个大嘴巴的姑娘,很快就向全系的女生八卦:池杉有个“同桌的你”。这下子,池杉在本校找女朋友的路彻底被堵死了。
排球赛结束后,我和池杉的接触就少了,不过我每周来北理工的次数却多了起来。因为,我在北理工找到了我最需要的东西,澡堂!准确地说,女澡堂。
北外的澡堂太小了,加上女生洗澡本来就慢,每次洗澡都要在澡堂门口排长队。但是北理工就不一样了,男女生澡堂面积相同,女生数量却只有男生的十分之一,哪怕是最高峰的时段都算不上人多。
澡票这个东西,虽说是定量供应,但池杉总是很容易就弄到几十张,一下子就可以满足我一个学期的需求。开始我还奇怪,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北理工的男生,夏天根本就不洗澡。
我说的是,不是真正的不洗澡,而是就在男生宿舍的公共水房用冷水洗。有一次我去池杉宿舍,在楼道里不小心往水房瞟了一眼。哎呦!十几个光屁股,正拿着脸盆从头到脚浇凉水。那个架势吓死我了,从此知道,夏天不能轻易去男生宿舍。
吃饭和洗澡都可以去北理工,但上自习是万万不能去的。一个原因是北理工这个理工科院校,大家上自习的意愿普遍比较高,自习室多半时间都是座无虚席。另一个原因是,一个人去自习室,坐不了多久就有男生过来套近乎求认识,女生太少的地方,男生都跟非洲大草原上的狒狒一样。相比之下,北外这个文科院校就正好相反了。
当然,我们北外有完全不同的学习方式,比如说排舞台剧。我们的外教Adam特别喜欢排舞台剧,时不时就要安排一场,而且每学期每人都必须演一次有台词的角色,这完全是要把我们变成北影。不过这个还真不奇怪,有个大三的阿拉伯语师兄,还没毕业就已经开始给电视台主持节目了。
前两周,在学习了拉美文学之后,Adam让我们班排《佩德罗·巴拉莫》。这是一个不太好排的戏,台词绕口,剧情也很难演绎,主角的心理尤其难以揣摩。这个主角的重任,最后是主动请缨的刘圆担任。
在正式演出的时候,刘圆披散了头发,披着一条深色床单作为斗篷,不像是半人半鬼的胡安巴拉莫,倒像是聊斋志异里面走出来的中国女鬼。她走到教室中央,突然跪立,双手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过了片刻,她抓头发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抬起头来,用白色的眼球扫视四周,教室顿时陷入寂静。
然后,刘圆开始用窒息的嗓音低喃起台词来:“母亲临终的眼珠像浑浊的玻璃球啊……映着佩德罗·巴拉莫的鬼影!她说去寻找你的根吧!可挖出的根早被蛆虫蛀空!”
台词念到这里,刘圆尖利地疯狂大笑,教室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死亡之城科马拉的血腥味。
刘圆的声音变成了嘶吼:“昨夜我睡在教堂残骸下……十字架的阴影如父亲的绞索套上脖颈!”她扯开衣领露出脖颈:“窒息中听见他笑声混着马蹄踏碎头骨……那是我素未谋面的父亲?还是……我的灵魂提前预习的葬礼?!”
同学们先是震惊,然后是沉默,最后随着刘圆倒在地板上,扮演群鬼的几个同学开始低声唱着“活人变白骨~白骨开新花~地狱无昼夜~父子皆锁枷!”同学们开始疯狂地鼓掌,Adam也加入进来,还吹了一个口哨。
那一天,让我对文艺青年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正如刘圆Clara,她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幻想中,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她们那个瑰丽的幻想世界的一小部分。因此,她们的生活举止,她们的处事行为,总是有些格格不入和矫揉做作。可是一旦进入不可理喻的剧本中,她们就是那里的主宰,她不是在演绎胡安巴拉莫,而是胡安巴拉莫就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一个带着湖北仙桃口音的胡安巴拉莫。
对于我来说,这个舞台剧我就是纯观众,但除了对文艺青年的感慨之外,我又多了一些别的深刻感受。《佩德罗·巴拉莫》的现实基础是墨西哥亡灵节,墨西哥人相信:一个人的死亡有两次,一次是肉体的,一次是最后一次被人想起。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说法却让我对于死亡有了新的恐惧。
你还记得李涛的那个哥哥吗?除了李念拿给我们看的那个相册,他们全家那里还有李涛哥哥的一点踪迹?除了他的父母,还有已经懂事的弟弟李涛,还会有什么人记得他?再过上几十年,就算是李念这样的亲妹妹,可能也都想不起来他这个素未谋面哥哥的全名。
如果他参加了工作,有了同事有了领导,也有了些工作业绩。他的名字可能会被写在各种文档里面,表格里面,哪怕只是在领取工资的签字栏里面。认识他的人,记住他的人,都会多不少,他也能被记住的时间更久。但是他那时候还只是个高中生,他有一些同学,也许还有一些好朋友。但这些人还能记得他多久?三十年?等到2025年,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消失了的朋友。
我有几个小学时的好朋友,上了不同的中学,现在才过去六七年,我已经想不起她们的长相了。想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哀。我对她们如此,想必她们也如此对我吧。
其实即便是如同一个普通人度过完整的一生,其实我们能够被记住的时间,也不过延长了几十年,最多也就是两代人。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他们还都在世,但我只知道外公的名字,其他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称呼。同理可见,我们能够被记住的最晚时间,可能也就是我们的孙辈离开世界的日子。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一阵颤抖。我似乎一点都不怕死亡,那应该就是我在梦里经历过的:无尽的黑暗的隧道,路面上的震动,顺着自行车把手传来。跳跃是压上了一颗石子,偏转是前轮碾过半块碎砖头,突然的减速是压过了一个小水塘……总之,一切的视觉和听觉都消失了,只有触觉在告诉你,你正在穿越一条长长的没有灯光的隧道。而被人忘记,可能就是最后的触觉消失的感觉。
太沉重了,我们换个话题。
最近我去首都体育馆看了一场排球赛,票是学生会分下来的,但我们班没有人对排球有兴趣,我就给了池杉几张,然后和他们一起去看了比赛。那是一场中国女排对阵……对谁我忘了的友谊赛。看了十来场校内的排球赛,突然跑到专业球场看最高水平比赛,感觉真的是紧张刺激。在灯光的加持下,就算坐在首体最后一排,都能把短平快、背飞这种战术看得清清楚楚。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郎平作为中国女排教练出场的时候,连池杉和他的同学们都起立鼓掌欢呼,这可能就是理工男的追星吧。
眼见着大学一年级就要结束了,我已经在北京完整地经历了一个寒暑,熟悉了这里的生活,也熟悉了这里的天气。
北京的冬天跟西安差不多,但是冷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最冷的日子可能没有西安那么冷,零下二十度在北京是从未出现过的。宿舍里有暖气,但是窗户的密封性不太好,冬天总会漏风。我们几个北方的女生有经验,总会在入冬前用报纸塞在窗缝里。但南方来的刘圆和周萍,却总还是想开窗户透气,好像她们南方人不会觉得冷一样。
后来我们和其他宿舍交流才发现,这真的是一种普遍的习惯。浙江来的同学说下雪的时候也只穿一件薄毛衣,而广东来的Jazmin,在宿舍永远光着脚穿双拖鞋。
当然,她们的这些不良习惯后来都被治好了,因为去年北京第一场雪的时候,我们班集体去紫竹院公园的冰湖上滑冰,几个不听劝的南方人在回来的公交车上都冻僵了。320路在农科院站一开门,浙江绍兴来的Zora就从公交车上掉了下来,她只穿了一件薄外套,里面有一件羊毛衫。
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Zora连拉带拽的弄回了宿舍,然后她们宿舍的人又花了不少时间把她弄上了上铺躺下,据说她足足躺了两天才恢复过来,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甘家口批发市场买了一件羽绒服。
北京的夏天也比西安差远了,有个三十四五度就已经热的哭爹喊娘了,毫无当年四十度高温下骑着上学的淡定。只是夏天宿舍没有风扇有点难过,宿舍11点钟熄灯停电,床头的小风扇也就跟着歇了。自己给自己摇扇子,实践证明产生的热量远远高于带走的热量。于是,要么趁着洗漱带来的凉意入睡,要么干脆聊到困的受不了自然睡着。
根据师兄师姐的说法,以前有学生拿着凉席到操场上去睡觉,后来出现了一次睡过头被上课学生围观的闹剧,学校就禁止了这种行为。而另外的小道消息说,实际原因并不止是被围观,而是睡过头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男一女。
对了,你知道最有预见性,最不迷茫的人是什么样子吗?就是我们宿舍的两个北京女生,其实应该算是准北京女生。
Daisy已经开始准备托福和GRE考试了,她计划在大三前就完成考试,以便于在大三的下学期就开始申请出国。因此,只要没什么事,她总是拿着一本厚厚的托福词典背单词。她的口头禅是:“GRE单词量是2万个,全额奖学金是2万美元,现在背一个单词就是赚了一美元,你上哪里找投资回报率这么高的事情去。”
而Flora这个准北京女生则在做工作准备,周末通常她还是住在宿舍,但早出晚归见不到人影,问起来就是去参加各种活动,为未来的就业做准备。再追问下去,就是去各种展览、酒会、发布会,做个司仪或者服务员,偶尔有些小型活动甚至客串一把模特。偶尔周末她回来的比较早,倒是妆容正常也没有什么酒味,看上去也算是正经的活动。
不管怎样吧,这两个女生都有了自己明确的目标,而剩下的四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还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混日子。这其中,刘圆这个文艺青年的洒脱是真的,没有胡安巴拉莫,还有菲奥娜、叶塞尼亚等很多的角色等着她扮演。高雪则是全身心的投入了谈恋爱的活动中,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结识了一个对外经贸大的大四男生,每到周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周萍没心没肺压根就没想,依旧像个高中生一样每天晚上去自习室学习,周末忙着睡懒觉洗衣服,好像大学的娱乐生活和她无关。
只有我是想得太多,又什么都没想出来的迷茫。你呢?有这样的同感吗?
最后,分享给你一个好玩的事情。在几乎所有人的认知里面,北京应该是比西安更前卫、更新潮、更时髦的城市。但现在我发现,其实这个认知是有一定偏见的。因为北京很大,比西安大得多。
我去政法大学找陈岚玩,就是你们班的那个陈岚,需要坐差不多三个小时的公交车,这个距离放在西安都要到长安县了。政法大学在昌平县,仍然算是广义上的北京市。这里街上正在流行健美裤,你没看错,就是咱们中学那会流行的健美裤,被文屠斥为“内裤外穿”的脚踏式紧身裤。
我记得西安那会流行健美裤,还都是一些年轻姑娘这么穿,为的是显得腿长,走起路来显得挺拔。碰上身材好的姑娘,这么穿确实挺好看的。但昌平的街头,不管腿多粗肚子多大,好多大娘大妈大婶子都来穿健美裤,而且还要穿一双白色旅游鞋,远看就是一个个尖头着地的粽子。
你最好的朋友
苏木
1995年5月16日
《我们相遇在西安》第五卷 谁在宿命里安排 第01章 魏公村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袁丽,你好!
大学已经开学几个月了,这段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忙忙叨叨些什么,我想你大概也差不多吧,都是外语学院,估计很多套路都是相同的吧。
我对北外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失望,因为校园真的不大,也没有比西安中学大多少。我们一起去过西工大,我也去过西安交大,相比之下这两个学校才像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而北外真的太袖珍了。我们这个地方,在北京三环的西北角,出了校园就是魏公村。因此,接新生的师兄师姐告诉我们,北外的外号叫做“魏公村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其实顾名思义,魏公村是地名,女子是因为学校里女多男少,估计你们那里也差不多吧。反正这就是一种调侃,我发现这是北京的一种特有表达方式。和“魏公村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对应的,还有“三义庙男子技工学校”,那当然就是北理工了,因为北理工北门口的公交站,就叫三义庙站。
相比北外的袖珍,北理工算是比较符合我对大学的期待,从靠近北外的的南门走到正门,至少十五分钟,公交车也得设两站。当然这样肯定有好有坏,池杉说他们有一天的课程,就是一二节正门旁的教学楼,三四节在三环外的北区教学楼,几乎所有学生全都迟到,因为实在太远了,二十分钟课间没有自行车肯定赶不到。但在北外,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教学楼之间距离都很近,就算要回宿舍拿点东西都来得及。
说到北理工和北外,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带着北外校徽,进出北理工完全是畅通无阻,但是反过来就不行了,多半会遭到门卫的盘查。就连女生宿舍楼下贴的安全警示,除了你能想到的防火防盗以外,还有一条“谨慎和自称北理工的男生来往”,真不知道这个外交原则是怎么来的。
我们宿舍据说有12个平方,比我在家里的房间稍微大一些,但实际感觉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这里面要住6个人。三张高低床,一张写字台,一个巨大的柜子分成六格,每人一格就是全部了。这样行李自然是不可能全都放在宿舍里的,宿舍楼下有个储藏室,每个人都可以放一到两个箱子在里面,到了换季的时候,就拿着柜子里的衣物到储藏室去调换就行了。
宿舍里第一个来学校报到的,自然是北京本地的。李玉森是一个瘦瘦的长脸女孩,我高度怀疑她家里有满族血统,反正相貌上就是有那么点和其他人不一样。作为北京女孩,李玉森颇有些优越感,对她来说我们其他人都是“地方上来的”。不过不得不说,她的穿着打扮确实显得要时髦很多,单看每一件衣服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她穿出来就是显得与众不同。
第二个是我的上铺,172的大高个,山东女孩高雪。她的头发比你还短,应该说比李涛和池杉还短,我进宿舍时她从上铺探出头,吓了我一大跳,还以为是个男生。高雪性格豪爽,加上她确实比其他人要大了一岁,因此当仁不让的扮演起了大姐姐的角色,我很快就和她成了好朋友。
第三个是个湖北来的刘圆,她身材瘦削,连脸颊也有些凹陷。但和我的描述不同,她的这种瘦弱赋予了她一些林黛玉似的柔弱美,加上她总是一袭长裙长发齐腰,很有些文艺青年的味道。
我是第四个报到的人,和我同一天比我稍晚到的是周萍,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浓眉大眼,典型的陕西人长相,没想到她却是个来自湖南常德水乡的女孩。多相处了几天,我发现她的性格和外貌很相配,豪爽大方到有点没心没肺。
最后一个来的,是个只拎了一个小包的圆脸女孩,她叫赵颖,自称家在北京所以带了几件衣服就来了。后来班级见面会上,辅导员介绍新同学的时候,说了她是河北考生。她又改口说,她住在北京的亲戚家,高中也是在北京上的,只不过高考是在石家庄参加的。
我想外语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是差不多的,无非是思想政治、马列主义等一批公共课程,加上英语演讲、英语辩论、精读泛读等一批专业课程。稍微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有一门第二外语的必修课,不管选什么都必须选一个。既然你考了法语专业,我就决定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这样以后咱们就可以用法语交流了。
我们有两门专业课,是由外籍教师担任的。我们的外教老师叫做Adam,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中年帅哥。第一次上课,他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为了不让名字重复,他直接按照当时座位顺序,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字母。坐在第一个的A,第二个的B,以此类推,每个人都必须用该字母作为名字首字母。由于我们宿舍去教室最早,坐的最靠前,就得到了ABCDEF这六个字母。
于是,经过了一个晚上,我们都有了新名字。山东短发女孩高雪Amiliia,我自己Bessie,湖北文艺女孩刘圆Clara,北京女孩李玉森Daisy,湖南浓眉大眼女孩周萍Emily,石家庄女孩赵颖Flora。从此以后,在学校里上课下课,老师同学都互相喊英文名字,时间长了,突然有一天有人喊我中文名,我居然感觉很有些陌生。
开学以来,最让我不适应的是,所有的专业课都用英语讲授。由于中学都是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一开始几个星期,我几乎都听不太懂。除了听还有说,最初从精读,快速阅读,听写,用自己的话复述原文开始,过渡到笔译和口译。
每周六下午的听力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因为这一天可以合法地看电影。为了提高听力,这个课就是放各种美国电影,都是英语原版,也没有字幕。其实大部分的电影我都是看过的,再看一遍却有了别样的感受。
电视上放的都是配音版,《北非谍影》里伊尔莎,中文配音温柔深沉,这个声音已经和英格丽褒曼的形象一起在我心里定型了。然而,突然切换到原版,我却很长时间不能适应,总觉得英格丽褒曼的声音有些过于沙哑。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特别是从亚特兰大逃回陶乐后那段独白,译制片配音声音虽然也传达着倔强的不服输,但原版中费雯丽的声音更加有爆发力,更加像一个经历过颠沛流离生活后的郝思嘉。
相比高中,每天上学上课放学回家的生活,集体生活虽然多有不便,食堂饭菜虽然比家里的要差不少,但是还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最大的变化,还是多出了不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这种自由,却让我感到迷茫。从小学开始,爸妈几乎天天教育我,好好学习以后上个好大学。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以后该干什么。
宿舍里的卧谈会上,大家也会讨论这个问题。身为北京女孩,Daisy见识最多,这方面的困扰也最小。她宣布,她大学四年有两个目标:第一是谈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第二是准备托福考试做好出国准备。
你没看错,她说的就是“几场”恋爱。按她的说法,北京的中学生,没有谈过恋爱的绝对是少数,中学六年时间,足以让大部分学生情侣从热恋到分手,因此“几场”恋爱甚至在中学阶段也不是什么过分的形容。同理,大学同学都还没认全的时候,她就已经做好了分手重新开始的准备。
不过,在北外谈恋爱并不容易,因为男生太少了!我们班20个女生,只有1个男生,其他班也没多几个,非要去往阿拉伯语、塞尔维亚语这些小语种专业,才会有比较多的男生。不过,按照Daisy的说法,大学的交际圈是不限于本校的,出校门向北过马路就是北理工,再往北跨过三环就是人民大学。坐几站公交车到学府路,就是北航等更加密集的高校,当然换个方向也就稍微远一点,就是清华和北大。总之,北京是中国高校密度最大的城市,也是男性大学生最多的城市。
我告诉Daisy,我有个同学在北理工,他们班上是24男8女,已经是北理工女生最多的一个专业,有一个系甚至全年级只有一个女生,有大量急需她去拯救的男生。结果Daisy用很不屑的口吻说了一个字,“土”。
你别说,“土”这个词还真的是很贴切的形容了池杉和他的同学们。我以前觉得池杉就够“土”了,一年四季都那么几套来回换,每一套都是灾难级审美,全都灰不溜秋的看不出颜色。结果有一次他邀请我去看他们班的足球赛,我见到了他们班的男生,才发现他居然在里面算是好的了,有些男生只能用“憨态可掬”来形容了。
顺便说一句,那天比赛池杉他们班被人打得妈都认不出来了,池杉还就在我面前一米多点的地方,犯规送了对方一个点球。赛后,趁着他还没下场,我就溜了,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认识他,真是丢人!
除了池杉,我还联系到了几个西安中学的校友,不过几个清华北大的,明显不是很愿意跟我们一起玩。也就是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陈岚,还有在广播学院的王宇晨,算是在学校里交情多一些,可是她们的学校实在太远了!不是一般的远,这么说吧,她们来北外找我玩,我还得给她们找地方住,否则当天回不去。所以,虽说西安中学考去北京的有十多人,但我平时可以接触的,也就只有池杉而已。
说到北京,让我觉得和西安差别最大的地方,一个是食物,另一个是思想。先说食物,我一直以为老北京小吃也是很丰富的,结果却大大的出乎意外。Daisy有一个周末带着我们几个人去了隆福寺吃小吃,结果我不但没吃好,甚至说连吃饱都没有。豆汁就是馊了的豆浆,炸灌肠就是炸巨硬的面片,炒肝就是下水杂烩胡辣汤,卤煮就是下水杂烩泡馍……我能吃但也谈不上喜欢,味道还行的也就是豌豆黄和驴打滚,但是这两个西安也有。
想当年高中的早读课上,池杉讲了很多次各种北京小吃,当时口水哗哗,现在想起来是眼泪汪汪。过了一个星期我在北理工见到他,质问他吃过这些东西没有,才发现这家伙其实压根就没吃过,当年说的那么热闹完全是从梁实秋的《雅舍谈吃》上抄袭来的,到现在他也没吃过。
另一个思想上的差异,具体应该说这里各种什么样的思想都有,甚至一些完全相反的思想也能和谐地共存。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新生教育的时候,老师先说“在校期间不要轻易谈恋爱”。这本来是非常常见的老师家长观点,但紧接着老师就说“要有待价而沽的想法”,合着“不要轻易”是为了“卖个好价钱”。紧接着老师又说“就算谈恋爱也不要越轨”,这算是老生常谈的论调了,但马上老师又说“至少不要怀孕”。好家伙,这底线可够灵活的啊!
这里插一句题外话,据说大学不再干涉学生谈恋爱是从1990年开始的,原因是怕学生们“闲则生事”,干脆谈谈恋爱发泄一下精力。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真的喷了饭。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我是在食堂听隔壁桌两个辅导员在聊天。
一个人说:“咱们又是晒太阳又是饿肚子的结果,真没想到放开的是谈恋爱,让这帮孙子赶上了好时候!”另一个说:“可不就是,那时候做学生不让谈,现在学生能谈了,咱们他喵的成老师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英语演讲课堂上的,Adam随机抽取正反两方进行辩论,我和一个来自深圳的女生Jazmin是对手,辩论的题目是“是否应该允许随手丢垃圾?”我想这个题目简直是送分题,想都没想就选了“不应该”。结果Jazmin的论据让我目瞪口呆:
“我认为应该允许,因为中国城市中有很多清洁工,他们没有其他技能,依靠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生存。没有了随手丢的垃圾,就等于减少了这些人的工作机会,断绝了很多人的生存机会。”
Jazmin这个名字非常的罕见,我去查了字典才知道是茉莉花的意思,而且这个名字的发音,和她的中文名贾子悦正好差不多,真是一个绝妙的好名字。因为这场辩论,我跟Jazmin熟悉了起来,她也成了除了高雪以外我最好的朋友。后来我发现她真的是这样想的,而不只是辩论的需要。
Jazmin是这个么解释她的想法的:“清洁工这个例子也许觉得不好,但改成低端劳动力岗位,一切就说得通了。中国有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低端岗位,他们就不得不回到更加低端的农业岗位。因此尽管这些工作可能不太体面,而且薪资微薄,但依然非常重要。”
为了说服我,Jazmin告诉我一个故事。Jazmin爸爸在东莞开了一个工厂,有几百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很多人的工资都是每小时2元,拿多少钱全靠疯狂加班。生意最忙的时候,工人没日没夜全月无休,一个月能拿到600多元。按照任何阶段政治课本上的定义,她爸都属于“惨无人道的剥削剩余价值”,但他的工人都很开心,见到他会尊称一声厂长。
Jazmin的英语口语非常的好,可以毫无障碍地和Adam聊天,一些俚语和简称是我从未听过的。她解释说,她从小就是看着香港电视长大的,很多电影电视都是英文原版,看多了自然就会说了。不过,她的这个解释,反倒是让我明白了,她那些和我截然相反的思想是从何而来。
来了北京,我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而且你在西安也不大可能有这个感受,那就是“打电话难”。
宿舍楼有一部可以打入的电话,有事家里可以把电话打到宿舍楼,然后宿舍大妈就会用内部传呼机向宿舍喊话:“344宿舍的苏木下来接电话”。显然,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宿舍楼里,电话占线那就是常事了。宿舍楼下还有一部可以打外线的公共电话,这是一部偶尔出现在电影电视剧里的,时髦的投币电话,投入5毛钱硬币就可以拨外线电话。但很快就没有人用这个电话机了,因为它无缘无故的吃硬币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
真正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打长途电话。中秋节那天,我想打个电话回家,就和高雪一起去了魏公村邮电局。没想到,这里排队人山人海,都是北外、北理工还有民族学院的学生,队伍已经排到了大门外几十米。幸好有个下班的邮电局大妈指点我们,这个队伍已经长到晚上下班也不一定能打上电话,不如去苏州桥邮电局,那边虽然靠着人大,但是人大学生里面北京本地的比例高,没那么多人打长途。
果然,等我们用了一个小时找到苏州桥邮电局,这里只有二十来个人,听上去也是北理工的学生居多。打电话要先填个单子,写上要拨叫的号码,然后交二十元押金。轮到我的时候,值班的员工让我进到一个小亭子间里面,拿起电话等着就行。果然,过了几秒钟电话听筒里面传来嘟嘟的拨号音,又过了几十秒钟,拨通了医院总机。从出门去打电话,到听到妈妈熟悉的声音,我用了几乎两个小时,而且这还是在爸妈在家,且分机没有占线的情况下,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的我,本来并没有多少想家,这会瞬间就泪眼模糊了。
写了那么多不开心的事情,在结尾前写一个让你开心的事情吧。国庆节期间,我去北广找王宇晨玩了一次。北广校园和北外差不多大,但是她们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就是“我爱我家”的拍摄现场。
其实这个电视剧已经都拍完了,但是场地一直维持在了当年拍摄最后一幕的状态。我们去的那天,并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工作人员管理。因此,我到老付的办公桌前坐了坐,又在葛优躺过的沙发上也躺了一下,其实沙发特别硬还有一层灰,真的是一点都不舒服。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自己喜欢的电视剧里走上一圈,我觉得那天天不亮就出门到天黑才回到宿舍的奔波,全都是值得的。
你最好的朋友
苏木
1994年10月20日